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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 |
| 来源: 作者: 白天 类型: 其他 发表: 2005-12-17 浏览: |
正文 第一章 获罪 1958年4月下旬，由兰州西去的一列火车上，乘坐着甘肃日报社新近被定为右派分子的 6个人，他们原都是甘肃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其中一个年轻女性就是我了。我和我的丈夫 王景超坐在一起，我们 全都没有卧铺--确切地说，都已失去了享受卧铺的资格；火车长时间的颠簸，使每个人都 十分疲惫。我紧紧地靠着他，斜倚在他的肩头上闭住了眼睛。在公众场所，我从未和他这样 亲近过，现在，我还想跟他更亲近一些，因为我们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却将劳燕分飞。偶 尔袭来的睡意总是瞬间就消退了，我哪能睡着呢。我们相聚的时间没有多少个小时了，到 了酒泉，他就要下车，当时报社要他去劳动教养的地方是酒泉夹边沟农场。作为报社的头号 大右派、极右分子，他已被开除公职，报社已与他一无干系。他将怎样走完他的人生之旅? 我们将怎样从我们共同的苦难历程中拔步行进?此时，我们都没有想它，我们也很少说话， 一切都在默默无言中。但我们是多么珍惜这最后相聚的20多个小时，如果我们知道这将是 我们生命历程中相聚的最后20多个小时，我们将会怎样充分地使用这20多个小时的分分 秒秒!啊，变幻莫测的人生，难以逆料的生离死别! 才刚过去的1957年夏天，风雨如晦，我们在未能逆料的政治风暴中遭了难，共同的罪名将我 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我为他蒙受的奇冤和屈辱痛苦得心都碎了，他由于我是受他牵连被划 为右派分子而悲叹不已，我们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小集团，还被起了个不太美妙的名字--“ 黑社”，我被划入“黑社”，完全是由于我是他的妻子。 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我曾随甘肃代表团到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全报社去了农村部 的副主任曲鹤云和我两人。在那个年代能去北京很不容易，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所以能 去 ，是因为那一时期我在工作上表现突出，我在甘肃农民报主持编二版，在农民报内部红旗竞 赛中，二版屡得红旗，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奖励了一支浪琴牌钢笔。甘肃农民报是甘肃日 报社的一个部门，接受甘肃日报社编委会的统一领导。 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心情格外激动。让我欣喜的是，景 超1951年在庆阳报道土改时认识的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杨允文，也出现在代表团内，我们已是 老熟人了。我们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大旅社后，第二天随团参观，开始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大 开眼界。两三天后，虽觉得每个展室都有新套套，但心里急着想到北京有名的景点去玩玩看 看。北京还有我兰州女中的几个同学，一定要见见面。而参观的日程安排很紧，几乎没有多 少闲空，这样，后来便不得不放弃有些参观自由活动了。和我同来的农村部副主任曲鹤云， 是才从 县上调来不久的党员干部，我们原来接触极少，不熟，要自由活动得有个伴儿，最佳选择便 只能是杨允文了。杨允文也是首次来北京，和他在一起，他口口声声说我是他“好友的妻子 ”，我们拿着北京游览图找故宫、天坛、颐和园，他总能很快找到，并弄清应坐哪路的公 共汽车就能到达。在颐和园，我们租了小船，荡舟在昆明湖上，是他自由挥动着木桨，我们 在岸边杨柳依依、风景如画的昆明湖上流连了两三个小时。我要找同学，有的同学住在胡同 里，北京胡同如蛛网般，进了胡同，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但他分得清，并能耐心地询问 ，帮我一定找到。记得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刘昆的宿舍，就是经他帮助找到的。刘昆的爱 人束沛德出差在外，我在她家住了一夜，畅叙别情。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还一起到北海公 园走了走。找到了在中央气象局工作的党贻，当晚她还带我找了住在附近的于沪生。于沪 生 在北师大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在马恩列斯理论编译局工作。当时，北京正有大量的荔枝上市 ，每斤三毛五，物美价廉，我平生第一次吃杨贵妃吃过的鲜荔枝，真是吃得惬意极了。党贻 当时还没结婚，我和她在大宿舍同睡一床，第二天她上班，我自个儿回了西苑。 在北京，我们也和报社在京的二位同志见了面。第一位是副总编辑叶滨，当时他正在中央党 校学习，听说我们在西苑大旅社住，他特意赶来同我们见了见面。第二位是在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系学习的杜修文，他是工农干部出身，陕北人，是我和曲鹤云去学校找的他。当时已是 晚上，林希翎正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说，杜修文不屑地说及此，显然很反感。当时，我们尚不 清楚林希翎何许人也，没有说什么看法。 在参观农业展览馆期间，各省的代表团还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 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一起照相。我们得到这一信息，非常激动，一直在急切地等候 安排。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上午通知大家不要外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要接见。 10时左右，大家坐车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前，草坪上早已摆好了呈半圆形阶梯式的长凳。甘肃 代表团因为有少数民族，我们的团长就是回民，是民政厅副厅长马淳靖，照相时受到优待被 安排站在最中间，女同志站前排。我的前面就坐着周恩来，左侧前方是毛泽东的座椅。此时 的中央领导人大都五六十岁，他们的面色红润健康，显得都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十分和蔼可 亲。当周恩来来到我面前将坐未坐之时，我真想伸出手去和他握手，因接见前已有叮嘱而作 罢。领队曾告诉大家，如果毛主席、周总理同每个人都握一下手，他们的手会握疼的，最好 不要主动和他们握手，我就听话地没有伸出手去握。 在我们来北京之前，5月1日，中共中央已在报上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 报》闻 风而动，连续配发社论，鼓动知识分子及各民主党派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我对这 一运动，尚未在意，没放到心里去。及至到了北京，对整风这样的国家大事早已置诸脑后， 报纸当然是不看的。到我们临离开北京时，《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 发表，中共中央已公开发出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号召，我仍浑然不觉，根本没有意识到反右 派跟自己会有啥关系。 从北京回来不久，报社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积极参与，对 党的号召积极响应。此次领导上号召帮助党整风，我仍真诚地响应号召。此时，甘肃农民报 的总编辑薛剑英、副总编辑流萤，我们原来相处都不错，工作上合作得比较协调。特别是流 萤，他脾气好，我学画版样都是他手把着手教的；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愿意向他讨教 ，同他商量。可是，1954年，宁夏同甘肃合省，从宁夏来了个女同志×××，也被放在了副 总编辑的位置。此人资格比流萤老，贫农出身，也曾是大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她原 来在宁夏一直搞妇联工作，不懂新闻，她的丈夫××，原为宁夏日报总编辑，来甘肃后，被 任命为甘肃日报副总编辑。不知为什么，×××来甘肃后，愿意改行搞新闻，就安排到甘肃 农民报当了副总编辑。我从1952年开始独立编版，已能独当一面。×××作为副总编辑，每 期报纸的大样，她都要过目审阅。但是，作为新手，看大样时常常出错，通顺的句子，她会 改得不通，有些政策问题的提法应十分确当，经她改动一两个字，就变得似是而非。我作为 二版的负责人，对于由她审阅大样感到非常为难，对她改过的大样，我们如有不同意见，认 为改错了或有不确当处，会与流萤改过的大样作出对比，向她提出：“流萤在这儿没改” 或 “流萤的看法”如何如何，我们原本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是想借流萤的名婉转表达自 己的看法。谁知，不提流萤则已，一提流萤，她立即火冒三丈：“那你们去找流萤，不要找 我。”流萤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使她忌恨不已。这样，两个副总编辑之间，就有了嫌隙 。绝大多数人的同情都在流萤这边，她意识到此，心中就更不悦。在动员大家鸣放、帮助党 整风的时候，我共写了5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是《向×××同志进一言》。我认为×× ×与流萤的关系已影响到工作，举出一二事实，说明其责任主要在×××方面，×××本人 应有所改进。第二张大字报题目是《请公开宣判》，这完全是一张替别人鸣不平的大字报 。 整风期间，农民报的王维新发牢骚说：“老薛(指薛剑英)和我个别谈话时，说我反党反领导 ，我到底把谁反了?”陈雪鸥在整风前也曾一次流着眼泪私下和我说：“领导上曾让我交待 反党反人民的问题，我哪有这些问题，我又怎么能交待得出?”整风中我学习了毛泽东在最 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我认为王维新、陈雪鸥都是好同志， 他们怎么会“反党、反领导、反人民”呢?一定是农民报领导上“左”了，没把毛主席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精神吃透，王维新、陈雪鸥也可能因说话不注意，得罪了个别 领导，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在这张大字报上我摘要引用了他们的原话，然后质问：“他们到 底反了谁，请农民报的领导公开宣判!”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和潘玉军合写，一张是王 维新所写，我签了名，这两张大字报都是指名针对农民报个别党员工作或思想作风上的问题 写的。第五张大字报写了些什么内容，我已完全忘记，肯定无甚要紧。在鸣放的讨论会上， 我发过一些言，至今仍认为很一般。但×××听取大家的意见很不冷静，强辞夺理。我当时 认为她很不虚心，心里不满。此时已到了6月下旬，×××作为××的妻子，对毛泽东、党 中央决定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已心中有数，而且清楚新闻单位是重点，所以，她没有必 要表示虚心。可我一直浑然不觉，懵懵懂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右派分子。 此时期的景超，在编辑部也备受尊重。在我去北京前，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文教工作会议，由 4月13日到22日，邀集党内外人士450余人热烈讨论谈心，传达毛泽东在2月最高国务会 议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请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 了会议。报社根据会议要求，除了派文化部副主任杨康参加，也让非党的景超去报道。 景超在会上听了毛泽东两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拿回了讲话原稿，在会上听了大家的讨论， 很受教育，很受鼓舞。会议结束，他写了3000多字的会议消息，其中的小标题是：1放得 羞羞答答，鸣得吞吞吐吐；2要在鸣和放中来比好坏，求真理；3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 题只能以理服人；4党外人士为何不能畅所欲言?5要克服党内外的宗派主义；6用辩证 唯物主义的钥匙，去开人民内部矛盾的锁。 这篇会议报道，刊登在4月24日一版头条，下面并配发社论：《大胆地“放”，大胆地“鸣 ”》，社论由杨康写就。 这次会议对推动全省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意义重大。编辑部有些人认为， 会议消息写得生动活泼，真正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去北京后，报社领导上急于改变报纸的面貌跟上形势，特意找了些思想比较活跃写作能力 强的编辑记者谈话，动员他们写杂文，景超就是动员的对象。经一再动员，景超写出了第一 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此文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尖锐犀 利的文笔，对“经常靠‘行政手段’”制服人的种种现象，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发人深省 。此文由文化部发到了总编室，值班副总编辑樊大畏读后大喜过望，三版编辑将文章加花边 发头条，樊大畏仍嫌不够醒目，嫌标题用铅字排印不突出，让三版编辑找到景超用钢笔另写 了标题制成锌版于第二天(5月26日)见报。此文见报后，首先在编辑部引起大家的关注，成 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认为杂文针砭时弊，说到了点子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总 编室按甲等稿发了稿费。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促使他连续又写了两篇杂文：《为“三脱 ”干部叫屈》、《关于“抵触情绪”》(此篇未见报)。 此后，编辑部召集党外人士座谈，由副总编辑××主持，××满脸堆笑，一次又一次地口称 “景超”，动员景超发言。此时，毛泽东关于“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 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已在半个多月前向党内少数人通知。6月8日 ，毛泽东又再次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中开宗 明义地指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同时表示 要组织人们继续“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满脸堆笑动员景超发言 ，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的意图。但，景超不知道。在省文教 代表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深信不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风向已经变了。所以 ，经××一再动员，他也畅快地说了说。其实，他的《为“三脱”干部叫屈》的杂文，于6 月5日在报纸上发表时，就已内定为毒草，他浑然不觉。 7月中旬，我仍到武山县文家寺采访。这是我两年来常去的点。采访中，我心情愉快，发辫 上系着从北京带来的漂亮发带，有个年轻技术员开玩笑说我：“洋气!”我不以为意，还高 兴地辩解几句。下旬，接到领导要我回报社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来信，我立即搭火车回兰州 ，一路上也没有大祸临头的任何预感。 下了火车，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景超已上床准备睡觉。一路坐火车我已很累了，也很快上了 床。等我睡到身边，他才镇静地告诉我：“报社搞出了个右派集团，叫黑社，黑社头子就是 我。”这一晴天霹雳，把我吓懵了。我们彻夜未眠。 他详细地告诉我这些天开斗争会的情况。报社领导知道他性格刚强，能言善辩，绝不 会轻易地束手就擒，一开始就召开全报社200多人的大会斗争他，而且一鼓作气，连续斗争 ，以后每天都是100多人的斗争大会要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被认定的罪行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他写了的三篇杂文都成了大毒草；二是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的发 言；三是组织右派小集团“黑社”，身为“黑社”首领。 景超写杂文完全是由于领导上的动员。毛泽东大骂《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十一次扩大 会议之后“无声音”，是“死人办报”。他的批评也是针对所有的省报的，并提倡写杂文， 改进报纸文风。报社领导们紧紧跟上，为急于改变报纸面貌，改进报纸文风，才动员景超写 杂文的。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杂文难写，写不了，景超知难而上，写出了当时具有轰动效应 的杂文，放三版头条，发甲等稿费，而后才有了第二篇、第三篇。此时，三篇杂文却都成 了 大毒草，谁能想到?谁能想得通?这里单对未曾见报的《关于“抵触情绪”》一文先略作介绍 。此文有一段写道：“前二年，某单位的党员负责同志，曾在大会上公开称：‘你们再不要 说党员也有某种缺点，党员拔下一根汗毛，都比你们的腰粗!’试想，如果对这种狂妄自大 、自吹自擂的宗派主义者，会不引起‘抵触情绪’，倒是难以理解了。”文章提到的事实， 正是发生在甘肃日报社内，说此话的人在60年代已擢升为报社副总编辑。报社初创时期，景 超曾同他大吵过一次。当时实行供给制，为照顾记者采访，给记者每人发了一支金星钢笔， 不知何故，未给景超发。当时，他主管此事，景超找去问他，就争吵起来，闹了个不愉快。 作为领导的他，此后就到处散布景超的坏话，影响到以后的职称评定及工资等问题。这位领 导人，陕西人，文化素质较低，平日里说话总爱带上个“他妈的×!”亲近他同他气味相投 的人对此不以为意，有时还会引起哄笑。编辑部的人对他就另有看法。且说景超在杂文里未 指名揭出的事实，正是他一次在礼堂讲话时当众说过的话。此类事实，也正是毛泽东动员整 风，要求大家揭发的内容。可是，这种证诸事实的杂文，因为景超成了右派，就也成了大 毒草，其揭发出的事实便不再成其为事实了。 现把《略论“行政手段”》全文录之如下。 〖GK2!〗〖HTK〗〓〓中国古语有云：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而经常靠“行政手段 ”以服人者，是不会不带点“霸”味的。 所谓“手段”者，欲达目的之方法也；而能够凭借行政手段以服人的，只能是一些行政领导 人物。这里无意一概否定行政手段；所欲反对者，不过只是用以“服人”的行政手段而 已。 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爱用行政手段以服人的人，究竟基于什么原因，都是些何等类人? 但推之于理，证之于耳闻目见之事实，这种带着“霸”味的人，多半是傲于“资”，而又疏 于“德”、“才”的! 说这些人傲于“资”，是因为这些人多半是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 ，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那么还 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以党自居，觉得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他们自己 也便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了；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服从 是别人的义务，让别人服从是自己的权利，具体工作反正有被领导的人去作，自己只“掌握 原则”、“发号施令”就对了!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 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这些人的身份! 说这些人疏于“德”，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些，这主要表现 在对群众的看法，和对待群众的意见的态度上。他们唯我独尊，当然不会承认群众有长于他 们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承认群众能见到自己所不能见到的地方，所谓群众路线、群众观点， 在他们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们并不考虑对工作如何，对革命事业如何 ；考虑的只不过是看别人的意见是顺着自己还是逆着自己，是有益于自己的尊严还是有损于 自己的尊严罢了；他们提倡“愚忠愚孝”思想，喜欢“愚忠愚孝”的人。“顺我者昌，逆 我者亡!”于是，品质恶劣的人乘机钻营，形成“君子封口，小人得势”的局面，在他们的 独立王国里，再找不到真正的是、非!他们总是以“片面性”责人，批评别人只看缺点、不 看成绩，而他们也总是以片面性护己，因为他们自己永远是只看成绩、不看缺点的!他们不 愿意理解发现并消除缺点，正是自己的责任，而唯恐别人湮没了他们的丰功伟绩。说这种人 疏于“德”，亦不为过矣! 说这些人疏于“才”，也并非“恶语中伤”。所谓“才”者，不外乎指以马列主义知识处理 工作的能力，即指业务能力也无不可。这些人既然以为有了“资格”，就可以换得在今天必 须用劳动才能换得的一切，因而优哉游哉，蹉跎岁月，无所学而无所知!在他们的口袋里， 除了几个老教条和几顶大帽子，别的本钱就不多了，以至遇真理而不辨，遇善言而不听。对 于自己不喜欢的意见，欲说之而无词，只好继之以“压”，于是行政手段便出来了，这便是 一大堆帽子，如“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不按党的意图办事”等等。只此三言两 语，便噎得提意见的人瞠目结舌，欲语无言!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爱用行政手段的人，多半是在自己的“德”、 “才”不足以服人时，才搬出行政手段来的。对党的十六字方针，这些人会特别感到不舒服 ，因为这个方针迫使他们和同志采取平等的态度，迫使他们丢掉老教条和大帽子，认真去学 点东西，动动脑筋，改变“光靠党的威信吃饭”的没出息思想，丢掉“我即是党”的臭架子 ，踏踏实实地去做些工作。所以，这不仅对“老资格”有好处，即对于那些并没有什么老资 格、而也有些“霸”味的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也大有好处。因为老的苦学，新的也就不 便于光指手画脚了!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历史新阶段。在此形势下，许多社会弊端得以暴露，靠老资格发号施令，用行政手段以服人 者，大有人在。朱正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评论，他说：“他们，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 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当做对他们过去功绩 的酬劳，却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一个领导 人应该懂得他所领导的专业，这应该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些被安排在领导 岗位上的党员，有不少并不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引自《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38页。) 《略论“行政手段”》一文，指出这些“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 习理论，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 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 ”“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 这些人的身份!”景超是满腔热情地从帮助党整风，期望党改进工作作风，让“专靠老资格 吃饭的人”及“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都刻苦学习，在领导的岗位上胜任工作，以适应经 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但是，批判他的文章，却说他这是要求“靠党吃饭的下台”，“靠老资格吃饭的滚开”!断 章取义如此，歪曲事实如此!一个被打趴在地的人根本无法作任何辩解。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官本位”、“论资排辈”大加挞伐，砸碎铁饭碗已在 全国付诸实施。这一切的举措都说明靠老资格吃饭当官，已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现再把《为“三脱”干部叫屈!》全文录之于下。 所谓“三脱”，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领导、脱离群众。 没有一个同志(注意!这里说的是同志)，是不想靠拢组织、接近领导的。但在不少单位，确 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视为“三脱”之类人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的 一些人呢?平心而论，他们只不过嘴上不大讨人喜欢罢了。如果说他们“仗义执言”，未免 夸之过分；但是，如果说他们是由于看不惯工作中或某些领导人身上的缺点，而偏爱“发发 牢骚”、“提提意见”，却倒真是事实了。当然，这些人不可能不和一般人一样，自己身上 也多多少少总有着某些缺点，如“偏激”、“片面”、“不讲究方式方法”、“小资产阶级 情绪”等等，因而往往“言不中听”、“出语刺耳”，这就招了某些领导人之忌。在某些单 位里，要求盲目服从领导的风气，是确确凿凿存在着的，这些领导人只承认一个“道德标准 ”，那就是“盲目服从”。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 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 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 ”而排斥的人! 或曰：“君何危言耸听耶?!”当然，这些话在某些人听来，是会感到刺耳的。但，刺耳由 它刺耳，当说我自说之：在这次大鸣大放的民主浪潮里，许多党外同志对组织上、领导上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许多意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问题。人事部门一般既代表组织，又代表 领导；人事干部本来应该是革命同志倾心倒肚的知己，帮助、教育、团结党外同志的长上， 但许多意见都说人事部门是个“特殊组织”、“独立王国”，令人心存戒意，敬而远之!何 以党的威信齐天，而某些人事部门的威信却“平地”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 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以一个模子要求人的人，是不可能不偏听偏 信的，于是经过他们的手，终于画出了“亲生”与“后养”的界线。尽管“亲生”的未必个 个争气，但他们是贯彻“领导意图”的依靠，是“领导威信”的维护者，思想“进步”，所 以处处顺利，事事如意。“后养”的即便勤勤恳恳地作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 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的意见，但终因隔着一层肚皮，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 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 之类的责骂!于是，犹如风助火势，“亲生”排斥“后养”的现象，在下边便愈演愈烈；未 必作了工作的人，可以指手画脚地骂人；而真正作了工作的人，倒忍气吞声地挨骂，哪里还 能分出是非，辨明黑白?组织上这种不是“相引”实乃“相斥”的态度，让人怎么去“靠拢 ”呢?! 一旦被扣上了“脱离组织、脱离领导”的帽子，是急切翻不了身的!对组织上、领导上犹靠 之不拢，遑论群众?领导上影响群众，让群众卑视他、冷淡他，他们再也找不到知心人，听 不到知心话，或由自卑而消沉，或由气恼而孤傲，被禁锢在精神囚牢里，岂能不脱离群众?! 应该说，这些同志绝不属于所谓“消极因素”，其所以外表消极者，盖因含冤受屈故也。写 到这里，我要“反话”“正说”了：这些同志并非真的脱离了组织和领导，而是组织和领导 上脱离了他们!所以我才敢于为“三脱”干部叫屈，并吁请以“盲目服从”的道德标准要求 人的领导者，抛弃这个标准，而以马列主义的是非观点对待所有的同志! 《为“三脱”干部叫屈》一文，指出有些领导人喜欢“盲目服从”。“凡是不 合 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 ，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 所以这‘三脱’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后面还提到人事部门工作中的问题，指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与那个宗派主义、主观 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无关系吧”。 有些人“即便勤勤恳恳地作了工作，敢于本着革命良心，大胆提出工作中的弊病与改进工作 的意见”，而“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到头总难免不落：‘从个人情绪出 发’、‘劳动态度不好’、‘和领导上讲价钱’之类的责骂!” 景超对“盲目服从”、“领导者绝不容许他们在自己脸上拂灰尘”、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 弊端的挞伐，文笔犀利，点到了要害处。就是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以上弊端仍以各种新形式 ，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时对此文的批判，主要指出：“其主旨是为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喽罗争取合法地位，为他们争取群众，为他们打气撑 腰，为他们‘控诉’，为他们向人民‘倒算’!”22年后，景超和众多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 正平反，此说当不攻自破。 敬爱的读者看了以上两篇杂文的全部内容，一定会认为两篇杂文是针砭时弊的好文章，文笔 犀利，针对性强。就是放在当今社会，其针砭的意义仍不乏其应对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好 文章，在反右斗争的形势下，竟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景超遭此诬陷，有口难 辩，真是冤哉冤哉! 景超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斗争会上，当然被认定为喷着毒液的反党反社会 主义言论。××故作亲切，堆着满脸笑一再动员景超发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再说所谓的“黑社”，完全是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一手制造出来的。总编室的杜绍 宇，同景超1951年在庆阳地区报道土改时结识的挚友王思曾是小老乡，都是河南灵宝人。王 思曾原来也是西北大学的学生，来甘肃后在青年团甘肃省委做秘书工作，此人对团省委书记 ×××的工作有看法，提意见很刺耳，说“我对×××的工作作风深恶痛绝”!×××对他 自然认为可恶之极，在1955年肃反时搜罗“罪证”，将他定为坏分子，并把他周围的一些人 定了 个落后集团。王思曾于1952年主持创办《甘肃青年报》，带了一帮人在甘肃农民报学习过， 和我及农民报的有些人也非常熟悉。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不是坏分子。到1957年鸣 放开始后，王思曾另一个小老乡荆赞哲，和杜绍宇熟悉，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更是愤愤不平 ，他找到杜绍宇表示，即使他本人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他一定要为王思曾鸣冤叫屈，力争 使王思曾定为坏分子之事得到解决。景超原来和杜绍宇来往不多，但杜绍宇知道景超和王思 曾是挚友，对王思曾定为坏分子极表同情。在此时期，他们之间就有了些来往，杜绍宇还把 荆赞哲带到我们家，商量如何为王思曾翻案，荆赞哲答应回去后先写材料。杜绍 宇为王思曾翻案之事来我家几次之后，适值鸣放期间，也和景超一起对报社的有些事作过议 论。反右斗争开始后，杜绍宇因为得罪了×××，先在总编室受到批斗，在交代问题中说到 同景超有来往，×××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大鱼是景超，而非杜绍宇，经过同总编室副主任× ×诱供逼供，硬是让杜绍宇供出了个“黑社”，网罗了编辑部5名右派分子。为坏分子王思 曾翻案，成为杜绍宇、景超和我3人的共同罪行。 我奉召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仍换上了雅致素净的裙装，穿上了从北京买来的浅黄色半高 跟皮鞋，踏上宿舍不远处的大台阶，向南拐个弯，走向编辑部大楼。在一楼的过道里，我看 到了向“黑社头子王景超猛烈开火”的好几张大字报，也看到一两张大字报要我揭发黑社头 子王 景超，指出我也有反党反领导的言行，必须低头认罪，还质问我在鸣放期间为什么同黑社头 子王景超表现那么“一致”?此时的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是想应如何面对现实， 对付这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灾难。我仔细地逐一看完了批判景超和我的大字报。左一个“反 动透顶”、右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批判用语，令我目瞪口呆，我绝难接受如此的现实， 心底涌出阵阵悲凉痛楚。 当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墙上还贴着红旗竞赛的 报表，二版的格内扎着好几个用大头针做的小红旗。这是对我的工作成绩的肯定。我独自一 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到四楼会议室开批判斗争会去了，斗争对象就是 景超。 景超和我都无法改变这个冷酷的现实。 景超每天经受一二百人的批判斗争已经有些日子了，奇怪的谬论，无与伦比的谎言，被当做 批判他的重型炮弹不断地猛轰。我坐在报社定做的考究的皮靠椅上，沮丧，难过，六神无主 ，耳边时不时地传来四楼会议室里发出的众多的喝骂声，叫喊声，虽说听不真切，集中猛烈 的火力都是对准他一个人的。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准了无辜的他猛轰不止，他就是有一百 张嘴也难以为自己辩护说清问题。天哪，这些天来他的精神一直在经受着怎样粗暴的蹂躏? 他曾顽强地据理力争，想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但这样的斗争会岂能允许他为自己说话?全 国在册的55万多右派分子又有哪个未曾试图为自己辩护过?但他们连张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啊!终于，一次次的狠批猛斗，使他脸色苍白无以答对，心神困顿到了极点，一二百人的吼 叫詈骂，逼迫他不得不按照“组织上”和“群众”为他限定的思路编造低头认罪的谎话，说 自己思想反动，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径。不是因为软弱，更不是由于虚伪，他才违心 地编造谎话，臭骂自己。他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万分委屈，根本无法接受。而当时无论他 或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对于 反右斗争在内心深处虽有不解之处，特别是对把自己打成右派根本想不通。作为新闻工作者 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什 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少将，在鸣放中说， “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地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 现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 不反击能行吗?哪里知晓，葛佩琦曾致函《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上述不实之词；哪里知晓， 葛佩琦是1938年的老党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以国民党“少将督察” 、“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出入虎穴，不断取得国民党军队的绝密 情报，通过电波发往延安，功绩昭著。我们更无法预料，葛佩琦在反右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经历了18年的铁窗生涯，滑稽的是他在70年代初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特赦。到了80年代经 胡耀邦亲自批示，几经波折，到1983年沉冤也得以大白。(见《胡耀邦与平 反冤假错案》。)历史向葛佩琦开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玩笑，全国人民被愚弄，我们 也成为被愚弄者。 一直有着党内“英才”之称的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按照中宣部的决定为 复办《 文汇报》奔波的原《文汇报》负责人徐铸成，曾几次向邓拓讨教，同邓拓一起对《文汇报》 的办报方针进行磋商。徐铸成1989年在《国情研究》创刊号发表的《“阳谋”--1957》一 文写到邓拓时还说：“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 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而我们已知，反右斗争的发端，始于《 人民日报》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两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 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 义先后发表，指导了运动的猛烈发展。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把邓拓和人民日报的几个副 总编辑和编委找去，对于《人民日报》响应双百方针不力，曾予痛斥：“党的报纸对党的政 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 “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毛泽东还对邓拓说：“你不能占 着茅坑不拉屎。”(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7 ～ 48页。)彼时，邓拓只能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立即跟上。此时，多次受到毛泽东表 扬的非党报纸，又经毛泽东认定其大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而被全盘否定，毛泽东对反右斗争的 坚决态度，使邓拓又不得不再来个180度的高速大转弯，他仍只有服从的份儿。以1957年的 大气候，邓拓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服从。 强大的政治压力，委屈自己的感情违心地承认已被认定的右派身份，又使我们痛苦莫名。 “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 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 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 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1957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 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 是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此，他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巡视游说于大 江上下各大城市及京津等地。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全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均被召集济济一堂参加此会议，毛泽东亲自莅临作长篇报告，动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其目的还是为了贯彻“ 双百”方针的实行。1957年“五一”前夕，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毛泽东召集了首都各 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他兴致甚好，谈笑风生地再一次动员在座 的代表们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帮助党整风。毛泽东选择了这个时刻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导动员 大家，也是对知识分子们优礼有加的又一次表示。这些知识分子们当然是积极响应的，把伟 大领袖的心意带回去，影响于他们所能施加影响的阶层、范围，尽力扩散于亲朋好友之中 (这种响应，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被认定为点火、放火)。 毛泽东运筹帷幄，很快在全国打开了局面，后来被他称之为“阳谋”的奏鸣曲，就这样在 全国响起。 500万知识分子解除了各种思想顾虑，凭着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参加到鸣放的行列里，帮 助党整风了。但是，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 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攻”，“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景超 的第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发表于《甘肃日报》已是5月26日，毛泽东关于《 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已下达，但只在极小范围内传阅，连担任《甘肃日报》副总编 辑的樊大畏亦不知晓!不然，他就不会兴奋地将此杂文放在醒目的三版头题当作针砭时弊的 好文章予以披露。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此社论尚未 充分表达出毛泽东此刻运筹于心中的全部谋略与内心情感，他情不可遏地连续亲自为《人民 日报》撰写社论，进一步将这场斗争迅速推向前进，在全国猛烈开展起来。社论声称：“牛 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这就是所说的“引蛇出洞”。在人民群众的队伍 里采取如是手段，硬是多方动员人发言，然后以言定罪，找出一大帮(55万多)“牛鬼蛇神” 坚决打倒。现在已成定论，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对的。在反右斗争中强迫右派分子“从思想上 ”承认自己就是“妖魔鬼怪”，就是“牛鬼蛇神”，才可以说是有了好的认罪态度，才有可 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种对右派分子人格上虐杀，精神上残酷折磨所采取的手段，显然是 违背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宗旨的。据薄一波后来回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不只一次 地指出：“反右 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所以，他虽也说过对右派分 子“不予办罪”的话，到了反右斗争后期，不少地方不少单位还是逮捕法办了一批右派分子 。 在甘肃张掖地区，一个在1943年就参加了甘南农民武装起义、担任起义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刘 学琨，当时身背《矛盾论》、《实践论》手抄本，供起义军领导人刘鸣(他的六叔)阅读。 起义失败后，他在1947年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接着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为了迎接解放 ，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死里逃生，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反右斗争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 ，判了刑。1961年4月27日死于安西十工农场。 话再说回来，在1957年的中国，毛泽东称右派分子为“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就得承认自己 是“妖魔鬼怪”。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信号，此时中国人民对“牛鬼蛇神”的用语已觉习惯。对 于1957年的普通中国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我们由于自己成了“妖魔鬼怪”、“牛鬼蛇神”， 内心的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述。 我挨斗是在回兰州一周之后了。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 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这种难堪、羞辱，这不许申辩的委屈，使 我立时就想死在这些人的面前，作为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啊?当我固执地想着去死时， 一闪念又想到，如果我死了，他一人孤零零地又如何承受这一切?俩孩子又怎么办?这是个规 模不算大的斗争会，只有20多人参加。会上，对《向×××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批判说 我是挑拨×××和流萤之间的关系，破坏团结。对《请公开宣判》的大字报，×××则愤怒 地指出：“陈雪鸥家庭出身反动透顶，她本人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心理阴暗，领导上说她反 党反人民，你为什么要替她说话，你这是和她站到了同样的反动立场，借整风之机，向党射 出了进攻的毒箭。”以上两张大字报，是会上火力猛攻的重点。还有人发问：“王景超的三 篇杂文，表现出他多年来对党的刻骨仇恨，字字句句都喷溅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液!你在 整风中时时处处都和王景超表现一致，你交代，王景超是怎样和你一同商量写那三篇杂文的 ?”景超写三篇杂文及杂文的刊出，都是我在北京参观期间发生的事，我当然无从交代。众 人的吼叫，绝不讲理的说理斗争，经受这样的百般凌辱，活着真比死去还要难，难得没法比 。 景超知道我挨斗以后，显得比我还要难过，因为他最知道挨斗的滋味。他年轻娇弱的妻子遭 此横祸完全是受他株连，他怎能不心如刀割!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 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从我们相爱直到婚后 ，他对我有过几个爱称，但从来没有亲昵地唤我“小娇娇”，这个呼唤说出了他对挨斗的妻 子的无限怜惜、无限疼爱，他恨自己把亲爱的妻子拖入了痛苦的深渊，受尽凌辱，心中内疚 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他想说出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抗议，而对于外面那个严酷的世界，他又 什么话都不能说，不能说!已被狂虐的政治风暴打倒在地的他，为自己无法保护妻子而痛苦 不已，这痛苦胜过了他自己挨斗。 在挨批斗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不能不想起自己满怀革命激情参加工作的情景。我出身于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生于兰州。我从小爱读文学作品，读书多。到上高中三年级时，由于 地下党和进步同学的影响，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革命书籍，如《大众哲学》、《社会发 展简史》等，还读到了从解放区传来的赵树理的作品《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 ；香港办的进步的文艺刊物，我们也传来传去地看。这些书籍使我大开眼界，我深信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将无往而不胜，是解放人民大众，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 1949年6月高中毕业，7月高考，我报考了兰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外语系主任水天同亲自 口试，我的5项成绩全是“优”，很轻易地就榜上有名了。 “8·26”兰州解放，我以兴奋无比的心情观看解放军的入城仪式。我和几位同学拥入兰州 大学，找到几张歌页，如《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等等 。我们对着简谱，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歌曲，引吭高歌，抒发着我们的革命情怀。 这时，我对上大学已兴味索然。我觉得应把闪光的青春奉献给革命，人生才更有意义。恰在 此时，我的已在甘肃日报社工作的堂叔和保鼎、堂兄和子午来到家中，说报社正在招收青年 学生当编辑、记者。我在中学的作文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认为新闻工作很适合我，当时还 听同学说报社记者对革命理论、党的政策方针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水平很高。我对报社这个 革命熔炉心向往之，就放弃了上兰州大学的机会，走进了甘肃日报社的大门，穿上了灰布 制 服，享受供给制待遇，成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业余，我还到印报厂给工人教歌，当时 教的歌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我激情满怀地教唱，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我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完成任务。1957年我到北 京参观农业展览馆，还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我，一切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可是，反右斗争使我坠入黑暗的深渊，一下子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又怎么能 想得通啊! 经过几个回合的批斗之后，我又一次想去死。我想用死来解脱自己，只有死才能解脱我已无 法承受的重负和痛苦，一个人活到了这等份儿上，为什么还要活着啊!我也觉得在这种时刻 去死太自私，我怎能把所有的苦难都留给他一个人呢?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了，自私就自私 吧，就让我做一个绝对自私的人。我在人世间既已无路可走，失掉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 一切，我已无可留恋，就让我到死亡之谷去寻找快乐去吧，一旦跨进了死亡之谷，一切就都 解脱了，该有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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