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财务科的张振英突然通知我，要我暂时放下其他工作，第二天到‘医院‘里去帮助烧炕，那里住了一批病号，没人烧炕。

　　‘医院‘的位置就在场部西边，介于二站、场部中间，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第二天上午吃过饭后，我去‘医院‘烧炕。一路上，只见一派冬天凄凉的景色，光秃秃的田地一直伸展到远方。小块枯黄的芦草点缀在连片的田地之间凸起的地方，沿着水渠边生长的芦草像是长长的带子延伸而去。初冬的寒风刮来，远远近近的小块芦草生出波浪，闪着黄黄的光，像是一方方小水塘，水渠边带状的芦草似一条条流动的黄色小溪向前方奔涌。天依然湛蓝、明净、高远，但很扎眼。初升的太阳失去了往昔的温暖，发出浅浅的白光。一切仿佛都预示着某种不祥。我踽踽而行，心里有着无尽的惆怅，天地之间仿佛只有孤独的我……我忽然猜测起那些病号会是什么样，烦乱，悲伤。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将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我无法去想，也不敢想。我肚子饥饿，已自顾不暇，但我不能忘怀我可怜的亲人，此刻的他肯定已处于更为悲惨的境地，他的状况怎样，我更不敢进一步去想。

　　‘医院‘的小院里，只有几间破旧的房子。当然，农场的干部和工人不会住这样的病房，这是为‘职工‘及右派们准备的。我走进迎面的大房子看了看，只见房内墙皮剥落，肮脏不堪，同我一贯在概念上认为的‘医院‘完全是两码事。长长的土炕通铺上，已躺着八九个病号，里间屋小些，炕上也有四五个病号。这些病号全是从三、四站来的‘职工‘。他们一个个蓬首垢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他们立即全都看到了我，但全像没看见一样，面部无任何表情，没有人同我打招呼。他们互相间也不作任何议论，没有一句话。作为病号，他们没有呻吟声，只是不知是谁，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叹气声。这就是囚犯生活在他们身上形成的一切。如今，他们虽已成为‘职工‘，但农场对他们的要求并无改变，所以他们依然故我，保留了做囚犯时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和他们也不打招呼，我也懂得用这里的标准约束自己。何况，这里没有一个病号是从十工农场来的难友。我明白，我只是被派来烧炕的。

　　病房里还有3个干杂活的年轻‘职工‘，他们一个个红光满面，神采飞扬，正在用旧报纸糊窗子，在新砌的泥炉子里添煤砖、烧水，他们不慌不忙地干这干那，同炕上的那些‘职工‘ 相比之下，俨然是另一种人。他们都二十出头，身体健壮，看来肚子一点也不饿，其中有两个是河南口音。

　　我的任务不算重，烧好5个炕洞就算完事。烧炕用的芦草，要到‘医院‘对面二三十米处的一片芦草地里去割。我走到芦草地里，用镰刀连连砍去，干透了的芦草发出清脆的响声，很快就割了一捆，用绳子捆紧，就往回背。这时，起风了，风不算大，一捆芦草也不重，回‘ 医院‘要逆风而行，却连脚步都迈不开。我只能侧转身让身子和芦草捆减少风的阻力，慢慢地斜着身子吃力地前进。5个炕洞都在院子外面。我把芦草放在炕洞口，解开绳子，一面趴在芦草上防备风把芦草吹走，一面抽出些芦草塞进炕洞，尽量把炕洞塞满。我来‘医院‘时带了一小瓶汽油，把一根芦草蘸点汽油放到炕洞里背风的地方，用火柴一点，满炕洞的芦草立时就燃起了大火。一捆芦草最多能烧两个炕洞，我又割了两次芦草，才烧完了5个炕洞。

　　我小时候也睡过热炕，三四十年代兰州人大都睡炕，用马粪、煤末烧的热炕。我睡在妈妈烧热的大炕上，浑身暖暖的，享受着母爱的温馨，并不懂得那就是幸福。现在，我生平第一次烧炕，远在兰州的妈妈会想到其中的艰难吗?我在给什么人烧炕，妈妈怕是再也想不到。

　　因为时间还早，我又回到了大病房里，想帮助做些事。高中毕业时一位同学写在纪念册上的临别赠言，此时回响在耳边，赠言说：‘向受苦受难的人们，伸出你援助的手!‘参加革命后，纪念册之类的玩意儿，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羞于向别人道及，纪念册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此时，这段话却不知怎地又回响在耳边，重现在脑际。服刑期间长年累月的饥饿，已使这些‘职工‘一个个瘦骨嶙峋，最近的大减粮已超过人的身体能以承受的极限，他们成为病号，完全由于饥饿。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的事，只是没有人把它说出来。为什么生产粮食，获得好收成的农场，却把人饿成这样?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因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现在，种田者无粮吃又是怎么回事?我相信，这样的疑问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反复出现，但每个人都不把它往下想。我自然也没有胆子把它想下去。当时所处的封闭的环境，也使我无法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但是，对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我想，我既被派到了这里，就应为他们做些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此刻又撞击着我的心。这段话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我还想起小说里卡嘉(《苦难的历程》中白军军官罗欣的妻子，曾在红军医院服务。)在红军医院里服务的情景。‘职工‘也是人，我再一次肯定，我为病号们做些事是完全应该的。我自己已被饥饿折磨得难以支撑，想的还是浸泡、蒸煮自身，让灵魂无比纯净的事。当时我崇拜伟大的作家，一种使自己的灵魂更为纯净的强烈愿望使我仍真诚地相信阿 ·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在这种自我宽慰的梦幻里浮沉，精神上似暂时地获得了一些宁静。当然，几年后，我就认识到，阿·托尔斯泰编造的故事，在苏联根本实现不了，斯大林的肃反能不杀掉小说中的主人公吗?在中国，这样的主人公也难以存身。我把阿·托尔斯泰的这段名言当作自己在逆境中生活的信念和信条，一直信守维护着它，只是说明我对未来仍抱有坚定的信念，我认定了自己跌倒自己爬的死理。我确信，重新爬起来并站起来了的我，一定会比原来的自己更完美、更纯净，也更坚强。 我提起笤帚把地扫了扫。一只肮脏的手哆嗦着举起搪瓷茶缸想喝水，我立即接过茶缸，从搭在新砌的泥炉子上的水壶里倒开水给他；有个穿蓝平布对襟‘职工‘棉袄的人，棉袄前面剐破了一大块，露出烂棉花--他是个中年人，倒像个年迈的老人似的，力不能支地磨磨蹭蹭、慢慢腾腾地下了炕，看样子要去解手，却找不到鞋，我帮他从东边墙脚下的一堆鞋里找到了他的鞋提了过去；还有人抬起身子，递过来两毛钱，让我代买邮票、信封明天给他带过来… …做这些事一点也不费劲，我确实在尽心尽力地服务于这些病号。当时我也并不知道，我为他们做的这些事，对有些人来说，竟成为他们在人世间逗留时最后享受到的一丁点儿可怜的温暖。

　　有一阵子，我靠在门上，注视着炕上那些盖着五颜六色的破旧被窝蜷缩着瘦弱的身子，忄西忄西〖惶惶，听天由命，不知所以的人们，内心也十分压抑、沉重。我的命运比他们又强多少呢? 一个满脸胡茬、脸盘特别大、面色难看的人--他大概浮肿了，从被窝里拉出一条深蓝的破旧绒裤，要我拿出去，晾在外面。我立即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悬悬地提着他刚从腿上脱下来带着体温的绒裤，走出房门，放到对面房间的窗台上，低头随意一看，只见上面滚动着不计其数又肥又大的虱子。我心里真腻歪，也不禁有些难过，这饥饿的人的鲜血不知被虱子吃去了多少?如果不是我的帮助，这小小的、万恶不赦的虱子们不知还要猖獗到何时。我知道，经过一夜的严寒，虱子们非全部毙命不可。

　　就在我准备走回房间时，大个子河南‘职工‘从旁边的一间屋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包，看到我，他打开报纸包，里面是糊窗子用剩的浆糊。他问我：‘你吃不吃?‘用剩的浆糊很不洁净，颜色五抹六道的，虽说肚子饿，这样的东西我也无法下咽，就摇了摇头。他笑了笑走了。当然，他是出于一种友好的关心才问及我。他是不能把同样的问题向那些病号们提出的，如果他问那些病号：‘谁吃?‘肮脏的浆糊一定会被手脚麻利的人抢去吃个精光。而他那样做就违犯了纪律，会被告发的。

　　这一天，我没有见到医生进病房，也没见到给哪个病号吃药，病号们的真正需要是吃饭而不是吃药。

　　饥饿，已使全农场的工作节奏迟滞了下来。下午，太阳挂在天上还很高，我就拖着软弱无力的腿回场部。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等待吃下午饭的时刻到来。

　　我真佩服食堂炊事员的本事，每人不到2两半的面粉，由他们和上经过复杂加工的碱菜子，竟能做成稠稠的面条，能打满我直径26厘米的饭盆。颜色发黑，又粗又硬，比筷子还粗的碱菜子面条，能暂时把胃填塞得有些饱胀感。我想，饥饿的人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别强，从碱菜子里一定能吸收到若干营养成分。那些‘医院‘里的病号，领导上说是怕吸收不了，不许在馍馍、面条里掺和碱菜子之类的代食品，粮食定量又未增加，他们实际还不如我们，比我们还饿得厉害。他们任人摆布，实在凄惨可叹。

　　到睡觉时，我就又饿了。我们几人说话都很少。我在忍饥挨饿中睡去。好像是为了补偿白天清醒时挨饿的痛苦，梦中，我一直在吃着几年来从没碰过的好吃的东西……梦中的饕餮，将我推入更为甜美的睡乡。我沉沉大睡直到天亮，醒转来十分费劲。

　　次日，我仍赶往‘医院‘。

　　我提着镰刀正要去割芦草，只见大路上来了一辆马车，从斜对面奔驰而来，车上拉着人。在 ‘医院‘前，车停了，跳下来的赶车人，正是那个瘸子‘职工‘。车一停下，他就吆喝着叫车上的人下来，那几个形容枯槁的人肯定就是送来的病号了。他们动作迟缓，半天也下不了车。只见瘸子生气地一把就拉下一个人来，那人猛不防被拉下车来，也许身体的什么部位被弄痛了，他大叫一声，踉跄了一下，几乎要摔倒，又被骂骂咧咧的瘸子一把拉住。瘸子粗暴地抓住这病号向‘医院‘门口走去，只见他身体左右晃荡，每抬一次脚步都挺艰难。瘸子把他送到墙边，让他靠墙站住，又去吆喝别的人，那几个病号有的还在背行李，有的把行李放在地上拖着慢慢挪动脚步，向前走去。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当车把式的瘸子对于同自己一样服过刑如今饿成了这般模样的病号，竟如同对待猪狗一般。人类的同情心，在他的身上已不存在。那么，是谁给了他摧残自己同类的权利?我不忍心看下去，更不愿和那瘸子打招呼，就转身割芦草去了。

　　当我割来第一捆芦草，坐在靠大路一边的炕洞口，正准备烧炕时，一个人来到了我的身后，问我：‘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一回头，看到他是欧阳夏，原省劳改局的干部。来四工农场后，他曾在二站当小队长，我在二站劳动时才和他熟悉的。我简单地说了说来‘医院‘的情况，也问及二站的难友们。他严肃地说：‘现在，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我不禁心里一惊，又一沉，这种话可是说得的吗?继而又一想，我们如果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面临的就是不能生存。我深深感谢他说的这句话。欧阳夏好像也正是为了说这句话才找的我。凭感觉，凭本能，他觉得不能把这句话深藏在自己的心里。他是有事路过这里，看到我一个人在这种时候还坐在‘医院‘的炕洞前，既感到有些奇怪，也是为我的生命担忧，为我的不幸动了恻隐之心，所以走过来看看。毕竟，我不同于别人的，是个女性，还是个年轻的妈妈。作为小队长，他并不能把同样的话讲给每个人听。他再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我沉思了一会儿，又默默地继续烧炕。‘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此时此地，这句话真是太正确了!原来，我在思想上还没产生过生存不下去的精神准备。我只是想，情况即使再恶劣，我也要活下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这迟到的意识需要行动，我却依旧茫然，不知该怎么办。但总算有点开窍吧。我开始想到，难耐的饥饿一直继续下去，我的身体也会被整垮，像‘医院‘里的病号一样倒下来。到那时，一切就真晚了。我无辜被整治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于心不甘。我绝不能倒在这里，我还想重新获得我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一切。我作为一个一心向党的人，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一切。党抛弃了我，世人抛弃了我。但是，我还得为我所有的亲人活着，为我自己活着，我的一切不能就这样结束。我一定要活下去，以我本来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我确信，总有一天，党的阳光会照耀到我的身上。我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烧完最后一个炕洞，我正待起身走回病房，看见那3个年轻‘职工‘都走过来了。这里，正是那间大病房的后面，平时没人来。他们来干什么呢?只见其中一个脸颊特红，小个子，说河南话的‘职工‘，从棉衣里掏出一个小布袋，给那两人都倒了些炒好的麦子，那两人旁若无人地立时大嚼起来。小个子河南‘职工‘招呼我说：‘你也吃些!‘往我的上衣口袋里也放了几大把炒麦子，然后自己也吃起了炒麦子。这可是求之不得的佳肴，我也大嚼起来，只觉得满口生香，每粒麦子都喷放出难以言喻的、令人迷醉不已的滋味。我几乎是在舍不得咽下去的状态中匆匆吞咽了经过反复咀嚼的炒麦子，然后用舌尖搜括粘在牙齿、牙龈、上腭及满口腔留下来的炒麦子的残渣，和着唾液再仔细咽下。

　　本来，这是不该问的。我在大嚼炒麦子的喜悦与兴奋中--在这种时候能在无意间吃上炒麦子真是幸运--忍不住地问道：‘你们哪儿来的麦子?‘小个子河南‘职工‘回答说：‘我们都在场上干活!‘原来如此。他们不同于那些病号，活得健康自在，只是由于他们有着比别人优越的生存条件。

　　这3个年轻‘职工‘，看样子都是略有文化的农民，不知他们犯了什么案子。3人中的另一个是甘肃人，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在生产队劳动时不慎把队里的架子车掉下山崖，以破坏生产的罪名判了3年刑。当时，我细细嚼咽着炒麦子，充分享受着这种从未体验过的人生之幸福，脑际无端地又闪过了阿·托尔斯泰的话：‘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忽然间，觉得对这段话又有些不甚了然了。但是，管它呢，我继续心安理得、仔细认真地品味炒麦子无与伦比的美味，真觉得其乐无穷。那令人心醉神迷、回味无穷的咀嚼吞咽活动终于都结束了，而胃肠的舒适感仍使我心情愉快。须知，这是11月以来我吃上的一次最香、最好的美餐，小个子河南‘职工‘给我的几大把炒麦子，兴许能顶上我们全天的粮食定量呢。这粒粒金贵，无比美味，能救人一命的炒麦子啊!

　　那个甘肃人和大个子河南‘职工‘吃完炒麦子，立即转身走了，几年的劳改犯生活，训练了他们的警觉性，他们知道这儿不是多待的地方。

　　小个子河南‘职工‘还和我闲聊了一阵。他说，他常去一个家属家里，给送去麦子。这个家属有个两三岁的小孩，男人是右派，去高台了，那个家属对他挺好。显然，饥饿的女人用温情和肉体为她和孩子换来了粮食以维持娘儿俩可怜的生存。我平静地听他说着这些，无以答对。他还说：‘那娘儿俩怪可怜的，我每次去，她都给我做吃的，她对我挺好，她确实好 !‘他找到了我这个可以倾吐私情的对象，大约十分兴奋，尽管拙口笨舌，仍不能自已地絮絮地说着。他眼睛明亮，流露出憨厚、真诚的情态。大概，他并未想及他的行为是对他人的侵犯。他俨然以那女人的保护神的架势向我诉说着这一切。我能谴责他吗?从内心里说，我也不想怪罪他。欧阳夏的话还回响在耳边：‘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应该说，威胁我们大家生存的那一切才是最大的犯罪。

　　小个子河南‘职工‘的谈兴一告终，我们就各自走了。我走进大病房，看见里间屋里的炕上坐着机耕队的小张，他原是张掖航校的工作人员，是从十工农场来的难友。他来四工农场不久，脸就瘦削下去了。我们原来常见面，他开的拖拉机领柴油都要经我的手。论说，他工作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我们吃麸子馍、水煮干萝卜缨的时候，由于工作条件的关系，他一直和干部工人吃一个灶，没受太大的罪。但他个头高，身体棒，饭量也大，在十工农场放开肚子吃惯了，一到四工农场就受不了。他大概也是取消了工资的人，没钱再买其他吃食。我和他第一次在场部相遇，他就叫苦不迭地说：‘这儿叫人吃不饱饭，真受不了，受不了!‘由他的坦率，我又联想到，十工农场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他在习惯的轨道上行进得久了，已忘了他自己的右派身份。情况变了，他的应变能力跟不上，不能低三下四，说话又随便，这儿的干部工人能容得下他吗?机耕队丁队长也常到我们办公室来坐坐，我是以语言的谨慎，绝对的谦逊和礼貌，工作上的勤勤恳恳，来获得他和颜悦色的对待，小张除了工作上没话说以外，其他方面恐怕都差一筹。这样，人家对他这个‘阶级敌人‘ 起码也是疏远的，有了为难之处得不到原本可以争取到的帮助。他是我在‘医院‘里见到的唯一的右派难友。

　　小张一见到我就高兴地问：‘咦，你怎么在这儿?‘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身体垮了，他们就送我来这儿了。‘说话间，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还向我打听：‘这儿的条件怎么样?‘我只好安慰他：‘还可以吧，你就在这儿养着吧!‘这样回答，我不禁有些黯然，也有点为他担心。不过，看起来他的状况比同屋的‘职工‘病号要好一些。

　　在大病房里忙了一阵，我走出大病房，只见旁边小病房的门口斜放着一辆架子车，门大开着，两个‘职工‘男护士和干杂活的大个子河南‘职工‘，正从病房里往外抬人。两个护士中，一个是上海人，前两天曾和我攀谈过几句，对于3年的刑期满了以后仍然有家归不得，含蓄地流露过他无法诉说的苦衷；另一个就是曾给过我一瓶鱼肝油丸的武山人。上海人也很年轻，看见我，他紧皱眉头，连连摆手，示意我快到一边去，不要过来。我立即也就明白了，他们抬出来的是一具尸体，他怕吓着了我--一个出现在‘医院‘里的唯一女性。但我不想躲开，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已知农场天天死人。我想，我已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如今又面临着无法逆料、不允许诉诸语言的大灾大难，我能躲得开吗?看看死人又怎样呢?苦难已使我无所畏惧，我不必躲避一个死人，要来的一切总归会来临。我忽然觉得我、这些正在抬死人的‘职工‘，同死人之间并未拉下太大的距离。死亡，不也很平常吗 ?就在今天这个时刻之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有人要永远地离去，而眼下死神却已悄然来临。一个‘职工‘的死去，没有人为他流泪，也没有任何送别的仪式……因为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留场割断了亲人们对他的记挂，对他的悲伤。现在，一切都已终结。不过，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再往前走了。这就样，一切还是看得清清楚楚：抬出来的尸体毫无遮拦，几乎是被扔到了架子车上，只见他一头又黑又乱的头发，瘦棱棱的脸细成了长条，从脸面直到脖子都是难看的蜡黄色，双颊不干不净，眼睛紧闭，一只蜡黄色的瘦手还搭在了架子车栏杆上。大个子河南‘职工‘拉起架子车，两个护士在后面紧紧跟随，一起往外走，蜡黄的瘦手跳动了一下，掉到了车里。他们很快地走出了小院，车上的人是安静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还是含恨离开了人间?我相信，这些为他送行的人没有谁会跟这寂寞的灵魂进行交流……他们干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尽管无奈。近来这种例行公事大约干得比较频繁，已使他们自己麻木不仁。话说回来，我自己又怎样呢?我自己就不同于这些‘职工‘了吗?事实是，看着这一切，我也只是呆滞地站在那里，麻木不仁，沉默无语。我闭住了自己的嘴，让所有的感叹、思绪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只能这样。那个上海人居然还想到我是个女人，试图阻止我看见死人，他的这份人的感情，想一想，也还有点可贵，要使人性完全泯灭似乎也难以做到，即使在这种严峻的时刻。以后，像这种在大白天往出抬死人的事我还遇到过。

　　当天晚上，我没敢向同屋的女伴们说及我看到死人的事。欧阳夏说了的话：‘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我知道是个最正确的行动口号，但说出来挺吓人，我更不敢给她们说。记得在反右斗争的批判会上，常有人左分析右分析，受到批判的右派在鸣放时如果说过‘斗争 ‘二字，比如，说过要向某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作斗争，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作斗争，等等，都成了问题。在批判发言中，不良的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党的整风报告中提出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经个人用事实说出，便成为子虚乌有，这样，右派分子所谓的‘斗争‘究竟是把矛头指向谁，就不言而喻，从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或不断被喝问，要求老实交代。那些斗争会的场面已经过去了两三年，在我仍余悸犹存。我绝对不敢说出欧阳夏的原话，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现成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为了自己的生存，你要跟‘谁‘斗争啊?当然，我还不能牵连欧阳夏。这样，那句话便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但是，我还是用我自己的话，反复地告诫女伴们：‘我们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们得活下去。‘由于我已在医院待了两天，从我严峻的神情，低沉的语调中，她们想到的一定比我说了的要多得多。

　　其实，她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已经紧张地思考了好些天了，只是都还鼓不起勇气说，心里还都有些顾虑。是石天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她沉稳地说：‘我们其实早就该商量商量了，像现在这样下去，我们一个个都得玩完!‘小徐接着说：‘那我们就商量嘛，依我看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原来我一直想着头上的帽子，心想总得争取先把帽子摘掉再说，现在……‘不等我说完，她们对我的这种呆气都来了气，争先恐后地一顿痛击。石天爱说：‘你现在还只想摘帽子，就别想活了。‘小徐原来也一直念叨摘帽子的事，此刻却说：‘都什么时候了，只想摘帽子也太没意思了。现在谁还管摘帽子的事，那些干部们对每天死人的事还制止不住呢!‘我一想，真也是的，同死人相比，摘帽子又算什么事，何况那些干部们本来就对给我们摘帽子没多少热情，我们如果头顶上没有了那顶‘桂冠‘，他们还能管得了我们吗?一贯专别人政的人，一旦失去了专政的权力，会不好受的。王桂芳大概因为蹲过监狱，一向对摘帽子的事不很热心，此刻，她最关心的也还是怎么活下去。我们心里都清楚，为了活下去，她已经聪明地把丈夫送到能够活下去的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她催促大家说：‘咱们就好好商量一下嘛!‘这时，大家都饥饿难耐，下午饭早已消化得精光，就像没吃过似的，不仅胃肠空得阵阵作疼，脑袋木愣愣的，昏昏沉沉，浑身疲软无力，就更不待说了。11月以来，我们愈来愈觉得晚上的时间特别难熬，饥饿对生命的威胁似在步步进逼。

　　我们议论了一阵怎样活下去。平时耻于说出的‘偷‘，竟成为当晚非干不可的唯一的大事。我们都知道，财务科后面的院子里堆放着用帐篷布盖着的一大堆棉子，大家都说先拿点棉子来吃，棉子有油，吃点也顶用，即使被发现问题也不大，反正是肚子饿，又没偷粮食，当时偷粮食可是罪莫大焉，看得挺严重。谁去呢?都认为我应去，因为原来我每天晚上都到财务科记账去--只是近来去医院烧炕才暂停，要路过那儿，遇见人也不显眼，再就是场部干部一般对我印象还可以，如被发现也不会出大问题。这样，进行冒险行为的第一人便非我莫属。

　　天还未黑，我带了一方包棉子用的大手绢，就动身了。走进小院，院子里正好没人，一眼就看见棉子堆，从哪里动手呢，只见帆布篷布到处都用木板等物压得很严实，我第一次蹲下去就没能揭起来，后来，瞅见有个篷布角没压住，就急忙蹲下去揭，谁知一只手刚抓住篷布角，就听见一声喝问：‘谁?‘吓得我一回头，再也没想到，问话的竟是和我一起演《梁秋燕》，同我一起争取婚姻自由的小生春生，庆阳人王××。我知道他不会把我怎样，虽说十分紧张，我仍在大手绢里胡乱包了些棉花子，才急急地往回走。王××看着我，再什么话也没说。我甚至也没有回头再看他一眼。他当时可能已摘了帽子，在场部值班守夜，我们虽同在场部，平时极少见面，偶尔在办公室遇见几次，也像不认识似的，并不说话打招呼。这样做，符合了场部那些干部们的要求，只是我就无法知道他在干这种差事。我们这一对在舞台上谈情说爱争取婚姻自由的人，现在竟然见了面连话都不能说，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想当初我们受那些干部们摆布，在舞台上认真演戏以娱他们少数人的耳目，真是愧对自己的人格和灵魂!

　　第一次行动出师不利，偷回的棉花子吃着也不顶什么用。我们又一起商量再三，还是决定由石天爱和王桂芳从机磨坊偷面粉出来。石天爱说：‘最好的东西还是精面，碱菜子有什么营养?屁用不顶。我们还是想办法吃面粉，上个月粮减成24斤，我就自己想办法了，每天上工时偷空从机磨坊带点精面出来，说是上厕所，到木工房要一缸子才开的开水，回到房间用开水一冲就吃。我那时候就想到不能再硬扛下去了，身体缺了粮食哪能一直支撑下去?‘我们同住一个屋，石天爱从上月就自己独个儿想办法了，我们竟毫无所知。现在，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相互间再提防，再避讳，就什么也干不成。为了大家都活下去，我们得同舟共济，共同走出困境。

　　偷面粉出来的大原则定下来以后，我们进一步讨论，偷回来的面粉怎么个吃法。石天爱说，她在家时和面就有绝招，她怕手上多沾面，只用一个食指搅拌，就能把半盆面粉和成团，过后只要洗去食指上的面粉就行了。可是面团又怎么处理?用屋里半死不灭的炉子烙饼，烙饼的味道会从破门缝、窗子缝里散发出去；我们的宿舍就在机修厂车间旁边，门口经常有人走动，饥饿的人对食物的嗅觉特别敏锐，一旦被别人发现，随时都会有人冲进来查看；做成面条或面片之类在炉子上煮，只要有人进屋一眼也会看见。而且，只要查出我们宿舍有人偷面粉，王桂芳和石天爱就会立即从机磨坊调出，我们的面粉来源就会断绝，我们大家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唉，唉，偷回面粉要吃进肚子也还这么难!

　　第二天上午，在场部路遇杜绍宇，我心事重重，立即就想到，他人在站上，或许可以搞到粮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问问他，向他求助。因为我知道，他胆子大，头脑灵活，绝不会在这个危难时刻坐以待毙。来农场后，我们在十工相处就不错，只要他真有些办法，我相信他不会拒绝我的求助。看见旁边无人，我就直言不讳地小声问他：‘能不能偷到麦子!‘他没有回答‘能‘或‘不能‘，却告诉我：‘你在这等一下，我就来。‘刚一会儿，他就返身回来，把一小坨牛油给了我，这对于我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饥饿与多日来未见荤腥的我，抓起牛油就咬嚼着吃了起来。杜绍宇看见我咬嚼牛油的情形，觉得一点也不奇怪，转身就走了。多年后，杜绍宇才告诉我，他后来回到一站后，又被站上派去出外买肉，因而他自己也搞到了肉。那坨牛油原本是他送给场部邮局的小伙子的，为给兰州的家中寄牛肉，作为贿赂已给了小伙子，因为意外地遇见了我，他又跑到邮局从小伙子手里取回给了我，答应以后再给小伙子另一坨。在四工农场，我们已没有原先在十工农场随意往来的自由。他是在场部意外地遇见了我，我又张口向他求援，所以我就意外地得到了这坨牛油。

　　我仍继续去烧炕。烧完炕，就进大病房看看，小张一看见我，就大声说：‘哎呀，你烧的炕到天快亮时就冰凉了，冷得我都发抖，你能不能把炕烧得再热一点!‘他形容惨淡，语气急躁，一副难以忍受的样子。我没有想到，烧过的炕竟然还把他冻成那样，前几天我遇见张股长，张股长还高兴地说：‘那些职工几天没烧热个炕，你去了，那些病号都说才睡上热炕了。‘这显然是在表扬我，可我弄不懂那些 ‘职工‘为什么会烧不热个炕。如今，小张又说因为炕冰凉冷得他发抖，这肯定也是事实。再一想，炕洞里芦草虽填得很满，干透了的芦草一点就着，很快也就烧光了，到天快亮时炕洞里已无余热，炕冰凉是肯定的。要使炕一直热下去，到晚上再烧一次就行，那3个干杂活的‘职工‘就可以做这件工作。我把这些情况向小张做了解释，告诉他，下午回去，我可以向领导建议，争取晚上再烧一次炕。

　　这天烧完炕，3个年轻‘职工‘再一次来到屋后，3人分吃炒麦子，仍给了我几把，我贪婪地享受着这份幸福。就在阴森的地狱门口，生之欢乐也并不忙于退走。

　　下午回到场部，我找到张股长，说及小张的情况，我说：‘让医院的职工晚上再烧一次炕，炕就能一直热到早上。‘谁知张股长竟一口拒绝：‘不是炕没烧热的问题，是那些病号身上没一点热量了，才发抖，你把炕烧得再热，他还会发抖，甭管!‘他的回答使我心里直打颤。小张他怎能禁得住天亮前的冰冷?颤抖不已的他，身上已没有了多少热量的他，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我将怎样回答他?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宿舍，从食堂打回一饭盆的碱菜子面条。没想到，这顿饭竟大有改善。原因是王桂芳有行动，她大胆地从机磨坊包了一手绢的面粉带回来，分给大家。熟食有困难，经大家商议，干脆把生面倒进自己刚打来饭的饭盆里，搅和在热汤里，立即吃将起来。饥饿的我们吃着这顿搅和了不少生面的晚饭，竟也认为是一顿美餐哩!这种吃法，绝不会露出任何破绽，即使别人有什么怀疑，我们已吃进肚子里的面粉，谁也没办法把它检查出来，而且，既然有了这个开头，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为了自己的生存，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原先凝聚在每个人心头的恐慌、烦乱、忧虑，大半都冰释了。有了这一步，我们每个人活下来的保险系数就有了保证，好像每人都吃了一丸定心丸。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每个人的生存更重大、更紧迫的事呢?这顿晚饭的重要深远的意义，绝不是几把美味的炒麦子所能代替得了的。

　　这天晚上，我们一个个心情愉快，竟然还谈天说地一番。我说到小个子河南‘职工‘这两天天天送给我炒麦子，石天爱问：‘炒麦子好吃吗?‘我说：‘当然好吃。‘石天爱又着急地说：‘我还没吃过炒麦子呢，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有，找出来给我几个，我尝尝!‘她的馋劲儿又来了，可饥饿的我每次吃炒麦子都要在口袋里仔细搜寻几次，怎么会把那金贵的炒麦子留下一粒半粒?我们都是徘徊在地狱门口的游魂，自个儿都只顾自个儿了。

　　命运冷酷无情地将我们推向另一个营垒，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是一座火山。我们内心深处的岩浆在翻滚，在沸腾，尽管十分渺茫，我们仍等待着一次喷发，人人都巴望着伸冤雪耻之日的到来。最近期的向往，也是希望挥洒着眼泪和自己的亲人们会面团聚，得到亲人们的理解，获得亲人们的爱心和抚慰，一颗冤屈受苦的心是多么需要亲人的爱与温暖啊，而实现这一切的首要条件是我们自己必须活着。四工农场把我们当作劳改犯，对右派分子们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要求我们相互之间经常揭发告状，我们在十工农场时形成的友爱互助的精神被一扫而光。石天爱原来和我相处不错，来四工农场后竟向领导告密，使我一度处境艰难，她肯定也是得到领导上的鼓励，也许还是有谁指名要她揭发我。这样，大家作生之挣扎，为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作旷日持久的斗争--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一般只能是自个儿顾自个儿，‘人自为战‘。冷漠自私，成为人们为保护自己采取的最审慎的处世原则。我们的性格、心灵再一次被重新铸造。所以，我在吃炒麦子时并未想及同屋的女伴，说什么‘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才真真是骗人的鬼话!我们的灵魂都够肮脏的了，这里的一切已严重扭曲了我们原来正直纯净的灵魂!

　　我的心情终究又不同她们。我吃了一顿饱饭，今后每天都吃上这样的饭没啥问题。可远在高台受难的景超，他的境况怎样呢，他能吃上这样的一顿饭吗?肯定，他没这样的条件。几个月前，我还把这里的教育科长对我们训话时说过的话转告他： ‘一个人要有高度的自尊心! ‘教育科长所说的自尊心，意思是要求‘职工‘和我的难友们在饥饿时绝不要偷窃，我深怕出现一次不光彩的行窃影响到摘帽子，所以，写信时还把这句话转告给他。唉，我这不识时务的劝告，害人性命的劝告!头上那顶帽子已使我呆钝如此。景超本来就是个自尊心极强、极要面子的人，现在我们同屋的人全都吃上了偷来的生面，洁身自好的他就是想偷也偷不来。他难以有这样的机会，而我还向他要求‘高度的自尊心‘!古人因拒食‘嗟来之食‘而最终走向死亡，我向被饥饿折磨了几年的亲人要求‘高度的自尊心‘，竟根本没想到这会使他有一天失掉生存的机会。我已在‘医院‘见到了死人，那蜡黄色的瘦棱棱的细长脸面，还有搭在架子车栏杆上的蜡黄色的瘦手，一次次地又在我眼前闪过……这仅仅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个死人。我知道，更多的死亡我都无法见到。难道说，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就这样毫无救药了吗?难道我们永别的时刻也要来临?我拉紧厚厚的被窝，把头深深地埋进去，不禁痛哭失声。

　　我照旧去烧炕。我先烧完了5个炕洞。和3个‘职工‘一起吃了炒麦子，他们对我的照顾我感激在心。然后，才进屋去看小张。我想，把炕烧热再转告张振英的话，我也好张口些。小张见了我，阴沉着脸说：‘今天天亮前，我又抖了好半天。‘这时，我忽然相信了张振英的话，看来他的身体确实没热量了，天亮前正是最饥饿难耐的时候，如果他肚子不饿是不会发抖的。当然，炕如果是热的……然后，我又为自己难以自圆其说、自欺欺人的想法吃惊，曾几何时，我的脑袋也变成了张振英他们的?我讷讷而婉转地向小张说了说张振英的意见，再烧一次炕的建议未被接受。小张只冷淡地鼻子里‘哼‘了一声，再什么话也不说了。同屋别的病号们木然地听着我们说话，没有一个人搭话，也没有任何别的表示。病房里仍像往日一样沉寂。天亮前的冰冷严寒，就没有使他们同样热量很少的身体痛苦地发抖吗?他们无言，只是因为凭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包括刚才我的答复，都已告诉他们，不说更好。

　　又过了一天，我又去看望小张，炕上没有小张。我问：‘小张呢?‘回答我的人毫无表情，缓慢迟钝地说：‘他天亮前没有了!‘我一下子靠在了墙上，半天喘不过气来。他到底在天亮前痛苦的瑟瑟发抖中离开了这个不需要他停留的人世，他那可怜而有限的请求--把炕烧得热一点，被冷酷地回绝才一两天，而这回绝，分明冰冷了他身体里残留的一点余热，也冰冷了他还在跳动的心。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没有了‘ ，前两天他的状况比别的病号还要好。我不负责任地转达了他的请求，却再没作更多的努力，而现在，他确乎没有了，在他昨天还躺着的炕上留下了一块空白……他悄无声息地走了，留下的是无言的抱恨，和那一块空白。我知道，炕上的空白今天可能就会被填补，还会再一次又‘没有了‘……而他的抱恨会是绵绵无期的。我不知他是否有妻子儿女、高堂老母。我们熟悉在‘医院‘，这里按劳改单位的规定不许聊天，我又哪有心绪问及他的这些，因为知道了又能怎样呢?可我们毕竟难友一场，他的死跟我又不无干系……我欲哭无泪。但我悲泣的灵魂似已离开了躯壳，冲出门外，飘荡在苍茫寂寥的长空!多年后我才得知，他叫张亚萍，原是开坦克的，极有才华，写得一笔好字，是张掖航校的干部，尚未婚娶。

　　死一般沉寂的病房，活着也如同已经死亡的众病号!

　　不知过了多久，我默默地从里间屋走出来。听到有人喊了我一声：‘和同志!‘我吃了一惊，来四工农场以来，‘同志‘二字已跟我们绝了缘分，何以今天这里竟出现了这个称呼?循声望去，喊我的是一个三十几岁、面容苍白消瘦的病号。他不同于别人，着几乎全新的深蓝色咔叽布中山服，显得比别人整洁，整洁得多，说普通话，从眉宇间透出几分儒雅。他头顶后墙脚朝炕外面睡着，见我已听到他的喊声，又冲口说：‘和同志，保重，保重啊!‘我猜想，他称我‘和同志‘，大约是由于听说我是个有工资的右派--小张肯定就知道，他认为比自己要高一个等级，为了和我说上话，便贸然喊了一声。他郑重地大胆和我说话，要我这素昧平生的女人‘保重‘，又使我的心头涌起无限凄楚……我不知他的姓名，也不知他是何许人，什么案犯，但我得回答他，便说：‘你也保重，咱们都保重!‘这互致保重的情形，又使我的心情更为沉重，伤感不已。也许，我是他当劳改犯以来见到的唯一的女性，我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支撑的环境里主动为他们这些特殊的病号服务，使他产生了特殊的感受，感激，担心，同情，悲叹……种种复杂的思绪，使他无法沉默，所以才大胆地说出了他心中的祝愿；也许，他还是个不幸的判了刑的右派，自己落到这般境地，他希望与他同样受到命运之酷劣对待的我不要倒下来，他担心我也会出现不测……也许，他只是因为见到了太多的死亡，所以才急切地关照我。人啊，人，人对自己的同类并不都是冷酷无情、干戈相加的。在这生存危机正在威胁着每个人的地方，爱，依然在人与人之间生发，即使一个身陷困境绝望已极的病号，也在试图温暖一颗被认为是弱者的心，在急切地关照一个存在着生存危机的女人。

　　我忽然想起，第一天来‘医院‘时晾在外面窗台上的蓝绒裤一直忘了没拿进来，那个大脸盘的病号怎么没吭声?他也许要穿呢?我手提虱子已全部冻死的蓝绒裤，送到大脸盘原来躺的地方，却认不出绒裤的主人，我问：‘谁的绒裤?‘回答的声音很苍老：‘他几天前就没有了! ‘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没有了‘!我和这些病号原来都不认识，没想去记住他们。几天来炕上的病号人员的更换我也不曾注意，今天我所见到的一次再次的‘没有了‘，说明还有更多的‘没有了‘尚未为我所知。我仅仅为‘大脸盘‘晾过一条旧绒裤，我想过没有了虱子的绒裤他穿上会舒服些，却万万没有想到他走得匆忙，也许在脱下绒裤的当晚就匆匆走了。这倏忽间轻易失去的生命，几天来我竟一点不知。不是有谁要有意隐瞒，而是炕上的病号从死者预见到了自己不可抗拒的黑暗悲惨的前景，他们自认为命贱如蚁，只是沉默地等待将要来到的厄运，说及死亡已成为大忌讳。我把没有了主人的蓝绒裤又扔回到窗台上，有好一阵子，心如死灰。但，一种强烈的欲望，如烈焰般迅即又在心中腾腾升起。我不是一只蚂蚁。我绝不能死!俩孩子需要我，生命垂危的景超需要我的救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在眼巴巴地盼着和我团聚，我要活着见到我所有的亲人。当然，我坚强地活下去，更是要证明自已的一切，我还是原来的我，我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这天下午回场部前，有几个病号拿出写好的家信要我代发。我刚接到手里，病房里走进油光满面的‘医院‘炊事员，当然也是个‘职工‘。他客气地称我‘老和‘，急忙拦挡说：‘老和，你不能给他们发信，这种事你不能管!‘我已替他们发了几次信，从未想过不能替他们发信。但是，他是这儿的老资格，出面阻挡，我还只能听他的。这油光满面的家伙，能混上目前这份差事，自然有他一套混的本事。他同那3个干杂活的年轻‘职工‘一样，都是‘职工‘中的特殊人物。他那油光光的脸面，那份精神劲儿，还有神气十足的架势，都说明他从病号们的伙食里随心所欲地攫取了他自己的需要。他，衣着干净整齐，麻利干散，大约三十几岁。有一次，我去伙房，看到他正在利索地做锅贴--一种既烙又蒸的发面饼，他兴致极好地欣赏着自己的手艺，和我闲聊了几句，还得意地把场部派到‘医院‘工作的王股长嘲笑一番：‘王股长口外人咋也成了口外相，到伙房说是给病号端饭呢，看见蒸笼布上粘的馍馍渣急忙收揽起来自己吃了。嗨，当股长的咋啥啥都不顾了!‘这个侵吞病号伙食肚子吃得饱饱的炊事员趾高气扬如此，居然对一个奉公守纪、饥肠辘辘的干部刻薄地指责不已，我当时就十分反感。现在，他又串到病房说三道四，管到了我头上，认为我违犯了这里的规矩。而我只能把接到手中的几封信又退了回去，心里实在窝囊。他发家信难道也要经过检查吗?转念又想，管它呢，不让我代发信，不发不就完了吗?对这里的一切，我只能适应，遵守，接受，用我在报社工作时形成的观念指导当今的言行已是绝对行不通了。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件事仍自责不已。那几封信一定是几个濒临死亡的人向家人发出的求救信，我竟受一个吃饱肚子的‘职工‘的摆布，冷酷地拒绝为他们寄出。寄出这几封信，他们的家人收到后未必就有能力救援，而拒绝为他们寄出，却是无疑地将他们推进了绝望的深渊。我心里时常念叨阿·托尔斯泰的那段名言，要使自己的灵魂‘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四工农场要求于我的，这个混蛋‘职工‘不许我做的，我被迫接受了的一切，同灵魂的纯净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几天后，我在‘医院‘干活时，突然恶心、头昏、出冷汗。这是要倒下来的症状。尽管我已经有了生面粉、炒麦子的补充，身体还是支持不下来了。我扶着墙，勉强走到‘医院‘大夫的诊室，这位大夫名叫王希仁，原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因四工农场缺大夫所以从那边调来，我们已简单交谈过。他见到我，听我说了感觉，立即取了些药片，热情地拿来水杯要我喝下，并要我在他的床上躺下休息。他的床就在诊室，作为大夫，自然是干净整洁的。但此时的我，竟自认为低人一等，觉得那样干净整洁的床不该由我去躺。何况诊室里常有干部出进，我更认为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所以我没听他的话，竟摸到隔壁那几个年轻‘职工‘的炕上，躺了下去。王希仁又找到我，执意要我去他床上休息，我坚辞未去。此时的我，把自己摆到了这样卑微低下的地位，实在可悲可叹。这是一年来的遭遇所造成的。王希仁见此，心境一定是悲凉、难过的，而我除了身体不适急需休息，头脑里一片空白。饥饿使思维迟滞，我已顾不得去想什么了。大约是为了安慰我，王希仁一再说：‘农场对你这样的人一定要关心照顾，你放心!你不会有啥事!‘但我不明白，我‘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农场为什么会关心照顾我。事实上直到我两月后离开四工农场，尽管我在这里一直做着额外繁重的工作，我始终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