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3餐自然改成了两餐。上午的饭改在10点开饭。我和小徐忐忑不安地端着饭盆子去打饭 时，食堂里已有十来八个机修厂的‘职工‘在我们前面排着队打饭。打饭的程序很简单，炊 事员用铁制的大瓢--也叫马勺，在大饭盆里舀上一瓢倒入打饭人盛饭的食具里就行，打饭 者 从炊事员手里接过饭盆，转身就走。然后是下一个。机修厂的‘职工‘用的打饭食具，相当 一部分都是镔铁做的半尺多高的大缸子。这是因为机修厂有个小车间就在我们的宿舍隔壁， 专门供镔铁匠做活，从车间里取点边角碎料，做个大缸子很方便，可以省下买饭盆的钱。我 和小徐用的饭盆都是搪瓷的，是从商店买的。我的饭盆直径有26厘米，是先买的；小徐后来 去买时，没有了我买的那种，她买来的比我的更大。有了这样的大饭盆，可以一次性地把应 打给我们的饭菜一次打回。记得在夏季伙食还过得去的时候，我和小徐在吃完面条之后，还 一块儿端着饭盆同去伙房，向炊事员讨要下过面条的面汤，面汤既是下过面条的，里面就有 面气子，我们讨要面汤，主要是为了在定量的饭食之外，再增加一点面气子。食堂的炊 事员 共有两人，一个是正规的工人，一个是刑满释放后留场的‘职工‘，听说原来是个资本家， 可能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犯了事的。这两个炊事员大约看见我和小徐还顺眼，每 次见我 们讨要面汤，总是爽快地在每个饭盆里舀半盆面汤，让我们心满意足地走出伙房。石天爱和 王桂芳就没有这种机会，她俩从未去伙房要过面汤，可能是考虑到两个炊事员未必会给她俩 这点面子。可我们也遇到过难堪。一次，我和小徐刚走进伙房，就被场部一个干部大声喝问 ：‘你们进伙房做啥，做啥?‘我们只好默默地退出伙房，根本没有回嘴的余地。这使我立 即想起机修厂车工小潘的话：‘真够丢人现眼的!以前，谁会这样丢人现眼!‘小潘是在食堂 排队打饭时，为抢一干部倒在了打饭的窗台上的面条，被炊事员一顿叱骂后，聊以解嘲地说 了那番话。为了一点面汤，我和小徐也被人家大声喝问，我们却连聊以解嘲地说几句让自己 下台的话都没有权利，当着那个干部和炊事员们的面，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说，在匆匆走出伙 房门后，我们仍然什么话也不说。小潘是‘职工‘，他刑满释放后已没啥了，也许，正是因 为当着两个女性的面为抢几根面条挨了骂，他觉得脸上下不来，才解嘲似的说了那样几句话 。我们也觉得脸上很下不来，当着那个干部和炊事员们的面，我们不敢说什么。走出伙 房门后对自个儿又觉得无话可说，自己心里的委屈自己知道，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样，我想 了想小潘说过的话，也就给自己解了围。现在，我端着饭盆打饭，不知道和了碱菜子的面是 什么样，吃着是什么味道，吃不饱是肯定的了，因为我们已挨饿很久了，每天半斤粮加上代 食品，又怎能吃饱呢?

    　　轮到给我打饭了，一马勺倒进饭盆里的，竟然也是将近一满盆的饭，只见汤是黑乎乎的，里 面的‘面条‘有手指粗，也是黑的，横七竖八地堆在黑乎乎的饭汤里，竟然还很多，堆得差 不多漫出了饭汤，这到底算是怎样的饭?我心里琢磨着，和小徐一道匆匆回了宿舍。

    　　一进宿舍，我们立即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吞嚼起来。指头粗的碱菜子‘面条‘咬下去还有 点嚼头，硬硬的，没什么怪味；饭汤稠稠的，也没怪味。在煮‘面条‘的过程中，粮的面 气子及碱菜子都煮在了汤中，所以汤很稠。

    　　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好。一饭盆的‘面条‘好像也能把胃填得差不多饱了，但是，两三个 小时后，尿了几次尿，胃里仿佛就空空如也，比以往饿得更厉害，我才立即意识到每月15斤 的定量比上个月的24斤是差多了。这天没有人来领油料，很闲，越是闲，越觉得肚子饿得难 受。记得过去在报社时有人把肚子饿开玩笑地说成是‘肚子闹革命了‘，如今我们当右派分 子已两三年了，作为阶级敌人，‘革命‘已同我们无关，‘肚子闹革命‘这样的语句这样的 幽默已无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想起它来心里只有悲哀，而饥饿是再真实不过地折磨着我。 折磨着我身边所有的难友及每个‘职工‘。

    　　安西的冬天来得早，所有的人都早穿上了棉衣，由于饥饿，我觉得身上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 ，一阵阵地发冷……来四工农场后，我进一步地学会了对各种磨难的承受和忍耐。我意识到 ，对于面临的饥饿，我仍然只能默默地承受和忍耐，我们已饿得很久了，除了默默地继续承 受和忍耐下去，我又能怎样?我别无选择。

    　　在闲待中，我一直注意着窗外的阳光，看阳光慢慢西斜，一会儿看一次，注意阳光移动时留 下的阴影，心烦意乱。

    　　下午打来的饭，跟上午一模一样，我们仍大口大口地吞咽咬嚼着，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食物 来源。除了食堂供应的两顿饭，我们绝无其他食物来源。

    　　晚上，我仍去财务科记账，工作一如既往。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不断加深的近视，使我不得 不低低地勾着头，拿出一张又一张的凭单，分门别类地记在各种账本上，仍不敢有一点马虎 ，一点懈怠。这样倒也好，由于思想紧张，饥饿感倒不十分突出了，不像中午后干干地等着 吃饭，分分秒秒都觉得饿得难受。

    　　王会计一边工作，一边和才出差回来的王股长聊天。他轻松地说：‘我老婆人家主意很正 ，说走就走，门一锁，领上两个娃娃就回了陕西，到老家住去了。‘下面的话他再没说下去 ，我意识到他是在庆幸老婆孩子都回了陕西老家，如果还留在农场，就要同别的家属一样， 也 吃每月15斤的口粮，全家人就都要受苦了。在目前严峻的粮食形势下，干部家属都失去了原 先可能有的优待。老婆孩子都在身边，不仅是全家人受苦的事，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子汉、身 为干部的他，也得操许多原来可以不操的心，得操碎了心。王会计老家在陕西，粮食状况比 甘肃要好，老婆孩子当时尚无挨饿之虞，所以，王会计说起老婆孩子回了陕西老家，心中还 有几分安然和得意。

    　　几天后，我们还吃上了麦草和着面粉做的小小的馍馍，这种小小的馍馍很瓷实--麦草当然 发不起来，颜色像麦草，只是灰暗一点。这顿饭每人有两个小馍馍，另有半饭盆的菜汤，也 算是变了个花样。我原以为，每天半斤口粮，我们不可能再吃上馍馍了，因为原来吃的半斤 一个的麸子馍也没有多大，如今全天的口粮只有半斤，哪还能吃上馍馍呢。真是想也想不到 ，我们居然还吃上了馍馍，只不过是麦草和着面粉做的，虽说小，每人还有两个!

    　　这时，我身边有个采集碱菜子回来原来当裁缝的‘职工‘，人长得白白净净的，是个上海人 。他说，加工麦草，正是他们干的。他们采集碱菜子回来后，先是把碱菜子作进一步的加工 。那时，我见到场部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堆成小山似的绿绿的碱菜子堆，碱菜子长在细细的枝 条上，采集时是连着枝条装运回来的。把堆成小山似的碱菜子翻晒一两天，然后像打场一样 ，把子儿敲打下来，除去枝条，再装进麻袋交给伙房，有些一时还不能立即用的，还要装 进仓库，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虽然曾经是熟悉农村的记者，对于麦草怎样加工再做成馍，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在排 队打饭中就顺便向他问起。吃麦草馍是生平第一次，麦草如何做成馍真也是个新奇的事儿。 他见我问起，就详细介绍了起来，其过程大概如下：把麦草先铡短，在大锅里炒干，再在石 碾子上碾碎，用筛子筛了，把未筛下去的部分在石碾子上再碾再筛，这样经过反复地碾和筛 ，麦草都加工成了碎末，送到伙房，再用清水泡几次，换几次水，洗去麦草的碱气，最后再 和上面粉，才能做成馍馍。

    　　我一边挪动着脚步向打饭的窗口走，一边听完了他的介绍。心里十分纳闷，用麦草作为代食 品，比种麦子麻烦多了，工序太多，花的力气也更多，最终加工出来的仅仅只是少量的代食 品，而不是粮食。农场与其费很多人力花大力气制作代食品，为什么不在种粮食上下工夫呢 ?难道农场的粮食真已山穷水尽，不花费很多人力制作代食品，就难以度日?我听说，碱菜子 交给伙房后，也要在大缸里用水泡几天，要不断地换水，洗净碱气，才能食用。我们吃的黑 黑的‘面条‘没啥怪味，就是由于碱气已被不断地换水洗净了，如若洗不净碱气，‘面条‘ 就会苦得难以下咽。顾名思义，碱菜子如若碱气不重，又为啥起了这么个名呢。总之，为加 工代食品花费大量的劳力，我独自默默地思考，却怎么也想不清楚是咋回事。我回想起在十 工农场三大队派一部分人种撞田，随便就收回20多万斤小麦，大家的肚子吃得饱饱的，种撞 田的人在辛苦中更是放开肚子吃饭的情况；两年多后的当今，四工农场土地不少，我在夏收 中亲眼目睹，地里的小麦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估计农场大概怕‘职工‘逃跑并没有考虑派 人种撞田的举措，而现在却花费更多的劳力去加工代食品，这到底是咋回事啊?由于这一切 种种的情况都牵涉到粮食政策，我只能在心中向自己发出诘问，而不敢在言语中透露出一丁 点儿的口风。

    　　麦草馍馍的确很好吃，我们由原来根本不指望吃馍馍而今意外地又吃到了馍馍，真是觉得麦 草馍馍已成为了人世间最好吃的美味，可惜太少太小，以我们当时能吞下几斤食物的胃口， 两个小小的麦草馍馍，只不过像是塞了牙缝的什么小玩意儿，使我们在回味中留下了遗憾。 以后还吃过一两次麦草馍馍。由于加工它太费劳力和时间，我们还想再吃到它而最终未能如愿。

    　　大约在10天后，机修厂的‘职工‘中出现了第一个死亡者。此人个儿高高的，平时就形容枯 槁，面黄肌瘦。杨振英在办公室对我和小徐说，那人得的是心脏病，死前全身浮肿。我们原 来都知道这个‘职工‘，对于他的死因只能听杨振英说的，没有心思去多关心。又过了几天 ，我在场部办公室附近，碰见了二站的家属黄宫桂，只见她两眼哭得红肿，流着眼泪，悲伤 不已。我心里一沉立即意识到她的丈夫钟贵祥一定是不幸去世了。我在十工农场畜牧组喂鸡 兔时，黄宫桂作为家属曾来临时帮过忙。她，个儿高挑，人长得俊气，干活麻利，在‘咯咯 ‘ 的笑声中，很利索地就把清理饲草的活干完了。她的丈夫钟贵祥来四工农场后，在春节场部 的晚会上，还和小徐一起演出过黄梅戏，是个很棒的小伙子。他俩都是河南人，有两个小女 儿。当时，场部的干部正和黄宫桂说着什么，我无法上前和她搭话。在四工农场，右派分子 的身份不允许我有正常的人际交往，我为钟贵祥的不幸悲伤--他是我曾经熟识的难友，而 不同于那个‘职工‘，更为黄宫桂今后的日子难过。一个没有工作的寡妇带着两个小女儿将 怎样活下去。右派分子的丈夫就是已经死去，她和两个小女儿仍将在乌黑的阴云下抬不起头 来。可怕的政治阴云，无处无时不在!我想对黄宫桂说几句劝慰的话，可我没有权利在干部 们跟她说话的时候搭话。再想想，我那想说出的劝慰话，苍白无力，说了跟不说也一样，心 里真想说的话又不能说。这样，我只是无言地驻足看了看她，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她。

    　　以后，几位女伴从不同的渠道传来了一、二站我的难友们不幸的死讯。最先传来的是曾是我 们的演出伙伴的韩书谦，他是男中音独唱家：‘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 他那雄浑嘹亮动听的歌声，在乍一听到他的噩耗时，竟意外地又突然出现在我的耳际……他 是那么棒的小伙子，黑红的脸膛，强壮高大的身躯迈出的步子总是那么有力，他那儒雅的风 度很招人喜欢。记得去年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夏收后的一个星期日，他还拿出珍藏的照相机， 找小徐、我，还有六七个难友一起，给我们照了相。这是多么珍贵的留影，终身难忘的留影 !当时，他手头也十分拮据，胶卷冲好以后，只给小徐送了一套共5张照片，其中还有我和小 徐的一张合影，所幸这5张照片后来由小徐带回了兰州的家中。30年后，小徐已成了老徐， 将这5张照片拿出给我看，我把它们翻拍放大后，送给小徐一套，留给自己一套，又加洗了 许多张，送给幸存并尚有联系的难友们。民勤县税务局工作的张全国接到我寄去的照片，回 信时特附一七绝，不堪回首话当年，感慨万端，并说，当年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风华正茂，光 彩照人，可恨却都在受苦受难中。据张露玲回忆，在韩书谦最后的日子里，他曾拿来1斤粮 票，求张露玲为他从干部灶上买些吃的，当时，正是中午饭尚未开饭的时候，张露玲拿了一 个钢精锅去打饭，用1斤粮票买了将近一锅的面条，这面条是灶上打剩的面条，泡得胀乎乎 的，炊事员给的比较多。韩书谦看见买来了面条，立即在张露玲家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很快就将一锅面条吃完，然后转身走了。一锅面条也未能留住他的生命。过了一个多星期 ，张露玲就听说，韩书谦死了。那个常亲热地叫她‘弟妹‘的人走了，她再也听不到他叫她 ‘弟妹‘的声音了。

    　　我看着翻印后的照片上他含笑看着这个世界的面庞，心里不禁涌动起无限的悲伤，他是个多 好多有才气的人啊。我们这个世界到底给予了他什么，这不公正的世道!人的生命为什么就 如草芥一般，被任意践踏，任其消亡。

    　　接着又听到的噩耗是靳清义之死。他没有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口下，也没有牺牲在抗美援朝 前线，而是在蒙冤受屈之后，来到四工农场又受尽精神和肉体的各种凌辱，长期无奈的饥饿 ，终于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没有等到冤情大白的一天。和他一同来自武威步校的邹映 南，原来和我不算熟，也是从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人，也是从抗美援朝前线经过上甘岭战 役胜利归来的。他为了求生，曾委托张露玲用毛料 衣服、毛毯之类，设法从农民那里换过食物，这种事毕竟太艰难，换来的食物数量非常之少 ，终于未能维持住他生存的极限，他也跨进了另一个世界。听到他俩的死讯，我们在宿舍里 什么话都没说。我听见石天爱沉重地叹了两次气，也许，她心里还深埋着对靳清义的缕缕柔 情。后来听说，靳清义为了活命，在死前曾抓吃老鼠。我心里很是凄凉，就在日本鬼子侵 占他的家乡，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卑怯地去抓老鼠果 腹，少年的他就勇敢地拿起了反抗的刀枪，向敌人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靳清义和邹映南身后都留下了几千元的存款及精细高档的衣物，靳清义还有一辆自行车，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这些财物都可以换取食品，挽救生命。而他们是戴着镣铐忍饥 挨饿，毫无人身自由，所以，他们就死定了。靳清义死后，家中尚有八十高龄的老母亲在企 盼独子的归来，她的生命的延续，就是为了等待独子的归来。谁也不敢把靳清义的死讯告诉 老人，只好欺骗老人，说靳清义到外国打仗去了，一时半时回不来，也无法写信给她老人家 。

    　　我的演出小伙伴武威人李熙元，当我们于年前同去小宛，最后一次演出眉户剧《雌雄花》， 同坐一辆马车，在途中闲聊的时候，他曾流露出怅惘迷茫，问我：‘咱们今后怎么办，日子 还长着呢!‘我当时还背诵了普希金的一段诗：‘假若生活欺骗了你……‘自欺欺人地安慰开导他。来四工农场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当他的噩耗也传进了我的耳中时，在我眼前 仍不断浮动出现他那年轻胖胖的圆脸，他那怅惘迷茫的神情仿佛凝固了似的依然向着我，倏尔又幻化作愤怒的质问：‘我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快乐的日子在哪里?‘向我质问似乎又使他感到愧怍，毕竟我也是受害者啊，只见他惨然一笑，隐去了。向他背诵普希金的诗时，我心情尚好，我们都没有挨饿，演出结束后，还美美地吃了顿羊肉。谁能想到，一年后，他竟因饥饿而撒手人寰!

    　　那个自认为‘人‘才是最伟大的，有了人，才有了这个世界的高天人老人，以70开外的高龄 ，在11月的大饥馑中，首当其冲地告别了人世。他也是‘最伟大的人‘当中伟大的一员，而 在那个年代，他所尊崇的人本主义思想恰恰被理所当然地践踏在地，不值一文。他哪会想到 历史又倒退了回去。他告别人世顺乎自然，更不被人提起。

    　　沈潮，那个坚定地认为历史总有一天会对反右派斗争作出公正的裁决的原共产党员，没有等到历史作出公正裁决的那一天。他为人老实正派，没有任何外援。在酒泉开饭馆的 丈母娘，在沈潮政治上走红时，认为女婿年轻有为，很是得意，在女婿面前好听的话说个没 完。沈潮成为右派后，丈母娘就变了脸，一直撺掇女儿和沈潮离婚，自然不会在困难时刻帮助他。如她心地善良，对女婿抱有同情心，当最有能力帮女婿一把，开饭馆的她给女婿送些吃食来，完全有条件。而沈潮遇上的丈母娘恰恰是个势利小人，沈潮便死定了，在11月最初 的日子里，他便无言地辞世了。

    　　一站还有两个在十工农场就摘了右派帽子的我的难友，也死于大饥馑中。一个叫韩万恒，一 个叫张大贵。韩万恒死得较早，站上为了表示区别，还钉了个薄木板棺材抬埋了，张大贵死 得迟了些，农场已大量死人，已无法为他准备薄木板棺材，也只是用他自己的铺盖裹了裹， 抬出去钻了沙包。没摘右派帽子及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大饥馑的日子里都难免一死。在死 神面前，他们是平等的。

    　　有的人在饿死之前，还挨过管教干部的耳光。在一站，有个原省法院的我的难友、大学生( 可惜不知其姓名)，在伙房前不知有什么事转悠，被管教干部高队长看见训斥，因回嘴，高 队长上去就是几个耳光。身体已极度衰弱的他，当即被打得蹲到了地上，两三天后死去。残 暴的凌辱加速了他的死亡。

    　　此时，四工农场把死人就叫做‘钻沙包‘。这也算做是一种语言上的创新，它来自生活。面 临每天出现的大批死亡，死了的人只能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用架子车拉出，埋到较远的 沙包里。农场地处戈壁深处，荒野里沙丘连着沙丘，死人只能埋在沙包里。把死人叫作‘钻 沙包‘，它真实形象地概括出了在大饥馑的年代里四工农场抬埋死人的方式，生活的发展变 化使人们有了如此的创新。

    　　就在农场已开始大量死人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忽然，杜博智推门进来，见屋 里别无他人，便对我说：‘我有事来场部，给你带了几斤蒸好的洋芋，你快收下吃了。‘从 他的背包里倒出的洋芋也就三四斤吧，我大喜过望。他还说：‘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要坚持 住，一定要坚持住。‘此时，杜博智当炊事员已半年多了。当炊事员，任何时候都是尽饱吃 ，所以，他根本不存在饥饿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想到了我。他知道，正如 农场别的难友一样，食物的短缺，在我肯定也已经是关乎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而在得知有 机会来场部时，便用自己家中寄来的粮票从灶上买了些洋芋送给我。我收了洋芋，心情自然 十分高兴，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将他送出门外，分别时说：‘过两天我去看你。‘然后立即 回屋，狼吞虎咽地迅速吃完了全部的洋芋。

    　　那天晚上，杜博智和另一个炊事员受命于一站站长王志玉，各自背了多半麻袋洋芋和多半麻 袋糖萝卜，给农场的书记刘生贵送去。王志玉打发他们两人去送洋芋和糖萝卜，也有互相监 督的意思。在农场天天饿死人，吃食极为金贵的时候，王志玉担心一个人去送，麻袋里的洋 芋、糖萝卜会在半路上流失，不能全部送到刘生贵家中，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洋芋、 糖萝卜是 一站的右派分子及‘职工‘生产的，非人民币所买来，刘生贵收到自然是白拿，一分钱不给 。前些天，我用三四元才买了一斤干萝卜缨，还是求人帮忙才买到的。刘生贵根本不用打招 呼，就会有人在夜晚把洋芋、糖萝卜各多半麻袋送到家中，供他全家人享用。这就是书记与 贱民的区别。一站送去了洋芋、糖萝卜，那么，别的站呢?全农场四个站其实都有自己的粮 食储备，这在农场是公开的，各站的干部清楚，刘生贵也清楚，所以，他们之间心照不宣。 其他站送到刘生贵家中的，也许会是白面，甚或是一只整羊--各站都有自己的羊群。刘生 贵的下属们在这个困难时刻，不会忘记向他表示忠诚与关怀。

    　　刘生贵是个慈眉善目的人，平日里说话和颜悦色，40岁左右。场部干部见了他都毕恭毕敬， 他如外出归来，干部们一个个都要趋前问候。他和干部们相处很好，听到‘职工‘和我等犯 了事也从不恶语相加，显得极有涵养。当然，他也从未和我闲聊过一次，从不向我问一句话 。我在财务科记账时，他常来财务科走一走，和贺科长、王会计等人闲聊一阵，谈工作，也 谈些生活琐事。他说话一点不拿架子，不打官腔，但我仍然感到他作为书记的威严，干部们 对他的话常常只是唯唯称是。

    　　1949年我刚到报社不久，在一次采访中和省委书记张德生打过交道。张德生带一副黑边眼镜 ，沉稳严肃，是个学者风度的人，但17岁的我和他说话，一点也不觉得拘束。过了些天，省 上成立革命人民大学，对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留用人员组织短期的理 论政策教育，我作为记者参加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采访时坐在省委宣传部赵守攻部长的近旁 。赵部长常来报社指导工作，向全体编辑人员讲话，说话幽默风趣，很有水平，报社的人都 认识他。作为少数女同志中的我，他也是认识的。参加革命前，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山西 人。当时，我拿着一枝铅笔匆忙记录着典礼上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我自己没有钢笔，报社 发的采访用笔就是铅笔，采访本是用印报时裁下来的小块纸装钉后发给我的。赵部长看到我 紧张记录的情形，大概是想看看我能不能把讲话记录下来。在讲话结束后，他笑着说：‘把 你的采访本给我看看!‘他是部长啊，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服从地把本子递给了他。他 仔细地翻着看了一阵，才又笑眯眯地把采访本还给了我。我感到他对我的记录是满意的。以 后，他每见到我，总是亲切地喊我：‘小鬼!‘当时，我和省委书记、部长的接触亲切自然 ，我不觉得有威严的成分。后来，我经常下乡采访，同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乡上的书记们 都常打交道，我觉得这些书记们认真工作，上下级关系一般都不错，就是和农民相处也都融 洽自如。

    　　刘生贵的和善与威严，使我深深地感到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基层党的书记具有了绝对的权 威。得罪了书记，他要给你扣个反党的帽子置你于死地，易如反掌。场部的干部们赔着笑脸 ，小心翼翼地和刘生贵说这说那，看起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他们内心的活动其实是很复 杂的，对刘生贵非常敬畏。

    　　当时，农场每天死人的数字都要向刘生贵汇报。不管怎么着，上级把数百名专政对象 交给四工农场改造，是为了叫这些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大批的急速死亡，在他也是 未曾经见过的。那年，由于有200多名急于改造急于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人民行列中去的 右派分子的到来--十工农场两年艰苦的劳动，已使他们熟稔于各种农活，他们在忍饥挨饿 中仍卖命劳动，对四工农场的丰收，起了重要作用。场部和各站的库房都是充实的。而且， 原劳改系统有个传统习惯，即，对劳改犯或释放后就业的‘职工‘的口粮每月都要节约几斤 ，并不按标准让吃光，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来四工农场后，也是照此办理。如此节约下来的粮 食，忍饥挨饿的我们及‘职工‘们并不知其究竟--怪不得我们才到四工农场时，听说每月 的粮食定量40多斤，比原来在十工农场时的标准还高，却是立即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但场 里的干部们都知道这件事，账目上记着各站每月节约下来的粮食数量，这些粮食就存放在各 站仓库里，此时，每个站节约的粮食都已达三四千斤。

    　　农场丰收了，粮仓殷实，面对的却是每天急剧增加的死人的现实，如此严峻，如此惨烈，也 曾使刘生贵几经踌躇，一筹莫展。但是，他最后做出的决定，仍然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 绝不做违犯党的粮食政策的事。当时，如果由书记做主，把农场生产的粮食每月给全场人员 每人加几斤，就意味着对党的粮食政策的违犯。这样的事他绝对不做。因为，一方面是与日 俱增的死人，即将饿毙的人们的垂死挣扎；一方面是仓库里满满当当的粮食--每人每月15 斤的粮食定量，再加不断死人，使粮食的消费量大为减少。而那些由饿死的及尚在死亡线上 挣扎不已的人们节约下来的1万多斤粮食，依然原封不动地存放在仓库里。从全农场几百名 专政对象的嘴里硬抠出来的这1万多斤粮食，其存放仓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否可以动用 来抢救那些濒临饿死的人，制止死亡?对这，全农场从书记、场长--刘生贵其实就兼任场 长，副场长，直到每一个普通干部，没有人去想它，更没有一个人说及它。从专政 对象的嘴里强制节约粮食的目的被刘生贵忘记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敢去想了。此时，遵守粮 食政策，严格地把住每人每月15斤粮食定量的关口，被省上和地区领导强调到了吓人的高度 ，已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当河西走廊所有农民的粮食定量都已三令五申减少到15斤时，许多 村庄事实上已断炊很久了，农民早就无粮可吃。在如此的情况下，这些专政对象的口粮怎么 能考虑增加呢?农场干部都同农民一个供应标准，也不敢随意更改。刘生贵认定了这个死理 ，农场作为生产粮食的单位，更应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即便是过去节约下来的库存粮 食，也不可随便动用。况且，他心里也清楚，如今能够制止死亡的书记又有几个?死亡已广 泛蔓延在河西走廊，以至在全省、全国也已出现，所有的书记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那个命令杨振英将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在办公室房梁上使冼维汉大哭大叫，后来又威风凛凛 地找岔子要打我踢我的副场长，此时又如何呢?他肯定不会饿着。多年后我再见到当 时在机磨坊劳动的我的女伴王桂芳时，王桂芳称他为‘魔鬼‘，说：‘魔鬼就在机磨坊公开 拿面粉。‘

    　　以往，从春种到秋收，他喜欢巡视于田间地头，腰里别着手枪，或背着长枪，耍够了威风。 他决不允许他所管辖的农场里的‘职工‘及右派们劳动上有怠慢，对大小的‘长‘们发布的 各种大小命令有任何违抗。从他的粗鲁霸道、凶残成性、文化低、少教养的种种举动来看， 当年或许是个在饥寒交迫中辗转挣扎的穷苦人，正因为受不了那种痛苦生活才投奔了革命。 如今，他已理所当然地擢升为一个管着几百‘职工‘及右派分子们的农场副场长，农场大量 死人的情况，他当然也是清楚的。他曾经饱受饥饿之苦，而他也知道，全场几百名专政对象 作为自己的同类，他们没犯死罪。但是，面对这一切，他也沉默无语，在和善的刘生贵面前 ，多余的话他一句不说，凶暴的‘山大王‘又变成了胆小驯顺的绵羊。

    　　其实，凶暴的‘山大王‘色厉内荏。他也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使他在严峻的粮食形势面前 守口如瓶。

    　　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春节期间，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的他，决定回四川老家看看，他的姐 姐和妹妹家分属两个公社。姐姐和妹妹见到多年没见面的他，都亲热得不得了。此时，农村 公社已实现食堂化，姐姐和妹妹家，一家的食堂办得好，大家尚能吃饱，一家的食堂办得不 好，大家吃得就差，去探亲的他自然也就吃不好。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时有钱也买不到 食品，当副场长的他回家自然是带了一笔钱的，可是他无法从商店里买到可供同亲人们相聚 时丰富 饭桌的食品，这使他很扫兴，不快。回到安西四工农场后，他把回老家见到姐姐妹妹家生活 有差别的情况，见到一站站长王志玉时简单说了一下，后面还加了一句：‘就说到你这里! ‘意思是不要外传。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洗礼，他也懂得以言定罪的厉害，说话慎之又慎。可 是，他没管住自己，酒后又把同样的话告诉了别人，而此人一向有向上级打小报告的爱好， 便向安西县委告了状。当时，四工农场作为基层的党组织，党员直接由安西县委管理。此人 的状告上去后，他便由安西县委着令到县上检查交代问题。

    　　经过若干次的批斗会后，‘山大王‘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罪行‘，表示了低头悔改之意 。可他的文化程度太低，无法用连贯的话句把会上批判他上纲上线的内容，写成一篇交代检 查材料。这样，他捎话叫王志玉到县委帮助他写交代材料。王志玉奉命来到安西县委，只见 他住在隔离室里，脸瘦了一圈，面容发灰，看见王志玉进门，立时泪流满面。稍微平静 了一下，才对王志玉说：‘还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些话，你就尽量上纲上线，帮助我把它写成 一份交代检查材料。‘说时，已上气不接下气，又是要哭出来的样子。王志玉不敢说安慰宽 心的话，匆匆帮他写完材料就回了农场。

    　　过了几天，×副场长又让汽车队队长刘星汉带回来几斤盐，让王志玉转交他老婆。王志玉心想 ：‘几斤盐何必要转来转去才交给他老婆?‘一天，他看见×副场长老婆在场部走过，就叫 住 她把盐交到手里。只见她打开包包看盐时，发现里面还有封信，信上说，我可能回不来了， 望你带好孩子，有困难可找王站长，我那笔复转费你和孩子能用上几年，你们就好好过吧! 老婆大惊失色，拿着信的手抖个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连声追问王志玉：‘你说他 真的回不来了吗?他真的回不来了吗?他到底犯的什么事?‘王志玉对她只能连声安慰。

    　　×副场长的这次经历，最后以有惊无险而告终。原因是县委书记张树春，因为考虑到×副场 长是 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副团级，资历比自己还老，出身又好，用一句毛泽东的名言给他 解了围，救了急。张树春说：‘毛主席说，一万年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差别的。现 在我们的桥湾公社，比起三爱公社来，也是有差别的。他说他姐姐的公社同妹妹的公社 有差别，我看这没有啥错误，不能说他就是反党。‘这样，他才又平安地回到四工农场 还当他的副场长，回到了老婆孩子身边。

    　　有了这番惨痛的经历，对粮食问题他自然什么话也不说了。‘山大王‘毕竟只是一山之王， 在全国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他也得汲取教训。但他的凶残暴虐并没有由于自己的惨痛经历 而有任何收敛或改变，他并没有由己及彼，想到在他管制下的‘职工‘及我等右派也会有冤 屈，也会有错案，应该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我等。他秉性难移，仍然只是一味地充分施展 手中‘专政‘的权力于我等，只要他自己痛快，任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他认为于我等都不过分 。如：用枪探条戳刺靳清义的胸膛直到戳得鲜血淋漓，他毫不手软。命令杨振英把冼维汉吊 在办公室的房梁上，让冼维汉招认偷面之事，他得意非凡。

    　　农场的专政对象，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任人宰割的奴隶，他说一不二，专政对象只能无言地顺 从服从。所以，到粮食定量减为每月15斤之后，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机磨坊，明目张胆地把农 场的面粉装进面袋里拿走。机磨坊的右派分子、‘职工‘无人敢吭声。王桂芳心里骂他‘ 魔鬼‘，对魔鬼的行为痛恨之极，面子上装得不动声色。因为偷了点面粉被吊上房梁的冼维 汉，看到他用面袋子公开装面粉，一次装得比自己偷了几次的还多，但他敢吭声吗?除非他 想再次被吊到房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