而最大的不孝是“无后”！

    孟子以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章句上）据《孟子》赵岐注：“于礼有不孝事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不能传宗接代，断绝祖传血脉，当然罪莫大也。所以，这一点几千年一直是中国人矢志要做到的人生大事。

    “要知父母恩，怀中抱儿孙。”一个人，只有在自己也为人父母之后，才能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什么是养育之恩！

    当把自己呱呱坠地的孩子，百般爱抚时，自然会想到自己也曾是这样被父母所爱；当为自己的孩子唱摇篮曲时，自然会想到自己也曾是这样听着父母的歌谣生长；当为自己不谙世事的孩子进行启蒙教育时，自然会想到自己也曾是这样接受父母的教养。以子比己，以心比心，怎能不知父母之恩呢？

    当自己一次又一次为孩子洗尿布时，应该想到父母也是这样为自己不辞劳苦的；当自己一口又一口为孩子喂饭时，应该想到父母也是这样为自己全方位服务的；当自己一步又一步，扶着孩子学步时，应该想到父母也是这样为自己铺好道路的……由呀呀学语到背上书包上学，由走上工作岗位到成家立业，多少岁月，多少期望，多少心血，怎一个孝字了得？

    “无后”就能由孩子的今日推及自己的昨日，由父母的今日推及自己的明日，对父母无论怎样行孝，都是应该的。

    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孝道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在男耕女织，家国同构的时代，一个人要能忠孝两全，那就做到了仁。在孟子等圣贤及当时和以后的当权者看来，能够孝敬父母的人，一定会忠于君王，故而极力强调以孝治国。把对父母的孝类同于对君主的忠，因而把孝道引向了极端，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在不绝于史书的孝子中，有割肉为药为父母治病的；有弃妻而奉养父母的；有舍身为父母殉葬的；有在父母墓庐守丧三年的……《宋史·孝文传》载：有吕升者，“父权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有刘孝忠者，“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剧，孝忠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明实录》载：青州府日照县：“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肋肉食之必愈。用祷于岱岳祠，誓云：母病愈杀子以祀神。竟而母病愈。竟杀其三岁子以祭。”

    孝道之所以被引向如此残暴、愚昧、荒唐的岐途，全在于当权者的倡导。汉武帝曾下令各地“举孝廉”为官，历代沿续不变；唐太宗曾赐孝义之家粟；清自雍正帝始，各地举孝廉方正，授以六品顶戴……孝道竟演变成了一条为官之道。在成千上万的读圣贤书的仕子踏断科举为官的独木桥的时代，“举孝廉”不失为一条便捷的做官之路。无论如何克己尽孝，总比学子的十年寒窗九载熬油要容易得多。

    为了功名利禄，不孝得惊世骇俗，不会引人注意，更难以惊动地方“父母官”推荐“举孝廉”，所以，就把孝道这种人伦美德，异化为一种投机行为。在汉代就有“举孝谦，父别居”的民谣流传，历代披露的假孝廉更有不少。

    而历代当权者更是把对父母的孝敬，异化为绝对服从，以对应臣民对君王的绝对恭顺。“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孝道演变成了暴政的工具。

    今天，该是还孝道本原的时候了！

    无论在任何时代，作为子女都有孝敬父母的义务，这是绝对应该的和必要的。至于现代该如何做，还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孟子所处的那个男耕女织的时代，反复强调的老有所养，在现代社会已被各种逐渐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所代替。老人有退休金、养老金保障其生活，有医疗保险保障其治病，有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协会和老年大学保障其娱乐和学习，儿女们所要做的，不只是出钱送物，只要常回家看看，老人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对老人的敬，那还要子女潜心去做。困守空巢的老人，郁闷成疾的老人，长期见不到子女的老人不在少数，子女对老人的孝敬远远不够。在中国已开始步入老年型社会的今天，老年问题也是一大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