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你！”我的口气略带巴结。

    　　“多谢。”阿婷笑了笑，又叹口气说：“一个人好苦命哦！”

    　　“怎么不叫你妈妈来帮忙？”阿姨问。

    　　“我嫂嫂上个月刚生了宝宝，我妈肯定是要帮她的。但嫂子很通情达理，叫我妈下个月来帮我。”

    　　阿姨狡黠地笑，似乎看穿了一切：“是不给钱不来吧？”

    　　阿婷并不回避经济问题：“肯定要给的，我刚寄回5000块，给我嫂子生孩子当祝贺礼。我每个月都要寄钱的，我哥去年结婚，我还给了1万块。”

    　　“真是个孝顺女！”我说，不是恭维，是真正的佩服。

    　　阿婷用手梳理着一头长碎发说：“不孝顺又怎么办？我哥是建筑工人，失业了，嫂子没钱，我妈我爸又都在农村。”

    　　“你今年多大了？”说起来，她真是个“牺牲我一个，救活全家人”的苦命女人。仗着自己是大姐，我又涎皮赖脸地问她。

    　　“23岁。”

    　　“老公大你几岁？”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盘查户口，让人讨厌。

    　　“20多岁！”阿婷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

    　　“真有意思，香港回归了，你们一家也回归了。”阿姨笑着说。

    　　“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的兴趣越来越浓。

    　　“在香港当建筑工人。”

    　　（二）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阳光熨帖而脉脉温情，如同情人的手掌。

    　　“你现在是一个人？”阿婷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在我差不多问过她“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她也很关心地问我。

    　　我点头称是，将刚才讲给阿姨听的自己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地又讲述了一番。我讲漏了的，或者说编得不够圆的地方，阿姨不时插话修正或补充。

    　　“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年纪轻轻的阿婷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

    　　“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说自己为妙，我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她身上，仿佛有些漫不经心地问她。

    　　“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中“二奶”群落里被包养的最高价钱。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像比赛一样，阿姨赶紧表明：“我女儿也有5000块，房租也和阿婷一样，是老公交。”阿姨的脸上，有些得意之色。

    　　我问她们，村中已“嫁”女人的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很肯定地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

    　　我很吃惊：“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

    　　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

    　　这个上午，我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过分热情地对阿婷说，我是个闲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

    　　“明天早晨吧！我午睡要睡很久的。我住在90栋楼的二楼，你在楼下一叫我就会听见。”

    　　第二天上午10点，我拎着在村口买的一袋提子和芒果，站在90栋楼下叫阿婷。阿婷见我带来水果，很开心地收下了。她盘了头，整个人利索不少。大大的孕妇裙罩在她并不算大的肚皮上，有种夸张的感觉。

    　　我像个真正的“三陪”呵护着阿婷，出人出的士费还出力气。这些天来，临盆前的阿婷竟然是一个人去看医生吗？村中出租屋里的那些外地女人生孩子，难道都没有人照顾？对于准妈妈来说，远在异地他乡，丈夫在香港那边，孤身一人，要多困难就有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