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这一对矛盾，决定了他一生的“苦”和“悲哀”。不只是他，那几代知识分子，都深陷于这对矛盾难以自拔。他们一方面在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里是主宰，另一方面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充当奴仆，就像他们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样，是一种无奈，无奈的痛苦。

    一旦现实发生改变，以往所隐忍的平衡就会发生倾斜，不是逃避现实，就是被现实所改变。

    周作人的“苦茶”也吃不下去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把整个中华民族都推向了救亡图存的危机之中。

    周作人此时看到了他一贯推崇的日本文化的另一面，面对侵略者狂奔而来的铁蹄，周作人也曾不无激昂地指斥其为法西斯，力主“修武备”。“如耻之，莫如为仁。”（公孙丑章句上），周作人真的是在“为仁”吗？

    曾几何时，周作人即由激昂变为冷淡，由“用武力对付”转为“中国必败论”的鼓吹者。“当日之势岌乎，不能不和，战则不但不能抵黄龙府，并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于是，周作人开始热衷于为奸佞秦桧翻案，他“研究”发现秦桧“另有大志”。因此，他断言：“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如果这可以算作周作人做汉奸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他在此时谈论所谓的“隐忍哲学”则是其思想基础。

    周作人完全可以南下，但他没有！不愿“为仁”，他要干什么？

    他在刚刚沦陷的北平“苦住”，是为了所说的“护校”，还是为了“闭门读书”呢？或者又是被“家累”了呢？

    实际上，周作人在等待时机——“出山”。

    终于，机会来了。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有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迈出了“出山”的第一步。

    面对各界的声讨，周作人一直“隐忍”不发。

    1939年元旦，周作人遭不明身份者枪击负伤后，开始完全“下水”了。先是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继而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直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

    此时的周作人，人生定位不是发生了转变，而是完全颠倒了。

    此周作人已非彼周作人。

    他已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羞恶之心”，已经蜕变为一个十足的大汉奸。“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公孙丑章句上）只甘心充当侵略者的走狗和工具，周作人的无耻，是卖国的无耻，是无义的无耻！

    无论他的文学成就是多么辉煌，也不能替代他丧失“羞恶之心”的无耻。从人格上来讲，周作人的苟且偷生与那些面对敌寇屠刀英勇就义的农夫、村姑之类的奋起抗敌的无名者根本没有可比性，他们即使死，也始终未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而周作人当什么“教育总署督办”，已变成了侵略者驱使的“人役”，他连卖身投敌都不以为耻，还有什么再值得仿效和崇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