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军阀混战的严酷现实，使中国人更进一步看清皇权专制的本质，以及儒家学说与之共生共依的关系。因此，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明确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一次明确地把反帝反封建作为两大任务提出来，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实行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真正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反孔一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

    但尊孔者依然大有人在。特别是在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地要求要把“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武德”（智、仁、勇）等，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无疑，这些内容都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儒学再次实际上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到了1933年，南京政府又明令定8月27日传说中的孔子诞生日为国家纪念日，并开展了以尊孔，推行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从那时到1949年败退台湾岛，国民党政权的尊孔是一贯的。

    由于一直是由政权强力推动的,所以在世俗的、心理的层面上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比如被中国人至今作为国服的中山装，据说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在中山装上，也特意赋予了特别的寓意：胸前四个大兜，代表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胸前一排五个纽扣，代表了以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为内容的“五权宪法”；袖口三个扣子，则代表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三民主义”。显然，中山装所象征的政治意义，则是儒家学说与民主共和观念的协调统一。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孔子还是孔子，孟子还是孟子，两千年来是圣人，两千年后还是圣人，儒家学说早已汇入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之中了，它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犹如滚滚黄河、涛涛长江一样，气势磅礴，经天纬地，浩浩荡荡。

    我们今天也许不必再对孔孟顶礼膜拜了，但我们对孔孟依然像对待我们民族的所有先贤圣哲那样崇敬。

    我们今天讲《论语》、学《孟子》，就是在用心感受我们民族和自己血脉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