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几个月，我不断提醒他该认真地考虑自立的问题了。为让他体面地混江湖，我除了按月支付答应给他的“收入”，还为他买了身不错的西装和一双名牌皮鞋，借给他了一台旧电脑。

    18岁的生日一天天逼近，我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他在忙什么，只知道他的手头越来越紧。他老是说没钱了。我马上有所警觉，见面时问他是否在外面借钱了。他说他从他的表哥那里借了2500元买了部手机，还借了我的一个当软件公司老板的老友800元，电脑也让他给卖了。我当即就拿出钱给他，让他去还债。

    又给了他一笔买二手电脑的钱，借我朋友的钱他在我眼皮子底下还了，但他没有向他的表哥还钱，现在还没还我不知道。

    子轩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我也在时常考虑，尽量把他往好处想。他交的朋友大多数是大学高年级的学生，也有研究生。这些孩子的手里都有钱。

    那个时候正好赶上网络泡沫，互联网一哄而上，比着“圈钱”“烧钱”。早年在网络游戏中驰骋的寂寞高手、“黑客”，这时被媒体追捧成了数字英雄、网络精英。这些人中，有经营头脑的办起了公司，想起个点子编成动人的故事就能贷款、融资，不少人发了大财。没大想法的小精灵们，凑鸡毛攒掸（胆）子，打出了“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旗帜，招摇过市，要了高薪还要股份，转眼一个个都成了“成功人士”。金钱的诱惑搅得高校的穷学生们再也坐不稳冷板凳，纷纷出外兼职打工，只要懂一点编程，在中关村的公司里找个活儿挣些小钱很容易。

    北大、清华的网络玩家自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谁找上门来须先开出价码后说事，没见大家都忙着吗？他们很会说话：“丢自己的人事小，丢学府的脸事大。挣个吃大排档的钱，还叫我们在学校里怎么混嘛，是不是？”

    确实是，当时清华的学生中月收入上万的比比皆是，一个月挣两三千的哪还敢放声。子轩赶在这个聪明人头脑发热的时代，混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想必也是被大把的钱烧糊涂了，他也许在想，当不上万元户当个千元户也行呀。于是尽管日常消费的压力巨大，他也要打肿脸充胖子硬撑着。他不愿意蹭吃蹭喝，我给他的钱估计几顿酒局就造光了，剩下的光阴，逼得他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今天给这个打下手写两行简单的程序，明天又跑去给另一位“攒书”，制造文字垃圾，以苦劳抵了吃喝。

    等他在我这里再也拿不到钱的时候，他没法再撑下去了。毕竟是一群酒肉朋友，“AA制”是交往的基础，可以想像在他“买单力”出现疲软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非常警觉地作鸟兽散。这时候，他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咀嚼世态炎凉，实在无路可走，他想起了亲人，想起了教育。

    要完了我答应给他的最后一笔钱，子轩再也没有找过我。18岁的生日到了，我以为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能够见到他，我准备叫上朋友，开上两桌，为他举行一个成人典礼。但是，连打了几天电话都打不通。不知那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后来是在电视上知道的，他在中关村找过一份工作，每月900元。

    回想从进京到现在这段日子，我突然发现我们见面有一个规律，他有钱从不主动来找我，来我这里很少空手而归。以前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现在的大学生写家信惜墨如金：爸，没钱了。落款都省了。是不是都这样，这茬孩子怎么了？我一直没想明白。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底。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栏目组找到我们，邀请我们父子二人去上海做了一期节目，回北京后，在火车站，我把上海台给邀请嘉宾的500元出场费给了他，子轩接过钱，消失在人流中。不久，央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播出了有关我们的报道，当时许多媒体找到我想进行采访，尤其对子轩感兴趣，但是找不到他。

    年关在即，我打了多次电话终于见到子轩，我转达了老人的意思，约他一起回老家过年。他说把路费留下就行了，他可以自己走。子轩看上去像是有心事，说话吞吞吐吐，但是什么都没说，拿到路费转身就走了。

    我独自回到烟台，到家后老人头一句话就问：“子轩呢？”我说可能过一两天来。到了大年三十没见人来，我想他是去兰州母亲家了。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没说什么，但母亲看出我的心思了，她对我说：“这也没有不好，你不是年年来看我吗？”春节期间，子轩的奶奶想和我商量子轩来烟台上学的事情，我坚决表示反对，由此招致家里人的轮番“攻击”，面对亲人的不理解我有口难辩，郁郁寡欢返回北京。也不知道子轩的新世纪第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