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寂寞芳心(3)

　　小丽的父亲早逝，母亲艰难地将她兄妹几个拉扯大。她有一种很强烈的恋父情结，很喜欢老船工，觉得老船工温柔成熟，除了名分不给她以外，待她也还是体贴入微。其实，在内地的小镇上，小丽领着一个私生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在遭遇过好些对她不愿付责任的男人之后，从未享受过男女间温情的她，对这段陌路情缘备加珍惜。

　　“你要常来我家玩。他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平常只看电视，从不打牌，生活得很闷，我们最好能多在一起谈谈天。”小丽央求我。

　　后来，我听阿艳说，小丽在被包之前，也是一位“小姐”。不过，小姐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这段经历示人，大多只说自己在酒店当服务生。无论怎样，作为“三陪”小姐，她们的感情世界总是一片沼泽泥塘，渴望有情人的关爱与抚慰。所以，小丽虽然口口声声说看破红尘，但渐渐在与“老公”的朝夕相处中感受到男性与女性交往的乐趣。小丽直率地承认，她在一位比自己大30岁的老人身上，享受到了男欢女爱的人间真情。

　　分手时，小丽说：“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他不跟我结婚也好，何苦用一种形式把一对男女捆在一起……只要不是夜夜空房就好！”

　　夜读笔记（十四）

　　把小妾与夫君离别后的孤栖之苦写得有血有泪的，可以举出张淑芳的《满路花·冬》：

　　罗襟湿未干，又是凄凉雪。欲睡难成寐，音书绝。窗前竹叶，凛凛狂风折。寒衣弱不胜，有甚遥肠，望到春来时节。　　孤灯独照，字字吟成血。仅梅花知苦，香来接。离愁万种，提起心头切，比霜风更烈。瘦似枯枝，待何人与分说。

　　据《西湖志余》记载，张淑芳，贾似道妾，南宋临安（今杭州市）人，西湖樵家女，姿容美丽，能诗善词。贾似道仗着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在理宗选妃日，把美丽的张淑芳藏起来做自己的小老婆。贾似道专权多年，向蒙古军称臣纳币，祸国殃民，失势贬官后被暗杀。贾似道贪婪荒淫，在西湖葛岭筑有“半闲堂”，规模宏伟，深宅大院内姬妾成群。张淑芳知其罪恶昭彰，必败露，便营建别业以隐藏身迹。贾似道死后，张淑芳把别业改为寺庵，自度为尼，其行踪罕有知者。

　　她留下三首词，除上述那首之外，还有一首《更漏子·秋》，大约是贾似道死后为尼时所作。另有一首《浣溪沙》，估计是在半闲堂时写作的——

　　散步山前春草香，朱阑绿水绕吟廊。花枝惊堕绣衣赏。　　或定或摇江上柳，为鸾为凤月中篁。为谁掩抑锁芸窗？

　　上半阙白描“半闲堂”的寂静环境，下半阙慨叹失去自由的悲苦身世，直到今天还弥漫着一片凄凉落寞的味道。

第十八章 十九岁阿妹去意彷徨(1)

　　阿妹是湖北黄梅人，鞋匠小于的小老乡，今年19岁，居住在邻村的一幢出租房内，是我暗访时发现的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二奶”。一般女孩子读大学一年级的年纪，她却已经让香港人包了３年，如今进退两难，不知何去何从。

　　走吧，毕竟和他有３年的感情。留吧，明明知道这只是一个温柔的陷阱，既没有做女人的尊严，更没有生活的明天。在一种无法诉说、无从解释、无可奈何的生存环境里，她不断忍受灵肉撕扯的煎熬，并愈来愈感觉到脚步的沉重与心灵的酸楚。

　　2月20日傍晚时分，在邻村阿妹家楼下的四川小饭馆，由我埋单，和阿妹、鞋匠小于吃饭聊天。这次聊天是住我楼下的鞋匠小于一手安排的。他见我独来独往，十分寂寞，便好心地介绍阿妹给我认识做朋友。阿妹身高1.55米左右，胖乎乎的，体重肯定超过55公斤，脸上还挂着稚气的笑容，就像是一位惹人怜爱的邻家小美眉。

　　“阿敏姐，你在深圳待了多少年？”她扬脸问我。

　　“８年。”

　　“哇，你肯定认识些人，帮我找个工作吧？”刚认识我不到半个小时，阿妹就央求我。趁着鞋匠点菜的间隙，她悄悄告诉我，大年初四她赶回老家打胎，被父母骂得半死。她也认为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决定独自找工，再慢慢与他自然分离。

　　我问她究竟怎么会走错路？阿妹盯着饭馆外来来往往的行人，眼中渐渐溢出泪水。

　　我很想嫁给他，就跟他不死不活地挨了３年。他是香港人，自己买了辆货柜车，跑单帮，生意并不太好。他跟老婆分居多年，有一个12岁的女儿。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挣到多少钱。

　　他害了我。刚开始跟他时，他说自己在分居阶段，在香港的法律中，分居５年以上算自动离异，现在这种事情他提也不提。我想，他根本不会给我一个结果。

　　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床上谈心。他忽然看着我说：你也19岁了，在家乡如果有合适的男朋友，可以找一个，跟着我这个又老又穷的人，有什么意思呢？听完他的话，我心里很难过，眼睛很疼，想哭，可是我强忍着，我不敢哭，不敢在他面前哭，因为他多次说过，他最讨厌女人哭，女人的眼泪是会让男人倒霉的东西。所以，我将泪水一点点咽回到肚子里，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也就在今年春节前，我怀孕了。打电话告诉他，他叫我自己考虑。我心中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办？电话里，他直率地说出他的忧虑。他说：我没有给你名分，也没有钱，我不想让细佬仔（小孩）受苦，别人家的细佬仔过得那么好，比不上人家，我们自己心中都不好过。

　　我的眼泪哗哗地掉了下来，我知道，他不仅是无奈，内心也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只好提出回家乡打胎，他给了我5000元。我回到家中，将孩子流掉了。

　　年后，他打电话叫我回来。我又问他，假如我再次怀孕了，怎么办？他好像很烦，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以后注意一点，要戴套了。但是，真正上床时，他又好像忘了这件事。我害怕怀孕，不知道怎么避孕，他也从来不教我。

　　（一）

　　算起来，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两次被包的“历史”。

　　她家有六朵金花，这在农村，注定了受穷。她是家中的老幺。13岁出门闯世界，先后在江苏、浙江与广东珠三角一带打工，1998年春节过后来到深圳淘金。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孩，只要有点钱就寄回家去。

　　国内众多的媒体曾经告诉我们打工群体的进步：80年代求“生存”，90年代求“发展”。据我考察，在90年代，来自农村的打工妹们虽然被冠以“发展”的主体，但她们的结局不容乐观，她们仍旧生活在发展的边缘，随时可能沦为被抛弃的多余人。就像阿妹，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因家贫不得不中途退学，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动力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很容易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