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林业大学 王美鸥
一
当我睁开眼看世界,满目的黄土,满目的衣衫褴褛。没有充足的物质,没有足够的食物。20世纪80年代,我出生在辽宁省西部朝阳县的一个贫瘠的小山村。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然而到了我们这一代,由于人口激增,这大山已经承载不了人们太多的需求。大山的产出周期太长,树木不能随便乱伐,青青的小树苗还要很多年才能长大。深陷大山的村庄给了人们遮风避雨的家园,但却不能使人们吃饱穿暖。
父亲只有背井离乡,到外地的建筑队靠体力挣几个钱,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母亲留在家里,操持着家务与农活儿,还要照顾年幼的我。我刚出生的时候长得很小,加上营养不良,乡邻们都说难养活,老人们都劝母亲扔了这羸弱的孩子,免得养不了几年死掉了白养活。可妈妈终究不忍,坚持要把我养大。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命贱如草,多少次闯过生命的难关,才能够一点一点长大!
母亲的勤劳善良令人羡慕而且赞叹不已!也许每个儿女都会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可我的母亲的确如此,她对奶奶的好是众所周知的。直到奶奶去世,还有人感叹:“这样的儿媳妇少有啊!”
童年时候最开心的事莫过于与伙伴们在一起捉迷藏。我们的藏身之地是墙外那片田地中堆起的柴垛。尽管每次都弄得浑身脏兮兮的,仍然乐在其中。夕阳也为孩子们的笑声而醉了,洒下一片金黄。直到母亲站在大门口喊我回家吃饭的时候,才和伙伴们依依惜别。
读小学的时候便懂得穷人家的孩子会被人瞧不起。班里一个同学的家住在半山腰,一个矮小的土坯房,大家都叫他“山兔子”。每当此时,我不敢吭声,怕搞不好也被人取个什么外号儿来。
父亲用打工赚的钱供我上学。他是个十分严肃的人,至少对我是这样的。对于他的话,我必须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顶撞。长大以后看到电视中的父女亲密的关系,我不敢相信父女之间还会有如此的感情和亲切的行为,那令我羡慕并且向往很久。不过有父亲在家里总是件快乐的事,母亲也显得不再那么疲惫,脸上多了些笑容。父亲出外打工见过些世面,他坚持让我读书。
六岁那年,我到离家几里外的学校读学前班,是妈妈扛着家里惟一的一个木椅送我去的。我们没有课桌,写字看书全放在自己的腿上,印象中的那个教室小而且没有多少光亮。老师姓郭,是位女教师,单眼皮,梯形脸。在物质缺乏的地区,人们很容易崇拜金钱和权力。刚刚进入学校,我们就开始感受到社会的复杂。就在我们为了“六•一”儿童节排练舞蹈的时候,同学杰和她的母亲出现在门口。不记得她们说过什么,看得出郭老师对杰的母亲很是热情,然后转过身对我喊了一声:“你!别跳了!”。杰跑过来抢走了我手中的彩带。伙伴们都说杰的母亲是大队干部。没有解释原因,我这穷家子弟就失去了机会。
第二年,郭老师不准我升入一年级,理由是我不滿七周岁。可丽比我还小却早就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了,她比我优越的就是她家富有一些。类似的笑贫欺穷事情还有一些。
那年夏天,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悄悄地抹了泪水,拉着我的手走出校门。
大概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说那位郭老师抛下她的孩子跟别的男人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但对于她曾经对我们穷孩子的做法,却在我们小小的心灵中留下阴影。看来有些做老师的也未能免俗,她对贫穷的憎恶和躲避代表了一些人的心态。
我有一个很好的玩伴,她叫娟。父亲在集市上卖肉,养活六口人,母亲有精神病,大概只有我愿意去找娟。她两个姐姐那时已经出嫁,哥哥是村里惟一的大学生。我喜欢听他哥讲话,喜欢他说他在大学里的事情,那对我似乎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又像顽强的种子一样埋在我的心里。我对他那些厚厚的信和奇奇怪怪的邮票兴奋不已。娟常到我家,她教我做菜。我害怕雷声,下雨的时候她就会跑过来和我做伴。
再后来,一个冬天,娟的妈妈不知道去了哪里,第二天发现她的时候,已经冻死了。娟的家在她哥毕业后搬走了。
二
让人欣慰的是,小学毕业时我的成绩还好,很顺利地升入初中。
初升的太阳是那样的平和而自然,在那条崎岖的路上,它伴我走过了九个春秋。学习总是件快乐的事,即使日复一日,平淡无奇。临近中考,同学们都在努力地复习,我也紧张而又渴望着。父亲要我报考中师,这显然与我的理想有着严重的偏差。夜里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叹口气,轻声地说:“一个丫头,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将来有个工作就行了。”
中师的录取分数线虽高于高中,但我担心的却不是分数。中考结束了,由于我的体育成绩不合格,未考进中师,反而被县高中录取。在本校众多的考生中只有六人被录取,我以为父亲还是会高兴的,可一顿训诉仍未避免。
我是带着无限的热情与憧憬来到百里外的县城的。高中的学习生活也许不算是美好,可发生在自己以及周围的事让我有了更多的认识。快乐也好,痛苦也罢,我感谢那些曾经发生的事。随着所学课本知识的增加,心情愈加灰暗起来,我更清楚高考将是怎样的结果,但是我不懂它究竟会带给我什么。除了这样的等待,或许别无选择。我只期望有一天能为自己插上翅膀,飞上我想要的蓝天!
我终于在千军万马争渡的独木桥上摔了下来。1999年7月的夏日,我真正地感受到了阳光无情的炙烤。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的心像是空了,思维停止了。我没有希望,没有未来。那时我十九岁。
呆在家里,我享受着家人的纯朴,体会着他们的爱,可事实上,母亲的笑容少了,而父亲显得更加苍老。太阳未升起之前,我和母亲早已在田地里除草。除此之外便无事可做。
我的同学该走的走了,没走的在学校复读。我的心隐隐地痛着……。
初中时的一个好友在北京打工,听说在那儿的电脑培训班学习,学校负责推荐工作。只想一下子逃离的我,尽管父亲不放心、母亲很担忧,我毅然决定离开了家乡,去上我的“社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