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一天，我在财务科见到一站站长王志玉，他说：‘你和徐福莲哪天到一站买瓜来。‘一句话才提醒我：虽在农场，今年我们还没吃过瓜呢。前两年在十工农场，我自己就种过瓜，和大家一起，充分享受过安西瓜的甘甜。今年我已脱离了田间劳动，不知四工农场是否也种瓜，我不能打听，不可能到田间去买瓜，也没见到场部有卖瓜的，几乎已把吃瓜的事给忘了。现在，王志玉既然提出让我和小徐到一站去买瓜，这真让人高兴!回到宿舍我告诉了小徐，小徐自然也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们就各找了一条麻袋，带了些钱，到一站去买瓜。一站离场部也就是一二里路，在场部东边。到一站后，见到王志玉，他就带我们到旁边的一个装瓜的房子里让我们自己去装。我们见屋里没人，就先拣起瓜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吃进肚子里的瓜是无法算钱的，不吃白不吃。王志玉没有想到我们在吃瓜，一会儿，又进来问：‘怎么，还没装好?‘我们不好再吃，才急忙各装了多半麻袋瓜，背出来过秤，付钱。

　　这时候，我们看见了原十工农场三大队的统计高仲君。他在一站仍当统计，日子比我们就好过多了，他可以随意买瓜，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一站往外拉运瓜时，趁赶车人不在，他和难友冯启英--当时也在一站担任了个什么职务--合伙从车上偷下几个瓜塞在草垛里，留下再慢慢吃。农场的瓜外运时不过秤，只要赶车的人没看见，就啥事没有，所以，他们早早地就吃上瓜了，吃瓜比我们多得多。

　　我和小徐背着瓜到了宿舍里，石天爱和王桂芳根本没机会去一站买瓜，王志玉没叫她俩去，她俩对我们很是羡慕。我和小徐各给了她俩一个瓜，她俩各有了两个瓜，便立即大嚼起来。

　　此时，胡萝卜、洋芋也陆续收获。大田里我的难友们在挖胡萝卜、洋芋时，不免要将这些可食之物送入口中充饥，生吃胡萝卜对于饥饿的人们无异于享受美餐，谁也忍不住要将那又甜又脆的收获之物迅速在铁锨上刮几下泥土，并立即送进嘴里‘咯嘣咯嘣‘地咬嚼起来。设若他们都是自由人，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这一幅田园劳作图也许会进入诗人的笔下，经诗人的创意成为引人入胜的佳作。但，他们都不是。这样，他们的饥饿与狼吞虎咽胡萝卜的样子，便成为新的罪行而受到处置。一站的难友张汝云，兰州解放初期在‘文协‘的筹建活动中我们都积极参加而相识，他的妹妹也是兰州女中的学生，曾和当时甘肃文工团的武玉笑同台演出《兄妹开荒》。我在甘肃日报社工作后，很少再见到他。没想到，1958年我们在安西十工农场相遇时，彼此也都已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又先后到了四工农场。在挖胡萝卜时，张汝云因饥饿忍不住吃了几个胡萝卜，被当小队长的同派看见。此人系原西北大学的学生，在省公安厅被定为右派分子后，老婆和他离了婚。来到四工农场后，原公安系统的右派分子只要表现‘积极‘，很容易受到干部们的赏识，而被委以重任，此人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当上了小队长。说起来，在十工农场时我们也有过接触。1958年夏收时邹士杰组织巡回演出队，他也是成员之一。他是陕西人，会唱秦腔，曾和兰生玉同台演出秦腔折子戏《藏舟》，当时，演出队人员经过精简，在他俩演出《藏舟》时，无人打边鼓，我便临场充任了打边鼓的角色。乐队的符文虎教了教我，我听着乐曲，在过门中按要求每次敲两下，就完成了任务。他自从当上了小队长后，自认为摘帽有望，原来的难友，在他的眼里便成为他表现自己的目标。他个子高大，相貌堂堂。这天，他看见了张汝云吃胡萝卜，便怒不可遏地走过去，拿起张汝云手中正在吃的胡萝卜，猛戳进张汝云的嘴里，并使劲把胡萝卜在张汝云的嘴里摇动，使张汝云的嘴里立即鲜血流出，血污沾得满嘴都是，周遭的难友们惊愕得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出于自我保护，什么话也不说。这是同派之间的相残，一个是为了邀功，一个仅仅是忍受不了饥饿，吃了几个胡萝卜而已。邀功者做出此等情事，可恨之极，也可悲之极!如果不是头上那顶可恨的帽子压得他也喘不过气来，他怎么会为别人因饥饿吃了几个胡萝卜的小事，而将自己同类戳得满嘴鲜血淋淋!人格，良知，在他已是无所谓的了，只要把头上的帽子摘掉。

　　半年多来，我的这些担任了小队长之类职务的同派，大部分人自认为得到领导的赏识，摘帽有望，便不惜出卖灵魂，时时捉摸管教干部的意图，处处仿效，对原是难友的同派横眉怒目，由张口斥骂，逐渐发展到拳脚相加，完全是一副为虎作伥的架势。此人在胡萝卜地里的表现，只是其中的一例。

　　此人曾多次拳打脚踢右派难友，难友们当着他的面怕遭到报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也有人告到一站站长王志玉那里，声言：‘王站长你管不管?你若不管，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制服他。都是右派，他有啥权打人?我们也会打他，可以打他。‘但是，在这个改造不断升级，专政不断强化的地方，此人虽飞扬跋扈，激起众怒，但终究谁也没敢打过他，他始终受到保护。

　　9月，赵秉仁终于病倒了。1947年，他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到上海求学期间，就发现有肺结核，曾认真治疗休养过。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工作后，报社医疗生活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肺结核逐渐痊愈。1960年到四工农场后，一直肌肠辘辘，在去上工的路上，他常常摔跤。春耕大忙过去，在换洗衣服时，他发现自己的全身活像在学校实验室里的骨骼标本，肌肉像是被用利刃削去，用‘皮包骨头‘四字形容真是最恰当不过。要命的是还常常浮肿，一旦肿起来，手就肿得像紫茄子，消了肿，手又干瘪得像鸡爪子。一场重感冒、高烧后，肺炎、肺结核全来了。此时，他是多么想念家中的亲人啊!他怕再也见不到亲人了，一封家书，立即把妻子秦淑才从迢迢千里之外的兰州召唤到了面前。

　　秦淑才走进病房时，赵秉仁是拄着拐杖从炕沿站起，迎接妻子的。秦淑才立即迎上前去扶住了他：‘秉仁!‘‘二姐!‘二人的眼泪都像泉涌似地流了出来。同房的病友们劝解说：‘别哭了，你来了他都好多了，前些天，他扶上双拐还站不起来呢!‘病房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秦淑才扶着拄上拐杖走路颤颤巍巍的赵秉仁走到屋后，铺了件衣裳，两口子坐着说话。秦淑才从兰州家中设法带了些吃食，在火车上买了一碗米饭包在手帕里。秦淑才把手帕解开取出米饭，赵秉仁一见就用手抓着吃了几把，连连说：‘香极了，香极了，总算吃到米饭了!‘二人泪眼相对，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秦淑才是工人，此次只请准7天假，在四工农场只能待5天。她看见丈夫病成这样，就决定接他回兰州养病治疗。她向一站的领导提出要求，又跑到场部，向场部的领导一再提出要求，都被用各种理由回绝。

　　当时，兰州已是一座饥饿的城，他们家中还有3个幼小的孩子：和平、荷清、尕珍。秦淑才留在四工农场对赵秉仁已无力帮助，3个幼小的孩子需要照料，而且，假期已到。

　　这样，她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此次离别，竟成永诀。

　　就在此期间，我的难友已出现死亡。

　　郝治忠，山东人。他是在抗美援朝前线上甘岭战役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胜利归来的连长。武威步校领导上原曾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在反右斗争中栽了跟头。他，个头很高，脸颊上有着在上甘岭战役中被美国的汽油弹烧伤留下的伤疤。在凶恶的美国侵略者面前，他勇敢抗击，指挥战士抵挡了多于自己数十倍的顽敌，获取大胜。但是，在四工农场，他戴着镣铐，无法抵御饥饿对他的围攻。曾是勇士的他，在秋天就无言地倒下，告别了人世。

　　杨振英突然宣布：10月，我们的粮食定量减为24斤。什么原因?没有说明。这对长期以来一直吃不饱的我的难友及‘职工‘们，造成很大恐慌。但谁也不能说什么，不许有什么抱怨，谁如若有任何不满的表示，便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必将招来更大的麻烦。人们都沉默着，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我的女伴们立即就饥饿难耐。好在我和小徐不久前刚从一站买了些瓜。这些瓜便首当其冲地担当了充饥的重任，我俩每天都吃一个瓜，而吃瓜，已不是盛夏时节普通意义上的吃瓜 --为了解暑、解馋、增加一种美味的品尝。只要把我俩吃瓜的程序作一番介绍，读者就会了解其真正的含义。每天午饭后，我俩都从各自的麻袋里拿出一个瓜一洗，拿出小刀切开就吃，同屋的石天爱、王桂芳已无瓜可吃，我们只自顾自地吃，不看她们，连句客气话也不说。瓜一切两半后，用小勺把瓜瓤带瓜子舀出，先吃瓜瓤，在咀嚼瓜瓤时把瓜子吐出，放在各自的窗口去晒。然后再把瓜切成牙，连瓜皮一并咀嚼咽进肚里，吃得干干净净，不留分毫。多年来，报纸上曾多次介绍用西瓜皮凉拌及做其他菜的小经验，此刻的我俩不需任何烹调，就直接经过咀嚼把瓜皮送进胃肠，也觉得十分美味。石天爱和王桂芳看见我俩吃瓜，自知已无分享的可能，就倒头睡觉去了，也许，她俩并未睡着，用耳朵听我俩吃瓜，滋味也不好受。唉，怪谁呢，那时的小徐和我，就只顾自个儿了。安西的秋阳仍十分炽烈，晒在各自窗口的瓜子一两天就晒干了，我和小徐就取回瓜子，再嗑瓜子吃。须知，此时我们吃的都是白兰瓜或其他称作甜瓜一类的瓜。瓜子呈浅黄色，细细长长的，很小，瓜子仁也很小。在城市，这些瓜子连带瓜瓤都被当做垃圾倒掉了。在这大量生产瓜的农场，我们作为劳动者却把它珍贵地收集起来晒干，再耐心地嗑开它薄薄的硬皮，用舌尖细心地舔出小小的仁儿，细细咀嚼，像是在品尝人世间少见的美味。说它少见，还由于它数量极少，嗑一把瓜子儿，它的仁儿极少极少。可我和小徐把这极少极少的瓜子仁儿，认为是补充营养的珍品。除了吃瓜，我俩把吃瓜子儿也当做人世间最美好的享受，每天都极有耐心地不屈不挠地嗑瓜子吃。

　　饥饿，终于使我第一次开口向兰州的父母求援，请他们给我寄糕点来，我知道他们不会拒绝，但我怎么也料想不到，安安稳稳地居住在兰州的我的父母、妹妹和我的孩子们，一向凭粮本吃饭的他们，此时也处于食不果腹的困难境地。孩子们曾在附近的菜地里，拣拾菜农收获后残留在地里的白菜帮和其他烂菜叶……有时一面拣拾，一面就将可吃的菜叶随时塞进小嘴。此时，我如若知道他们在兰州的境况，就不忍心向父母求援了，而我当时想也想不到这些情形。

　　我在财务科记账时，几次都遇到来向王会计报销的干部，有站上的，也有场部的，说起报销的事由，都是出差抓逃跑的‘职工‘的，大部分的‘职工‘都是刚到家一两天，就被抓获又押解回到了农场。10月的减粮，使很多‘职工‘都意识到难以活下去，他们既已刑满释放，就以为回到自己的家乡总会有一碗饱饭吃，强烈的生存意识，使他们略作准备，便下定决心逃跑，坐上火车，直奔自己的家乡而去。久别了的家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家乡有热炕头，有日夜思念的亲人，有热烘烘的亲情，更有多年没吃过的好吃的饭菜，香香地饱饱地吃上亲人做好端在手边的饭菜，真像梦一样遥远而又美好。这使他们望眼欲穿勇气倍增信心十足地在通往家乡的路上搭车飞奔，超越一切障碍，打破所有的障碍，哪怕是爬也要爬回家门，死也要死在家乡。但是，他们的好梦未能成真，家里的炕头还没焐热，好饭没吃上几顿，腰里别着手枪的农场干部就追到了，他们只能规规矩矩地跟着走，坐在返回农场的火车上，在飞驰的火车的隆隆声中，他们的肚子又饿了，没有家人再递上热汤热饭……我想，为了防止再次逃跑，他们一定是戴着手铐被抓回来的。干部们抓回了逃跑的‘职工‘就跟抓回了逃犯一样得意，他们随意谈笑，述说着抓回‘职工‘的种种情景及细节。任务完成了，他们能不得意吗?这中间，我也听到家属们的议论：‘抓回来的‘职工‘，一个个瘦成了一把骨头，一把就能提起来，把这些人抓回来又能做个啥?‘女人们心软，她们没有当干部的自己男人的那些对阶级斗争的考虑。

　　其实，我初到四工农场不久，就遇到过一次‘职工‘的逃跑，而那是一次成功的逃跑，胜利的逃跑。那个‘职工‘好像姓王，听口音像是江浙人，犯了什么罪被判刑我无从知道。他最初在机修厂干活。当得知我家在兰州，曾瞅空和我攀谈过几次。他说，他妻子原来也是兰州女中的学生，现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他们有两个孩子。我对他妻子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的职业内心很羡慕，表示：‘她的工作不错!‘这位‘职工‘也接上说：‘是不错!‘我的潜台词实际上内容很多：她多自由呀，她下了班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节假日还可以和孩子们一起玩玩，他们母子是多么幸福啊!这位‘职工‘看到我这个从兰州来的女性，或许也是想到了他的妻子，从而有了些亲切感。后来，他被派去开汽车了，原来他也是司机出身。一次外出回来，同他一起开车的平凉人杨师傅，满意地对杨股长说：‘（口外）盘子转得漂亮得很!‘我相信这位‘职工‘开车的技艺绝对地超过了杨师傅，所以，他才获得了这样的赞誉。以后他再开车出外时，还问过我：‘带什么东西不?‘我那有限的几个钱，拿在手中要紧抠着花，哪能托人从外地买东西，就谢绝了。

　　再后来，他在一次外出后未回来。听汽车队的司机们说，他是在柴达木建设基地冷湖一带找到了新工作--冷湖有个炼油厂，汽车队的司机常开车去那里拉汽油。四工农场肯定给那边的单位去函去人索要此人，那边的单位用人正急，严正回绝，不予理睬。这样，我这位‘职工‘朋友便得到有力的庇护，不再归来。

　　我深深地为这位朋友获得自由、获得新工作而祝福。我想，他现在可以开车到兰州同妻子儿女团聚。冷湖那边的单位既收留了他，也会给他相应的工资。他又可以寄钱给兰州的妻子儿女，使他们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他能以在冷湖找到新的工作，一定经过精心策划，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切一切的努力，都值得。因为，他胜利了。当然，说得再远一些，以后的大饥馑到来时，他肯定也会幸免于难，没有哪一个司机会在那个年代挨饿。

　　有天下午，我回到宿舍，王桂芳、石天爱都不在，小徐满脸惊慌，小声告诉我：‘今天×副场长到办公室来了，说是冼维汉偷面粉，叫杨股长把冼维汉叫来，冼维汉一进办公室，×副场长就拍桌子大骂，叫他交代偷面粉的事。冼维汉开始一口咬定没偷，态度坚决。×副场长说： ‘ 你还嘴硬，把龟儿子吊起来，看你还嘴硬不硬!‘一声令下，杨股长找来麻绳，先用细麻绳把冼维汉手上的两个大姆指捆到背后，再用粗麻绳从背后绑住手，利索地把粗麻绳往房梁上一搭，再往下拉粗麻绳，冼维汉就被高高地吊上了房梁，疼得大喊大叫，头上的汗大滴大滴地掉在了地上，马上哭着承认：‘我偷了，我偷了!‘这时我吓得跑出了办公室。‘杨振英看起来是个严肃正派的公安干部，平日在同我和小徐的接触中，说话极有分寸，政策性强，我再也想象不到，他会很利索地一下子就把冼维汉吊上了办公室的房梁。小徐余悸未止，我也被发生在身边的这幕惨剧吓糊涂了，按照平时对很多事我们都应保持缄默的习惯，连连对小徐叮咛说：‘千万不敢说，千万不敢说，自己知道就行了。‘小徐作为目击者，倒像是自己做错了事，听我一说，吓得对石天爱、王桂芳都没敢再说。可我们都错了，×副场长和杨振英光天化日在办公室房梁上吊冼维汉施以酷刑，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此事张扬出去，收到‘吊 ‘一儆百的效果!这天晚上，冼维汉被吊在房梁上惨叫的声音，几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我的难友们长期以来经受饥饿的折磨，在10月减粮以来，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求生，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增添口中一点吃的，而苦苦挣扎着。邹映南，原武威步校的军官，拿出精致的毛毯、毛料衣服，请王杰生的妻子张露玲夜里带到一二十里外的农户那里，换回有限的一点面粉。这种交换活动要避开站上的管教干部，也要尽可能地避开难友们--怕有人打小报告，只能极秘密地进行。张露玲要再邀上一两个家属在夜里进行，往往出去一次，就得胆战心惊地在戈壁滩上奔波一夜，此时，有粮的农户并不多，走村串户地打听，还得避开村上的干部。当然如果遇上村干部家里有粮而且愿意交换衣物，交换就顺当多了。作为自由人的家属，在这危难关头，不仅在每个家庭里撑起了多半个天，而且也为救助难友尽力。

　　有一天，赵秉仁设法搞到些菜，在伙房后边添煤的灶膛上用茶缸去煮，被管教干部高队长看见，就大骂道：‘你还是个记者，还是个编辑哩，你就这么特殊，跑到伙房后边偷偷煮菜，你就不知道你是个啥球东西了。‘一阵臭骂，立即制止了赵秉仁继续煮菜。赵秉仁只能乖乖地把茶缸从灶膛里取出端走。这些政治饱汉们断人活路的举动，在站上已司空见惯，高队长只是表现突出的典型。

　　我和小徐离开黄花农场时，当管理员的陈明曾送给我们几斤粮票--他是武威步校原军官中最幸运的，他不曾来四工农场；还有牙医丁志远，我们平日里都开玩笑叫他丁医官，他也不曾来四工农场。这些粮票在我们由黄花农场来四工农场的路上，到饭馆吃饭用了些，还没用完。这天，我和小徐商量好，干脆请假到县城去买些东西，还可用粮票饱餐一顿。来到四工农场后，我们还没进过城，我们需要添置些东西，是请假进城的正当理由，假准了。第二天一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一起上路了。县城离四工农场约15 公里，作这样的远行，正当青春的我们并不觉得辛苦。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我们都几次步行到县城去逛，顺便也买些日用品，四大队到县城的距离同这儿也差不多。不过，以前我们去县城，都是邀上本中队关系比较好的小伙子。同小伙子一起进城有许多方便，有些事我们可以不必自己动手，他就会替我们做了。在四大队，我曾先后同王昭、王永、李佐亭一起进过城，路途虽遥远，一路上，我们会有许多有趣的话题说个没完。

　　这次进县城，我们不能到站上邀小伙子，注定只能是小徐和我。这才是无可指摘的。

　　记得从十工农场四大队到县城，有相当一段路程是在茫茫戈壁滩上，没有男伴，我们就会迷路。一次进城，在茫茫戈壁滩上，我看到到处有一丛丛被粉红色花雾笼罩着的不知名的植物，十分好看，同行的王昭介绍说：‘那是罗布麻，正在开花呢!‘这随风摇曳的粉红色花雾笼罩在丛丛的绿色中，既陌生又亲切，像是要引人进入一个美丽的梦。再看周围或成片或三三两两成丛的沙柳舞姿婆娑，沙柳细细的绿叶子像柏树的，枝干却是深红色，我忽然悟到上小学时老师用来吓唬人的教鞭，当时叫做红柳条子，其实正是沙柳的枝条，想必那时兰州城周边一定也有许多沙柳生长。在十工农场，芨芨草有许多用场，扫地的大扫帚用芨芨草扎成，夏收时捆麦子的草要子用芨芨草拧就，地窝子门上的草帘子是用芨芨草编织，房顶上的草笆子也还是用芨芨草编成，下地时也常会遇到一丛丛的芨芨草，但并不太多，不引人注意

　　。在浩瀚的戈壁滩上，有了绿色生命的芨芨草随处可见，它们招招摇摇聚成一堆堆、一丛丛，柔韧的腰身微微摆动，高傲地向你致意，却无低头哈腰之嫌。有小小的蜥蜴，在丛丛的绿色中间飞窜。

　　我最喜爱的还是粉红色的罗布麻花，轻轻地跑过去，从粉红色花雾中摘下几枝细细观赏。罗布麻的花朵细细小小，像一个个的小酒盅，串成串，在枝条上如伞一般铺开。这未曾谋面的罗布麻的花朵，激起我对大自然之美的热情。我在细细观赏中还似乎闻到了它微微的馨香。来到农场之后，我再未见到过喜爱的花卉，农场的人没有养花的。安西的风暴，使这里无法种植果树，所以我也无缘见到兰州的春季盛开在果园的杏花、梨花、桃花、苹果花等等。那万紫千红的景象，在安西就从未出现过。我未曾料想，在浩瀚的戈壁滩上会出现粉红色的花雾，我的惊喜之情便可想而知了。在粉红色花雾的点缀下，沙柳、芨芨草及别的不知名的野草都显得精精神神，有了魅力。

　　我手拿几枝罗布麻花，同王昭又一起上路了。心里还有几分得意：远在兰州的年轻姑娘，你们可曾见到过戈壁滩上罗布麻开花的景观!

　　同王永进城时，记得他从地里买了一个大哈密瓜，我们走在中途，便坐在沙柳丛边吃了。哈密瓜的美味，我在头年已领略过了，安西离哈密仅300多公里，土质气候同哈密相差无几，所以栽培的哈密瓜，堪与真正的哈密瓜相媲美。在安西放开肚子吃哈密瓜，真是我们的福分呢!从县城回来，天已擦黑，进入四大队的地界后，看到地边采摘的哈密瓜堆得像小山似的，我们只是匆匆走过，并不去碰它。

　　同李佐亭进城回来的路上，天色已暗，我们在戈壁滩上迷路了，走了几个小时也找不到四大队，直到后来看到东边县林业站的灯光，才弄清方向折转回来。回到队部，已是夜里11点多钟。隔壁三组的人说：‘刚才赵队长还过来查问，问你们怎么还没有回来。‘我说是迷路了，三组的人就笑了一阵。作为男子汉的李佐亭居然在戈壁滩上迷了路，他们觉得很好笑。

　　从四工农场到县城，不经过戈壁滩，只消顺着农场旁边一条沙石的公路往前走，就会到达县城，这对我和小徐就方便多了，走15公里路，在我们是无所谓的。

　　到了县城，我们先到小饭馆饱餐了一顿，也就是各吃了一大碗臊子面。初到安西在县城住着等农场车来接我们的时候，我和报社的难友们就在这个小饭馆吃过饭，当时觉得这里的饭菜既贵又不好吃，在农场待了几年再吃饭馆的臊子面，就觉得既美味，也很值得一吃。在农场，即便有粮票有钱，从食堂也买不到这样的臊子面，何况，10月粮食定量减为24斤后，我们每天只有8两的主食，饥饿的胃肠能吃上臊子面，真也是一次大改善呢。

　　饭后，我们在街上几家商店转了转，随便买了几样日用品，看到一家小小的照相馆，还走进去合了个影。到下午三四点钟时，我们就动身回农场了。

　　回到农场没几天，县城里的照相馆把我们的合影寄来了。半年多食不果腹，我觉得我的脸已有些瘦削。平日里，由于紧张忙碌，作为年轻女性，我们都很少照镜子，也没心照镜子。这张照片，把真实的我让我自己看到了，但我也顾不上多想，只是立即决定，写信时要把这张照片寄给景超。小徐在照片里显得特别的美，笑得特别的甜，完全是一派美人儿的风韵。我相信，她一定也是把照片寄给了兰州的他。感谢她寄走了照片，这张照片才得以保存到现在，成为珍贵的纪念。

　　为了挽救我急速加剧的近视，我曾问及医院里的一个‘职工‘，医院有没有鱼肝油。他是武山县人，我在甘肃农民报采访时蹲点就在武山县。我最后一次采访，被领导上的一封信召回，随后不久就成为批判对象，也是从武山县回来的。对这位武山的‘职工‘，我觉得有些亲切感，曾和他攀谈过几次。说到鱼肝油，我估计他也无开处方的权利，只是试探性地问一问，想从他的回答中寻求开处方的途径。谁知，他的回答很干脆：‘有，你要吗，我给你一瓶。‘说完，转身进了药房，回来时手里就拿着一瓶鱼肝油丸给了我。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而我不伸手接下这瓶鱼肝油丸，从别的医生那儿是不可能得到一瓶鱼肝油丸的；再想想，我现在还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自然也享受公费医疗，拿一瓶鱼肝油丸又算什么。我为夜里加班近视加深而要一瓶鱼肝油丸并不为过，就接过了他递来的鱼肝油丸。没想到，这事被告发到场部财务科贺嘉宝科长那里。两三天后，贺嘉宝找我谈话，说话很难听：‘他给你鱼肝油当时就被发现了，你们勾结一起，拿医院的鱼肝油，这是啥行为!俗话说：吃了人的口软，你这样下去，还会出啥事，都很难说!‘拿了瓶鱼肝油丸竟被认为是‘勾结一起‘，‘ 吃了人的口软‘等等，这简直太难听了，从来没有人用这种口气同我说过话。难道为了一瓶鱼肝油丸，我还会和一个刑满就业人员再干出什么吗?太侮辱人了，但我拿了瓶鱼肝油丸毕竟是事实，这侮辱，在此时此地，以我的身份，我只能默默地吞咽下来。后来我想，我拿鱼肝油丸，未必当时就被发现，如果当时被发现，这瓶鱼肝油丸我就拿不回来，很可能还是同室的女伴打了小报告。多年后我才得知，四工农场医务所有的工作人员把乳白鱼肝油拿回家炸油饼全家人共享，也并没有被追究。当年贺嘉宝对我的侮辱，使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1961年，我们被‘抢救‘回到兰州后，我很快就到医院眼科查了近视的度数，右眼由3年前的600度整翻了一番已加深到1200度，左眼也加深到800度，高度近视已使我的眼底发生病变，我立即重新配了眼镜。到1963年，出现眼睛玻璃体混浊，并发中心视网膜炎，我病休近一年，几乎失明。就在我写本书进入定稿阶段时，由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病变再度出现，且比 30多年前更严重，玻璃体混浊再一次出现，眼前出现悬浮物，右眼玻璃体后部脱离，而且视网膜出现裂孔，再发展就是视网膜脱离，完全失明。孩子们担心我会失明，劝我少用目力，少写，可本书已近尾声，我能搁下笔吗?我用整个生命在写的这本书，我只能不顾一切地继续写下去。尽管视力退步已影响写作，但我不能辍笔。我同时还得坚持治疗，每天治疗，这样，在本书的结尾阶段我分外地付出了更多的辛劳!

　　当年那个贺嘉宝为一瓶鱼肝油丸，不问青红皂白，大肆问罪，他根本不会想到，我在那样严酷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几乎断送了我的一双眼睛。

　　×副场长的凶狠霸道终于有一天也落到了我的头上。他要到酒泉去开会，当时农场的条件尚未能为书记、场长配备专车，哪怕是一辆吉普车也没有。去酒泉，从场里上车比较便捷，坐上大卡车可直抵酒泉，当然，是坐在司机旁边的座椅上，座舱里仍然是很舒适的，还可以和司机一路闲谝，路上也不寂寞。按照当时场里的规定，大卡车出外一定要有运输任务，不能空车去。这天，他突发奇想，想坐拉汽油的车去酒泉，而拉汽油的车必须先拉上空汽油桶，才能把汽油运回。下午饭后，突然通知我清点一车空汽油桶，准备好第二天要出车，并且把装空汽油桶的几个‘职工‘也打发来了，立等装空汽油桶上车。这时，×副场长也大摇大摆地赶来问情况，以便督促装车。我说：‘现在只有十一二个空汽油桶，装不满一车。‘能不能腾出空汽油桶，这要根据司机们用油的数量来决定。司机们去拉运汽油，一般也是在有一车的空汽油桶后，才安排出车。这个×副场长想去酒泉坐农场的大卡车，命令我立即准备一卡车的空汽油桶，这是我根本无法办到的事。而他竟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大骂：‘妈那个巴子，你为啥准备不好一车汽油桶，你是干啥子吃的!‘骂着，走上前来，抬起脚就要踢，伸出巴掌要打我的耳光。此时，幸好我的身边有几个家属--其中一个正是杨振英的老婆马玲芳。她们为了庇护我，上前急忙拦住了他，他的手脚才未能施展开。他又乱骂了一通，才恶狠狠地走了。

　　后来我再见到马玲芳，她同情地说：‘你们几个(指我和我的女伴)在家里自己的妈妈跟前，妈妈都亲得很，和别人家的女孩儿一样亲，到了这里……‘她含蓄地再没说下去。她是以女人的善良，对我要挨打看不过眼，才庇护了我。我听到她这番话，眼泪不禁滚落下来。

　　我没想到，就这个凶残霸道的×副场长，还是个好色之徒。机修厂的难友赵贵春的妻子黎淑莲，年轻，容貌姣好，跟他又同是四川人。他作为副场长，一次在召集右派分子的家属们开会后，听到叽叽喳喳的家属们之中，有一个竟然说话是四川乡音。他一眼瞅过去，见这位家属长得很漂亮，细高挑个儿，十分惹人爱，就立即迷恋上了她，并起了歹心。

　　黎淑莲在赵贵春当了右派分子之后，于1958年初回到老家--四川岳池县农村，在4月生了个男孩。她哪里知道，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老家，此时农民已食不果腹。她一回到老家就挨饿。作了年轻母亲的她，奶水少，小男孩也挨饿，更使她心如刀绞。再说赵贵春到安西十工农场后，根据他的专长分在机耕队工作。十工农场生活虽艰苦，无挨饿之虞，她就带着孩子来到十工农场。

　　在十工农场一年，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到3月又该分娩了，当时她和丈夫住在四工农场的一个窑洞里，窑洞连门都没有，门上只挂着一张烂帆布片。到临盆时，是丈夫赵贵春接的生。没有消毒的剪刀，就用打破的瓷器片割断了孩子的脐带。才刚打破的瓷器片茬口既锋利又无菌，割初生儿的脐带，是一种既原始又科学的方法。第二个孩子又是个男孩。

　　黎淑莲生完第二个孩子不久，在开家属会时，同×副场长邂逅而遇。

　　×副场长自从认识了黎淑莲这位老乡后，便不断上门，送给她一些糖块、饼干，还介绍她认识了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以女人的同情心，认识她之时就说：‘你以后有啥困难就来找我。‘后来果然送给她一些胡萝卜之类，在蔬菜奇缺的农场，也就算是佳肴了。该副场长作威作福，没多少正事可干，性喜打猎，还有个骑着骆驼打猎的癖好。当他兴致勃勃地在戈壁荒原上打完了猎，常会顺路拐进黎淑莲的家里，问长问短，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说是打猎回来，奇怪的是他似乎从未打着过什么猎物，来到黎淑莲家，总是两手空空。贫苦农民出身的他，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们倒是有着深仇大恨，动不动就在黎淑莲面前流露：‘右派分子一个个都是棺材瓤子!‘我的难友方正儒的老婆生了个男孩，全家人正为在四工农场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如何把孩子抓养大发愁。×副场长听说后带着怪笑，嘲讽地对黎淑莲说：‘右派分子还兴风作浪，方正儒的老婆还生了个男孩!‘ 方正儒两口子在无奈中后来把生下的男孩送给了四工农场的理发员，理发员以后去了陕西，方正儒至今也未能找到自己的亲骨肉。

　　再说黎淑莲从他那嘲讽的笑容里，意识到，他认为右派分子就不该生育，该断子绝孙才是。不久后，他又提出‘场部的王干事没男孩，把你的小儿子送他算了。‘黎淑莲见他心怀叵测，还没顾上回答，他又加了一句：‘把大男孩也送人算了，要孩子干什么!‘黎淑莲一口回绝，再难，也不能把亲骨肉送人!

　　后来，他干脆下了命令，不许当丈夫的赵贵春回家住宿，在机修厂‘职工‘的集体宿舍给他安排了个铺位。赵贵春只能顺从，不能跟他对抗，更不能说什么。刀把子攥在他手里，如若对他略有不敬，他知道该怎样处置一个阶级敌人。几年来，苦难中的赵贵春一直庆幸自己有家的幸福，可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光顾，不安和愁闷便笼罩了这个家。妻子对他仍一如既往地体贴温柔。对那只老狼他不能不怨恨在心，作为丈夫的尴尬地位他无法忍受。在10月份口粮减为24斤后的严峻日子里，赵贵春和妻子最后作出决断，由妻子和俩孩子回赵贵春的长春老家。此时，妻子已将全家4口人当月的口粮买来，她将全家人省下的面粉全留给了丈夫，这有限的面粉，在11月的非常时刻，保住了丈夫宝贵的生命。黎淑莲手里拉着不到3岁的大孩子，背上背着7个月的小男孩，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又跋涉在数千公里的返家途中。这次去的目的地是长春。

　　父母寄给我的糕点来了，我到场部的小邮局去拿，看到包裹的布很旧很薄，下面已露出个小洞，邮局的小伙子把包裹用秤称了一下，表示分量是够的，其实这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粮食定量肯定也减了，食品对于他很需要，从包裹下面的小洞里肯定有些糕点渣儿进了他的嘴，而他未把糕点全部私吞，我还应感激他。把糕点拿回宿舍后，我给女伴各分了一块，也就是意思了一下，这数量极少的糕点，有油又有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异于天国来的珍馐。父母从兰州给我寄来糕点很不易。当时，兰州的糕点已按人口定量供应，他们已吃不饱饭，这寄来的1斤左右糕点是从大家的嘴里抠出来的。父亲在寄给我的信中还附了伐夏的一封信，伐夏的信说，他们现在都在食堂吃饭--城市也实行了食堂化，今天他们在食堂吃了油饼稀饭，他吃得很饱。这些话完全是为了安慰我，而我竟信以为真。

　　有一天，王桂芳的爱人赵振荣来看她，下班时，我看见他俩并排坐在王桂芳的床上说话，过了会儿，赵振荣就走了，他走后，我注意到王桂芳的床上多了个一尺多长的小木箱子。过了几天，我们才得知：赵振荣失踪了。石天爱、小徐和我心里都明白，是严峻的粮食形势，逼得他逃跑了。他逃跑绝不会像那些‘职工‘一样，留在安西的家里，而是远走高飞了，农场的干部要追捕也是无法。王桂芳的嘴自然是闭得紧紧的，纹丝儿口风不露，他们两口子在关键时刻头脑很清醒。

　　我们再也想不到，过了几天，杨振英又宣布：11月粮食定量减为15斤。干部家属也一样，一律减为15斤。理由很简单，农民的口粮都是15斤，我们不能特殊。而且讲明，场里要抽调一部分人去搞代食品，安西有一种野生的碱菜子，产量很多，可以代替粮食补充不足的口粮。杨振英并立即作了安排，从场部的‘职工‘中抽调一二十人，第二天就出外搞碱菜子去，宣布了名单。

　　我和女伴们心头都罩满了乌云。我们身处戈壁深处，与外界完全隔绝，真不知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又不敢议论。但我还是把这里农场一再减粮，11月减为15斤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景超。我知道，他的景况肯定更差，而减粮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不能不告诉他。

　　搞碱菜子的队伍庞大，尽管碱菜子在安西产量也大，因为系野生，饥饿的农民也在收割，农场队伍庞大，也有抢收、争取多收的意思。

　　我的难友一部分也被派去搞碱菜子。巧的是，他们采集碱菜子的地方，正是十工农场前年种撞田的西湖。1958年，仅三大队种撞田就收了20多万斤小麦，而今四工农场派大队人马去抢收的却是一种野生的碱菜子，只能在大灾之年充当代食品的草子。由于是到远离农场的荒野里去采集，行动上相对多少有了些自由。杜绍宇、方正儒、王俊文、梁振光等10人是一个组，带队的是个武威民工刘光华，住在一个大帐篷里。此时，他们饥肠辘辘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而且更严峻的日子即将来临，再过些天，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就要减成半斤，鬼门关正在向每个人逼进。每个人都忧心忡忡，谁也不愿意等死!

　　白天在采集碱菜子时，他们发现附近有生产队的羊群，有个牧羊人在活动，到了夜间，大家凑足了钱，便派出杜绍宇、方正儒二人去和牧羊人谈判，任务是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牧羊人卖一只羊给他们。开头，牧羊人一口回绝，队里的羊，他无权出卖。杜绍宇和方正儒送过去一支又一支的香烟，一口一声地叫着‘老哥‘，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再四地从各方面说明此事可以做到绝对保密，队上领导绝不会得知，吃到肚子里消化了的羊肉，队上领导怎么会看见?翻年开春母羊又要下羔，羊的总数目不会少，老哥大风大雪天在荒野地受苦放羊，队长在家里的热炕上吃香的喝辣的，工分不比老哥你记的少，挣的比你只多不少。你卖给我们一只羊，手头宽便些，扯几尺布，给娃娃买几块糖吃一下，就不犯难了，救了我们的急也救了我们的命，两相方便的事，求到你门上了，你又何苦不答应，请行个方便嘛!这些近似苦苦哀求的话语，终于打动了牧羊人的心，何况，除了绝对安全保密，牧羊人还会得到实实在在的一笔钱，双方议定一只羊卖20元。牧羊人虽放着队上的一群羊，自己真正一贫如洗，20元也算个不小的贴补。生产队里的人此刻虽然也饥肠辘辘，但没有人会同他做这样的交易，首先是没有人能付起这笔钱，再则就是有人能付起这笔钱，他们之间也不敢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在那个年代，谁家宰了一只羊，全家人吃上了羊肉，会立即被左邻右舍知道，然后传遍全村，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不说人们传播，就是交易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吃了羊肉的人嘴里喷出的膻腥气，也会使秘密暴露无遗。这样，至少放羊的美差就得丢了，队长会换上对此差事觊觎已久的别人，或是换上队长更加信任，能够给自己更多好处的人。在那饥饿的年代，牧羊人偷喝羊奶，偷吃羊肉--哪怕是吃死羊肉，都是常事，队上一般都不管，也无法管。所以，放羊的活是别人羡慕不已，无法争到的美差，牧羊人对这一切心中都似明镜般亮清。最后交易做成，他心里安然熨帖，喜不自胜。这意外的财路真是如同天上掉下来的，还十分保险。

　　杜绍宇、方正儒赶着羊往回走时，大喜过望。一路走着，俩人又动起了脑筋，我们费尽心机磨破嘴皮子买来的羊，理应自己先享受多享受一点。他们找到一处避风的低洼地，决定先杀了羊，把羊的心肝肺先自己吃了，背回羊肉大家再分而食之。

　　荒野里枯败了的野草、草根随处都是，一会儿，他们俩便烧起一堆篝火，用一把小刀剖开羊的胸膛，从中取出热热的心肝肺，抛入篝火中烧烤。等烧得没有了血腥气，先从最容易熟的羊肝吃起，二人分食，然后再吃心肺。多日来没见过荤腥，胃肠有了羊下水的滋润，浑身都觉得分外的舒坦惬意。

　　眼巴巴等着他俩买羊归来的难友们，终于看见他俩背着已经宰杀了的羊回来，都兴奋极了。杜绍宇笑着说：‘羊买回来了，也杀了，我们把心肝肺先吃了!‘激动不已的难友们对他们能想方设法买回一只羊感激不尽，谁还会怪罪他们吃了羊的心肝肺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连声说：‘吃了就吃了，买来就好，买来就好!‘有的还说：‘该犒劳犒劳你们，吃了心肝肺算个啥，你们买来羊是立了大功啊!‘羊被麻利地剥了皮、剁成小块，在他们外出时带来的大锅里煮了一锅。10个人坐的坐，蹲的蹲，睁大了眼睛，全都盯着锅里翻滚着的肥羊肉，闻着肥羊肉不时散发出的香香的气味，久违了的香香的气味!‘垂涎三尺‘，正符合此时的情景。羊肉煮得能咬嚼得动时，大家就递上饭盆，在每个饭盆里舀上几块肉、一两勺肉汤。每个人立即都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口腹的享受达到了极致，内心的满足与幸福感，也是达到了顶峰!留在农场的难友们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会在荒野里吃上肥羊肉，而且是10个人吃一只整羊!

　　杜绍宇、方正儒由于有了这次交易的成功，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功臣、英雄。当强权者用饥饿欲置众人于死地之时，是他俩冒着极大的风险，极其机智地买回一只羊，在大家的心中展示出希望。仅仅是一只羊，就驱除了几天前还厚重地蒙在每个人心头的阴霾，而向每个人心中展示了活下去的希望。在渺无人迹的荒原上，没有热烈的鼓掌，也无高声的吹呼。这些自认为有了生之希望的受难者，从此便每日里筹划着如何再做下次的交易，再来一次饱餐羊肉的幸福。

　　他们都是取消了工资，只靠30元左右的生活费过日子的人，买了几次羊后，便手中拮据，无法再掏钱买羊了。为了活命，他们胆大包天，开始偷窃牛羊。一次，方正儒和杜绍宇注意到有个牛圈里圈了二三十头牛，牛圈靠外只有低低的矮墙。到了半夜，他二人偷偷摸进牛圈。此时，圈里还住着放牛的牧人。方正儒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靠矮墙的一头牛犊身后，小声对杜绍宇说：‘你从牛屁股上抬一下!‘杜绍宇从牛屁股上使劲一抬，说时迟，那时快，方正儒已把牛犊从矮墙上翻到了圈外面，二人快速轻轻地跑到外面，用半截麻绳把牛犊拉上就往驻地走。离牛圈已有了一二百米距离，在一个僻背处，方正儒拿出麻绳，把牛犊的前后蹄子捆绑住，取出一把剃头刀，利索地割断牛犊的喉管，剥了牛皮，割下牛头，打开牛的颅骨，先生吃牛脑，说：‘这是最养人的东西，你也吃上些!‘但杜绍宇心里恶心，无法生吃牛脑。方正儒一人吃完了牛脑，又用剃头刀割下牛脊椎上的里脊肉，说：‘里脊肉最嫩，咱们都吃上些。‘他二人生吃里脊肉，果然觉得鲜嫩非常，略带咸味，十分可口。吃完里脊肉，他们把牛头、牛皮埋下，把牛肉放进一个背篼，背回帐篷，和难友们共享。

　　再一次的进攻目标，是一个骑驴人放的一群羊。杜绍宇曾向放羊人买过一条羊腿。一次，杜绍宇上前和放羊人搭讪着说了一阵话，放羊人高兴了，敞开衣襟取出羊腿，把羊腿卖给了杜绍宇，也认识了杜绍宇。

　　我的难友们注意到，放羊人每天下午赶羊群回圈前，都要赶羊到疏勒河边饮水，和疏勒河平行的有一条不很深的土沟，羊群去河边饮水，先要穿过土沟，才能到河边，土沟两边的塄坎会遮挡住放羊人的视线，使他无法看到沟底里发生的事情。这样，一个大胆的行动方案就形成了。为了保险起见，决定让杜绍宇找放羊人缠住说话，他们已是老相识了，缠住拉一阵家常顺理成章。同时，派出王俊文、梁振光各提一个麻袋，到沟底里捉羊。

　　杜绍宇和放羊人拉够了家常，放羊人骑着毛驴走了，他只好一个人往驻地返回，可前后左右看了一阵，不见王俊文、梁振光的影子，他二人偷羊得手了没有?看不见人，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回到帐篷里又过了一会，才见王俊文、梁振光麻袋里各背着一只羊，兴冲冲地胜利归来。原来，他俩在羊群过土沟的时候，出手麻利，两人合捉一只，很快就捉到两只羊装进麻袋，担心放羊人看见，一直在沟底里躲着不敢出来，直到最后觉得万无一失了，才顺着沟底匆匆返回。

　　两只羊立即被宰杀，剥了皮，就在帐篷中间的地上用大锅煮了起来。10个人把煮羊肉的大锅团团围住，羊肉煮了一夜，他们吃了一夜，到天亮，两只羊吃了个光净，骨头一大堆，把骨头找了个地方挖坑埋了，把两张羊皮藏到被子后面。然后，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睡其觉。过了两三天，也没见放羊人找来。王俊文又很内行地把两张羊皮鞣制了一番，晒到帐篷外面的荒滩上。

　　11月即将来到，每人每天吃半斤粮的日子马上就要开始，碱菜子不久将派上用场，抓紧采收，不得有误。

　　这10位难友，在西湖采集碱菜子自由行动的1月左右的时日里，用买来及偷来的牛羊肉养壮了身体。回农场时，他们仍用安西特有的木轮大车拉着铺盖帐篷、碱菜子，如期回到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