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此时，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引自《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

　　在此情况下，中央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赴全国各地检查工作。派到甘肃的检查团，是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就在其中。这一行人先到甘肃的重灾区河西走廊检查工作。在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检查团先了解了场里的基本情况，作了指示。后来傅作义就问道：‘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此时，傅作恭在背草筏子时因病被折磨死去已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里?‘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

　　能跑了。‘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此次会议，为了了解情况，也吸收个别劳教分子参加，其中有个叫司继才的，劳教前为建工部第五建筑工程局宣传部长，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此人参加会议后，因为知道傅作恭生前的组长是原公安厅的刘文汉，就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刘文汉。司继才后来回原单位，问题很快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且说傅作义发完了火，内心仍很不平静。手足情深，他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弟弟作恭曾来信说起，并请求自己的支援，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唉，唉，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罪责在谁?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再说我在‘医院‘因饥饿出现恶心头晕出冷汗各种症状，躺在那几个‘职工‘的炕上休息了好一阵以后，心事重重地回到宿舍。小徐告诉我，机修厂已基本停工，大家都起不了床了，场部的干部坚持正常上班的也不多了，全农场已经一片死气沉沉。

　　实行月定量15斤的粮食标准已近1月，全农场除了少数特殊人物以外，如‘医院‘ 干杂活的那几个‘职工‘，油光满面的炊事员，及有其他粮食来源的人，上上下下的人大都在无言地忍受着饥饿的熬煎。

　　以恪守职责的王股长来说，他在‘医院‘给病号打饭时乘机剥食蒸笼布上残留的馍馍渣，被 ‘职工‘炊事员嘲笑，说明饥饿已使他顾不得自己的威严和体面了。以往，他也很会嘲笑训斥那些饥饿的‘职工‘，嘴下毫不留情。现在，他肚里饥饿难耐，嘴里绝不说自己肚子饿。因为他知道说自己肚子饿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的不满，就会如我等而获罪。他是从管教刑满就业人员的站上调来场部的，原来每天和就业人员打交道。他深知，那些就业人员如因饥饿偷窃或出了什么事，斗争，批判，挨打之余，还要加个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罪名，才算是上纲上到了顶，才能了事。对这，他了如指掌，熟路旧辙，他就常常这样做，这是他的工作任务。如今，他自己也挨着饿，却只能紧紧地闭住嘴，什么也不说了。此时，场部的干部们大体上都是如此，勒紧饿瘪了肚皮的裤腰带，什么话也不说。

　　我头脑木木愣愣，空白一片。‘医院‘里那些病号的形象仍不时出现在眼前。那个关照我，用普通话说‘和同志，保重，保重啊‘的病号，着装整洁，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服上衣，使他不同于别的病号。他为什么穿得那么好呢?我突然想到，或许，他是想到自己的日子也已经不多了，他穿上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服，是想在‘钻沙包‘的时候，把他在人世间最好的衣服一并带入另一个世界。他原来也许就一贯着装整洁，他不愿以囚犯的模样走进另一个世界。他在家中一定有妻子儿女，而在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将孤独地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他一定知道，我家里还有俩孩子，孩子不能没有妈妈，所以当他看到我在危难之际还辛苦劳动，为病号服务的时候，他觉得于心不忍，才特别地关照我‘保重‘。这份情谊弥足珍贵。

　　那些没有医药的服务、没有痛苦呻吟的病号们，他们不过是被集中起来等死。医治他们，救助他们，只消多给他们吃点饭食就行。但是，农场的领导只顾自己的官职地位，他们自私透顶，铁石心肠，硬是听着全农场死人数目的与日俱增的汇报，而丝毫不为之所动。

　　一年来，杨振英为了教育小徐和我，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同‘职工‘最尖锐的斗争，就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对抗改造，不服监管，就表现在对粮食政策不满，小偷小摸不断。‘当然，杨振英在说这些话时，他全家人的肚子都吃得饱饱的，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他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用毛泽东教导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职工‘ 们偷窃粮食的行为，似也不无道理。当×副场长命令他把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起来时--冼维汉也只是小偷小摸吧，他毫不犹豫，动作敏捷，极其利索地就把冼维汉高高地吊到了自己办公室的房梁上。任冼维汉因全身剧烈的疼痛大喊大叫，他只是冷静地在一旁观看，毫不为之所动。他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场长的命令，他有责任这样做，‘吊‘一儆百，事关重大。

　　此时，每人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使他全家人的胃肠也立即受了委屈，知道了挨饿的滋味。机修厂那个‘职工‘的死亡，他虽然对我和小徐宣布是由于心脏病，回到家中，向老婆马玲芳说的就不会是同样的话。他主管的机修厂、汽车队不生产粮食，机磨坊虽属他管辖，在粮食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一般人都不敢向他献殷勤。然而，在全家人忍饥挨饿痛苦不堪的日子里，也出现过一件令他惊喜不已，却只能回家向老婆一人告知的奇遇。一天，他到机磨坊打面，条子是总务科开好的，钱已交过了，而这天给他打面的不是别人，却正是他极为厌恶，劳动不怎么样的女右派石天爱。石天爱见到他不言不语，拿起铲面粉的木头簸箕，瓷瓷实实地给他的面袋子里装满了面粉，干脆连秤都不过，就让他扎住面袋子口，用自行车推走了面袋子。饥饿已使他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面对女右派石天爱，他心里只有感激，只有愧疚。平日里他对她批评甚多，毫不留情，这多半还因为作为女人她嘴上老叼着烟卷让他看不惯。而此时此刻，他直觉得石天爱是天底下第一个好人。谁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用木头簸箕往自己的面袋子里不言不语地额外地装进许多金贵的面粉呢?没有了，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个人了。而他又不能当面对石天爱表示感激。他啥话都不能说。回到家中，老婆一见他打回的面粉比定量多了许多，问他是咋回事，他才激动地把这次奇遇原原本本地说给老婆，两人在一起又议论了好一阵。杨振英说：‘我收拾(批评)了她好几次，看着她就不顺眼，对她就没有个好态度，真想不到。‘老婆说：‘看不出石天爱还真是个好人啊!人家没记恨你收拾她，在这节骨眼上知道你全家人也在挨饿帮了你，这就是人家的好!‘杨振英真是再也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倒是女右派石天爱帮助了自己。

　　当然，杨振英得到石天爱这次的帮助只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为了全家人的活命，他还在寻求更可靠的外援。他平时和一站站长王志玉相处不错。王站长一向待人热情，他略有表示，王站长便一口答应，慷慨相助。王站长让他和老婆晚上拿上麻袋来一站背些吃食。当晚，杨振英夫妇各拿了一条麻袋，由王站长带领，到一站的库房里打点着各装了多半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一站的洋芋、胡萝卜都储存在窖里，这些窖离站上还有一半里路。窖挖在地窝子里，日夜都有人看守，看守的人夜里就睡在地窝子里。库房就是这样的地窝子。这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站上饥饿的人们偷窃。这天夜里，在地窝子里值班过夜的，正是我的难友高仲君。王志玉领着杨振英夫妇在地窝子里装洋芋、胡萝卜的过程，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振英夫妇由王站长领去明打明地拿，他们自己无需任何担心。只是两个麻袋里各装了100多斤的洋芋、胡萝卜，可真够他们背的。两口子是拼上了命，在寒风中流着大汗挪动着脚步匆匆前行。在费尽了力气，实在背不动时，就把麻袋放到地上滚动着走一阵。他们又是极要面子的人，还害怕遇到熟人问起不好说，一路上那个胆战心惊，也是他们所未尝经历过的。等两麻袋的洋芋、胡萝卜背到家里，两个人都瘫了。当然，这两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也是一个钱不用给。此一行为，已大大超过了‘职工‘们小偷小摸的性质。杨振英当然用不着用评论 ‘职工‘们‘对粮食政策不满‘的话来回敬自己，饥饿的他既然已背叛了他原来坚决遵守的行为准则。一个共产党员在专政机构里多年养成的坚定的原则性，既然已被难熬的饥饿所摧毁，他还能说什么呢?不仅他和老婆在挨饿，他更见不得娃娃们饥饿时的可怜样儿。他和老婆的所作所为虽然违犯了共产党员遵纪守法的党性原则，那只是为了让全家人少挨点饿，不饿死人。在外面的世界里，他依然十分谨慎，不说一句出格的话。

　　在这当口，我也对杨振英帮过一次小忙。与其说是帮小忙，倒不如说成是一次小小的回报，对她老婆马玲芳的回报。我初到汽车队不久，队长刘星汉一次出车回来，要我开了汽油库房的门，把一麻袋的碱面放了进来，说是行车时在路上捡的。半年多过去了，这袋碱面谁也不曾动用过。到了11月，有一次刘星汉要我把库房门打开，用报纸包了一大包碱面拿走了。后来我才听说，街面上买不到碱面，家属们都无法蒸馍。这时，我就想到库房里的碱面，原本是刘星汉行车时从公路上捡来让我代管的。家属们蒸馍没碱，我何不送人一些，以解她们的急。我和家属最熟悉的就是马玲芳，从多次接触中，我觉得她人好，对我们几个女右派都以善心对待。×副场长那次要踢我打我，不是她拦住，我就挨上了。所以从内心里我是感激她的。这样，我就用报纸包了些碱面，趁天黑时送到了她家。自然，这是她家当时最缺的东西，她没有想到我会将这紧缺之物送到她家里。

　　一站离场部近，王志玉曾尽其力量，向场部的好友们支援了不少食品，王积义、刘星汉都先后从一站的库房里获取过一站用特殊手段弄来的肉食。老中医张正德到二站去要胡萝卜、洋芋，被二站领导拒绝，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虽医术高超，可也是个就业人员。王志玉给他的是成块的羊肉，好在他自己有个小屋，每天晚上炖一小坨羊肉，也就解了饥荒。西医杨桐福，年事已高，原来也是个名医。他的兄弟杨英福，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已是兰州医学院院长。王志玉几次捎话让他到一站取些吃食，杨桐福都没来。后来，王志玉干脆托靠别人给他带去了些吃食。

　　王志玉向肚里匮乏食物的书记、好友们无偿地赠送一站的产品，也遵守一个原则，只赠送洋芋、胡萝卜、肉之类，库存的粮食绝不拿出。因为，那时候全国性的大饥荒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粮食是宝中之宝‘的口号喊得山响，洋芋、萝卜之类都可以说成是蔬菜。他不敢把 ‘宝中之宝‘送人，也怕落个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罪名。他虽乐于在困难时刻解人之忧，仍然很注意政策，并防着一手，避免使自己陷入难于自拔的境地。

　　当饥饿的狂飙席卷了全中国，千万宝贵的生命因此而离开了人世，饥饿难耐等待救助的人们求告无门的时候，许多中国人竟连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唉，唉，你们算是怎样的人哪!

　　小徐说：‘我们还上什么班呀，场部的干部们都支持不住了。‘我立即同意了她的主张，休息几天再说。来到四工农场近一年来，我没请过一天假。有时，夜里在财务科记账到12点，睡下才两三个小时，又来了拉油料的汽车，我就得立即钻出热被窝，在凌晨的寒风中清点拉来的油桶。到早晨6点多钟时尽管疲劳已极，睡眼难睁，我也还得按时起床上工。小徐也一样，机修厂连夜检修农机具，有时半夜里需要零配件，就来喊她起床从库房里领取，第二天早晨，她也得按时起床，不能多睡会儿觉。在‘医院‘出现的症状，说明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烧炕对体力的消耗，我已难以承受。我得尽力保命，保住对我自己及我的亲人们都十分宝贵的生命，保住每个人一生都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第二天早晨，石天爱和王桂芳照常上工去了，因为她们若不上班，我们的供给线就断了。这些天来，她俩每天都在手绢里包点面粉回来，我们4人分了，匆匆搅拌在打回的碱菜子面汤里，就是一盆稠稠的面疙瘩，尽管生面味很重，它却是农场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到的美餐佳肴。如今的人们很难体会到我们在大口吞食这样的饭食时每人心中的安适与满足。那些已经永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簇拥在阴森森的‘望乡台‘上，向着自己的亲人伸长了手臂悲切呼号，却再也无法回到亲人身边的我的难友及那些可怜的‘职工‘们，他们如若有这样的饭食吃，就会被关闭在阎罗殿的大门之外，仍然留在这个虽然苦难连绵，也还存在希望的人世间。现在，他们只能在‘望乡台‘上绝望地哭号不已了。那些一只脚已踏进阎罗殿的黑暗大门，挣扎不已，还想退回到人世间的人们，如若能吃到这样的饭食，他们就有力量退出那黑暗的大门，大步走回他该停留的地方。我们也只是由于机遇--有两个在机磨坊上工的伙伴，每天才能吃上这样的饭食。我们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就比绝大多数人有保障得多。我们那时心中的安适与满足，却也多么凄惨可怖，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仅仅是自己还活着。此种状态的苟活，对周围死去的，将要死去的难友无能为力，连感情上的支付也十分悭吝--死人的事越来越听得多了，我们麻木得连悲痛都不会了，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这是真实的存在。此刻的我除了一心想着自己一定要活着，对别的什么都顾不得了，也没有精神劲儿去想及别的什么。

　　石天爱和王桂芳上工比以往也迟了些。她们走后，我和小徐仍自在地睡大觉，这在3年来可是破天荒头一遭。由于晚上无事可做，我们一般9点左右就都睡了，到早晨八九点钟也就睡不着了，因为这时肚子饿闹腾得也无法入睡。睁开眼睛，房间里仍一片昏暗。入冬后，为了防寒，我们在窗户上重新糊了旧报纸，风刮破了几道口子，就再用旧报纸补上，于是这层层叠叠的旧报纸糊住的窗户能透进的光线就很有限了。这昏暗的房间仿佛是我们蛰伏的洞窟，外面世界里的闲杂人等视为禁地一般都不进来。一旦有人推开门，就是在大白天也一下适应不了房间里的昏暗，一时间甚么也看不清楚。我们蛰伏其间，也有点小自由，睡得尿憋不住了，就爬起来在小徐的脚盆里大尿一通，也不管房门是否顶着--我们的房门夜里用木棒顶着，石天爱、王桂芳上工后就无法顶了--然后爬回热被窝再大睡。我和小徐睡在各自的被窝里知道彼此都已醒了，也并不说话。说什么呢?毫无希望的生活，已使我们没有了说话的兴致。苟且地活着的人，只是为了保命才存在着的人，会对什么感兴趣呢?

　　小徐有块表，9点半以后，就叫我起床，因为10点要开饭。我们爬了起来，都不叠被，被子里的余热很宝贵，得让它保留下来。我们胡乱梳洗一下，匆匆围上已破损了的厚厚的围巾，裹紧同样破旧的短大衣，小心翼翼地绕过房间中心火炉周围的灰堆--火炉里填充的煤很少，烧败的灰渣我们因没劲清扫都堆在了火炉旁，在‘洞窟‘里走路，得提防被灰堆绊倒，然后，出门向食堂出发。

　　一路上，不断遇到机修厂陆陆续续也去打饭的‘职工‘，他们沉默地蹒跚而行，一个个都显得苍老了许多，蓬乱的头发从破旧的棉帽里长长短短地露了出来，目光阴郁，胡须乱乍，勾着头，弓着腰，怀里抱着自制的外面沾满了陈旧的污垢及黑黑的煤烟的镔铁饭罐。肮脏的‘ 职工‘蓝棉袄上糊了许多面‘刮刮‘，这是顿顿吃碱菜子面条留下的痕迹。饥饿的人在狼吞虎咽之际根本顾不得饭罐里掉下的一星半点的面糊糊，何况他们早已未想及所谓的吃相及仪表之类了。他们也许已多日不上工了。但两顿饭都是自己去打，哪怕是举步维艰，也要自己挣扎着去打。饿急了的人都只知道自己顾自己了，如果让别人去打，代打饭的人就有可能不顾一切后果把打了的饭抢吃个光净。哪怕是吃掉一两口也不行呀，因为这和了许多碱菜子的面条虽不值几个钱，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却全靠它来维持。每个挣扎在鬼门关上的可怜人，都绝不放弃能给他以生的希望的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与条件，即便是碗边上的半根面条，即使是半口汤，即便是半片菜叶。我们同屋的4个伙伴，一向也都是自己打自己的饭。

　　打饭，吃饭，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生命的中心。

　　我和小徐进得食堂，看见打饭的人已排成了长队，便跟在后面，随队前进。快到打饭的窗口时，便翘首而望，旁顾左右，看前面人打了的饭量够不够，稠稀如何。炊事员拿一个大瓢，每人一瓢，倒进打饭人的食具，或饭盆，或镔铁罐。我们又仔细观察，看炊事员拿瓢的手功夫如何，是否公道。如果一瓢稠，一瓢又稀，一瓢满，一瓢稍浅，就由不得地又紧张捉摸，将要打给自己的一瓢是稠，还是稀?是满，还是浅?我们打饭不是如今在自由市场上买吃食，还不敢吭声，吭声就得罪了炊事员。尽管食堂炊事员除一人外也是‘职工‘，他们可是人上人。不敢吭声，还要仔细地观察不已，捉摸不已：我们这些被饥饿折磨得要死不活的人，仅打饭一事，也够凄惨难为的了。

　　最后，轮到我俩了，一瓢黑黑的碱菜子面条倒进了我的饭盆，一看，不错，还挺稠，几根硬橛橛的碱菜子面条露出在黑糊糊的汤面上，小徐打了的就不如我的稠，她把饭盆左右摇晃了一阵，想看清面汤下面的面条有多少，满脸的失望。我只好安慰她：‘差不多，走吧!‘

　　我们回到昏暗的洞窟，又蛰伏了起来。

　　石天爱、王桂芳打饭回来，分给我们一点面粉，真也是极可怜极少的面粉，也就是1两多一点吧，她们不敢多拿，怕拿多了被别人发现。当时，我们每人每天的定量只有半斤粮，每顿饭满打满算也只有2两半，且不说炊事员的大吃二喝，且不说在那个年代一定会有的通过其他黑暗渠道流走的粮食，都要从我们的半斤口粮里扣除。她俩每顿饭都带给我们的面粉数量虽少，同农场给我们的定量相比，也还有点可观，它真是救我们生命的，比黄金还要宝贵的珍宝啊!

　　我们吃搅拌着生面的碱菜子面条已有些日子了，难忍难熬的饥饿略有缓解，但每个人的心情并没有好转多少，因为农场每天死人的现实并没有同我们隔离开来。

　　在昏暗中，我们每人端着自己的饭盆，各自坐在自己的床铺边上或床前的小木凳上，急匆匆咬嚼着硬橛橛的碱菜子面条，吞咽着生面疙瘩。从口舌胃肠的感觉来说，都是一种享受，而且是每天的生活日程里唯一可称之为享受的享受。但我们都很少说话。难友们的死讯时有风闻，那些和我们无交往的‘职工‘的死亡，无需风闻也能想见得到，他们一直挨饿，羸弱得早已经不起眼前如此酷烈的饥饿了。他们在‘医院‘里走向死亡的种种情景，一个个瞪着忧郁木然的眼睛，须发杂乱，肮脏不堪的样子，还时常晃动在我眼前。我们女性易受感动的心经受了这些天来非同寻常的严酷经历，虽已变得麻木不仁，而我们毕竟都是人；我们对周围的人虽已少有爱心，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不断地听到身边许多熟人的死亡，我们的心即使已经变作了石头，它沉重的分量仍然压迫着我们虚弱不堪的身躯，使我们随时都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愤怒吗?呼号吗?哀哭吗?我们没有这权利，我们也没这份精神劲儿，更没这激情。我们只好不说话了。

　　饭后，石天爱和王桂芳休息了一会儿上工去了，我和小徐又上床睡觉，虽没怎么睡着，总是避免了体力的消耗。睡着睡着，我觉得眼皮沉重，睁眼很费劲，不知怎么的，两只手都攥不住了，手指又硬又粗，我问小徐是怎么回事。小徐说：‘怕是浮肿了。‘她特意翻身起床，用手指在我的额头和脸上摁了摁，让我的脸对着透进阳光的明亮处--冬日午后安西的阳光十分强烈，有三几个小时，它透过窗户上层层叠叠的报纸能给我们的洞窟增加一点亮度，然后，她仔细地看了看，惊呼：‘哎呀，就是浮肿，一摁一个印儿。‘我成了我们4人中第一个浮肿的。

　　下午吃过饭，我们得打点着把火炉生着，因为发的煤末极少，王桂芳以勤劳的安西人特有的细心和耐心，每天从烧过的灰渣里把指甲盖大的煤核都一一捡出再烧，或和上灰渣一起压火，发给我们的煤末仍只够晚上压压寒气。煤末当然是和成了煤饼来生火。这天，石天爱让我捡点柴生火。木工房离我们的房间不远，原来捡点柴不难，可这次，我搜寻了几个地方，找了好半天，只捡来细细的两根小柴，眼看晚上的火生不着了。石天爱大为光火，发脾气说： ‘捡点柴你也干不了!‘说罢，夺门而去。一会儿，她竟抱着一个机磨坊使用的做工细致，木质磨得溜光，完好无损的木头簸箕回到屋里，用穿着翻毛皮靴的脚几下踏得散了架，捡出一些碎片让我生火，一边还说：‘这东西不能生火吗?不拿来干什么?需要就拿来用不就得了 !‘我们3人先是大吃一惊，这么好的木头簸箕拿来生火不是破坏吗?但石天爱那种一不做、二不休的气魄震慑了我们，那些语气坚决的话让我们回过味儿以后，又觉得十分正确。是啊，我们这些徘徊在死亡线上的人，不是要为自己的生存积极斗争吗?农场领导既然畏畏缩缩，视数百人的生命若草芥，我们为了保卫自己宝贵的生命，就再不能处处循规蹈矩了。自己的命都快要丢了，不去积极为保命而奋争，还对同生命的价值没法比的某个工具也不敢侵犯，还想保留它，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我们的脑袋瓜真也显得太迟钝，太没用了。石天爱的这一大胆举动，又让我们开了点窍。

　　我想，在那个荒诞而又可怖的年代，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人人都为自己的生存努力奋争，而且人人都把自己同类的生命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那荒诞可怖得如同古代童话中的故事能够在中国延续下来吗?

　　这天晚上，因为木柴充足，火很快就烧旺了。我们围炉而坐，还用我的饭盆煮了些干萝卜缨，煮熟后，大家分享。干萝卜缨是几天前小徐托人用高价买来的，每斤3元多，我出的钱。这玩意哪是人吃的?入冬后食堂干脆断了蔬菜，再加肚子饥饿，煮熟的干萝卜缨吃进嘴里便也十分可口。石天爱一边从饭盆里用筷子捞萝卜缨吃，一边说：‘在萝卜缨下面一块儿再煮些麦子就好了，要是有人闯进来，只能看见萝卜缨，发现不了麦子。‘我和小徐急忙说：‘ 是啊，是啊，一块儿煮些麦子就好了。‘我和小徐急忙搭话，意思很清楚，就是鼓励她和王桂芳再拿些麦子回来煮了吃，可她俩都没表态。

　　吃着煮熟的萝卜缨，不禁又使我回想起在十工农场时的好日子。1958年秋收时，我们有一天去挖胡萝卜，我一点也没想到，安西的胡萝卜竟长得那么大，一般都六七寸长，很粗，要用铁锨深深地蹬下去，才能挖出来。好在那时我蹬铁锨已很熟练，干这种活得心应手，和一起干活的人说说笑笑，玩似的，一堆堆的胡萝卜就挖出来了。挖出了显得特别鲜嫩的胡萝卜，就学工人们的样儿，在明光闪亮的铁锨刃上刮去泥土，也刮去细细的毛根，放进嘴里嘎嘣一咬，脆生生、甜丝丝的，甘甜的汁液流了满嘴。我虽从小没少吃胡萝卜，兰州的胡萝卜哪有这般美味!安西的胡萝卜真比水果还好吃。我们挖了一天，吃了一天的胡萝卜，真是痛快极了。下午收工前，挖出的胡萝卜用架子车拉去全部送入窖中收藏，谁也没想留下一根半根。那个金色的秋天，我真正体会到丰收的喜悦。在漫长的冬季里，饭桌上胡萝卜一直非常丰盛，由演出队编的歌唱食堂化的数来宝里，记得其中还有一句是：‘萝卜丝萝卜片儿凉拌萝卜 !‘可如今，同样都是安西的农场，我们能够吃到干萝卜缨，还是托人花大价钱买的呢。我不胜今昔之感慨，面对的还是惨淡凄凉的苦境。

　　记得春上，有一天小徐和我同被派去和场部家属们一起切洋芋籽，场部的干部们准备种几亩洋芋，到冬季大家分食。我们和家属们用借来的钝刀在面前的小木板上切着洋芋，拉起了家常。这些家属们同场部那些面孔森严的干部不同，阶级斗争的观念比较淡漠，说话也都是一口陕西腔。她们认为我们同样都是女人，出于好奇心，和我们拉起了有关女人的话题。孩子啦，男人啦，家中还有什么人，岁数啦，等等，一一都向我们问到。她们对我俩‘文化高‘ ，还表示自叹莫如，真让我们哭笑不得。我们可宁愿自己是个文盲，文盲总不能打成右派吧。我们也非常愿意作她们那样的家属，每天在家操持家务，全家人一起乐乐呵呵地过日子，该有多幸福!如果是那样，我们哪会遭受如今的屈辱与痛苦?到切完了洋芋籽时，王股长来了-- 正是吃蒸笼布上的馍馍渣的王股长，他派定她们中的两个人明天去种洋芋，说是：‘这种活不能叫‘职工‘干，‘职工‘干连吃带偷，地里就种不上了。‘他还让家属们找些草木灰来，把洋芋籽拌一下再种。有个家属笑着说：‘那些‘职工‘，你就是把屎尿拌上，他照样偷了吃!‘快乐的家属们听了，笑成了一团。另一个家属好像自己亲眼见过似的，还绘声绘色地说道：‘你们没见过那些个‘职工‘，你头前种，他随后就偷偷地刨，把刨出来的洋芋籽 ‘噗噗‘两吹，在袖子、衣服前襟上擦上几下，就放进嘴里，连土带泥地吃开了，把他还吃得香的!‘家属们又一阵轰笑。我和小徐心里凄凉，什么话也没说。以后地里长出洋芋就不怕‘职工‘们偷吃了吗?还有我那些饥饿的难友们。饥饿的根子扎得如此之深，他们挨饿已很久了。农场出现目前的情况，引起大量死人，是必然的结果。

　　这些天，我苦苦压抑着对处境险恶的我的亲人的思念。此刻，这思念如决堤的大潮奔涌而来 ……我正细细地嚼着的煮熟了的萝卜缨，饥饿的他是吃不到的；我每天两顿饭都有石天爱、王桂芳带来的面粉搅和在碱菜子面条里吃，没有谁会给他送面粉；他每天有的只是不到半斤粮的饭食，如碱菜子之类的代食品怕也是没有的。他那挨了几年饿羸弱不堪的身体不会比这里的‘职工‘更好，他还会活着吗……这些天来，我只顾保自己的命，对于在死亡线上孤独地苦苦挣扎的可怜的他想得太少，我自知救援他已无能为力，竟冷酷地不去想他。每天苦苦地想他，除了苦了自己，又能怎样……我们曾共同肩起了苦难，可如今在苦难升级，大难临头，死神频频向他召唤的时候，我没有伸手给他，哪怕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也都中断了，在11月初我写了封信之后，他再没来信，我也再未写信给他。我自己也已精殚力竭，写信又说些什么呢?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残忍!我恐怖地想着，他还活着吗?他还会活着吗 ?心里其实已经出现了不祥的答案。纷乱痛苦的思绪在我苍白冰冷的心田上翻滚不已……

　　作为可怜的妻子，被深重酷烈的苦难喂养到如今的我，在深深的痛苦中不禁喃喃地叹息道： ‘唉，不知他还活着没?‘这原本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话，谁知竟成为同屋人的忌讳，小徐急急地阻止道：‘你再别说了，再别说了!‘那么，让血和泪在我重创的心上悄悄地流淌，让我独个儿吞下这不能述说难以消受的巨大痛苦吧!

　　过了几天，有个司机师傅要领一桶汽油，我去油库发了汽油，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了一柄装在塑料盒子里的塑料牙刷躺在厚厚的尘埃里。我呆在了那里，心，像似被刺了一刀。因为我立刻断定这是一位难友的遗物。他，人已去，曾被珍爱过的牙刷，便被不经意地失落在路上的尘埃里，没有人会再捡起它。我们在离开兰州前，我也为景超选购过这样一柄牙刷。那时候，一般人使用的普通牙刷都是猪毛制就，两三毛一柄，很便宜的。带盒的塑料牙刷市场上刚刚出现，作为新品种价钱很贵，要一块五一柄，景超十分喜欢，我便立即为他买了一柄。我们将要动身了，心里都清楚景超劳动教养去的农场会是很艰苦的，所以为他准备行装，都比我高一个等级：我们每人带一只箱子，我的是10元一个的柳条箱，为他新买了结实耐用的帆布箱，他的皮大衣是从寄售店买的八成新的，我的是父亲穿过十多年的旧大衣改做的；两个脸盆，他拿了新的，我拿旧的。无论他或我，都不想让他以一败涂地、满脸晦气的形象去奔赴那个所在，所以，当我看到他仔细把玩，显出很喜欢的样子，就毫不犹豫地为他买下了那柄带盒的塑料牙刷，尽管他已被开除，没有了工资。买下它，也还有为他壮行色的意味，而那悲壮的意味，只是到了此刻才有了体会，他会是一去不复返了吗?

　　到十工农场后，在多次外出的演出活动中，我发现徐保安也有同样的一柄塑料牙刷，他也十分珍爱。他曾高兴地说起这柄一般人都没有的牙刷是在北京买的，大概是在他担任射击比赛的国际裁判春风得意之时购买的吧!现在，这柄失落在尘埃里的塑料牙刷，肯定已永远地失去了它的主人，它的主人会是谁呢?我只能肯定不是徐保安，因为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玲从河南农村迢迢数千里地赶来农场，他有了作为自由人的妻子的照料，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极小。它的主人也不会是农场的干部或‘职工‘，因为当时安西的商店里尚无此种塑料牙刷。这柄牙刷的主人，看来只能是我的难友中经济充裕，有相当雅兴，舍得花钱的人，而这位难友已悲惨地永远离开了他无限热爱无限眷恋的这个世界，他珍爱过的牙刷便只能躺在尘埃里了，没有人会动它一动。我亲爱的人也有同样的一柄牙刷，它现在哪里?我的亲人还在用他珍爱的牙刷刷牙吗?还是……想到这里，我已无法自持……

　　但是我还得打起精神，挣扎着回宿舍。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但我流血流泪的心冰透冷彻。我踽踽而行，神色一定异常，迎面而来的电工吴家禄问了我一句：‘怎么，病了吗 ?‘他用目光追随着我又看了一阵。

　　电工吴家禄一直同我和小徐保持友好，小徐因为有时还要下车间劳动，同他更熟。杨振英对他很信任，有时，他会到办公室来坐坐，同我和小徐聊一会天。一次，他说，他犯事是因为和一个原战友开了个玩笑。他原在部队给一个司令员当勤务员，司令员每月的工资收入由他代为保管，各种花费开销，也都从他手里支出，司令员对他非常信任。后来，他觉得只是在司令员身边干些杂事服侍司令员没啥出息，想转业到地方上学点技术。给司令员说了以后，司令员就安排他转业，在工厂当了电工。转业后，同当年的战友仍常有来往。一个周末，一个战友在他那儿住了一夜，走后，他发现战友忘了把手表拿走。在50年代，对于个人来说，手表就是一笔重要财产，一般要积攒数月的工资才能买到手。战友把手表忘了没戴，他顺手就放进抽屉，心想战友会返回来取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战友并没有来取。他心想，这位战友忘性也太大了，先放放再说。又过了几天，来找他的是派出所的，质问他为什么偷了某人的手表，他说，我没偷呀，手表就放在抽屉里。派出所的说，没偷，为什么一个多星期不把手表送还人家，也不吭声。原来，那位战友已把他告发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找到工厂见了他，人赃俱在，立即就把他逮捕法办了。此时，正是反右后期对刑事犯罪实行‘严打‘之时，不是窃贼的吴家禄有口难辩，只得服帖地蹲了几年监牢，尔后又成为四工农场机修厂的‘职工‘。杨振英平日里对他另眼看待，也许是由于对他自己口述的‘犯罪‘事实有所同情，当然，杨振英也可以翻阅他的档案。这个不是窃贼的‘盗窃犯‘，在我的心目中也自有其特殊的位置。

　　奇怪的是，这些天来大家都经历了的严酷饥饿，并没把他怎样，他的身躯厚墩墩的，还有些发胖，黑红的脸膛亮光光的，显得十分健康。看来这些天对他和冼维汉几人的传闻不是没有根据。小徐前几天在宿舍里悄悄对我们几人说，听说吴家禄和冼维汉几个伙在一起，每天半夜里从机磨坊北墙上安装发动机的豁口钻进去偷面粉出来，掌管机磨坊门上大锁子的张振英老婆每天来上工时门锁得好好的，机磨坊里的面粉其实天天被偷，偷走了不少。石天爱听来的，则说机磨坊的‘职工‘王益清有把万能钥匙，开机磨坊的门锁非常容易，每天夜里开门偷了面粉再锁上，神不知，鬼不觉。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反正机磨坊的面粉每夜都被偷，如今，从吴家禄坦然安详的神色，黑红光亮的脸膛，厚墩墩的身躯，使我绝对地相信了对他们的传闻，不是窃贼的吴家禄今日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窃贼，而且干得十分大胆。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他们是个团伙，他们为保卫自己宝贵的生命，采取果断行动，勇敢地偷回应由他们自己享用的基本口粮。冼维汉被高高地吊在办公室的房梁上凄厉的叫喊声似乎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他如今的偷窃，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已大大超过以往。‘饥寒起盗心‘。被饥饿逼得走上盗窃之路的人们，除非有刀架在脖子上，他们决不会轻易住手。步步进逼，愈来愈甚的饥饿，既然已把许多人逼进了另一个世界，‘窃贼们‘只能扩大队伍，重新组合，采取新的更有成效的行动。吴家禄原是杨振英在机修厂‘职工‘中最信任的一个，冼维汉10月被吊上房梁，我怀疑就是他汇报的结果。曾几何时，为了生存，他又成为冼维汉的同伙。

　　我的亲人如果早就具有他们这种保卫自己宝贵生命的强烈意识，一切就会好得多。唉，唉，我真后悔，几个月前，我还像个传声筒似的，把虚伪的教育科长大讲特讲的所谓‘高度的自尊心‘当作真经在信上转告他，暗示他洁身自好，不要因饥饿而偷窃。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自己才真正是个虚伪可鄙的小人，这些天来，偷来的炒麦子、生面粉我不是都吃了吗?我自己还去偷棉子，我为什么还要向已被饥饿折磨得羸弱不堪的亲人告诫，要他不要偷窃，不要偷窃!

　　在这些日子里，有一天下午，张露玲带着3岁的小儿子小三去荒野里捡柴火。在一个大沙窝旁，母子俩拣着拣着，小三突然喊道：‘妈妈，你看，那是什么?‘她抬头望去，才发现那是一具被沙子半掩盖着的尸体，头脸都黑黑的，露出的一只手也是黑黑的。她回头向周围张望了一下，又发现六七具未埋好的尸体，连本人的被子都没裹，就那样暴尸荒野。她怕吓着小三，就说：‘咱今天不拣柴火了，回去吧!‘就急急领了小三赶快回家。随着父母到四工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孩子，早早地就见到了死亡，暴尸荒野的死亡!当妈妈的虽不愿意向孩子说明事实的真相，幼小的他耳朵里早就听到了‘钻沙包‘死人的事。他不会对刚才眼前的现象不动动脑子，还没走到家，他就明白了一切。

　　这里，我要插入已迁场后的十工农场一位难友面临死亡的情景。这位难友叫刘学琨，我在第一章就曾述及，他是个被判了刑的极右分子。17岁那年，他就参加了甘南农民起义，为起义领导人、他的六叔刘鸣背着《矛盾论》、《实践论》手抄本，英勇奋战。在他被判刑迁入安西十工农场后，在大饥馑的日子里，面临死亡，他托人给幸存的难友马英送去了一个新笔记本，在首页写道：‘马英同志，你如果能活着出去，请一定转告我的四叔刘余生、省委书记高健君，就说，我是被饿死的、冻死的、折磨死的，我是无罪的。这个笔记本，你留作纪念。同志，永别了!学琨，1961年3月。‘此后不久，到4月27日，刘学琨死去，时年仅3 5岁。

　　一个矢志不渝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前，还对省委书记高健君及四叔刘余生 --他的革命领路人表明心迹：‘我是无罪的‘。他对党忠诚到死。

　　18年后，张掖地区为刘学琨彻底平反昭雪，并为其子刘耀华安排工作，成为国家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