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孟子在离开齐国的路上，回答学生充虞的提问时，说得更明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无疑，这个必然要出现的能够辅佐王者的“名世者”，不是别人，“舍我其谁也”。除了孟子，还会有别人吗？

    的确，在孔子之后，儒分八家之时，“孟氏之儒”不仅与正统的“子思之儒”有公认的师承关系，连大儒荀子也承认；“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儒家学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孟子》一书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和发挥，别家之儒是无法比拟的。

    但到了西汉时，“独尊儒术”后，却未给孟子及其学说带来应有的尊崇。正像唐代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所慨叹的：“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传焉。”为何在经历了千年的冷落之后，到了宋朝，孟子才与孔子并尊起来了，其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孟子》一书被朱熹列为“四书”之一后，才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同为圣人，为何“政治待遇”差别如何之大？这是孟子及其学说的不幸？还是大幸？

    这还要从《孟子》一书中找答案。

    《孟子》的主题思想是宣扬仁政，希望统治者实行王道。尽管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孔子仁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孟子总以激烈的言辞，近乎绝对的观点，毫不留情地痛斥统治者的暴政，强烈反对争战和腐败，主张统治者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这些话统治者当然不喜欢听了。像：“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章句上）统治者当然是不爱听的；像：“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这样严厉的话，统治者能不觉得刺耳吗？像“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章句下）虽为至理名言，统治者听了心理能舒服吗？像“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滕文公章句下）如此可怕之事，怎能不让统治者惊骇呢？像：“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章句上）统治者当然不会承认实行仁义全是自己的责任吧！

    孟子的仁政学说，有着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并不全顺着统治者说好话，统治者当然不会自愿对他顶礼膜拜，而让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

    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让多少当政者如坐针毡；一句“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章句下）竟把统治者排在宝贝之外，统治者还能尊奉他吗？“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告子章句下）总揭人家的老底，人家能喜欢他吗？

    孟子说的很多是统治者不爱听的话，因此遭冷落。一冷落，就是千年！

    看来，说一些真话，就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纵是圣人，也概莫能外。

    不过，孟子毕竟是不容冷落的圣人，他的学说中也不全是统治者反感的内容，还有性善论，修身养性，忠君行孝等，也和孔子学说中那些内容一样，是对维护统治有利的。即使《孟子》中，那些听起来刺耳的话，其本意也是为了加强统治，实行所谓王道的。因此，到了宋朝，孟子开始被统治者超规格地尊崇起来了。特别是朱熹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与《论语》并尊，孟子也就升格为亚圣，与孔子一起称为孔孟了。

    朱熹亲作《四书集注》，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从而也就肯定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次序。由于子思的学说已失传，曾子学说传世的也不多。孟子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地位从此再也不可动摇了。

    在朱熹死后，直到清亡，孔孟之道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孟子》作为官定的儒学经典，不只作为仕子科举的标准教材，《四书集注》中的《孟子集注》，也是科举的标准答案。

    在千年冷落之后，竟有千年尊崇，可以说是不幸之后的大幸。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与皇权专制同为动态三角板块的儒家学说自然不能继续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了。民国教育开创者蔡元培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当时的南京政府随即明令禁止学校读经，行跪拜等孔子之礼。

    但辛亥革命是急剧的政治变革，尚未触动小农经济这个基础，儒家学说的变化也只在政治伦理层面上，世俗的、心性的层面尚未触及。在深受儒学影响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基础未变革以前，只急剧进行政治伦理层面的变革，必然会产生信仰危机，导致社会和人心的混乱。当时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等就这样认为。对此，显然不能一概斥之为复古倒退，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也印证了其观点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因而尊孔与批孔之争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