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一位老人的远途到来与死亡，惊动了全场的干部们。场部的‘职工‘及我等闻知此事，都觉愤愤然。他不应死，他原本可以在陕西农村安度晚年。但是，他死了。

　　死去的老人是财务科张振英的老父亲，已年近七旬。他是在接到儿子的求助信后，用自家的粮食换了一二百斤粮票，亲自给儿子送来，千里迢迢，既搭火车，又坐汽车，几次转车，一路打听，匆匆向四工农场赶来。在离四工农场几里之遥的地方，老人倒了下来，在暴风的寒夜里结束了自己老迈的生命。

　　老人此次的使命，用一封保价信就可完成，而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振英是个自私怯懦目光短浅之人，他既怕死，还要虚伪地冒充硬汉。跟家里要些粮票，以他的干部身份，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谁也不会干涉。但他还怕别人知道，不敢让老父亲用保价信寄来，因为保价信必须在信封上标明内寄何物。他害怕周围的人由此而得知他是掌握了一二百斤粮票的人，或许有人就会张口向他借粮票，他是借还是不借?他让年近七旬的老父亲远途跋涉，亲自送粮票来，其目的只是为了不让外人知晓自己掌握了粮票悄悄使用。老人心里只以为甘肃遭了如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当干部的儿子全家人都在挨饿，生命危在旦夕，在接到儿子的求救信后，便立即把家中的存粮换了一二百斤粮票，按照儿子的叮咛，日夜兼程，向儿子的工作单位甘肃安西县四工农场赶来。

　　怯懦自私的张振英对于保自己的命想得太周全了些--其实，以场部干部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又何来生命之忧?这场大饥馑最后结束之时，干部们及其家属无一死亡就是明证。张振英太怕死，眼光短浅，所以才作出了冷酷自私、孤注一掷的选择。他根本没有想到正值隆冬季节，从未出过远门，作为老农的父亲从数千里外直奔大漠深处的农场，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而加以安排解决--比如，他应让老人启程后发电报，他到火车站去接。他写给父亲的信上极简单的一句叮嘱，就可以使老人免于死难，而他却没有想及这一点。他心里只想着他需要粮票，必须尽快把粮票拿到手，仅此而已。

　　这样，老人心里只装着儿子全家人都在挨饿，在立等自己把粮票送到手，才能不再挨饿，解除饥荒的焦虑，不顾腹内空空，不了解狂虐的风暴及严寒的厉害，只是急急赶路，到了，快到了!但是，老人早已没有了热量的身躯怎能和严寒风暴抗争?何况，茫茫戈壁既无路标可辨，天黑后更找不到一个人影去问路。挣扎啊，前进啊，这个在戈壁滩上迷失了方向，冻馁不堪的老人，在挣扎前进中奉献出的是对儿子全家无私的爱，而最终失掉了自己虽已老迈却也同等宝贵的生命。

　　老人的意外死亡，在全农场引起震动，张振英两口子自然是悲伤的。石天爱、王桂芳和张振英老婆同在机磨坊工作，看到张振英老婆说起老公公的死，泪珠滚滚，伤心不已。我在财务科见到张振英，他正抹着眼泪，给场部管鸡兔的一个姓张的‘职工‘--他是兰州人，和我认老乡--安顿，要姓张的‘职工‘再叫上一个人，帮助他处理老人的后事。为了表示酬谢，张振英给姓张的‘职工‘送了几斤粮票。

　　前些天，张振英一口回绝我转述‘医院‘里小张提出把炕烧得热一点的要求，用‘甭管‘二字冷酷地使我无法再说出一个字，而他在‘甭管‘二字前面还有几句话：‘那些病号身上都没一点热量了，你把炕烧得再热，他还会发抖!‘说这些话时，他并未料想到，他那从数千里外给他送粮票的老父亲，会在严冬酷寒的袭击下，身体也会失去热量，冻饿而死。

　　多年后我才得知，由于戈壁深处木材奇缺，张振英未能给远道而来死去的老父亲准备上一副薄薄的棺木，他让姓张的‘职工‘再叫上一个人为他父亲处理后事，只是找了些柴油和柴火，把老父亲的尸体草草烧了一下，把烧焦的尸骨收揽到一个麻袋里。过了几月，找了个出差的机会，背上麻袋上了火车，打算把父亲的尸骨送到家乡掩埋。谁承想，那年月吃食奇缺，许多人都把吃食装在麻袋里运来运去，和张振英同一个车厢的人，有人注意到那鼓鼓囊囊的麻袋，还以为里面装着的是整块的肉或是其他什么吃食，乘他夜里熟睡，就背着那装着尸骨的麻袋偷偷下车了。结果，那以无私的爱心来救助儿子一家的老人，最后竟落了个尸骨无着。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里，有一天夜里，小徐一人在办公室，进来了生产科的马淦。马淦坐在小徐办公桌的对面，笑吟吟地说：‘我想办法买了个羊，你吃不吃?‘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个简图，标明他宿舍的位置，接着又说：‘你来，肉都煮好了，我今晚在宿舍里等你，不会有人发现。‘这是小徐未曾料到的。这个在麦地里锄草时由于小徐不小心锄掉了一棵麦苗而当众对她喝斥之人，现在在人人饥饿之时，竟然在无人的情况下，又涎着脸对她说出这等无耻的话，使小徐思想万分紧张。她满面通红，真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办公室又进来个人，这人是教育科的梁干事，看见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同马淦只说了一两句话便转身走了。刚一会儿，就听见杨振英在屋外大声说：‘谁在这里干扰人家工作哩，是谁?‘说着，已推开门，走了进来。只见马淦满脸的尴尬，立即站起身来，出门走了。杨振英满脸的正气，使马淦无言答对，只能转身出门走路。杨振英并不再向小徐问什么，他的到来，给小徐解了围，小徐感激在心。她也非常感激梁干事，肯定，是梁干事进办公室后觉察出有不对头的地方，徐福莲脸飞红是为啥来?为啥一见到他又变得煞白?所以立即去找杨振英说明情况，杨振英便立即赶来，徐福莲是他的属下，他不能让马淦在自己的办公室胡来。小徐不敢向杨振英说出马淦刚才说过的无耻的话，毕竟，马淦也是干部，她惹不起。杨振英的到来，制止了马淦对小徐的不规行为。在农场天天饿死人的艰难境遇里，马淦想用饱餐羊肉引诱小徐上钩的企图破灭了，也使他吓破了胆。从徐福莲当时一会儿脸飞红，一会儿又变得煞白的表情，他也估计徐福莲不会上钩，她不会因为饱餐一顿羊肉而失身于自己。凭心而论，马淦也知道，她的丈夫英俊漂亮，年轻有为，已摘掉右派帽子，也是干部，所以才有资格迢迢数千里来看望自己的妻子。想到这里，马淦又觉得自惭形秽。总之，马淦胆战心惊，后怕了许多日子，此后就再也没敢踏进过那个办公室。

　　报社先后来安西十工农场的7个右派分子中，原文化部副主任杨康，迁场中受到十工农场领导的特别照顾，到了玉门的黄花农场，在大饥馑中安然无恙。其余6人先后都到了四工农场。杜博智先是挨饿，饿得骨瘦如柴。一次，同屋的难友在睡觉前把厚厚的绒裤脱下，凄凉地观察自己瘦削的双腿。杜博智也脱下绒裤看了看，才吃惊地发现，两个膝盖骨及大小腿骨连接处竟大得出奇，原来自己腿上坚实健壮的肌肉像似被利刃削去变了样子，而自己竟然未曾经意。到了5月，站长王志玉念及是陕西省蒲城县老乡的情分，把杜博智调到了炊事班，就这样，他才大难不死。杜绍宇有他的特殊本领和机遇，前章已提及，所以，他根本没挨饿。杨骁和汪志英去了高台，在经历了艰难困苦后都幸免于难。我们6人中，只有赵秉仁惨死于四工农场一站。

　　11月，口粮减为15斤后，赵秉仁很快就病倒了，住进了一站的病号室。在饥饿的煎熬中，他思绪万千。

　　1947年秋季，他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入学不久，就发现自己染上了肺结核。在与病魔的搏斗中，他思维清晰，很快就与中共地下党在复旦的外围组织‘力达社‘建立了联系，积极参加上海市高涨的学生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中，他热情澎湃，情绪激昂。1948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于子三是甘肃籍学生，全国因而爆发了解放前夕规模最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于子三运动‘。上海的大学生以同乡好友的名义，在第二年的清明节，借春游之机，到杭州开展祭扫于子三烈士的活动。赵秉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和同学们一起，齐声高唱上海学联为于子三烈士谱写的挽歌：‘ 你倒下去，但是我们都站起来了。……你光荣的牺牲，加强了中国学生的团结，加速了统治者的灭亡，更将提早实现人民的解放!‘在高唱这迎接解放的歌声中，他激情昂扬……

　　1948年秋，复旦大学‘力达社‘创办了油印刊物《昆仑人》，以主要篇幅宣传解放战争发展形势，介绍京、津、沪、杭等地的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西北家乡反动统治的罪恶，反映家乡人民遭受的苦难，等等。是复旦和同济大学的5位编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进行编写，赵秉仁是其中之一。他并为地下党传递信件，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他成为一名光荣的青年团员。在街头，他为解救一个新入学的历史系女生，勇斗歹徒，并到街道办事处报案。后查明此歹徒系国民党潜伏特务。街道办事处为此给他记了大功。复旦大学校党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表扬了他，学校团委评他为先进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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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他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扪心自问，他在学生时代就紧紧追随党，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心中的委屈，使他痛苦莫名。

　　在妻子秦淑才9月回兰州后，四工农场的口粮又一减再减，赵秉仁眼看病号室的难友们每天都在减员，自己已是久病之人，怎能熬过这一关呢。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还赋诗一首，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关怀，据云诗中有：窗外狂风在吼，大雪在飘，而他这个垂危的人却享受到了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温暖。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诗句。后来才悟到，他在临终前，仍为右派分子的罪名痛苦折磨，看到身边一个个死去的难友，在妻子走后，他知道自己已不可免，但想到兰州的妻子和孩子们还要继续为自己背黑锅、遭骂名，他极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坦诚地表白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对妻子和孩子们会好一些。但是，批斗会上他无法表白的，在临终前仍无法表白，他只得用一些空洞的词语来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以表明自己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忠贞不渝，毫无二心。即使在他即将活活饿死时，他仍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这看似滑稽、矛盾之极的一幕，却包含了多少凄惨而令人痛断肝肠的内涵。一个冤屈至死的灵魂，他多么不甘心于去死，还要曲曲折折地违心地说自己享受到了关怀和温暖……

　　方正儒此时由二站也调到了一站。来四工农场一年来，他在饥饿与反饥饿的斗争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断偷窃农场的粮食，使全家人都没有挨饿。在农场天天死人的情况下，他们家已有了偷偷埋在几个地方的粮食储备，全家人都放开肚子吃饭。也许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引起思想紧张，有一次，他本人吃煮熟的麦子吃多了，肚子胀得难受，不得已也住进了一站的‘病号室‘，请医生为他灌肠。‘病号室‘里的病人，全都是饿得气息奄奄的人。他一眼瞅见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陶杰也躺在铺上--说是铺，其实就是在靠墙的地上铺了厚厚的麦草，前面用一道不到一尺高的土坯墙围住麦草，不使麦草散落到外面地上的地铺。他们二人和我原来都同在四大队一中队劳动，那时，我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来四工农场后，由于不在一个站，农场对右派们的管制使大家失去了自由往来的权利，再加人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彼此都很少见面。直到离开四工农场前，我一直没和他们遇过面。在‘病号室 ‘，方正儒见到陶杰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样子，不由心里也觉得凄惨，但自己也无法帮助他。他们彼此招呼了一声，便默默然什么话也不说了，能说什么呢?

　　整个‘病号室‘里，一片死寂。人人都有气无力，更没有了说话的心情。沉默，仿佛就是每个人的共同心声。很少有翻身的响动。偶尔，会有人挣扎着从地铺上翻身坐起，慢吞吞地穿上棉衣，再从铺底下找出鞋，抖抖索索地把脚伸进鞋里，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这是到门外去解手。尽管，病号们继续在挨饿，吃喝之后，必然还得拉撒。挨饿的人，在闭眼蹬腿之前，思维清楚，一般都是自己到厕所去解手。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自己不挣扎着去解手，会有谁来扶一把呢!

　　这天，方正儒因为肚子胀得厉害，倒是连续翻了几次身。一次，他刚翻了个身，就看到陶杰正坐起身穿棉衣，就知道陶杰要去上厕所。但看见他穿上鞋以后，往起来站很困难，摇晃着几次也没站起来。方正儒知道他已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厕所不上又不成，就急忙起来走过去将他扶了起来，陶杰还想自己走出去，不料身子又打了个趔趄。方正儒不由分说，干脆把陶杰背起来就向厕所走去，心里不胜感慨。陶杰原来劳动很泼，农场的各种活路都难不倒他，可叹如今竟被饥饿折磨得连自己上厕所解手都起不了身。陶杰趴在方正儒的背上，对自己不能上厕所惭愧不已，连声说：‘老方哥，老方哥，真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方正儒听得心酸，也连声说：‘我有力气背你是应该的，应该的!‘像是个奇迹，陶杰竟然坚持到最后，活着回到了原单位，回到了家乡武威，直到打倒‘四人帮‘后，问题完全获得平反。

　　小徐再也没有想到，二站的队长王智礼竟来到场部找到她，要她帮二站造一份工资表。原来，二站的统计，那个陕南口音的刑满释放人员或正在服刑的犯人死了。我们在二站时，王智礼有时骂骂嗒嗒地说他是判了10年刑的犯人，所以我不知他究竟已被释放，还是正在服刑，反正已被释放或正在服刑，在这些管教干部的眼里没啥差别，对他本人也没啥差别，因为释放了也只能留在农场就业，而不准许回家。二站，原来没有农工，劳动的全都是我的难友。二站的管教干部执行政策同一站又大不一样，一站在我的难友们到来之后，伙食管理员、统计、财务等工作，陆续都让我的难友担任。二站则相反，统计之类的工作，一律由就业人员担任，我的难友们被看得比前劳改犯又低了一等，以上那类工作，一律不得染指。那个陕南口音的统计，每天早出晚归，出外搞土地测量，这就不必和我的难友们一起出工参与重体力劳动，自由度相对就要大一些，工作量由他自己随意掌握。但他仍是专政对象，王智礼骂骂嗒嗒地在我们面前说他是判了10年徒刑的人，是显摆他作为管教干部的威风。在11月全农场的粮食定量减为15斤后，这位统计肯定再无法出去测量土地了，一个判过10年徒刑的人大多已跟家里人没有多少联系了，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家人也无法用粮食支援他。没有了外援，他只能活活饿死。

　　现在，他死了，每月由他造工资表的工作，王智礼仍认为在二站无相当的人继任，所以到场部找了小徐。我们在二站时，二站大约有百十名我的难友，这次，由于人员不断死亡，也有部分调走的，需要造表发工资的只有40多人。小徐很快就把工资表造好，由王智礼取走。没有想到，没过多久，王智礼又将造好的工资表送来，要小徐重造一份。原来，上次造好的工资表上，又有许多人死去，活下来可以领工资的只有七八个人了，所以小徐又得重新造表。面对难友的遇难，小徐倒抽一口冷气，为自己活着而庆幸，为死难者迅速增加，心中无限惆怅，沉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件事，对我们几个女伴，当时她一概都没有说，守口如瓶。 

　　这里，我要对被甘肃团省委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定为坏分子的挚友王思曾，在大饥馑中的遭遇来追述一番。挚友王思曾被定为坏分子后，处分也是劳动教养。当时，酒泉夹边沟农场还没成为劳动教养的农场。团省委就把他送往银川附近的一个劳教农场进行改造。他的妻子许仲菊也随他到了银川，在商业部门当了一名营业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仲菊设法搞到了6斤吃食，因当时交通不便，走了一二十里路，送到了王思曾劳动教养的农场。管教干部考虑到他们的夫妇关系，找出一间空屋让他们住了一夜。这一夜，他们几乎未曾闭眼，一直说着话。许仲菊带来的6斤吃食，被王思曾一边说话，一边吃，到天亮时吃了个光净。第二天一早，王思曾喝了一大碗稀糊糊，就和大伙儿上工去了。许仲菊经过一夜，看到自己的男人实在饿坏了，觉得带来的吃食太少，自己回去后，他吃什么呢?她快步找到场部的小卖部，此时中秋节即将到来，她看见小卖部有月饼出售，再一看，小卖部的营业员正好认识，就给营业员说了说，赶紧买了2斤月饼，追上上工去的队子，喊住男人，把2斤月饼递了过去。小卖部的月饼，原是给农场的干部家属准备的，许仲菊认识营业员，这才出于照顾卖给她2 斤。这2斤月饼，王思曾在上工去的路上，又吃了个光净。不算早餐时的一大碗稀糊糊，从头天夜里到上工去的路上，他就吃了8斤吃食。如若不是多日来的饥饿已掏空了身体，8斤食品又如何在半日内吃得下?吃了，也全部消化吸收了，未出任何毛病。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这似乎也是个奇迹。1979年后，挚友王思曾的问题也彻底平反。当年整了他的团省委书记 ×××，在十年浩劫中作为走资派也被整得够呛。在王思曾来兰州时，×××特意在家中设宴热情接待，表示歉意。

　　在高台县明水河那边，死人的事在迁场不久就明显增多。管教干部无动于衷。因为早在1958 年秋冬之际，夹边沟农场就出现过大量死人，场领导最初有些紧张，因为在50年代初期，劳改队死亡率突然增长也是不允许的。他们立即向张掖地委作了书面汇报，而地委书记安振的回答是：‘搞社会主义死几个人就尻子松了吗?‘有此指示，场领导吃了定心丸，谁也不愿意为管辖之下劳教分子们的死活再说什么话了。到明水河后，生活条件显然比原来又差了许多，劳教分子死亡增加，是意料中事，有了地委书记安振两年前的指示，管教干部谁也不愿表现出自己‘尻子松了‘，死就由他们死去罢。到了11月，口粮一减再减，大部分人已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死亡，再向前踏一半步就是鬼门关，不管你自己愿意不愿意。

　　为了求生，人们按照各自的智慧及可能采取的方式，作着最后的努力。罗舒群住的地窝子里，有个大个子四川人朱××，此人爱好文学，手边常有几本小说，颇有学者风度。有段日子罗舒群被派去拾粪，这算是美差了，而此时的他哪有心思拾粪，自个儿提了小粪筐慢慢转悠，目光四处搜寻，见到稀少的野菜、芦草根之类，便挖出拣来吃了；如果能抓到一两只蚂蚱，更是大喜过望，立即找些干草点着烧熟吃，觉得味美非常。在孤独愁闷中，也看从朱× ×那里借来的小说。朱××此时已骨瘦如柴，走路不稳，眼看有今日没明日的了。一天，朱 ××端着一盆像似心肝血淋淋的一堆肉走进地窝子。‘同窝‘的人都注意看，既不像羊的，也不像猪的，再说在这荒野里，又哪里来猪羊的心肝呢。问朱××，吞吞吐吐，似乎不敢说。队上领导得知后进行追问，朱××立即承认是从新近死了的劳教分子的胸腔里掏出的心肝，自己准备煮熟了吃，并带着队上领导去看了现场。已被草草掩埋了的新近饿死者的坟冢是被扒开了，胸腔被切得一塌糊涂，血肉模糊，没有了心肝。于是，第二天在一处打麦场上全队开会批斗朱××。朱××站在中间，其他劳教分子围坐一圈，稀稀落落地坐在地上 --大量死人已使队上的劳教分子减员不少。说是批斗，只有队上领导介绍了情况，把朱× ×数说一顿，口气倒是没有了往日的严厉，只是反复地说：‘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咱们这里再艰苦，每天还有饭吃嘛，还没有到没饭吃的地步，你怎么能这样!‘管教干部的笨嘴笨舌，语言贫乏，但也足以说明他对大饥馑的真实看法：许多农村断炊已久，这里每天有两顿饭吃，比断炊了的农村要强，你怎么还干出这等事!围坐了一圈的劳教分子们经历了三年忍饥挨饿的痛苦，当然理解朱××为什么会去掏死人的心肝。大家都抱着头看地，不忍心抬头看一眼朱××，更无一人说话。他们一个个求生无望，离死亡都很近很近。面对为了求生鼓足勇气要吃死人心肝的人，他们能说什么呢。一个极为沉闷的批斗会，在沉默中结束了。 散会，人们看见朱××站过的地方汪着一汪尿--为饥饿所逼要吃死人心肝的癫狂行为也吓坏了他自己。两天后，这个热爱文学，但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为严酷的饥饿所逼迫，企图吃死人心肝的人，最终还是撒手人寰，跟着许许多多在黄泉路上先行的幽灵们，匆匆赶路去了。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当医生的邓××死后其大腿被人煮食的事，据说吃他大腿的是个炊事员。明水分站共有三个大队，三个大队先后都出现了企图吃人心肝及吃死人大腿的事件，也还发生过别的吃死人肉的事件。‘士人‘相食，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中，留在了幸存者的记忆深处，永不泯灭。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 ‘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 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于死地。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

　　在死亡的阴影下，有个董坚毅的故事，惨绝人寰。董坚毅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或博士，因年代久远，介绍情况的人已记不清)，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董坚毅毕业后在加州工作不到一年，在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归国的影响下，于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工作了4年。1955年，董坚毅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主动报名，只身来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此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小孩。鸣放中，董坚毅给领导提意见言辞激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劳动教养。开始，董坚毅在农场还当他的医生，给难友们看病。到1960年9月底，他也坐着闷罐子车迁场到了高台明水分站，住在窑洞里。在他劳教的两三年里，妻子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迢迢数千公里，转车几次(当时兰新铁路尚未与上海接轨)，到农场看望亲人。每次都带来很多吃的用的，对受难的亲人关怀体贴得无微不至。丈夫被冤屈的痛苦，令她心碎。到明水分站后，口粮一减再减，很快出现死亡。董坚毅的身体也垮了，11月上旬的一天，他对当组长的刘文汉安排了后事，说：‘按照以往的经验，她每两三个月才能来一次。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这几天，我坐着就出现意识丧失、眩晕，这样结束生命，没有呻吟，没啥痛苦。我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再见到她。你为人忠诚，乐于助人，不同于别人，我信任你。‘接着，又凄惨地说了说他死后，让刘文汉用衣被毛毯如何裹扎，使他的身体不要暴露在外。刘文汉听了，心里凄凉，对他说了些劝慰的话。三天后，董坚毅停止了呼吸，时年35岁。刘文汉按照他本人的吩咐，将他裹扎停当，由埋尸队的人将他抬埋到被雨水冲刷留下的一个地穴里。

　　刘文汉是原公安厅的干部。1948年11月在解放襄樊的战役中参军后，在抗美援朝前线英勇负伤，1951年回国后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主要从事改造罪犯的研究。 1956年1月调甘肃省公安厅政治部工作。在鸣放中，他因发表了一篇讽刺领导道德败坏思想作风不正的小品文，他的顶头上司怀疑小品文所指是自已，就将他划成了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在反右派斗争中抄家时，还将他历年获得的7枚奖章和纪念章搜走没收。此时，他只有23岁。

　　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刘文汉和窑洞里的难友都已睡了，忽听得外面有人喊：‘ 董坚毅，董坚毅!‘原来是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赶来了，顾晓颖掀起窑洞的草帘子走进来，就着急地问：‘老董在吗?‘窝里的9个难友一阵慌乱，面面相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在昏黄的灯光下，她认出了刘文汉，说：‘你是刘文汉吗?老董在信上说到你，老董他住在这里吗?‘顾晓颖拉下头上围的绿丝巾，露出她秀美年轻的脸，完全是一派江南女性温柔贤淑的气质。刘文汉连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回答说：‘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顾晓颖没听懂他的意思，别的难友也不敢说破。这样，大家都沉默无语，不知说什么才好，直直坐了一夜。

　　天亮后，刘文汉觉得一直瞒下去也不行，就告诉她：‘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就是已经去世了。‘一句话说出，只听得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直号啕大哭不已，难友们见过的死亡太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后，她伏在带来的大格子提包上饮泣，眼泪不断地从手指缝中流出。后来，她终于镇定了下来，要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身。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老董的地穴，地穴里空空如也，尸身不知到哪里去了。经过查问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了董坚毅的尸身被扔在荒野里。这真是惨不忍睹的一幕!原来，董坚毅身上裹扎的毛毯、鸭绒被已被难友们扒去，董坚毅尸身上的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分几次切割吃完了，因为头上无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一眼认出心爱的丈夫死后成了这般模样，就扑到骷髅上，抱着丈夫的头颅又哭又亲，哭个没完，亲个没完……难友们一个个都难过地低下了头，连劝慰的话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就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后来，几人劝了又劝，硬是拉着扶着顾晓颖回到窑洞里，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董坚毅的尸体。商量了半夜，提了几个方案，最后决定火化尸体，把骨灰由顾晓颖带走。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从附近找了3个农民，顾晓颖付给每人100元，外加一件毛衣(这原是带来给董坚毅的)，由农民找来了些柴火、树枝，后来又买来一桶煤油，将尸体焚化。因燃料少，尸骨未能焚化成灰，头颅、骨头仍是原样。刘文汉拿出自己的一条在朝鲜前线带回的美军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这则惨绝人寰的故事，就这样画了个句号。

　　让我们回到当年明水河那悲惨凄切、一个个劳教分子正在临近死亡的环境里，再作一番补充的描述。

　　也有极少数人在奋起抗争。当300多劳教分子搬迁到明水河后，其中有个目光犀利的小个子，他看到当时处境的险恶更甚于夹边沟。由于曾是一名铁路员工，电影《铁道游击队》又刚看过不久，他迅即联想到要求生就应在擦身而过的铁路上想办法。日日夜夜疾驶而过的火车上运输着丰富的物资，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面粉也正是从这条生命线上运输着，东来西去。为了活下去，他认定应大胆地把着眼点放在火车上，从火车上取回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粮食。火车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供应线，只要自己胆子大，信心足，这条供应线是会充分满足自己及伙伴们生存的需要的。他利用夜间及休息日沿着铁路线路仔细观察，不仅看到敞篷的货车上有时会整齐地码着装满粮食的麻袋，也注意到离明水河车站不远处铁路拐弯，拐弯处车速减慢，如果此时从货车上将装了粮食的麻袋扔向路边的山坡，然后人再纵身跳下，一切都会很安全。此人是个思维严密，有多年铁路工作经验之人。他将这一思路反复考虑，认为万无一失之后，下一步再考虑应吸收三几个伙伴一起干。从火车上往下扔麻袋，起码得有两个人，麻袋扔到路边山坡上后，还得有接应的人立即将麻袋转移或放到隐蔽的地方。没有可靠的同伙，他一人将无能为力。可靠的同伙，首先要本人有胆有识，在这生命的危急关头，敢于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及伙伴的生命，有《铁道游击队》里那些勇者的智慧和意志。其次，本人身体要健壮，有健康的体魄，麻利的手脚，才能完成此重任。经过3年饥饿的磨难，身体健壮的受难者已很有限了，而这有限的健壮者，或者原来一直有些外援，或者对劳动改造根本没看在眼里，他们一直把求生放在第一位，为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在明水河，劳教人员的生存条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路在何方?这有限的健壮的人，在愁绪百结之时，一旦被小个子铁路员工挑中，便很快结合成为一个小小的偷粮团伙，略作操练，便成为活跃在兰新线上高台县明水河路段的‘铁道游击队‘。这支小小的铁道游击队，原本也都是循规蹈矩的公民，有工作，有饭吃，是顺民。然而，反右派斗争硬是把他们扩大到阶级敌人的行列里，将他们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受苦受难，尔后又搬迁到更为艰苦难以生存的高台县明水河。但，由于他们是属于觉悟最早的少数人，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劳动改造，而是非常正确地把自己的生存摆在了第一位，全力以赴地进行奋争。由他们三几个人组合而成的偷粮团伙，在一开始便以绝对的把握取得成功。

　　他们谨小慎微，每次行动，都以保证三几人的口粮来源为目的，绝不扩大队伍，对于身边那些濒临死亡的难友不动声色，不予任何救助，只是冷眼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继续走向死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万无一失地把从火车上偷粮的活动继续下去，使有限的三几人的生命线不致被毁坏。在特定的艰难条件下，他们只能作出如此的抉择。在此团伙内，有一人名叫邹春生，他是河北人，‘三八‘式的原部队军官，我后来有幸与他结识，对他的情况在本书后面将作出介绍。

　　在明水河奋起抗争的劳教分子中，还有一名胜利的逃跑者。他的名字叫程时雨，来农场前是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师，河南人。我与他相识在甘肃日报社，当时我们都是编辑，他同景超自然也是老相识了。1955年他工作调离去了省委党校，我们之间就再没见过面。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到高台县明水河，虽然同在一个农场，他和景超一直未遇过面。30年后，我和他再见面，才得知他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搬迁到高台县明水河后，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活动，死里逃生，才成为幸存者而活了下来。

　　程时雨于1958年9月被省委党校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后，一开始就面临着生存维艰的局面。他已有5个儿女，被开除公职后，妻子一人担当起抚养5个儿女的重任，仅仅生活担子就够她受的。她怨尤非常，不考虑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认为是丈夫自找苦吃，罪有应得，才将全家人推入了困境。所以，在程时雨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后，她很少去信，对丈夫重创的心灵不去抚慰，更无经济和食物的接济。有时，程时雨在万般无奈中几次苦苦哀求，她才会寄去聊胜于无的三五元钱，以表示她这当妻子的存在。到了明水河后，死人大量增多。每天早晨，程时雨醒来一看，同一个地窝子里，总有难友已在夜里死去。到了12月下旬，他惊觉地想到，再不想办法，明天早晨，自己或许也只能含恨死去，不明不白地死去。对妻子不能有任何指望。他只能靠自己救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每天下午6时左右，有一列自西向东的客运列车在明水站停车一分钟，他如能在这一分钟内挤上火车，便能直达兰州。无论如何，他的亲人都在兰州，在他已生活了几十年的省城。他相信那里的情况绝对同明水河大不相同，在那里绝不会像这里饿殍遍野而被视为正常，而无人过问。他要求得生路，只有直奔兰州而去，舍此，绝无他途。这天下午，喝完了杂粮做的稀糊糊，他便紧走慢赶地到了明水车站，看到由西奔驰而来的客车进了站，便立即在一个车门前抓住扶手登上了车，但脚只蹬上门前窄窄的一溜边，门就被列车员猛一下关闭了，车迅即开动。程时雨手抓车门旁的扶手，一只脚蹬在车门前窄窄的一溜边上，整个身子悬挂在车门外，在奔驰的火车上随车前进。求生的意志力，使他死死地紧抓扶手不放。在严冬夜风的呼啸声中，在火车轰隆隆的前进声中，他心中只有一个毫不动摇的信念：‘抓住，抓住，抓紧扶手!抓住就是胜利，前进就是胜利!‘两三个小时后，火车到了临泽车站，行驶减速，一个铁路工人打着手电走了过来，看见悬挂在车门外的他，大声喝问：‘谁?谁?谁在车门外挂着呢，下来，快下来!‘车一停稳，他松了一口气，立即下了车。铁路工人又骂骂咧咧地数说了几句，才转身走了。

　　这一下车，就再未能上车。当时的临泽车站连候车室都没有，只有一间出售车票的平房，他靠在屋外的墙角，在饥寒交迫中熬了一夜。第二天，从列车时刻表上看到上午八九点钟有一趟去兰州的车，他没钱买票，就混在别的旅客中又上了车。

　　火车开动后，他心中忐忑不安。昨晚挂在车门外，不存在查票的问题，现在挤在车厢里，一会儿查票怎么办?自己这辈子从未无票坐过火车，查票时该怎么说?后来，见戴着绿袖箍的列车长进了车厢，忽然灵机一动，主动向列车长说：‘刚才我上厕所没注意把车票丢了。‘他这时忘了自己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不干不净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个能买起票的人，列车长自然不会相信他的谎话，回答说：‘没票下一站停车就下车。‘后来，查票的来了，他没票，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谎话，人家的回答依然是：‘没票下一站就下车!‘下一站是打柴沟，他被赶下了车。

　　打柴沟是大站，停车几分钟。这次，他变得聪明了，被赶下车后，就向车尾走去，在后面的车厢又上了车。车厢里人很多，过道里人挤人。他找了个地方，挤在人堆里蹲了下来。所幸列车员此后再未查票，他才未遭到再次被赶下车的厄运。

　　列车在寒风的呼啸声中前进。

　　蹲在人堆里，他觉得最难熬的时刻，是火车上叫喊卖饭的时刻。列车员一叫喊卖饭，所有的旅客，包括跟他挤在一堆或蹲或坐在地上的人，无一不掏出钱购买吃食，面包，饼干，各取所需。这些吃食，他久违了已经两三年了，对他该有多大的诱惑力!而且，从前一天下午在站上喝了些杂粮稀糊糊，又经过一夜的奔波，他早已腹中空空，饥饿难耐，但他身无分文，无法买吃食。他只能吞咽着口水，体味着胃里因饥饿而翻腾的疼痛，竭力不向周围进餐的人们张望。就是闭眼不看，人们愉快地咬嚼吞咽饼干面包的声音，仍不断传进耳中……他已习惯于同饥饿的难友相处，当每个人都是腹中空空的时候，相互间有一种无言的理解和同情。在火车上，别人都在愉快和欢乐中进餐，有的人还剥几个熟鸡蛋大口大口地吃，有的人会拿出酒瓶，对着酒瓶抿几口。这一切，对他真是太刺激了，刺激得他脑门上隐隐作痛，只好把头埋在支起的膝盖上，什么也不看。但他毕竟因为心中升起的希望之光而欣慰，到底，他已逃离了明水河。

　　火车到达兰州地区的时候，他犯了个错误。他早在火车上就盘算好了，到兰州后先投奔西固区的一家亲戚。这家亲戚为人好，是农民，接纳他不成问题，他在这家亲戚家先歇口气，吃几顿饭，再进城。到达兰州河口区一个小站坡底下时，列车员在广播里喊道：‘下一站西固!‘他误以为已经到了西固，就急忙下了车。下车后一看站名：坡底下!这才慌了神，因为是小站，停车仅一分钟，再要上车已不可能，到亲戚家这段路，只能徒步了。但，他哪里还走得动?原来已羸弱不堪的身体经过两天的奔波，又一口饭也没吃，他已站立不稳了，抬起脚走上一两步，就摔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只得挣扎着爬行前进。好在这时已是夜里十点钟左右，冬天的夜里，路上已无行人，没有人会发现他。爬一阵，身上就冒出虚汗，冷得不行。他喘一会气，歇缓一会儿，挣扎着又站起来走，人毕竟不是爬行动物，爬行更吃力。可走上一两步，就又摔倒，站不起来，就又爬行。这样，走走爬爬，爬爬走走，浑身摔得生疼，虚汗把内衣都浸得湿透了。可他心中毕竟觉得活命有望，曙光在前，他得尽一切努力作最后的奋争!

　　平常人四五十分钟就能走到的路，他花费了三四个小时，才走到西固岸门村的亲戚家门口。此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了。一敲门，先听到门内的狗叫声。

　　亲戚家老两口听到‘嘭嘭‘的敲门声，起先很疑惑，谁会在半夜敲门?程时雨靠在大门上持续不断的敲门声，终于使老两口断定，是有人在敲自家的门，连忙穿衣开门。但他们再也想不到，站在门外的会是衣裳破破烂烂，瘦骨嶙峋，同要饭的没啥两样的程时雨。程时雨事业有成的时候，曾在这家亲戚家走动过，几年不见，人就变成了这般模样，真使老两口吃惊不已。他们先把程时雨让上了热炕，问长问短。程时雨简单说及这次从明水河逃来兰州的经过，说自己已经一天多未进饮食，饿得前心贴住了后心。老两口以农民的善良和同情心，立即做饭给他吃，饭也很粗糙，是用包谷面做的像元宵似的圆团，煮熟后带汤盛在大碗里端来，让程时雨一人吃。饿极了的他，两三年也没吃过这么香的饭，狼吞虎咽，恨不得连碗也吞吃下去。老两口根据以往灾荒年的经验，知道饿极了的人不能一次吃得过饱，谆谆叮咛，并限制他进食。

　　这一夜，程时雨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他告诉亲戚决定先去找父亲。亲戚给了他进城坐公共汽车买票的钱，他便告别了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亲戚，坐车进了城，直奔父亲在华林山的家。

　　见到父亲时，两人悲喜交加。曾是原兰州造币厂职员的父亲，早已赋闲在家。程时雨生母早故，父亲同继母及后养的弟弟妹妹们住在一起，家境十分困难。父亲对共产党非常敬畏，认为共产党不会有错，错的只能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忧心忡忡，一再说：‘你不好好在那里守法，回来又咋办呢?回来又咋办呢?‘当儿子向他介绍了明水河死人的情况，自己逃跑回来才拣了条命时，老人才默默地不言语了，并收留儿子住了下来。几个弟弟妹妹看见大哥像个要饭的，饿得皮包骨头，自然什么话也不说，都乖乖地听大人的话，从自己有限的口粮里匀出饭给大哥吃。

　　程时雨在父亲家安顿下来，第二天就直奔省委组织部，反映农场大批饿死人的事实。他心里牵挂着未能逃出的难友，知道能救他们性命的只有省委的领导，他确信农场执行的一套绝不能代表党的政策。接待他的组织部的干部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讲述，亲切地回答说：‘你们在农场受苦了，现在省委已经了解到下面死人的情况，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会议决定对‘抢救人命‘采取重大措施。你来省委反映这些重要情况，我们很欢迎。‘程时雨得到这样的回答，便满意放心地回了家。

　　再说四工农场搬迁到碱泉子劳改农场的我的数十位难友，在11月口粮减为15斤后，处境也极为悲惨。据关维智说，当时饿极了的几个难友也曾把死人的屁股割下来煮熟分食--在大饥荒的年代里，饿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的。此外，凡是可以充饥的树皮、草根之类，早在地冻天寒之前就已被饥民们搜寻吃光了。虽然饥饿难耐，关维智坚决拒绝分食人肉。原省法院的难友李定国，感到活下来毫无希望，看到身边的人连死人肉都吃，在绝望之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镜也砸碎，在砸碎手表之后的第二天，撒手人寰。关维智记得，他当时就埋葬过七八个难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