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丝剥茧(2)

　　我们马上向法院申请传票，指出罗纳涉案重大，请法官同意我们提取罗纳的血液样本和指纹样本。

　　法官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但是没想到纽浩斯家突然搬到了纽约，不过，警方只花了几天就找到了罗纳，并取得所需的检体。

　　鉴识结果显示，罗纳的血型为B型，PMG酵素分布为2—1型，和在死者身上发现的精液的血型分析相符。同时，罗纳的指纹与小刀刀柄上的指纹相符，毛发特征也相同。

　　根据这些证据，刑警逮捕了罗纳。同时，警方还在他家里找到了一捆鞋带，和一个仍留有少许汽油的油罐，经过化验，也和案发现场的证物相符。

　　找出嫌犯，在美国刑事制度下只算是破案破了一半，另一半是要在法庭上提出足够的证据及证词，让陪审员无从怀疑被告的罪证。要让陪审员相信检方的证词，还必须在法庭上用证据来证实被告的杀人动机、杀人手法及杀人机会。

　　检察官综合了各项证据，提出以下假设：当天乔安娜在夏令营解散后独自骑脚踏车回家，途中遇到相识的罗纳，当时罗纳正驾车跟在后面，他靠近乔安娜时问她是否愿意坐他开的车去兜风，乔安娜答应了，便坐上了罗纳的车，殊不知半途中罗纳产生歹念，将乔安娜带到树林中，把她绑起来，并强奸了她，怕她回家报案，便一不做二不休，用刀杀死乔安娜，随后又用汽油焚烧尸体。

　　但是这个假设需要乔安娜的脚踏车佐证。乔安娜不可能将脚踏车丢在路旁，因此，脚踏车很可能放在汽车的后车厢内。我们打开车厢一看，并没有发现任何脚踏车的踪影，但是车厢内的一块锋利金属板上，留着几片油漆片，有黄、红、黑这三种颜色。很可能是罗纳在搬脚踏车时不小心撞到了金属板而留下脚踏车上的油漆。但是我们找不到乔安娜的脚踏车进行比对。

　　破案有时需要靠运气。我们正为未寻获脚踏车证物而焦急时，有一天，当地一个居民在六十多哩外的野外跑步时，发现树丛中有一辆脚踏车弃置在路旁。警察拿回来后，乔安娜的双亲认出这正是乔安娜出事当天所骑的脚踏车。经过比对，发现罗纳后车厢内的油漆片与乔安娜脚踏车的油漆相同。

　　在这些证据下，检察官决定以成人的强奸杀人罪来起诉罗纳。但是，由于本案并无任何目击证人，全靠物证，检方对能否起诉仍无把握，便决定先由大陪审团审理。

　　美国联邦的刑事案件，大多是经过大陪审团的预审，经过大陪审团不公开情况下审理认定证据充足后，检察官才正式起诉。大陪审团由一般民众组成，他们可以审阅任何证据，并可以强制传唤证人作证，而被告在大陪审团的审理程序中并无宪法保护。目前许多州已取消大陪审团预审的做法，而率由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或证据是否充足，但是在处理许多重要案件时仍会先交由大陪审团预审。

检方的专家证人(1)

　　在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上替公设辩护律师作证，不过乔安娜案是我走马上任以来首宗重大凶杀案。我们根据物证化验结果逮捕了罗纳，罗纳却坚称自己无辜，罗纳的父母也向报纸记者说，警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人证或物证来逮捕罗纳。康州法庭以前也没有单凭化验结果起诉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审团开始传唤检方证人时，马上引起报纸和社会的关注。

　　在缺乏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大陪审团是否接受检方的起诉将完全依靠现场勘查及鉴识结果而定。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将所有的证据钜细靡遗的审阅一遍，觉得所有化验方法及结果都符合科学根据，并且完全可靠。

　　作证当天我穿上笔挺的西装，打上内人特地为我准备的领带，提着一个装满着案情资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赶到了法庭。

　　庭警将我带入一个安静的房间等候传唤。房间很安静，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份地方报纸一看，头版上赫然有一则新闻，标题为《李博士今天将在乔安娜焚尸案为检方作证》，文章并不长，上面说，“中国出生、台湾长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湾担任警官，后来赴美国深造，随即于纽海文大学担任刑事科学教授，数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将担任检方证人，向大陪审团提供该案的重要证据，此案能否成立将取决于李博士的化验结果，这将是本州首宗科学破案的重大凶杀案。”

　　文章十分简短，但却将我带回到从大陆到台湾的成长岁月。我手握着这张报纸，脑海中浮现出童年成长的漫长岁月……

　　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如皋县，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里相当富裕，颇受到当地乡亲的尊敬。父亲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亲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亲和母亲李王岸佛原已生了10个子女，1938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11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亲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一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一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母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我们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时，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间就过了3年。到了1943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姊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我在五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大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乘搭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全都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导这一消息，称这艘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噩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会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花了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飞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父亲就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的是一位从未出外工作过、年近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之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十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承担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姊姊工作，积蓄又少得可怜。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姊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贴补家用。

　　与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常常缺钱闹穷，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缝补补继续穿。用电也是十分节省，为了省电，我们小孩都围在一张圆桌上一起看书做功课，睡觉时间一到，得马上关灯。虽然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知道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忙里忙外不可开交，但是一有机会她就查问我们的学业。家里没有钱，买东西都要考虑再三，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文具或学费，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去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