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无论其具体做过什么事、错与对、好与坏，都不要紧，都是可以改正的，可以原谅的小节，但如果无“羞恶之心”，在关乎个人名节乃至国家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出错，那就是不义，那就丧失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的良心，那就蜕变为非人了。

    周作人的大名，在今天并不陌生。曾经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偶像的他，为何会一度堕落为人人切齿、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呢？

    早期那个与其兄鲁迅一起激扬文字、改新文化的周作人，与那个后来把灵魂卖给魔鬼的周作人，真的是一个人吗？

    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只能他自己知道；他究竟失去了什么，那是路人皆知，那就是无义！无人格道义！无民族大义！

    无论当时和后来，有多少人为他辩解，但他丧失“羞恶之心”，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枪炮声响起来的时候，北平的文化名人几乎都南下了，但在这些在当时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人物中，却不见大名鼎鼎的周作人！

    文化界在翘首北望，社会各界也在拭目以待。郭沫若所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充分表达了各界对周作人的殷切期望。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文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郭沫若如此看重周作人，并非尽是溢美之辞，他的文学才华和成就都是公认的，他的人格和道德也都是高尚的。

    在以往的重大社会变革中，他无不表现出文人特有的气节。

    当发现辛亥革命，只革掉了那根在每一个中国人脑后垂了近三百年的辫子时，周作人愤懑地痛斥其本质：“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为共和。以今较昔，其异安在？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

    当目睹了张勋复辟帝制的丑剧时，他挥笔写下了：“天坛未洒孤臣血，地窖难招帝子魂。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闻蛙蛤吠前门”的诗句；

    当“首都革命”爆发，清廷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故宫，周作人以此举乃“极自然极正当的事”，驳斥胡适“欺人之弱，乘人之丧”的说法；

    当北京女师大学潮时，周作人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

    当“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送了这样的挽联悼念殉难者：“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既有悲痛，更充满了正义的愤怒；……那时的周作人，颇有些“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的使命感。

    但周作人并不是一个信奉主义的革命者。他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文化的揭露与批判虽然也是极其深刻的，对军阀混战的现实更是深恶痛绝的，但他只注重“人学”的研究。“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的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在周作人庞大的“人学”体系中，个体的人所阐述的是人的自然的生物的属性；人类的人，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即为人类的人，寻求二者的和谐与统一，正是周作人研究“人学”的目的。

    而如此严酷的现实，总使周作人心中的“自由”只是在“寻梦”。所以，他总脱不开一个“苦”字。作为他所构建的“人学”之中的人类之人，周作人是“自由”的，作为现实的个体人，周作人是难以“自由”的。二者的分离和对立，是周作人的痛苦和悲剧所在。

    一生活在对立的矛盾之中，周作人的人格发生了分裂。他能不“苦”吗？

    1934年，周作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写了“五十自寿诗”明志：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看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