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章句上）百姓有地种，就不缺饭吃，就能养老育幼，就会乐业；百姓有屋住，就无流离之苦，就会安居。丰衣足食，是施行仁义教化的前提和条件。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是这个道理。

    养老百姓生存之欲，实际上就等于养其仁义。这是孟子思想的现实和睿智之处。他老人家并未提出竭泽而渔式的夺民田“充公”的激进主张，也未提出占民之宅让民去住“集体宿舍”，男女各归其“连排”，过军事化的生活。夺民之欲，其实就等于夺民之仁，民若皆变为匪贼，那就要变天了，岂不可怕？

    所以，养百姓之欲，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必不可少。

    为安民不可少，为安国不可少，为施行仁义礼仪更不可少。对此，史圣司马迁的见解深刻而具体。《史记·礼书》载：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养百姓，必先养百姓之欲。“太平盛世”，即为养百姓之欲之果；乱世恶世，即为夺百姓之欲之因。几千年的兴衰更替，能不发人深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