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调节器无可挑挑剔地工作着。一个身穿绿色短上衣的黑人服务员走进来,摆好饭菜,在我面前放上冰镇啤酒。走出去的时候,轻轻地随手将门关上。车轮单调地撞击着。窗外是非洲的夜幕,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不能睡觉,必须小心!
第二天稍稍过午,我坐上了白人司机的出租车。说了地址,作好准备等待今后的命运打击。托尼不知会怎样迎接迷途的浪子?
我们行驶在市郊的滨海大街上,海洋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没有任何人阻拦我们,包括巡逻的警察。或许,我总是把世界想象得太黑暗了。付了司机钱,我推开小铁门,弗雷德专注地浇灌着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他一边睁大眼睛看着我,一边往花坛里浇水。
“您钻到哪里去了?”弗雷德凶狠地喊到,“飞机晚上就到,得给托尼打个电话!”
他扔掉水龙头,朝平房跑去。
我轻轻地出了口气。过去了……晚上飞机一到,我就将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家,到哪里都可以。只要活得稍微像个正常人,可以穿军装,也可以在马克斯·霍夫曼的部队。没什么可怕的。
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左右,托尼·沙菲尔的“雪铁龙”急驰而来。
“猪猡!下流的猪猡!”他还没下车就叫了起来。他推开门跳下车:“这么长时间你溜到哪儿去了?!”他一拳将我打倒在地板上,用脚猛踢。所有经历过的恐惧又向我袭来。要为生存而抗争。我抓住托尼的脚,用尽全力将他掀翻在地。他仰面摔倒,脑袋碰到石头上,我的拳头落到他身上……
“你敢!”弗雷德大喝一声,“小心我毙了你!”手枪在他手上一晃,“晚上飞机就到了。”
“蔡杰尔在哪里,你这个败类?另一个人在哪儿?”托尼呻吟着从地上爬起来嘟哝道:“白痴,我已经通知警察你们逃跑的事了。现在怎么办?”
我擦了一下被打破的脸,坐到藤椅上。
“蔡杰尔来不了啦,”我告诉他,“一次不幸的事故。已经把他埋了。”
盛怒过去了。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古特的证件。
“钱呢?”弗雷德脱口而出。
“都在他那儿,可以从我第一次工资中扣掉。”
托尼用手绢擦着被打破的嘴唇,一瘸一瘸地走向另一把椅子。
“我就知道会这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你们到这儿是要找什么人弄点钱。可当时我认为你们已经干完了自己的事……是在逃命……”他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晚饭,弗雷德!”最后,他用疲倦的声音下了命令。“我们还有一小时的时间。”
太阳刚刚落到地平线上。被霞光染得通红的大海在远处翻滚着。天涯海角!当我离开海岸的那一刻,也觉得自己身在天涯,永远回不了家啦。我的来路已到此结束,但我还得靠这条路返回去。调色板黯然失色。极度的忧郁吞没了我---我将消失在这块大陆的深处,谁也不会知道我的生命是怎样结束的。
弗雷德尽其所有摆了一桌:一盘奶酪和一盘火腿罐头。后来又拿来一瓶南非产的威士忌,我们便默默地喝起来。也许,他们看到我哭丧着脸,想提高一下我的情绪。一瓶酒已喝干,晚饭还没有吃完,可情绪也没提起来。没什么话可说。威士忌的味道极难闻。后来弗雷德将我们送上了汽车。
晚上七点半,在伊丽莎白港机场长长的跑道上降下了一架没有领属标志的“维斯康特”运输机。放下起落架。托尼把我的证件递上去,轻松地说:“您好好看着他!这可是个亡命徒!”我无助地看了一眼异乡的天空,一些巨大的不知名的星星在天空中闪烁。跑!可往哪儿跑呢?我吃力地爬上了舷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