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没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子轩退学的场景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海南，初秋的一个下午，晴。老师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学校。我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一路上都在考虑该说些什么，怎么回家。想着想着就烦了，我们当家长的招谁惹谁了，凭什么动不动就被老师召来唤去？

    牢骚归牢骚，我还是尽量让自己镇静再镇静，但心跳不止，像是走向拳击台。

    照面的第一眼，我看见孩子正在接受罚站(后来才知道被罚站过N次了)。他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教室里上自习的孩子从门窗探出头来看热闹，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请到学校来，子轩的同学感到新鲜。子轩神情木然，下意识地抠着手指甲，不知那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老师远远地站在子轩的对面，看上去还在生气。

    我和老师打过招呼后场面就僵住了，双方都在端着。我心想，不是叫我来吗？人来了干吗又不说话？她也许在想，你总算来了！那些当领导的家长电话里一声传唤都得乖乖地来听吩咐，你摆的是什么谱？看今天的残局你怎么收拾！相持了好一阵，还是对方先开口了。

    “你说怎么办吧？”老师扭着头，眉宇微皱，不耐烦的表情里略带一点委屈，但手是背着的。

    这个姿态让我想起了中学的一个同学，她上学的时候经常挨老师训，一哭就抽鼻涕，后来当了小学老师，训起学生来也背着手。不过那个时代的老师也就敢对学生有脾气，出了校门挺自卑的，找对象打分超不过一个商店的售货员，训家长没自信，更不敢训工人阶级的家长。此一时，彼一时，在今天有些名气的学校里，工人阶级家长几乎连挨训的资格都难得有了，想挨训的起码也应当是个中产，比比昔日的老大，我似乎该庆幸自己没沦落到“弱势群体”才是。

    我们谈了几句，互相找不到感觉，那种错扇子怎么也合不拢的感觉。

    老师在等我承认家教不严，教子无方，似乎在等我求情许诺三番后再酌情拿捏。

    我心里面直搓火，狗拿耗子，与我何干？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不该来学校，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当家长的必须听从老师传唤，可是明摆着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矩，随叫随到，我这不是也来了吗？此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教育学者的耻辱，更是一个当家长的耻辱，一个普通人的耻辱。

    既来之，我还是想和老师商量着解决问题，我想听她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只是说她横竖教不了这个孩子了，让我带到校方发落，另请高明。我本来想跟她解释我们家长没有教唆什么，真的！孩子也不至于成为什么“犯”，事情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还有许多措施能让他重新改好，只要我们学校家庭达成共识、好好配合的话。其实我真想质问她：“子轩可是以全校拔尖的入学成绩进到你的班上来的，怎么才半年工夫就变成这个样子？就算我们家长有责任，难道你们当老师的就没一点责任？这样的学生你们教不了，你们想教什么样的学生？”知道这话一说出口肯定要吵架，到头来不仅不解决问题，只能吃不了兜着走，最终倒霉的还是孩子。我忍了。

    老师看上去压根儿就没有跟我谈话的意思，她背靠的教室里摆了70张桌子！子轩从原先的第一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调整到最后一排的墙旮旯里。

    这是一所省重点学校，超编的名额一个卖价3万块钱，行情看涨，供不应求，还有若干附加条件，成绩太差不行，调皮捣蛋不行，家长不懂事也不行，就算花了钱还要托关系。这样的学校不缺钱，中学老师的奖金收入比我们大学老师高，在社会上虽然没当官的牛，但是在校门里面可以训那些当官的家长，有足够的理由自豪。

    尽管是重点中学，可毕竟是这所师范学院的附中，大学里的老师怎么没那么牛呢？大学生一旦进了大学似乎也不及在重点中学里那么受宠。我的同事们自嘲自己是“附师”的，虽说是本末倒置现象，但是见怪不怪，整个社会都这样认为，硬要去追究什么道理，就等着吃眼前亏吧。

    老师还在那里等我出牌，以逸待劳。

    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此时此地该扮演的角色，我是她传来的，她今天传我来是要拿我找找某种感觉。面对此情此景，除了调整心态低头当一回孙子发誓赌咒再多放点血，我估计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于是，我说出了憋了好久的话：“你学过教育学，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谁说的？”老师有些激动。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她：“这是一个教育家的话，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说罢,没有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