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现在回想起来，景超接到我从四工农场发出的信后，知道了我所在农场的性质- -属劳改系统，他只能把心头的沉重深深地埋在心底。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寄出，从他的来信我无法知道他的担心和忧虑。我写信给他对日常劳动工作和生活的描述更不能流露些许不满，信写得平平淡淡。从这平淡的字里行间，他一定是敏感地捉摸出这里的一切有了很大改变。当然，尚可安慰的，他知道我不下地了，现在的全部工作都比较轻省，是受到了照顾。沉重的政治压力，我是一个字也不敢说的，即使我不说，他肯定也是想了许多，可他无能为力……3年前，他得知我也被定为右派分子挨批斗的时候，他还可以在我们的斗室里发出无力无奈的叹息：“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呵!”那时，我伏在他的胸膛前真想在他的臂弯里嘤嘤哭泣，却一滴泪也流不出，我默默地听着他的叹息，对我们的孤苦无告求助无门，绝望到了极点。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他有节奏的心跳，一下一下。仿佛是回应，我也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现在，我若是还能伏在他的胸前，在他的臂弯里听他心跳的声音，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然而，这幸福已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已天各一方，永远也无法在受难中互诉衷肠，互表心曲。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已逐渐习惯了在我俩分离的日子里守着孤独。可那时，我的身边已渐次又有了一个温暖的港湾：十工农场领导上的“右 ”，在当时的大环境里以极特殊极个别的一整套做法保护了我们数百名含冤受屈的受难者。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写给景超的信虽被限制在每月两封，在每封信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告诉他，所以也引起他的感叹：“真羡慕你!”可来到四工农场后，我向女伴们诉说了的苦恼会立即反映到领导上，我在信上又无法告诉他。我能在信上告诉他，二站的王智礼说是要判我10年徒刑，×

　　副场长说要把我用绳子捆到场部，场部的干部们只向我布置工作，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我能这样写吗?如果写了，夹边沟的管教干部在检查信件时，毫无疑问会认为我这是不服改造，把自己的位置没摆正确。当然，如果他们不嫌麻烦的话，还会把信转回来，通知四工农场，都是一个劳改系统，互相沟通一下所管右派分子的情况顺理成章。这样，我写给景超的信便也越来越简略干巴。从我简略干巴的信，他一定想了很多很多。

　　当然，每季度寄10元给他，我仍及时寄出。这有限的10元，对他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柱，是支撑他在艰难困苦中迈出脚步颠踬前进的动力。四工农场场部有个一人看守的小邮局，可以寄信寄钱物，倒是比在十工农场时方便多了，不必为给他寄钱再求人。

　　有一天，接到他的信，问我能不能设法买些干辣椒寄给他，我当然要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可到哪里去买干辣椒呢?就是在县城也未必能买到干辣椒啊!着急中，我突然想到三站经常来场部赶马车拉柴油的两个人或许能设法弄到。四工农场共有四个站，三站、四站全都是劳改后就业的，离场部有一二十里路，这两个站用的柴油、吃的面粉，都从场部用马车拉回。赶大车的把式自然也都是就业人员，他们技术娴熟，赶大车的时间长了，逐渐得到了领导的信任，赶车的活具有相当的自由，这些车把式也就具有了他们特殊的地位，优越于站上别的就业人员。我想到的这两个车把式，一个仍是陕西人，一口地道的陕西口音，显得非常健壮，圆圆的脸，脸上的肉非常瓷实，白里透红；另一个车把式是甘肃河西口音，瘦削的脸显得有些阴沉。奇怪的是他的一只脚有毛病，走路瘸得利害，真不知道站上的领导怎么竟挑中他这么个瘸子当车把式。我想到这两个车把式是因为给他们发过柴油，看出他们那特殊的地位或许能帮上这个忙。他俩又来领柴油了--每次都领三四大桶柴油。我问：“你们站上有没有干辣椒?能不能卖给我两三斤?”没想到我问个正着，他们一口答应，下次来场部就带来。过了几天，他们再次来场部时果真带来了干辣椒，每斤七八毛，价钱也合适。我喜出望外，第二天就从场部的小邮局寄给了景超。他们办事这么痛快，我很感激。

　　我们的宿舍又搬了一次，由马棚搬到了机修厂内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正规的木制门窗，比马棚略略宽敞一点。我和小徐的床面对面，头顶靠窗，王桂芳和石天爱的床也是面对面，进门便是。王桂芳的床在小徐的脚下，我的脚下正是石天爱的床。我们的四张床在室内放置的格局便是如此。现在想来，让我们搬进这个宿舍，完全是由于领导上从管理劳改犯人的经验出发，考虑到孤零零的马棚四面不着边，让我们4个女右派住着，我们整日都要同那些男“职工”们打交道，“男女混杂”，依然有个安全问题，这样的考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现在我们的宿舍，就在杨振英和小徐办公室的后边，隔壁是焊铆车间，面积同我们的宿舍一样大，对面就是机修厂最大的主车间，里面有几个车床。王桂芳和石天爱去机磨坊上工也很近，只消跨越杨振英办公室前不宽的一段黄土路面，就进了机磨坊的院子。可以说，我们的宿舍整日暴露在这一地带上班的干部、工人及“职工”们眼睛的监视下，成了禁地，没有人敢闯进来。而在当时我们都没想到这些。我们服从指令搬进这间宿舍，只觉得比马棚要好些而高兴。

　　不久，出现了一件让我们及场部的“职工”们皆大欢喜的事。杨振英突然宣布，原来我们吃饭的那个伙房同场部的伙房合并，从第二天起，我们全部到场部的干部灶就餐，这真是个大喜讯!因为这意味着从此我们就告别了麸子面。

　　我们第一天到场部的干部灶吃饭就尝到了甜头：吃的面条白白的、很筋，不是几十人的面条一锅煮出来，而是一次煮几个人的。面汤里还飘着少量的花生米。当时市面上根本无花生米可买，我们已几年没吃过花生米，那些“职工”当然更是多年没碰过花生米，在面条里吃上了花生米，在反复咀嚼之中的那个香呀，真是舍不得咽下去。后来才听说，这些花生米是由上级拨下来的子种，让在农场试验推广种植的。也许是由于场部的干部对试验种植花生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也许是考虑到即使试种成功，不等成熟，花生就会被“职工”及我的难友们偷吃，他们干脆把花生当作美餐交给了食堂。肯定，在我们的伙房未合并前，他们已吃了许久了，或许每个干部都分了些，因为有些带家属的干部在家吃饭，如杨振英。

　　我们的伙房为什么竟然会合并到场部的干部伙房?杨振英未说明。多年后我考虑，一定是有胆子大的“职工”把四工农场告到了酒泉劳改分局或省上。上级有了批文，具体指示，不能给就业人员另办食堂。四工农场对执行上级指示一向不折不扣，所以才出现了当今的局面。这位告状的人充分运用了自己享有的有限的权利，为自己的生存进行了斗争。当然，这也仅仅是我推理式的猜测。再一个可能是，上级领导机关或许派人来农场检查工作，他们当然要在场部就餐，发现“职工”及右派分子们另有食堂，为什么要分开办食堂?这中间肯定有问题。从上级机关下来的人也许只是个小小的干事，他既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场部就得立即改正。不然，他会把意见带到上面，由领导机关出面纠正。这样，对书记、场长都不利，会造成难堪，所以，他们干脆采取主动改成统一的食堂，他们自己其实无亏可吃。领导机关即使再来检查，也无话可说。

　　我和我的难友们坐享其结果。我们是没有胆量上告的，因为大家都为摘去头上沉重的帽子而左顾右盼，为这个可怜的愿望而活着。实在说，大家过上这种阶下囚的苦日子，不就是由于头上有了那被迫戴上的可恨的标记才开始的吗?这个残酷现实逼迫许多人天真地具有了一种不摘帽子誓不为人的气概。不怕读者见笑，当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呆子。殊不知威胁我们生存的魔影已在逼近，它比那可恨的右派帽子更具威慑力，只是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到场部食堂吃饭不久后的一天中午，我同“职工”们一起排队打了饭，端着饭盆走出食堂没几步，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一时间，黄色的沙尘竟形成一道遮挡在眼前无边的昏暗屏障，使方向难辨，我竟认不得回宿舍的路了。在原地转了几圈，有一阵子，才从昏暗的黄沙屏障薄弱的缝隙间慢慢辨明方向，一面吃力地继续辨认，一面在狂风的卷动中费劲地挪动脚步，慢慢走回宿舍。

　　这场大风，比起初到十工农场，我和两个武威民工及老任在地边点种白兰瓜、包谷时刮的大风，更显得威力无边。唐代大历年间十才子中的李益，为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人，正是1000多年后那两个武威民工的老乡，记得有个武威民工在风暴过后曾破口大骂：“我日他妈，这么个鬼 天气!”有过十多年戍边生涯的李益，在鞍马之间常“横槊赋诗”，其中就有“风沙满眼欲断魂”之句。他对征战的将士面对风沙的肆虐心中的悲苦因亲身经历体会至深，比起民工的破口大骂来，诗句深沉有力，所表达的内涵丰富多了。我们这些含冤受屈在苦难中跋涉的右派们，遇到这样的风暴，既不能像武威民工破口大骂，又不可像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李益用笔墨宣泄心中的忧思愁绪。我们的心境又岂是“欲断魂”三字所能尽述的!

　　后来我才听说，这次风暴在全农场将许多才下种不久的小麦刮走了，各站又补种了一次。在一站的院里，有四五个空汽油桶被刮得腾空而起，无影无踪。原十工农场三大队的统计高仲君，来到四工农场一站后，劳动了些日子，后来又当了一站的统计。二站的劳动成员都是我的难友，我的难友却无一人有此荣幸当统计。二站的统计是个刑满就业的“职工”，听口音是陕南人，此人从未同我的难友们一起下地劳动，而是独自行动，他似乎懂得些测绘技术，每天独往独来，早出晚归，好像是为二站的土地进行测绘规划什么的。王智礼对此人当然很信任，有时为了表示他的阶级立场，也骂骂嗒嗒地说他是判过10年徒刑的劳改犯。对此人，我心中有许多疑惑，但不能问他本人，更不能问王智礼。就业人员在二站能当统计，我的难友则不能，由此也可看出一站与二站执行政策的不同。

　　且说高仲君当了一站的统计后，有时也带人出工。在这场风暴中，他正带了40多个难友去地里浇春水。暴风一来，空旷的田野里黄沙骤起，更是立即变得昏天黑地，不要说浇地，40多个人在躲避风暴中都走散了，互相间谁也找不到谁。高仲君就近躲进了干渠中段的指挥所，干脆把带来的被子拉开盖住全身，把脑袋用被子包得紧紧的，遮挡风沙的袭击。小小指挥所只是个极简陋的土屋，在遮天蔽日的风暴中几乎要拔地而起，在暴风如虎狼般的吼叫声中颤栗着。

　　县上的水利指挥部对付风暴已积累了多年的经验，风暴骤起，立即电话通知上游关闭了闸门，所以大渠立即阻断未造成水的浪费。

　　高仲君是带领人员来放水的，干渠指挥所就是他的住所，他不仅带了铺盖，还带了几斤面粉，准备三几日内吃住都在指挥所。在风暴的袭击下，他只能不住地狠劲用手把被头紧紧裹住脑袋，挡住嗖嗖的冷风钻进被窝。直到下半日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风势略略小了些，才提起小小的面袋，顺着风势，斜着身子慢慢蹭进附近的一家农户，求这家一位农妇，烙了一张死面干饼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这位农妇还用大锅烧了些开水舀在碗里给他喝，从门窗缝里吹进的沙子先是浮在开水上，一刹那就沉到了碗底，高仲君也顾不得这些，啃着死面干饼子喝混浊的开水，只觉得胃肠里十分舒坦。

　　三四天后，走散了的难友们才陆陆续续回到一站，无一散失，没有人乘机回家看看，包括家在安西的难友。在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我的难友们已多次经历风暴的肆虐，他们已有了在风暴的肆虐中保护自己的经验，所以他们得以一个个安全返回。

　　在这段日子里，我和女伴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平静。场部食堂虽没有了麸子面，油水并不多，我们的粮食定量又低，仍常常觉得腹内空虚。

　　一天中午，在排队打饭时，有个场部干部不慎把面条倒在了取饭的窗台上，炊事员立即为他重新盛了面条，倒在窗台上的面条，便成为后面两三个“职工”争夺的对象。有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小潘遭到了炊事员的叱骂。在打好了饭，往回走的路上，小潘有些自嘲，气愤地对我说：“真是丢人现眼，谁愿意嘛!以前谁又这样丢人现眼过，躲还躲不及呢!”虽然是几句气话，他仍谨慎地避开了“如果不是肚子饿”几个字。在那个年代，谁要说“肚子饿”，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就是反党。小潘在劳改农场几年早受好了教育，所以在气愤不已时，仍懂得谨慎用语，以免招来更多的麻烦。小潘愿意同我搭话，还由于他同我们有着类似的遭遇，小徐在下车间劳动时，同他攀谈过。原来，小潘是个技校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河西一个工厂干车工，技艺甚好。1957年搞“阳谋”，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时，小潘受到鼓舞，也对领导提了些意见，谁知到反右派斗争时，小潘所提意见被作为右派言论进行批判，火力很猛。小潘刚参加工作不久，只有十七八岁，哪见过这阵势，就吓得带了些衣物不辞而别，坐了火车向西安的家中逃跑，想一走了之。这就背了更大的罪名。他前脚到家，后面一纸逮捕令就将他逮捕归案，然后就判了刑。在劫难逃。现在我们认识的小潘，已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了。他黄黄瘦瘦，个头不高，身体很单薄，所幸有一手娴熟的车工好技艺，所以在机修厂仍当着车工。实话说，他一直肚子饿，自从被判刑到了劳改农场，到服刑期满成为“职工”，他毫无人身自由。如果由着他自己，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个能吃饱饭的好去处，凭他的车工技艺，他知道施展本事的天地还广阔着呐。然而，这里的干部虽称他为“职工”，作为人的一切他已完全丧失，争夺打翻在窗台上的面条并不算啥，他却要受到炊事员的叱骂，而自己不能回嘴。他比我们更不幸，判刑时还不到18岁。

　　过了些天，我们同场部的“职工”们一起，在离场部不远处的医院门口开了个会，由场部某个干部宣布逮捕了医院的一名医生。这名医生我以前也见过，大约有二十八九岁，可能是由于当医生的关系，平日里穿着干净整齐，仍像个当医生的样子。此人犯了什么罪，并未向大家宣布，我们只被告知，他也是个刑满就业人员，此次是二次犯罪，用现代民间的语言，就是 “二进宫”。犯人抓走后，教育科的李科长讲话，其中特别强调：“你们应有高度的自尊心 !”所述事例，主要还是指不要搞小偷小摸，偷吃农场的东西。他口气平和，说得头头是道，倒是有几分说服力。我来到场部，杨振英同我也有过一次谈话，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说 “职工”们都是犯了法的地主、反革命，大部分都是判了10年8年刑释放不久，跟你们不同，你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二是他们仍然不服改造，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一有机会就偷偷摸摸，偷吃的。李科长用“高度的自尊心”来要求大家不要偷吃，比杨振英棋高一着，对我来说要中听一点。后来，我竟糊里糊涂地把他关于“高度自尊心”的话，在写给景超的信中也说了一遍，说我们应“严格要求自己”。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铸成了大错!错在我当时还未意识到我们已面临生存危机，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求他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里添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那些经常偷吃的“ 职工”才是当时我们应认真学习的榜样，天赋人权，当大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那个奢谈“ 高度自尊心”的李科长的话竟然打动了我，而我又愚蠢地把他的鬼话写给景超，使景超把他的鬼话当成了我的意思，这是我一生中所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后来才听说，那个被捕医生所犯的罪行，是由于同三站或四站的干部家属犯了奸情。在这个营垒高筑、阶级阵线分明得不能再分明的地方，刑满就业人员和干部家属犯了奸情，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但想想《红与黑》中的于连敢于当着市长的面，在暗夜的同一张桌子旁和市长夫人勾勾搭搭，也就不奇怪了。况且，作为人，他也需要女性的温情。释放后，他虽当了农场的医生，但毫无自由可言，他不能回家另谋职业，从而也就无法娶妻生子，他对爱情的需求走了邪路似属必然。“职工”中性饥渴普遍存在，这是农场领导也清楚的。

　　补种小麦后，过了些日子，大田里就出现了如烟似雾无际的茵茵绿色，麦子逐渐拔节长高，又到了浇孕穗水的时节了。这一向没大风，一站却出现了渠水冲破渠岸的事故，冲破渠岸的大水向岸边四处横流，浇水的一二十个我的难友们吓得惊慌失色，在急忙中推出一辆架子车，在架子车上铲满了土，把架子车快速推向决口，再用铁锨飞快地铲土去堵，仍没堵住。此时，过路的靳清义见此情景也急忙走来，想为堵住决口做点事，只是由于他不是派来浇水的，手中没有工具干着急也没法。谁也没想到，从大田的那一边，又来了骑马的×副场长

　　，他身背一杆长枪，威风凛凛，见到渠被冲破，渠水横流，立即怒不可遏。当见到靳清义手里没有工具，竟然也“混”在众人堆里手足无措，不知该干什么时，×副场长的愤怒和仇恨便都倾倒在了靳清义的身上，一面大骂：“狗日的，你不带工具你到这里干啥子来了，你! ”靳清义说：“我不是派来浇水的，我另有任务。”×副场长更气了，喝骂道：“你还嘴硬，不是派来浇水的，你就看着让渠水乱流嘛，你就是用手抓土也要堵水口子，你到农场是干啥子的?你就不知道了?”一面大骂，一面举起长枪，用枪探条在靳清义的胸前狠戳一气。

　　靳清义是武威步校的原政治教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对这些部队里来的原军官们另眼看待，当作一支生力军，派他们到处冲锋陷阵。大跃进时深翻地1丈余的是他们，在场部附近的马家庄建起农场唯一的小高炉大炼钢铁的也是他们。靳清义原是军官，也是一介书生，人有些瘦弱，高个子，文质彬彬。当了右派分子后依然十分清高。在十工农场三大队时，靳清义有时也同徐保安、曾芳煜等人一起，到我们的宿舍坐一坐，聊一阵子天，所以石天爱、老殷也和他熟识。有一次，老姑娘的石天爱在他们走了之后，言谈间对靳清义还表现出颇有好感。这是很自然的，靳清义一表人才，文质彬彬，他俩年龄也相当，都是河北人，独身的她喜欢上他顺理成章。但是，清高自大的靳清义绝不会看上石天爱，这是肯定的。凭她那长相，整天吞云吐雾，手指都被烟气熏黄了的做派，靳清义如若一旦想到石天爱喜欢上了自己，兴许还会非常反感呢。再说靳清义出身贫苦农民的家庭，虽当了右派，对大汉奸、军阀石友三的女儿，在情感上也仍然有距离，自认为自己跟她不是一个营垒里的人。好在石天爱也有自知之明，对靳清义的好感只在几个女伴面前略有流露也就止步了。其实她也心存疑虑，自己是右派，再找个右派当朋友--在政治上不是自己又给自己抹黑了吗?

　　到了四工农场，靳清义已到了而立之年。18年前，他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就已是一名儿童团成员，后又成为八路军战士，同日本鬼子在战场上较量过，解放后又在朝鲜战场同美国侵略者拼杀过。×副场长现如今用枪探条狠戳他的胸腔的长枪，也是他当年亲密的伙伴，还是孩子的他就曾用长枪熟稔地射出复仇的子弹，放倒过日本鬼子。然而，斗转星移，×副场长现在竟然让他挨上了枪探条的狠狠的戳刺，殷红的鲜血从衬衣里涔涔渗出……此时的靳清义心中怒火燃烧!可是，他已是个被解除了武器的右派分子、阶级敌人，骑在马上用枪探条狠戳他的这个×副场长，是改造他的人，他只能默默地忍受。此时，他若略有不恭或说出什么话来，狂怒的×副场长会毫不手软地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再逮捕他，给他判重刑。没有人会为他说话，替他辩护，只要场里出一纸公文，先抓了他再说。就说那个“二进宫”的医生，谁知是不是有上级批下的逮捕令。

　　这个副场长正是发下话来要用绳子把我捆到场部的人。此时的靳清义只能忍着枪探条戳下的伤痛，听任鲜血涔涔渗出……把委屈与仇恨埋在心底。他的“清高”早已烟消云散，毫无踪影。

　　对我们的“改造”又升级了。

　　副场长的凶残霸道，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待右派分子并不为过。只是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在十工农场那样的特殊环境里劳动了一年多，才转换了环境，从头开始适应这一切的，许多人不堪凌辱，都觉得痛苦万分。

　　在此次放水期间，二站的难友也出了事。这天，一向劳动很泼辣的王杰生带了几个人去放水，不料一处水口子没堵住，水流得到处都是。第二天，梁队长带人送饭来了，看见水口子没堵住，在水渠那边破口大骂：“日你妈去，水口子没堵住，还吃饭?”王杰生在渠这边还嘴说：“骂人是你的权利，我妈没犯错误，你不能骂!”

　　梁队长暴怒地又骂道：“我就骂你，我还要打你哩!我就不能打你吗?”王杰生在这边仍不退让，说：“我妈你就不能骂，她没犯错误!”因隔着一条宽水渠，梁队长无法跳过来打王杰生，王杰生身边的难友拉住他，让他压住火气，再不要出声。梁队长才一路骂着回站上去了。送的饭里有2两煮干菜被梁队长扣下，没让王杰生吃。

　　王杰生浇完了地，回到站上，看见梁队长在搭在房顶上的一架梯子下边坐着，就问他：“你为啥把2两干菜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就不给你!”王杰生说：“伙食我是交了钱的，你为啥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把钱退给你!”第二天就宣布让王杰生进了严管队。宣布其罪行是纵容老婆开饭馆，跑自由市场。王杰生一听，就觉得头涨得有斗大。张露玲为难友们帮过忙，设法为挨饿的难友用衣物换过吃的，这怎么是“开饭馆，跑自由市场”呢?进了严管队，还怎么摘帽子呢?

　　在严管队，上下工都排队，吃饭不能和大伙一起随便吃，也要另排队，晚上不能回家，住的房门上锁，不许出门大小便，房子当地放个尿桶。行动进一步失去了自由。

　　王杰生思前想后，想到梁队长是管劳改犯的，多年来就是这么个做法，习惯成自然。“在人屋檐下，焉能不低头?”到第三天，主动找梁队长认错，表示自己确实没改造好，才有了几天前不好的表现，向梁队长赔情道歉。张露玲为了使丈夫少吃些苦，更是多次向梁队长求情下话。这样，到第四天，梁队长才发下话来，宣布让王杰生出了严管队。

　　少数地位特殊，在这里当了小队长，或手中多少有了点权，如当了炊事班长之类的右派分子们，也在急速地转换角色，敏感地适应这里的一切，使其更有利于自己地位的进一步改变。 1959年国庆节对少数人摘帽子的事实，也是他们所企盼巴望的，处在阶级敌人--即人下人的地位，同样也是他们所力争要摆脱的。来到四工农场后，他们看见×副场长可以暴怒地把枪探条凶狠地戳向无辜者靳清义的胸部，而靳清义只能默默地承受，忍气吞声地承受。管教干部动辄向他们认为不顺眼，有“过错”的右派分子动手打去，或耳光，或猛踢几脚，更是司空见惯。我的这些手中有了点小权的右派小领导们便很快地接受了这种对自己难友升了级的改造方式，在一旦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的时候，对同派难友也拳脚相加。挨了拳脚的难友也只能将愤怒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在饥饿难耐中受此凌辱，使很多人的精神状态濒于崩溃，绝望至极，这就进一步又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危机。

　　财务科的张振英文化低，说话粗鲁，属于有点大大咧咧的那种类型，对右派总看不惯，几次在办公室张口就骂：“ 右派表现还不如‘职工’。”我听了觉得难堪，难以入耳。在报社，在十工农场，谁也未曾用这样的脏话骂过我们。他用这样的脏话骂我的难友，习惯成自然，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但我不能为我的难友作任何辩解，而只能保持缄默。

　　有一次，张振英从二站转悠回来，说是：“二站的右派把指头粗的长蛆(陕西土话，读c òu，指一种吃庄稼的害虫)也抓来煮着吃，叫站上把煮蛆的茶缸子给没收了。这些 右派咋真不讲卫生，吃死了咋办?”这些饱汉们作出悲天悯人的姿态，好像是为了挽救“

　　 右派”于死地，才有了没收茶缸子、制止吃蛆的举措。可我的难友如不是饥饿难耐，谁会到麦地里抓绿蛆吃呢?这种指头粗的浅绿色长蛆，我在十工农场的地里也见过，那时，大家肚子都吃得饱饱的，谁会想到去吃它，就是想到吃它都会恶心，然而，在目前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想出吃这种虫子，实际上也是出于自救的一种智慧，这智慧竟被粗暴地扼杀，连同茶缸也被没收。如今我们都已清楚，许多昆虫的身体都具有丰富的蛋白质，我的难友在吃麸子面肚子饥饿的时候，想到煮虫子吃来补充瘦弱的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这一奇想是多么正确!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智慧，这智慧如若不被“悲天悯人” 的饱汉们粗暴地扼杀，在当时还真是一种自救的好举措，补充蛋白质对饿极了的难友没有坏处，而且简便易行。

　　有一天，韩书谦等人突然由站上通知，去场部有事要办。韩书谦他们到了场部，才得知，原来场部成立了个临时法庭，要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离婚申请当然都是由女方提出的，他们的妻子都是工作干部，在丈夫当右派两三年后，经济上承担了养活全家人的重负，她们已觉无奈，特别是从四面八方扑来的政治压力，更难以承受。作为阶级敌人的妻子，同事、邻居都向她们投来鄙夷的目光，悄悄议论：“她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看那个倒霉样!”这些议论常会传进她们的耳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她们惊魂甫定，丈夫送去劳动改造去了，她们自己依然背着骂名，处处抬不起头来。有的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就直截了当地要她离婚：“你自己又没啥问题，你替他背黑锅图了个啥，离了婚就啥事都没有了，你是你，他是他，各走各的路。”就这样，犹豫再三，踌躇再三，她们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就这样，四工农场便成立临时法庭，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因为离婚的当事人是男女双方，韩书谦他们便被传唤到了场部临时法庭前。韩书谦态度坦然，当法庭指出他妻子已提出离婚，他的回答是：“同意。”别人并不都像他那样痛快，有的人就不同意离婚。有个酒泉银行的干部，从临时法庭回来，就对王杰生说：“我们原来感情一直好，划为右派是政治上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法庭上就这样说的。”因为已是近 40年前的事，王杰生只记得这位难友说过的话，没记住这位难友的名字。

　　过了10天，临时法庭的判决就下达了，无论男方同意或不同意，法庭的行文一律判决为离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的表态不顶啥用。

　　这个判决又使我想起了1958年在十工农场经历过的一桩离婚案。那是当年秋后发生的事，曾学过园艺在三大队务瓜菜的张经国，一次拿出一个“可可齐”瓜请我和陈明品尝的他，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妻子从张掖长途跋涉找到安西十工农场提出要和他离婚，说是办完了离婚手续，就要到柴达木去找工作。当时柴达木油田建设甫始，正在大量吸收工作人员。这事惊动了场领导，记得邹士杰亲自出面和小张的妻子谈话，介绍了小张工作和劳动上的种种优点，还谈到摘帽后的前程，左说右劝，要小张妻子不要离婚。当时，记得领导上还要我也去劝她打消离婚的念头。小张妻子的模样，至今我还有个印象。她，中等个儿，圆圆的脸，梳着小辫。小张妻子最终还是去了柴达木，是否办了离婚手续我已印象模糊。

　　同样是离婚案，两个农场也是两样对待。

　　小张作为园艺方面的人才，十工农场在迁场时未向四工农场交名单，他在玉门黄花农场顺利地渡过了大饥馑的难关。

　　在十工农场已摘了右派帽子的彭镜辉，原共青团员、省供销社干部，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的高才生，现任一站管理员兼站部财务，对站上右派分子打右派分子的行径极为不满，他愤怒地说：“右派打右派，这是以毒攻毒。不管怎么着，动手打人，开口骂人，是野蛮的土匪行为，是人性不纯的表现。”

　　从十工农场二大队来的沈潮，在1959年春节的舞会上，他曾和我跳过两场舞。当时我们的处境不错，我们只是愉快地跳着舞，并未深谈什么。以后，我们再一直没见过面。沈潮来到了四工农场一站，面对强权，面对升了级的改造。他内心的烈焰并未熄灭，他对挚友高仲君说：“整风运动中，我说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公民该说的话，就被卷入右派的泥坑，成了阶级敌人。他们早有预谋，撒下了大网，‘引蛇出洞’，我们才落到了今天的下场。但我坚信，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无情公正的裁决!”他语气坚决，面对强权，面对野蛮凶狠的管教干部，面对急速转换角色的右派小队长，他胸中怒火燃烧，仍坚信真理和正义不在那些人一边，历史最终会作出无情公正的裁决!他是195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原山丹银行的副行长，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此时年仅28岁。

　　我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难友方正儒，此时和妻子王月英及两个孩子全家也都来到了四工农场。在四工农场期间，他以另一种战术为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方正儒原是高台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老家就在高台县黑泉。1957年开春，方正儒回到老家，发现村里的耕牛因为无料吃，乏得无法耕地播种，乡亲们饿着肚子，乏得也干不成活。关心群众疾苦的他到县上向县委书记汇报后，经县委书记批准，向他的家乡回销了几万斤粮食，解决了乡亲们的口粮困难。但到了当年10月中旬县上开党代会时，反右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当时叫作“加深加宽”，在党内又大抓右派，他为帮助乡亲们解决口粮困难向县委书记反映情况，经县委书记批准向黑泉回销了几万斤粮食的问题，竟成为他的“罪行”，说他主张“黑(泉)人治黑，高(台)人治高”，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开党代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党内抓出一批右派来，方正儒既被认定为目标，就当定了右派。他先是被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老婆孩子在农村依旧挨饿，他的乡亲们再不可能享受回销粮。十工农场是一个特殊的农场，全体职工，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下放人员都能吃饱肚子，这样，他后来就把老婆孩子都从高台黑泉接到农场。我在四大队一中队当统计时，他老婆王月英在四大队食堂当炊事员，她相貌端正，圆圆的脸儿白里透红，透露出青春、健康、欢快的气韵，很讨人喜欢。1959年底农场的变迁，使方正儒全家又来到了四工农场二站。二站的炊事员都是刑满就业人员，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站上的领导对刑满就业人员更信任，王月英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到食堂当炊事员。一到四工农场，方正儒全家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方正儒从亲身经历中知道自己的乡亲们早就在挨饿，还不许声张，不许求援，援救挨饿的乡亲们使自己由农村工作部部长变成了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敌人的现在的自己，为了全家人的生存，绝不能束手待毙，在困境中的他得自己救自己。为了自救，他最初采用的方式很简单，将一件新工作服私下偷偷送给一个炊事员，其意义是明白的，不用他多说。炊事员当时每月的工资收入只30多元，一件工作服得10多元才能买到，自然是一份重礼。此后，方正儒打饭时旁边无人，就可以不交饭票，旁边有人，就可以用两张票打两份饭。后来他们又商定，由炊事员在附近的树下偷偷放两个馍，打饭时，炊事员略有表示，如挤一下眼睛，方正儒打了饭到树下去看，就能拿到两个馍。有这些补贴，方正儒的肚子就略略比别人饱些。王月英在天气转暖时，就常带着孩子到地里挖各种野菜填充全家人已饿得瘪下来的肚子。这比没带家属的难友们又强多了，那些难友们采摘到了野菜，也无法把野菜煮熟。就说那位用茶缸煮绿蛆的难友，如果有妻子在身边，他有煮熟的野菜可吃，未必就会去抓绿蛆来煮。或者，抓了绿蛆也可以在家里煮食，而不至于因吃绿蛆被队上抓住，被没收茶缸。到了80年代，张贤亮写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句话被广为流传引用。在四工农场的特殊境遇里，男人有妻子在身边，有了同妻儿相聚的权利，他便有了比别的难友多许多的自由，他的一大半的生命就有了保障。随着季节的变迁，春种秋收，地里有了各种收成，麦子、糜谷、洋芋、糖萝卜、胡萝卜等等都渐次可吃之时，方正儒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将这些收获物都设法弄回，使全家人的肚子都填得饱饱的，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全家人都活着回到故里--高台县黑泉。他为使全家人活命的故事，处处运用了胆略机智，似乎是阿凡提的灵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附上了身，才使他有了那种种举措。为了不打乱本书叙述的顺序，对他的故事我将顺着本书事件的发展在后面再细细地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