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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 |
| 来源: 作者: 白天 类型: 其他 发表: 2005-12-17 浏览: |
正文 第十章 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四大队土地宽广，大田的建设整齐划一。当新绿柔弱的麦苗将要遮盖住地面之时 ，无涯的大田里绿蒙蒙的，已不再强劲的和风轻轻掠过，飘荡起的是阵阵迷蒙的绿雾，越过 经纬分明隆起在大田里恰似土黄色方阵的条条地埂，直向远方飘散而去。这情景，单纯，宁 静，悠远，仿佛在述说着一个美丽的梦幻。我很愿忘记一切，沉醉在这不可捉摸的梦幻里， 让绿色的温柔抚平心头的种种伤痛。 来农场一年，我经历了的，都是以前所未尝经历过的，苦难的揉搓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苦 难也使我成熟。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在炼狱里受煎熬的，其苦熬苦度的酷烈程度，绝大部 分都超过了十工农场的我们。直到数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此时的我们比起普天下的受难者 来，真是太幸运了。 去年此时，我在三大队还参加了麦田锄草。锄草前一天，大家先到库房每人领取了一个长把 的锄头。有经验的人，在一堆锄头里，翻来复去挑拣好使的，找锄刃锋利，锄头弯过来安装 木把的部分其弯曲的角度恰到好处，用起来才顺手。我对此毫无所知，有位工人小伙子代 我挑了个锄刃锋利又轻巧的锄头。此时的我已深深懂得古人的教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在平整土地时，一把锋利轻巧的铁锨会省多少气力。而且我也知道爱护 工具，每天收工时，我也学别人的样，用地里拣到的石片、短树枝，把铁锨沾上发潮的土擦 拭得干干净净。不仅我，我的几个女伴从地里扛回的铁锨都明光锃亮。 锄草比拿铁锨平整土地要轻多了，开始锄草时，因为手不顺，干一阵胳膊就疼得不得了。干 了几天以后，甩动锄头灵活自如，胳膊也就不怎么疼了。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又出现了。这 里农田周围的草丛里生长着一种蚊子，个头大，叮人很凶。我们锄地时，蚊子便成群结队 而来，肆无忌惮地袭击正在挥汗劳动的人，每一个人的头脸胳膊直到手和脚背，都是蚊子袭 击的目标，蚊子将它尖利的针形口器插进皮肤时有刺痛感，你旋即注目看刺痛处，蚊子的肚 里已灌 满了鲜血，变成了殷红色，如你迅速拍去一巴掌，手下便会出现一小团血迹，用你自己的鲜 血染红了的血迹，蚊子已丧生。而在大跃进的年代正大干苦干抢速度争时间的我们锄地是顶 要紧的，驱除蚊子不能影响锄地的进度，这就很受苦了。 我最怕蚊子叮咬。记得1955年在天水农村采访时，那里蚊子多，我的皮肤对蚊子特别敏感， 有一次蚊子在手腕上咬了一口，很快就肿起了一个粉红色的大疙瘩，竟大如手腕一般粗。有 个农村医生大约因为我是记者，还特意打了一针青霉素消炎。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是，在 天水田家庄采访时，夜里常有蝎子在房顶和墙上爬行，有时还会掉在床上，使我胆战心惊。 那时，我和一位毕业于农业学校的年轻姑娘同居一室，她来自江苏，每天奔忙于田间地头。 她 推广玉米异株授粉，我还和她一起干过，眉户剧《雌雄花》里推广的技术，那时我就很熟悉 了。这位姑娘工作上泼辣肯干，真想不到是位南国来的姑娘。我们同居一室，屋内支了两张 单人床。这间小屋就在农家院内。头天夜里，我们都已上床，熄了灯。我听到墙上有 不知什么虫子在爬行的声音，她听到后立即警觉地用手电筒照，啊呀，这一照我立刻看到 了一只大蝎子!她利索地用一把长把的扫地笤帚把蝎子扫在地下，用脚踩死。蝎子用有毒的 尾巴蜇人真是怕死人，这夜我心惊胆战，一直怕得睡不好。以后几天，也一直睡不好。有一 夜，从房顶上降落及从墙上捕捉到的蝎子多达5只，有一只就落到了我的床上。每次捕捉踩 死蝎子，都是那位姑娘干的，我显得很无能。 此一时彼一时。在三大队锄田时经受蚊子的袭击，凡是蚊子叮咬过的地方，都肿起了一个个 的大疙瘩，胳膊手腕上的大疙瘩都连成了一片，又痒又疼，非常难受。我再也想不到人世间 还会有这等苦楚，对蚊子的围攻竟莫可奈何。 有些男同胞们用纱布毛巾围在脖子和脸面上抵挡蚊子的叮咬，我把袖口紧紧扎住衣领翻起， 也算是一种抵挡，可这样的抵挡又顶多少用呢?每天收工后，身体的疲劳已容易恢复，被蚊 子叮咬后又痒又疼火辣辣的难受劲，令人心烦意乱。好在不久，我和小徐被调到畜牧组养鸡 兔，才躲过了被蚊子叮咬的苦楚，再未遭罪。 来四大队后，我未参加过锄草。四大队一中队以种麦子为主，凭靠人力锄草不顶啥用，多次 深翻过的麦田，除了骆驼刺，杂草很少。所以锄草在农事活动中无甚要紧。 在麦子齐刷刷地挺直了腰杆，大田里绿油油的麦浪不时泛起波涛之时，麦子已开始孕穗。为 了让麦穗灌饱浆子实粒大，一中队组织强壮劳力进行收割前的最后一次浇水。我对于自己没 干过的活有些好奇，在三组浇水时就讨了一份差事，给地里连续浇水不能回来吃饭的人送馍 去。浇水是苦活，日夜连续干，有时也很紧张。食堂里做了大大的白馍，按人数数个儿让我 送去，自然我也有一份。 我找到了王昭他们浇水的地头，只见潺潺流水正向低矮的地埂围成的一方方麦田里流去，流 满一方，便把地埂铲开一个小口，再向下一方浇灌。王昭告诉我，当流水徐缓地向麦田里流 去时，要到处巡视，看地里是否有流水急速旋转，直向地下流去的情形，如有，就说明地里 有窟窿，在流水旋转的地方急速用铁锨往下捣几下，把窟窿堵住。我下地时提着用炊事员的 围裙包着的十来个大馍，也扛了一把铁锨。按照王昭的吩咐，我便在地边巡视着，发现流水 旋转直下的地方，学王昭的样儿，立即用铁锨猛捣几下。大部分时间，我都和王昭一起巡视 ，边干活，边聊天。这活除出现意外的紧急情况，一般可以说是不紧不慢。此时，气候正宜 人，不冷不热，时而有微风徐来。设若我们的思维还如两年前那样，稚嫩，单纯，无忧无虑 ，一无挂牵，这该是一幅绝好的田园风情画。然而，我们久经压抑的心境终究难以豁然开朗 ；由于我们对不可知的未来还有所期冀，又使我们无法游戏人生。尽管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 闲聊，总也聊得不是那么开心。 我们面前一方方的麦田终于自近而远都灌足了水，大渠里的水要改道，这就要把流向这边地 里的水口子堵住。由大渠流向地里的水口子大，必须用铁锨铲起三四铁锨的厚土快速堵到水 口子上，方能堵住。这需要猛劲，王昭自然一个人就干了，不需我动手。 当火红的太阳将坠未坠之时，满天彩霞。绿油油的麦田里一片灿烂，灌水的田里泛起了金光 ，被麦子婆娑的叶秆明明暗暗遮蔽着的水面上，到处都是美丽无比流动着的图案。这画中， 也流动着我们珍贵的青春年华。 我乘兴而来，在这美丽的画儿里劳作沉吟，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黄昏，暮霭从天上轻轻撒落，先落到了麦田里，麦田变得暗淡了，绿油油的光泽在渐渐隐去 ，只有潺潺流水仍在不住地低语，如幽如怨如泣如诉。流水啊，农场的各种作物都靠你滋润 补养，延续生命；你是一首不朽的乐章，为什么在你悠悠的生命历程里也会出现令人叹息伤 悲的长调?古代的文人墨客常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而慷慨悲歌，在潺潺流水 的低语中，我感知的，似乎是一种更深沉、更悲壮的内容。我忽然悟到了些什么。 在暮霭的飘落中，我独自扛着铁锨，从田间小路转到了行驶大车的土路上疾步而行。极目远 望，天际还有一抹灰白色的亮光。 我想极力摆脱方才纷繁的思绪，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也不愿去想得很清楚的那些纷繁复杂 的思绪。人啊人，人为什么不能简单一些地去思维；人世间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就不能由人 们自己把它想个透彻呢? 我还是尽量控制自己，不让乱如飞絮的思绪自由飘散，因为此时的我，深知在农场已拥有的 自由是何等的可贵，而这种自由也是绝对地有限度的。我要保护自己，最重要的还是思绪要 定格，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平静自己，心里却响起了一首歌： 在遥远的地方， 那里云雾在荡漾， 微风轻轻吹来， 飘起一片麦浪。 我是每日每夜里， 永远不断地盼望， 盼望远方的友人， 带来珍贵信息。 理智可以使我把握自由飘散的思绪让它凝滞，情感却不是任自己随意驱使的奴婢，这不是， 它以一首歌儿的旋律回荡在心头，使我禁不住地也低声吟唱，悲凉哀惋的情调，由节节高亢 的尽情抒发，到最终坠落在低低的叹息声里。这叹息无穷无尽，没有了休止符。我沉浸在这 悲凉的氛围里，在暮色渐浓中，忽然觉得所有对亲人的思念，都化成了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的无尽暮霭飘落而下，使我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我真愿在这无尽的暮霭里失落自己……这世 界为什么硬是给了我一个生存空间?万般无奈，万般痛苦!啊，渺小的我，我将怎样苦苦地挣 扎下去哟! 刚才那首歌，是我初到农场不久时学会的。50年代的我，既做了年轻的母亲，又忙于工作， 连学歌的时间都很少。到农场后，最初听武威步校徐保安、靳清义他们唱这首歌，觉得也能 抒发些自己的离情别绪，跟着他们哼了几遍，也就学会了。他们在武威步校时，一个个青春 年少，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在年轻人里属于拔尖人物，各方面都很称心，正意气风发时节， 唱歌也很能抒发他们的军人情怀。十工农场接纳了他们以后，也许只有这首歌最能抒发他们 孤独寂寞的心情，他们拣起了它，反复吟唱，而心境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一场反右斗争的 风暴使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友人，不会有哪个友人寄书信给他们。不过，他们远在数千里之外 的亲人，仍然情切切地日夜挂念着在农场受苦的他们。他们的亲人大都文化不高，不会用抒 情之笔详细地写出他们的思虑担忧的心迹，写出他们无以言表的相思之情。此时我已得知， 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是共产党员，党组织理所当然地要她和右派分子的丈夫在政治上划清界 限，而她自己心里明镜儿似的，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受了大委屈，仍然把丈夫当做依靠，当做 贴心人。在简短的书信往来中，她倾吐心曲，也只是表现在对丈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问丈 夫劳动能不能支持，需要什么不。她在信里讲的最大的“政治”，就是提起那个年代对丈夫 常用的一句套话：“安心劳动，争取早一日摘掉帽子。”靳清义的言论，主要是说党在工作 中的缺点错误，正如人的肌体上长了瘤子应动手术割掉，我们的党才能大踏步地继续前进。 到反右斗争中，他的这些言论被歪曲为政治工作犹如人身上的瘤子应予割除。靳清义本人就 是政治教员，原来的言论被歪曲得翻了个个儿，他有口难辩，就这样当上了右派。靳清义是 独子，他无法向家在农村的高堂老母从信上把这一切说清楚，就只得向母亲隐瞒了真情，母 亲压根儿没想到儿子会成为右派。那时下放农场劳动已为全国人民所知晓，老太太以为儿子 只是下放劳动，虽隐隐约约觉得内中有些蹊跷，心里想这或许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儿子不提 说，她也不能问，也不好往坏处想。对于20多岁就当了上尉军官的儿子，她心里只有骄傲和 敬重，从来不向儿子提说什么，包括儿子的婚事。当了上尉军官的儿子的婚事还需她这个待 在农村的娘操心么? 这天晚上，我摆脱纷乱的思绪仍很快入睡了。半夜里被尿憋醒。厕所在队部后面，要走过三 组的宿舍，经过一个狭长的过道。我怕遇上男同胞，急急地把上衣长裤都穿整齐，才奔出房 门。可一走出房门，就见地上月光似水，深蓝的夜空飘着大片大片像棉絮似的白云，这白 云又似被一支大毛笔刷了几下，变得丝丝缕缕，由南到北飘散而去。我忽然觉得心里酸楚万 分，疼痛不已。我远方的亲人，你们可知道，此时此刻，孤独的我是在怎样的痛苦中思念着 你们。在深邃寥廓的夜空那一方，那个更寂寞更孤独的灵魂，一定也是在想着我的，男子汉 的他，此时此刻，心里一定也很苦很苦，比我更苦……命运之神，你为什么如此残酷地撕裂 我们流血的心?我不禁驻足而立，望着天上明亮的大半个月亮，心里发起狠来：月亮月亮， 你如没有了光华，天上地下都是一片黑暗，每个受难者心里都混沌一团，该有多好!人如果 倒退到猿，我们肯定就不会有如今的痛苦了。让我变做猿猴，变做戈壁滩上冰冷的石头!为 什么我竟是个有感情、有思维的人，我还是个女人!天哪，天哪! 这瞬间的痛苦和思绪，是一泡尿引起来的，我又急急地奔向厕所……月光掩映下的厕所黑 黢黢的，我一点没有惧怕，一边解着裤带，一边冲了进去 。尿完尿，心绪似乎又有点安然，我 躺倒在床上兀自又沉沉地睡去。来农场之后，生活之弓弦一直绷得很紧很紧，即使是愁肠万 结，心绪再烦再坏，似乎也没有多少时间供我自由地支使，去自由地想啊想。人的生命意识 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只要活着就行，只要活着有个既定目标就行。我就这样活着，我身边 的难友大都也这样活着。现在清醒地回忆往昔的日子，我认为，其实这正是人的品质中应 称之为坚强的那种东西。 夏收很快就要开始了，赵金恒向全队做了动员报告，宣布放假一天，让大家休息一下，做些 准备工作。 去年夏收时，我参加了宣传队，到各队的地头唱歌跳舞，慰问参加夏收的全体人员，也算是 鼓舞斗志吧，受到大家的欢迎，也被有些难友羡慕。因为四大队离场部远，唯独没有到四大 队来过。今年，形势变化很大，场里已不能组织宣传队进行田间鼓动。我们原宣传队的成员 一个个都得参加紧张的夏收了。 在夏收前的这个假日里，每人都领到了一把镰刀。几个难友帮我挑镰刀，挑了一把最好使的 。院子里放了一个长条磨石，有人帮我把镰刀磨得十分锋利。因为我既未用过镰刀，就更不 会磨镰刀了。 我到三组的宿舍里转了转，看他们做些什么，只见他们多数人都在找出最破最旧的衣裤在缝 缝补补，说是夏收最费衣服，穿好些的衣服就烂成破条条了。陈××还找出一双千补百衲的 破鞋，在上面继续加补丁，说是夏收时千万不能穿好鞋，再结实的鞋夏收时也会让骆驼刺全 剐破了。陈××补好了补丁，还把一双补了几种颜色碎布块的破布鞋穿在脚上试了试，看加 了新补丁的破鞋是否还合脚。他担心因为补丁补得不平整又反复补过，影响鞋帮变形走路会 夹 脚。试的结果还可以。 “夏收时你最好在衣服上别上一苗针带上。”陈××又叮嘱我。 “带针干啥?”我十分不解。 “带针是为了挑刺，麦田里骆驼刺很多，防不胜防，每个人的手上都会扎上刺，带上针，随 时都可以把扎上的刺挑掉。” 随时把扎在手上的刺挑掉，我对手上扎刺没有多少体会，只记得小时候妈妈的手上不知怎的 从木头的门帮上扎了一根大刺，刺扎得很深，妈妈用针挑呀挑的，手上用针挑出了一个血糊 糊的小洞，刺还未挑出，我看着妈妈吸着冷气龇着牙继续往血肉深处用针尖剜来剜去找刺的 神气，真觉得太疼了。骆驼刺扎在手上大概不会有那么疼吧?但我仍不觉冒出了一句： “哎呀，那多疼呀!” 屋里几个人都笑了。 王昭又接着给我上课。 “现在天很热，但不能穿短袖衣服，因为收割时麦芒不断在胳膊上刷来刷去，麦芒那东西十 分尖利，不穿长袖衣服，一天下来，胳膊就让刷破了，疼得不得了。” 他还说：“明天，磨石要带到地里，镰刀割上一个小时左右就老了，再继续割就费劲了。你 不会磨镰刀，如果看到我们谁在磨镰刀，你就赶快凑过去，我们就替你磨了。” 他的心真细，想得真周到。 第二天拂晓，上工的哨子吹响了，全中队除一组外，几十号人马都沿着通向东边大地的车路 走去，队伍浩浩荡荡，队里的家属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也加入到夏收的队伍中来了。“麦 黄一时，绣女下床。”我突然记起编《甘肃农民报》时用过的一句农谚。此时，家属如若待 在自己家里不出工，真的就很没脸面了。 到了东边大地的地头，才看到一组的人已全部在地里，地里尘土沸沸扬扬，麦子已割倒了一 片。手快的已割到了前边，身子脸面都被两边发黄了的麦秆遮挡得影影糊糊的，从地头只能 看到他正在迅速前进的后背，留在他身后割过的麦茬整整齐齐不断向前延伸。留在稍后边的 人，有前有后，也都在紧张地往前赶，没有人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看到大队人马的到来，只 有两三个人回过头来笑笑，说一声：“你们来了!”说这话时，手中的镰刀仍在挥舞。 夏收是一场战斗，也是一场比武。我的难友们心里都装满了前途未卜的沉重，每个人仍愿意 听中国共产党的话，在夏收中一显身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宽宥，从而得以被松开头上的“ 金箍”。我把头上的右派帽子称之为“金箍”，这是对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大不敬。然而 ，写到这儿，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景超的杂文《关于“抵触情绪”》一文中有一段说到“ 紧箍咒”，在反右的批判会上被认为“恶毒之极”，是“对党具有刻骨仇恨”的表现。而我 们现在的受苦受难，比之杂文上被斥之为因“抵触情绪”而受冤屈者，不知又超过了多少倍 。我们的痛苦，不正是有人随意地念动了“紧箍咒”的结果么?我拣来景超杂文中的一个词 语，在几十年后描述我们当时的处境，心里仍酸楚不已。我只是觉得这个词语，比之官方语 言所谓的“右派帽子”更切合我们的实际更生动更逼真更通俗更大众化。400年前的吴承恩 让面目仁慈不明善恶的唐僧念动紧箍咒，驱使孙悟空在时不时地抱头喊疼中仍忠心耿 耿地保唐僧的驾赴西天取经，是因为孙悟空在要命的头疼的折磨中也还有个想头，他想的是 保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自己才能成正果，取得个自由之身，还回到花果山和众猴儿过他的 逍遥自在的美猴王生涯去么。我真佩服吴承恩的大智大慧及其高招儿。心中却十分凄楚，为 什么历史中的神话故事，竟同现实生活如此相似乃尔?这惊人的重复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扮 演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路上的角色，竟是那样地有声有色而更其增添了许多悲壮许多凄烈。唐 僧和孙悟空是一对一，而我们是几十万人，况且我们的队伍还在不断膨胀扩充。 割麦子，我得从头学。 一开始，记得是王昭教我割麦。从队部来的几十号人马，很快就在几块地里摆开了阵势，每 个人各占四行麦垄挥镰收割。我傍着王昭也占了四行麦垄。王昭用分解动作教我。他告诉我 ，割麦时，要先由右手用镰刀钩住麦垄里的一束麦，乘势用左手把这束麦拢住，然后，右手 把镰刀略略向前放开接近地面，再使劲向怀中一拉，麦子就割倒了。右手在割麦时，要平平 地向怀里拉，把麦茬割得低低的，尽量不掉麦穗。方法虽很快掌握了，因为手生，力气也不 足，仍无法赶上王昭的速度。王昭干脆一人甩开膀子割了6行，只留两行让我割。他还叮嘱 我：“不要急，先掌握方法，手熟了自然就快了!”王昭一向劳动上抢先，现时一人割6行麦 ，仍割在前面，我只割两行还觉得吃力，特别是膝盖生疼生疼。王昭一面割，一面继续教我 ，看见麦垄边一丛骆驼刺，他说：“对付这种骆驼刺，你只消用镰刀尖先把它割倒剜出，就 不扎你手了。”说着，一个快速利落的示范动作使我立即心领神会一目了然。遇到骆驼刺长 在麦秆中间，夹在麦行里无法单独割倒取出的情况，他也自有其高招儿，先割几把没有骆驼 刺的麦秆抓在左手中，用左手里的麦秆遮挡夹有骆驼刺的麦秆再割，骆驼刺还是扎不到手上 。这样，我的手上始终没扎上刺。陈××让我带上一苗针挑刺，用王昭教我的方法，根本不 用挑刺。 这一块大地真长，我望眼欲穿地看着前头，直想赶快割到地头喘口气，活动一下疼得不得了 的腰腿。然而，几次抬眼望去，眼前都是一片金黄色，涛涛麦浪翻滚不已……我只割着两行 麦子心里有些愧疚，总得尽力而为。头脸上的汗水随着镰刀的挥动滴滴嗒嗒地注入了黄土地 ，一滴大的汗珠会把黄土砸下一个深眼儿，眼镜片儿因汗水的不断蒸发而蒙上了一层雾气， 浑身上下都被热汗蒸腾得燥热难耐。 大约20多分钟后，才割到了地头上，当人们先后伸直了腰，由蹲着改变为站立着的身姿时， 一大块地里光光净净，只有两三个人仍留在地里匆匆忙忙地用芨芨草拧成的草要子扎捆刚割 倒的麦子，并把它们大致收拢摞成堆。 在走向旁边的第二块大地时，我和裴组长的老婆割在了一处。有了和王昭在一起收割的经验 ，她已毋须教我什么。但我的手仍笨拙，动作也麻利不了，她一定是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笨拙 窘困，同王昭一样，便毫不犹豫地也替我割了两行，我仍然只割两行，同她一起前进。 到中午时分，我觉得疲劳已极，拖着两条疼痛的腿，同大家一起回到一组宿舍门前的小院里 。大大的白馍冒着热气已盛在圆圆的大笸箩里摆在当院，每人一大碗葫芦烩菜。河西人把番 瓜叫葫芦，而且是长得又老又大的葫芦，我从小最不爱吃这种菜。但重劳动后的辘辘饥肠， 使我早就没有了挑食的毛病，吃什么都觉得香，夏收期间吃馍不限量，更使大家在狼吞虎咽 中充分享受到填饱肚子的愉悦舒坦，蠕动在胃肠里的饭食滋润着无数根通往大脑的神经，使 人们在这短暂的憩息中，脸上都绽开了笑容，心里乐开了花。有些人在咬嚼饭菜时随着嘴的 开合不断发出响亮的“吧吧”声，有些人嘴里响声不大，咬进嘴里的大块馍在舌头的搅动中 不时在左边的腮帮上凸起个大圆疙瘩，很快又滚动到右边的腮帮上，在舌头搅拌得吃力时， 便稀里哗啦喝几口葫芦汤，喉结动了动，嘴里的饭菜便一下全吞进了肚里。这“吃”的交响 乐，在默不作声只顾吞咽的大伙儿中间，又增添了几分热闹欢快。 突然，我发现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也在吃饭，他的吃相完全没有狼吞虎咽的气势，而是斯斯 文文，不急不忙的样子。一问，才知道是来找谁搞“外调”的。 此人倒也是一副满脸欢喜的样子，我听到他对旁边的人不断地说：“这里的生活真好，这里 的生活真好!”竟是连声的赞叹! 我立即就理解了，他所说的“生活真好”，其中“生活”二字，只界定在“伙食”的范围， 并无其他更宽泛的意义。而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心中还有点惊讶。一年后，当饥饿的 触角已深入到全民族的每个家庭中时，“生活怎么样?”已成为人们相互间询问肚子是否能 够吃饱的代用语，它作为那个年代特殊而又普及的问候语言，而存留在中国的历史中。 但，我对此人所说“这里的生活真好”，并未当做一个重要的信息而对待。后来我才明 白，他的连声赞叹不正是告诉我们，其他许多地方的“生活”同这里大不一样，完全是另一 种情况!我身处封闭的农场环境，在参加夏收中面对即将到来的又一个大丰收，要通过我们 的双手即将获得的大丰收，真是再也想不到外面的世界又有了何等巨大的变化!景超在夹边 沟农场忍饥挨饿曾使我痛苦莫名，此时，我想只是为了把到口的粮食抢收回来，那边农场一 定也要让他们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就是地主老财也会这么做的。我哪里知道，夹边沟农场贫 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 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若何，以夹边沟的 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 没有人想及。我麻木不仁，一点儿也没有从那位干部的口风里想得多一些，全民性的饥馑已 悄然逼近，我的执迷愚蠢竟使我在那时仍未能把此情况看到想透。 我吃饭慢了一点，当我走到分配给女同胞们午休的房间时，只见大炕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家 属和小孩们都已沉沉大睡。一组刘志俊组长的小的孩子只有两岁左右，是由一个七八岁的女 孩带着的。孩子们的妈妈是个泼辣能干的女人，当然也参加了收割。只见他们母子三人都 已沉沉睡去，两岁的孩子嘴半张着，身体斜斜地横着，一条腿还搭在妈妈的腿上。显然 ，她们一个个都疲累已极。我看着她们的睡姿，从心底涌出一种滚烫的感情，十分感动。她 们都是多好的人啊，赵金恒动员夏收的报告，她们自己并未去听，只是自己的男人回到家中 简单说了几句，她们就毫不犹豫全身心地投入了进来，还带上自己的小孩。当然，她们原都 是农民，夏收意味着对全年辛劳的肯定，夏收绝然是一场战斗，她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在 这种时刻只让男子汉们去流大汗出大力，她们于心不忍。她们即便仅仅是出于维护自己男人 脸面的心思，也得全力投入。 午休后，收割的节奏依然紧张快速。才是第一天的收割，谁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整块地里 ，到处都是一片割麦的“嚓嚓”声，别的声息都被“嚓嚓”声淹没了。我拼上了命往前 赶，却总也难以跟上旁边的人，好在很多人都帮我一把，有的人见我落后了，便从前边把我 割的四行麦捎带割去，我割到断行处，便空手走几步，再蹲下去忍住膝盖的疼痛继续往前赶 ，有的人和我同时往前赶着割，仍像王昭、裴组长的老婆那样，帮我割上两行，我并无落后 之虞，有时一起还能说上几句话。 到下午收工前一个小时，赵金恒和刘鸿年把我叫去，一同去统计各组当天的收割成绩。我们 一行3人到各组先根据割过的地块算出收割的总亩数，有些缺行断垄占一定面积的，要从总 亩数中扣除。赵金恒手里还拿着一根约一米长的细棍子，在收割过的大田里随便扔出去，在 木棍落处一米见方的地方数一数共掉了多少个麦穗，便是收割质量的参照系。我把各组的成 绩都记下来，第二天还要在黑板报上公布，原来挂在队部的黑板报已挪到了一组的小院里。 当金黄色的麦田里已不再发出耀人眼目的光泽，沉甸甸的麦穗开始出现阴影，尚未完全褪尽 绿色的长长的叶片麦秆杂乱的影随着镰刀的起落，已显得黯淡如丛丛野草，此时，收工的哨 子才响了。 我回到一组的小院里，许多行动快捷的人已在大口吞咽着晚餐，一个个其乐无穷的样子。小 院里燃烧着一堆冒着黑烟的野草，原来这里也有蚊子的侵扰，特别是到了夜间，烧野草冒 出的黑烟是用来驱赶蚊子的。 这天晚上，除家属外，大家都挤在一组的宿舍里睡了，谁也没有回队部的宿舍去。我一人睡 在地铺上。 第二天凌晨4时多，上工的哨子就响了。人们拥成一堆睡眼惺忪地向麦田走去，地上还残留 着一抹月亮的清辉，天边的月亮只露着小半个脸儿。地上的坑坑洼洼沟沟坎坎都无法看得很 分明。在田间刚走了一小段路，我便摔了一跤。我立即轻捷地爬起来再急急地走，就是走路 也不能落到后面呀，走路慢了几步，到开始收割时就会差别人一截子距离呢。 这天中午，我提前半小时回到一组的小院里，在黑板报上公布头天的“战果”。我用白粉笔 写出各组的成绩和受表扬的个人，还用彩色粉笔点缀上图案，画上花边，把版面安排得引人 注目，大方好看。写好了黑板报，我才拿出盥洗用具，开始刷牙。这时，大家都收工回来了 。一组的人拿出他们各自的脸盆舀了洗脸水，人们就三五个人成堆地蹲着围住一脸盆水，快 速地用手撩起盆中的凉水在头脸上胡乱搓洗一顿，再使劲洗去手上黑绿色的泥垢。有的人用 自己的毛巾擦拭头脸和双手，有的人连毛巾也没带，就着别人的毛巾抹一把也就罢了。此刻 ，脸盆里污黑的水已所剩无几，在院子里就地一泼，人们就又开始了午餐的饕餮，一曲快乐 的就餐交响乐重又响起。 我慢条斯里认真地刷牙，引起了赵金恒的注意，只听他哈哈笑着说：“嗨，我们的和桑子的 卫生讲得认真得很呀!”我抬眼望去，可不，全院子里，只有我一人在刷牙，紧张的夏收活 动，已使男同胞们都免去了刷牙这一着。当然，赵金恒的调笑，并不意味着我刷牙犯禁。我 觉得不刷牙嘴里的味道最难耐，我仍刷我的牙，和最后的三几个人共用一脸盆水草草地洗了 脸，用自己的毛巾擦了手脸。然后立即加入了午餐的队列。 紧张繁重的夏收，继续了一天又一天。膝盖疼痛逐渐减轻，以至不疼了。但体力的不支，却 不像初到农场时由不适应而逐渐变得应付自如，长时间超负荷的重劳动，使我清晨听到上工 的哨子声时不由得犹豫胆怯，心里七上八下，发愁新的一天的劳动将怎样收场。 20多天后，酷暑使我的双脚生了脚气病，两只脚肿得像发面馒头，脚趾间烂得一塌糊涂，疼 得利害。有天夜里疼得觉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清早上工的哨子吹响以后，我坐在地铺上忍不 住掉开了眼泪，赵队长见状，关心地走过来问：“怎么了?”看见我的双脚肿成了那样，脚 趾也烂了，我仍不住地掉眼泪，就催促我到大队部医务所去看看。 在这种大忙的时节请病假，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赵队长一再催促，我才起身回大队部。大 队部的医生有两三个，此刻大都也下地收割去了，不知在何处。留守在医务所的医生叫薛明 璜，是个年轻小伙子，也是我的难友，看见我一副疲累不堪的模样，他连声说：“累坏了吧 ，一定累坏了，治脚气没啥药，只能补充一点维生素。”30多年后，我在兰州自己家里，从 电视屏幕上多次看到“脚癣一次净”的广告，声称30分钟就可以治好脚气，电视屏幕上起先 不断发出痛苦的“哎哟”之声的汉子，一会儿把脚浸泡在药水里，立即变得喜笑颜开的形象 ，使我感慨万端。当时，我忍受痛苦已许多天了，每天还在酷暑中紧张夏收。“脚癣一次净 ”的发明却是在30年之后。那时，此药即使已经发明推广，也不可能出现在戈壁深处十工农 场四大队的医务所。“脚气”算什么病?经费短缺简陋的大队医务所不会准备这种药。我只 能忍受脚气的疼痛，拖着一双浮肿的脚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薛明璜穿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衣，干净利落地坐在医务室里，等待有限的病人上门，过的完全 是另一种清闲潇洒的日子。此时，我不禁有些羡慕他，正如去年夏收去二大队演出时，自己 受到杨骁的羡慕一般。薛明璜用小纸片包了些维生素给我，还说：“徐福莲也来开过药，说 是病了，有什么病?不就是累了。”我觉得此人说话的语气刻薄，有揭短的意思。他对我们 承受的劳动之沉重紧张缺少体会，所以才会轻松地断定小徐没什么病。 此后，我参加夏收便是断断续续的了，赵、刘二位队长对我的脚疼认为应该治疗养息，全队 的工人、难友们看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也是有点怜惜同情吧，都没人为难。这样，以 后十几天的收割，我断断续续参加一些，到扫尾的几天，干脆就没下地了。 每个人挥汗如雨耗尽了全身的气力和精神劲儿。到后来，每当收工时最壮实攒劲的男子汉们 也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歪歪斜斜缓缓慢慢地走回住地，连欢声笑语也少见了时，历时40 多天的收割终于结束了。 前后40多天的收割，大家都累垮了。过去办农民报时，听说陕西关中一带夏收都要求3天地 净场光，收割打碾在3天内都要全部结束，所以每年夏收时甘肃很多“麦客”都要到关中去 赶麦场挣钱。像十工农场这样连续大干苦干40多天毫无歇息一味攻坚的做法，怕是那些最攒 劲的“麦客”也承受不起。但，大家伙就这样干了下来。当时，安西县委有个领导张应虎到 农场看了看情况，认为40多天一点不休息太苦了，因为那时的政治口号已由“一天等于二十 年”、“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如何如何，改为较缓和的“有劳有逸，劳逸结合”。 大跃进的有些过火做法开始有了松动。而农场领导不以为意，总不能把到口的粮食抛撒在地 里吧! 在此期间，一中队最大的损失是，我和赵、刘二位队长种的一畦瓜尚未成熟，就被过路的人 摘吃了个光净，赵队长后悔不已地说：“错了，错了，我们原该留下两个上海移民老汉照看 瓜田的，移民老汉割麦子不行，保住一畦瓜田，咱们大家不就都有吃的瓜了吗?那么好的一 畦瓜，一个都没给我们留下，可惜可惜!”长势甚好的一畦瓜田最后竟没见到一个瓜，我也 觉得遗憾至极。 在夏收的日子里，许多上海移民的孩子们都到地里去拾麦穗，他们拾来的麦穗不是交公，而 是拿回到自己家里。在当时“一切为公”的形势下，自然有些不妥。但是，队上已没有人力 可以有组织地去拾麦穗。对他们这种行为只好宽容地予以认可。这样，到了晚上，大凡上海 移民的家里都出现了不绝于耳的“嘭嘭”声，这是他们无师自通地把麦粒从麦穗上敲击下来 的声音。个别移民家庭在离开上海时，还挺有心计地带来了小小的手摇粉碎机，可以把麦粒 粉碎成面粉。一天，我听赵队长说：“移民们能干得很，谁谁家(自然30多年后我已无法记 得他的姓名)有个东西能把麦子磨成面。”我好奇地跑去看，果然见到一个小小的铁物件， 放进麦子用手不断摇动把手，磨出的面粉就缓慢地充塞在约一寸多见方的斗里向外溢出。像 这样小巧的机械玩艺儿，我在兰州不仅未曾见到，也闻所未闻。我不禁惊叹先进的工业给人 民生活带来的好处。这些上海人在上海过着怎样的生活啊，他们怎么会安心在这里扎下根来 呢? 夏收后不久，二中队的上海移民中，竟出现了一桩惨绝人寰的事件，在全农场震动很大。有 个叫陈尔云的上海移民，妻子滕菊英，他们共有5个孩子。他们从鱼米之乡来到戈壁深处的 十工农场，自然觉得苦不堪言，在痛苦中竟做出了冒险的抉择，打定主意全家人都逃回老家 去。他们只想到夏天气候热，无冻馁之虞。谁料全家逃出四大队的地面进入茫茫戈壁滩后， 一望无际的戈壁使他们迷了路，带的水早已喝完，从戈壁滩上再也走不出来了。在酷热干渴 中挣扎了两三天，滕菊英和孩子们都奄奄一息。陈尔云在无奈中总算找路回到四大队，向领 导说明一切请求救援。队上立即派人分头去找，可是等找到滕菊英及孩子们时，他们一个个 早已死去。7口之家，一下子只留下了陈尔云凄凄惨惨孑然一人。90年代初，我和徐福莲回 忆这一事件，徐福莲记忆犹新。她说：“我陪着陈尔云流了不少眼泪!”当时，她的小女儿 随婆婆已去了广东，她那曾是印尼华侨的婆婆是广东人，对故土有着特别的依恋，原先不远 万里来到甘肃追随唯一的也是她认为儿女中最有出息的儿子，是想在儿子儿媳身边过上安稳 的生活。反右斗争使儿子儿媳双双划为右派，老人无法再在永昌安住下去，只得回老家依傍 女儿们去了。所以小徐陪陈尔云流泪是哭他人的难肠，内心里暗自悲伤的真正是小女儿已去 万里之外的广东，自己前程未卜，对小女儿无论怎样牵肠挂肚也难以见上一面了。这种母女 被活活拆散不得见面的痛苦，比之已隔绝在另一个世界同亲人永别了从而留给亲人的痛苦， 究竟哪一种更加令人痛断肝肠? 再说，陈尔云一家那时只知道戈壁深处人们生存的艰难，生活的严酷，却根本不晓得将人们 圈在这里的戈壁滩凶残暴烈的秉性。从古到今，它曾无情地吞噬了多少活泼泼的生命，已是 无以计数了。 这一惨剧给所有的上海移民的心头都罩上了撕不开抹不去的巨大阴影。这也是我来农场后遇 到的第一桩触目惊心的暴死事件。许多日子，我的心里老是翻来搅去的，难以恢复平静，孩 子们的惨死，让人无论怎么想也觉得太可怜，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9月，《甘肃日报》发了一条给全省首批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新闻，字数不多，摘帽的人数也 不多。我只记得其中有我中学的英语老师李端严，此时他在兰州大学任教。这条发在一版不 甚醒目的短新闻，在我的难友中，俨然如一声春雷滚动在每个人的心头。人人争相传阅这张 报纸，并当做最大的喜讯，互相转告。“摘帽”毕竟有希望了，回到人民的行列已指日可待 ! 农场肯定已收到有关的文件，不久后就要求对下放人员一一进行鉴定。这自然是一次非同小 可的鉴定，它关乎到“摘帽”。鉴定在各组进行，然后集中到中队进行平衡及文字上的修 正定夺。 我对于首批“摘帽”未抱什么奢望。首先，我衡量了一下自己，从劳动上来说，男同胞们绝 大多数都比我强，我虽也尽了力，总的来比较只是一般过得去。其次，我当右派是受景超的 株连，作为夫妇右派，领导上按照当时的释义只会考虑其“反动”的性质要更为严重，因而 会把我们的问题连带在一起，继续株连，绝不会优先考虑把我一人先解脱。所以，我在思想 上比较冷静，没有太多的波动。再次，我也想到省上首批“摘帽”的人数极有限，农场步其 后尘，人数也不会多，所以轮不到自己头上。 有些人并没有如我这般冷静，特别是有的人自认为劳动上拔尖，又是原共产党员--比我等 非党员要清白一等的人，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变得心慌意乱，坐卧不宁。一 组的王永就属这种情况。一个休息日，他特意到队部和我谈心--大概和本组的难友坦诚地 说话有某种不便吧，他的困扰全摆在了脸上。过分的希冀使他兴奋不已，害怕希望落空又使 他忧心忡忡，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折磨得他十分痛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划为阶级敌 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坠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 己的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想抢先抓到自己手里争先活命。我只得从大局 方面开导他，说这次“摘帽”的人数不会多，他年纪轻(比我小一两岁)劳动表现好，经常 受到队上的表扬，估计此次优先“摘帽”的可能是有的，但人数既然少，不摘的可能也存在 。农场“摘帽”的决定会在国庆节宣布，也没几天了，就安心等待吧!反正着急也没用 。像王永这样内心着急、坐卧不宁的人，肯定还有不少。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前程命运的 大事，是领导上要求的“跌倒了要再爬起来”的标志，只有“摘帽”才能从屈辱的“阶级敌 人”重新进入人民的行列，从而被称作“同志”，一切又将重新开始!真的，这是多么令人 欢欣鼓舞的事儿，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毕竟有了一线曙光，谁又会对此无动于衷? 1959年的国庆节终于来临。这一天，我的难友们都以急切的心情，等待在庆祝会的盛典上宣 布摘帽的决定。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宣布摘帽的在全大队只有两人，一中队的李永龙，二中 队的一人，名字已忘记。李永龙是原民勤县公安局的干部，劳动上比较踏实，但不属于拔尖 人物，所以他作为首批“摘帽”的人，很出人意外。当时，我的难友们都还抱着在较短的时 期内争取摘帽的想法，语言比较谨慎，故对此也不多做评论。在全中队四五十个右派分子里 只给一人“摘帽”，似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给大家兴奋的意绪泼了凉水。 场部所在的三大队，此次也只给两人摘了帽：一人是陈明，他从武威步校来农场不久，就来 到场部三大队当伙食管理员，无论是大跃进的食堂化时期，还是此前此后，他都工作得勤勤 恳恳，想了许多办法，把场部及三大队的食堂办得有声有色，伙食大为改观，这是有目共睹 的。此食堂吃饭的人在千人以上，伙食办得好，还被评为全场的“红旗食堂”。陈明首批摘 了右派帽子，这是情理中的事。但陈明对此反应平淡。他对自己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未服 气 过，从未承认自己反党。原共产党员的他，于5月下旬送到十工农场后不久，立即给原单位 领导写申诉书，提出充分肯定的种种理由，说明自己是一个正直正派的共产党员，从未同党 有过二心。对农场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他尽心竭力一定干好干出突出成绩，是由于他认识到 这是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经受一场特殊的考验。他仍然凭着共产党员的良心和热情，任 劳任怨地做出自己应有的奉献。对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淡然处之，嘴里不说什么，心 里清清楚楚，他相信逆境会进一步转好，自己听毛主席和党的话没错。他就是要以共产党员 坚定的步伐，把革命的路走到底。另一个是马思聪，他与大音乐家马思聪同名同姓，但却是 土得掉渣儿的陕北人，父亲是老革命。他到十工农场后就在汽车队开车，看样子是农场领导 因其父亲是老革命而对他的特殊照顾，或许农场领导就认识他父亲。开车，不像我们下地那 样苦重，手握方向盘驰骋在满世界，又是自由度多么大的工作呀!在三大队时，我和马思聪 只有过遇面，从未交谈过，只听说他原来是张掖地区某运输公司的干部。就是这个马思聪， 在领导上宣布摘掉其右派分子的帽子时，竟直言不讳地大发牢骚：“我本来就不是右派分子 ，摘的什么右派帽子!”别人求之不得的“摘帽”，在他竟嗤之以鼻。又有哪个右派分子从 内心里就承认自己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时，被首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 ，在数十万右派分子中属凤毛麟角，人人只有庆幸的份儿，谁敢把内心深处的秘密公开道出 !马思聪敢于说出内心的真话，也只是在他认为同样与他受冤屈的难友面前。他到农场以来 ，自由惯了，没有谁敲打过他，他觉得说出真话痛快，便痛快地说了出来。 当时，只有“摘帽”的指示，对“摘帽”后相应的对待，如工资等最实际最直接的关乎到本 人生活及家庭的问题应如何跟上，并无具体措施，所以，直到我于1960年1月离开十工农 场，摘掉右派帽子的李永龙还是李永龙，工资还是按30多元的生活费由我每月造表发给，数 额并无任何改变。其他一切也没什么变化，他仍留在一组和大家一起劳动。 收割后的农事活动，主要是用大车把麦捆子拉到场上摞好。这来农场后的又一个大丰收，使 或圆或长的大麦摞，一个接着一个，光是在一组东边的场上就有近20个。我曾同场上劳动的 人一起摞起一个个的麦摞，在摞麦摞的底层时，一手提一个麦捆按照既定的形状摆好就行， 摆到一定的高度时，有人站在麦摞上指挥，下面的人用长柄木杈把麦捆送到需要的地方，由 上面的人接住放好。此时，站在上面的人是有技术的“把式”，既要把麦摞摞稳防止歪斜坍 塌，还要把麦摞摞得进不去雨水，有了雨水要顺顺当当地流下来。这种工作有相当的灵活性 ，不像割麦时要赶趟子，所以我能够胜任愉快。以后，摊场、碾场、扬场的全过程，我都参 加了下来。以前，我下乡时听说扬场的技术性很强，还见到农民扬场是用特制的木锨来扬。 这里根本没有木锨，大家全都用铁锨扬场，我学大家的样也用铁锨扬场，未曾料想还得到陶 杰的一声赞誉：“我发现统计扬场的姿势好看得很!”陶杰从我劳动的身姿发现了“好看” ，还坦率地说了出来，使我十分高兴，毕竟我是正当青春年华的女性。我一面继续扬场，一 面心里想道：“原来，劳动着的自己还‘好看得很’，陶杰你怎么就发现了别人所没有看见 的，还要说出来!”我喜欢陶杰的坦率热诚。 后来，全队的人马又一起转悠在沙枣树林里，用了两三天的时间采摘成熟了的沙枣。采摘沙 枣是为了收集沙枣子，为明年种植沙枣做准备。这是县上安排的任务。干这种活，真如度假 一般，大家说说笑笑，逍遥自在。略带涩味的沙枣，嚼在嘴里有几分甘甜，这对于一向无零 食可吃的我们，也多少可以解解馋。收集回来的沙枣，队里用碾子碾过，取出子儿上缴，碾 碎的沙枣泥，交给伙房夹在面团的夹层里蒸馍，自有一种酸甜的特殊味道，十分可口。我生 平第一次吃上了这种用沙枣泥做的馍。 这个金秋的尾声，在我记忆里十分鲜活的，就是在采摘沙枣中手指间曾不断滚动着黄澄澄的 沙枣，嘴里不停地吃着黄熟了的个大滚圆的沙枣。有时遇到沙枣味儿特别甘甜的一枝，左近 的人还关心地互相让品尝比较，顷刻间便把缀有沙枣的枝条扯个精光。 就在本书完稿之前，我得知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有两个饥饿的难友在这一年里被残 酷整死的事。第一个难友名叫郭斟玉，1959年3月，站上组织大队人马去酒泉城附近背头年 晒干的草筏子以改良土壤。当时，早晨5点半起床时天还没全亮，站上用夹着谷糠的小米熬 了许多稀米汤，不限量供大家吃喝。因米汤太稀，喝了不顶用，后来就有人想 了办法。在地上挖个小坑，放上毛巾，把用饭盆端来的稀米汤倒在毛巾上，汤里的水分渗走 了，小米和谷糠留在毛巾上。把滤过的小米取出，放在另外的地方，再端米汤倒在毛巾上， 再滤出小米。这样倒几次米汤之后，就能滤出没有水分的小米，吃进肚里还顶点用。这种 做法很快被管教干部发现，就将倒了几次米汤的郭斟玉抓住了，从他放在地上的短大衣里搜 查出一堆滤出的小米。此时背草筏子的劳教分子尚未出发，当即将郭斟玉吊到了 一间房子的房梁上示众。6小时后，吊郭斟玉的绳子断了，郭斟玉人掉到了地上，头颅变成 了褐色，两个眼球被吊得突出，已气绝身亡。 第二件事发生在冬天。有个难友，因饥饿，从菜窖里偷了一个老番瓜、几个洋芋，晚上在屋 后偷着煮，被到站上来的场长刘振宇发现，刘振宇大骂：“像你这样偷，窖里储存的菜就叫 你偷光了。”这个难友说：“我就是偷了一个番瓜、几个洋芋，再没偷过。”刘振宇说：“ 你还嘴硬，都像你这样偷，站上的菜窖还有窖的菜吗?”当即命令下边的管教干部脱去他的 棉衣，只剩下身上的衬衣，用麻绳把这个难友捆结实，扔进一个空房子。然后，刘振宇扬 长而去，回了场部。第二天，站上的管教干部心想他也就是偷了点菜和洋芋的问题，应将他 放出算了。但是，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一夜之间已将他冻成了冰棍，他哪里还能活着 出来? 这两则令人发指的残酷罪行，当我们在丰收的日子里，放开肚子吃着白白的大馒头，连来此 外调的干部都赞叹不已，认为“这里的生活真好”的时候，当我们游荡在沙枣树林里，自由 地采摘并随意地吃着黄澄澄的沙枣的时候，我真是再也想不到在我亲人劳教的新添墩，竟然 会连续出现把饥饿的难友用如此残酷的手段置之于死地的事件!这真是太出格了，太出乎人 们的意料了，用“草菅人命”说明此事件最确切不过。我的亲人挣扎于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 里，真是太难太难了。有个原省监察院干部张雨沛，二十多岁，对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 食不果腹，感到苦不堪言，前途无望，编了个顺口溜以抒愁怀。顺口溜共四句：“祁连山戴 帽(意思是下了雪)；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的日子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此事不知被谁 告密后，由场方汇报到张掖地委，地区法院将张雨沛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后于9 月判处死刑，在新添墩就地枪毙。这一“杀一儆百”的暴行，使每个难友胆战心惊，绝望到 了极点，他们经受的真是人间地狱的苦难啊!我的亲人亲眼目睹难友被冤杀，心中怒火燃烧 ，却也只能保持沉默。他是个善良刚强的人，遭受如此的精神巨痛，也只能将它深深地埋在 心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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