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到我突然归来，都很高兴，但看到回来的只是我一人，心中已明白了大半。我哭着说 出景超的噩耗，房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已上了甘肃工业大学二年级的二妹低着头在桌子 旁啜泣。她和大姐夫最亲，上兰州女中时，因离家远，中午就在报社食堂和我们一起 吃午饭，由于学习上拔尖，景超曾多有鼓励。现在，大姐夫已永远地去了，她再也见不到大 姐夫，听不到大姐夫和她说这说那，同我们再一起吃饭。当时报社食堂办得挺好，家里饭桌 上吃不到的螃蟹，会在午饭的餐桌上吃到，她特别爱吃，而现在这一切已永远地成为过去 ……

    　　这时，大家都愣怔住了。在我回来之前，街坊邻居对夹边沟农场饿死许多人已有传闻。妈妈 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上过延安大学的刘彦璋也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王秀莲在黄河沿小学任教，她家就住在黄河沿前街。刘彦璋老家在陕西白水县农村，他二哥 几次从陕西农村赶来，背上吃食送往农场，来来往往的中间，王秀莲把她了解到农场的情况 ，经常向我的父母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后，为贯彻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刘 彦璋已由原单位接回，于1月5日回到自己家中。他，人浮肿得厉害，总算活着回来了。

    　　景超劳动教养后，兰州家中给他寄过干馍片、饼干，数量都极有限。到1959年后半年，兰州 已是一座饥饿的城，每到星期日，三妹凤琳带着上小学的小妹凤仪，徒步十数里，到雁滩拣 胡萝卜缨，到了地边，还要等到农民收获完毕，铲下胡萝卜缨，她俩才能急急忙忙各装上半 麻袋，再徒步十数里走回家中。胡萝卜缨以前在兰州人的家庭中都是丢弃物，当时，却要两 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徒步跋涉二三十里路背回家中，当作蔬菜补充口粮。在全家人饥肠辘辘如 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明知景超饿得更厉害，又有多少力量去支援他呢。所以，景超基本上 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苦熬苦度了两三年。他能够活着回来吗?全家人心存侥幸地要我去解 救他，而父亲写信时对高台明水分站的严重情况尚估计不足。全家人商量定，如我到了高台 明水，必要时可从兰州再派一两个人前往救助--如二妹和三妹。但是，这些设想和打算都 晚了一个多月，一切都已不可挽救了。

    　　俩孩子离开爸爸两三年，感情上和爸爸已有些疏远，他们都还小，伐夏不到10岁，小夏6岁多，不懂得没有了爸爸，生活上将会出现什么……他们看到哭着的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知在 想些什么，我没顾上搂抱他们，亲亲他俩的脸蛋。我被悲哀所击倒的神情，失去了爸爸的这 个事实，一定吓住了他俩，他俩都呆呆的，一句话也不说，不知该跟妈妈说些什么话。

    　　我在哭泣中，耳畔只听得妈妈声音有些喑哑，低低地说：‘事情已是这样了，就要想开些，想开些……不然，又能怎么呢!‘一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她，面对如此的家庭巨变，不 知该怎样劝解我才好。

    　　后来，父亲从食堂打饭回来，知道了一切，拿出他打回的饭拨出一些要我吃，记得他拨给我吃的，是黄豆和大米熬的稠粥，他一面拨饭给我，一面还说：‘我一个人能吃多少嘛!‘

    　　此时，妈妈和几个妹妹、伐夏、小夏都已出了食堂，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可父亲不跟全家人 在家里吃，一个人仍在街道上办的食堂吃饭。我问：‘这是为啥?‘妈妈说：‘他怕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吃亏。‘为吃饭，看样子家里人已有了嫌隙。

    　　我总算回到了兰州家中，而且将留在原单位不再去安西的农场，从此将和全家人团聚，这也 算是可以欣慰的一件大事。

    　　所以，这天晚上，全家人在悲痛中又觉得有了一线希望，一些宽慰。

    　　二妹仍回工大宿舍住去了，我和父母、俩妹妹、俩孩子挤在一个炕上。一路劳顿 ，没睡成 觉，这天晚上总算回到了自己家里，在亲人的拥挤中睡了个囫囵觉。屋内有煤球生的火炉， 兰州的气温比河西要高。这一夜，直觉得非常暖和，3年来未曾享受过的暖和。

    　　第二天上午，我先到街上给杜博智发了个电报。我知道他不久也将回到报社，我的行李、柳 条箱和所有的东西还留在四工农场，我要他回兰州时把我的这些东西一并带回兰州，不然， 我还得返回安西专门去取。

    　　在家里，妈妈絮絮地告诉我，原来，伐夏、小夏都跟父亲在一个食堂吃饭，但父亲吃饭尽沾两个孙子的，伐夏、小夏吃不够自己的定量，后来，妈妈的同事知道后怪怨她说：‘姑娘、女婿把俩孩子托靠给了你们，他爷爷这样沾两个孙子的，俩孩子的身体垮了，你以后怎么给姑娘、女婿交代?‘这样，妈妈才下决心把伐夏、小夏的粮食关系转到了学校，和她们一起上食堂。伐夏在一旁插嘴说：‘就是，有一次食堂吃油饼、稀饭，爷爷吃得多，把我和小夏的多吃了，他还让我写信给你，说我们吃得很饱。‘我确实收到过伐夏这样的来信，听到妈 和伐夏对父亲的抱怨，我对父亲就很不满。俩孩子够可怜的了，他吃饭还要沾俩孩子的。

    　　妈妈还说：‘现在我们都在家里吃饭，调剂起来也方便些，可你大大(我们从小仍按原籍会宁的乡俗，称父亲‘大大‘)说我们会克扣他，在家里他吃不够量，他相信街道上的食堂， 就只好让他一人还在食堂打饭。每月的伙食费由我交给他。‘我从小就认为父亲是个宽厚待人，对亲友乐于帮助，半生中养活了不少他原本可以不养活的人。在这大饥馑的年代，他变得让我感到陌生。而且，他一向和母亲感情非常好，在生活上对母亲体贴入微，当然，母亲 善良真诚，他们彼此一直很信任。可现在，这是怎么啦?一家人竟然不能在一个锅里吃饭。

    　　这天晚上，我带着俩孩子在兰园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我去安西后，父母家中经济拮据，他们看电影肯定很少，我既已回到了他俩的身边，就应让他俩高兴一点，让他俩感受到妈妈的爱 。电影散场以后，走出电影院，小夏走到人少的地方，解开裤子站着就尿尿。当时的兰园还是沙石地面，厕所等设施都不齐备，一个6岁的男孩站在人少处尿尿，也无伤大雅。而在我的眼里，我的小夏已长大了，3年前，他要尿尿，一定要喊我：‘妈妈，我要尿尿。‘现在 ，这些话都免了，他只是随自己的方便完成此事就完了。以前，伐夏和小夏都喊我：‘妈妈 !‘此次见面后，他们只喊我一个 ‘妈‘字，而不再喊我‘妈妈‘，童稚的他俩为什么改口 了?

    　　第三天的晚上，我去小沟头看望外祖父母。我从小和外祖父母家最亲，走动最多。记得我和 景超划定右派，准备去河西劳动时，我们还特意到外祖父家辞行。外祖母特意做了几个菜表示送行，记得有一道菜是蒜薹炒肉丝。兰州当地不出蒜薹，蒜薹炒肉丝一向被认为是一道高 档菜。外祖母在炒之前，把蒜薹在开锅水中烫一下，把一根蒜薹剖开成四条，再切短炒成， 味道特别好。外祖父母对于我们去河西劳动深表忧虑，外祖母说：‘劳动苦得很呀，你咋吃 下那么大的苦哩嘛!‘我当时对迎接劳动毫无畏惧，安慰外祖母说：‘我们都还年轻，不怕 劳动，劳动几年身体还能锻炼好，不怕，不怕!‘这些话都发自内心。当时，谁又会想到今 后会经历怎样的苦难呢。

    　　这次去看望外祖父母，我身单影只，但也不能不去。我在晚上去，是考虑到外祖父家已无法 为我准备一顿晚餐，我是吃了晚饭才过去的。我唯一的舅舅苏荫桓40年代农专毕业，解放后 原在省农业厅工作，后被分配到敦煌棉花农场工作，他们全家都去了敦煌，只把上初中的大女儿留在了兰州。

    　　我到了外祖父家，已是掌灯时候，外祖父家点着煤油灯。外祖父家也住大炕，我们坐在炕上说话。我说及这次回兰州的经过，先去高台，景超已在一个月前去世；现在，我们可以不再去河西的农场，农场死了很多人等种种的情况。外祖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共产党这些年干的这号事……‘他极有节制地再没说下去。他当然清楚，景超是活活饿死的，在他 的亲属中，还没有如此的先例。

    　　外祖母此时耳朵已完全失聪，我们交谈的话，她老人家一句也没听见，所以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二位老人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他们慈祥的面容依然和蔼可亲，只是显得有些瘦削苍白。我匆匆地向外祖父简单说及这几年的大概经历，便告辞回了家。

    　　既然要回原单位，我想，我应该到报社谈谈我已回到了兰州家中。我决定到报社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叶滨。在反右斗争中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张源于1958年甘肃、宁夏分省后又回了宁夏。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我去北京参观农业展览馆时，叶滨曾特意到西苑大旅社看望我 和曲鹤云，还对我说：‘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参观完了，你多住些日子，就住在我岳母家里 ，再多玩几天。‘可我当时心里只想着工作，觉得多玩几天不太好，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当右派后，我们再未见过面，此次找他，是不找不行。

    　　当时，兰州常划片停电。我去找叶滨的晚上，报社正停电。我找到叶滨家，桌子上点着蜡烛 ，在摇摇曳曳的灯光下，我们开始了谈话。当然，叶滨早已得知景超已在一个月前遇难。当 时，作为报社领导的他，不可能赤裸裸地说出景超是饿死的，我也不敢这么说，我们心照不 宣地说及景超，我哽咽着说：‘没有想到去农场改造，落了这么个结果，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啊!‘叶滨神色黯然地说：‘下面劳动的条件太艰苦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唉，劳动怎么会 ……‘我仍没忘记自己的右派身份，一开口就说‘改造‘，但叶滨只说劳动，不提改造。我 后来设想，他一定是对这种把人残酷地改造到死的手段非常痛恨，所以绝口不提改造二字。 这种残酷的改造手段，仅仅在报社，已有二人遇难：景超和赵秉仁。

    　　他语重心长地抚慰我，说：‘事已如此，不可挽回了，你就要坚强些，前面的路还很长。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地哭出声来，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一个人怎么走啊!‘叶滨又 说：‘你是个坚强的人，这3年的劳动你一人在农场都挺过来了，现在回到了单位上，各方 面的情况会好一点。‘

    　　叶滨又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有个当农民的弟弟。‘叶滨说：‘那就该写信 通知一下。‘

    　　1950年冬我第一次下乡采访前，叶滨曾在办公室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一个年轻女记者下 乡采访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作了周详细致的考虑，苦口婆心地谈了又谈。当时我和景超还没结 婚，我走后，叶滨又给景超写了封短信，信上说：和桑走后，你会孤独寂寞，思念会使你很 苦，但要耐心等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她下去采访，经受一些锻炼是不可少的。我相信，别离，只会使你们的感情更深更浓。祝你们幸福!景超当时把这封珍贵的信工整地全文抄 写在日记上，在我回报社后拿给我看，这封信仿佛为我们甜蜜的爱情加了注脚，我们为叶滨 如此细致入微地关心到我们的感情生活而感动。

    　　叶滨此次和我谈话时，我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他曾写给景超的那封短信。他对我们有过的祝福 ，由于一场政治灾难造成了景超的离去，已荡然无存。

    　　我告辞时，叶滨手执蜡烛，在昏黄的烛光的摇曳下，将我送到了楼下。

    　　过了几天，杜博智突然来访。原来，他已回到了报社。我着急地问，我发给他的电报收到 了没有，他说，没有。

    　　原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大饥馑中作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已通知各地农场把受各类处分的右派分子一律由原单位接回。四工农场的领导接到通知后，心里清楚，一年来右派分子们在这 个农场里受尽各种凌辱，积怨、愤恨已充斥了他们的每一根神经。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每一 滴血都会引发起复仇的火焰。所以，农场领导把此通知悄悄压了下来，对右派分子绝对保密 。我发给杜博智的电报自然被截留。当送右派分子们的大卡车开到一站时，杜博智还正在伙 房里忙活着。此时，站上的领导才通知他们，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捆绑好全部行李衣物，全体立即坐车回各自的原单位。此通知宛如一声炸雷，是我的难友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站上的领导选择在送他们上路的大卡车到来之际才宣告这一通知，是由于他们充分估计到，当送右 派分子们回原单位的大卡车到来之际，就是有人想要闹事也来不及了，此时每个人都只顾捆 行李上车了，谁还想在这千载难逢的当口，去为泄愤耽搁回原单位的机会?回原单位也就意 味着同分别了3年的父母、妻子儿女及所有亲人的团聚，这是他们3年来在梦中都渴望不到的 啊!

    　　徐福莲是我的女伴中最后一个离开场部，坐着大卡车来到一站的。她在大卡车上看见杜博智 就大喊：‘和桑的行李、箱子都在场部呢，你给带回去吧!‘可是，大卡车不会为我一人的 行李、箱子再回场部，一站离场部虽一里多路，杜博智也没有时间去搬运，因为卡车司机不会为此而等待。这样，我的行李、箱子等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四工农场，我得重返四工农 场，把这些东西取回。

    　　杜博智当然也已知道了景超的噩耗。下午，他把伐夏带回报社他的宿舍，给伐夏做了顿饭， 让伐夏饱饱地吃了一顿，晚上再把伐夏送回。

    　　重返安西四工农场，我想最好有个人搭伴而行，路上有个照应。很快就打听到省检察院的韩继祖正在兰州探亲，他妻子在省委医务所工作。我在他家里找到了他，他在探亲期间并不知 农场的难友已全部回原单位，他的行李也全部留在农场。一两天后，我们一起登上了西去 的列车。

    　　这次再返四工农场，我的行李、箱子都绑扎得好好的，只丢了农场发给我的那套工作服，可能是被哪个‘职工‘顺手牵羊拿走了。农场的难友几乎都已走光，我的3位女伴都已离场。 一站的卢全福还没走，我邀他一同返兰，他同意了。在一站见到王志玉站长，他让卢全福剁下一块约四五斤的牛肉送给我，还送给杜博智一条羊腿，让我回兰州时带给他。

    　　在场部，我还遇到了在眉户剧《梁秋燕》中扮演年轻妇女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小‘职工‘，他 还活着，这使我感到高兴。近一年未见，他脸上出现了皱纹，显得有点老相，那些年纪较大 的群众演员呢，他们也还活着吗?我不知他们的姓名，就无法打听。三、四站的情况更糟， 死人更多，我在‘医院‘里见到的‘病号‘就都是三、四站的。我相信小‘职工‘活下来很 不易，我为他庆幸，他总还活着。他是到场部集中，然后坐火车去新疆的，迁场行动已开始 了。新疆是个好地方，但愿这些幸存者到新疆后能过上好些的日子。

    　　一两天后，我就和卢全福、韩继祖一同搭火车返兰。此次在柳园车站上火车，还出现了惊险 的一幕：上火车的旅客很拥挤，我刚将一只脚踏进车门，多半个身子还吊在门外，火车就开 动了，而且速度不慢，吓得我大声惊叫。不知车上是谁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才将我拉进车厢 。这次回兰州的火车上，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因为有当炊事班长的卢全福与我们同行，他带 了很多大饼。也许，是出于对新寡的我的同情，他不断地拿出大饼劝我吃，我虽也带了些饼 子数量毕竟有限，老吃他的就不好意思，但他慷慨大度，一再拿出饼子劝我吃，对韩继祖就 不像对我那样大方。

    　　这次回到兰州，才得知我的外祖父在我去安西期间已去世，得病很快，一两天内就咽了气。 我回到兰州时，后事早已料理完毕。我远在敦煌的姑姑--即我的舅母，她是我父亲的同父 异母妹妹，嫁给了我的亲舅舅，这种婚姻叫做‘换头亲‘--接到外祖父病故的电报，就立 即带着儿女回到了兰州家中。这时，外祖母又病重。

    　　因为家中住处紧张，我到报社要求给个住宿的地方，管理科只在女工的集体宿舍给我安排了 一张床的位置。在出进报社的路上，遇到一些熟人，他们都避而远之，装作没看见我。在大门口，我见到托儿所的阿姨王荷秀--伐夏和小夏她都带过，所以她也认识我。见到我，她笑着握住了我的手，亲热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的眼泪在眼眶内打转转，却并未流下。我知道，她说这话是从内心里庆幸我总算回来了，对于景超未能回来，仍谨慎地避而不谈。

    　　在报社这个我极为熟悉而又陌生的所在，人们对我的疏远冷漠，使我的感情也只能是相应地对应之，麻木冷漠，难以外露。

    　　我去看外祖母，只见她枯瘦如柴，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围靠被子坐在炕上，外祖父过去可算是小康之家。外祖父的寿辰是阴历重阳节，外祖母的寿辰是阴历九月初七。过去，二位老人 家的寿辰常合在一起，都在重阳节这一天过。我小时候去外祖父家贺寿，每次都要磕头的。 他们的寿衣早在50多岁就做好了压在箱子里，在这样的大年馑里，需要时取出很方便。现 在，外祖父已辞世，看见外祖母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坐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她已完 全失聪，我无法宽慰她，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看望她老人家，我提了一斤供应的饼干 ，坐在她身旁。一会儿，我看到她用手指着桌子上切开的萝卜，说是要吃。姑姑切了一片递 到她手里，她抓起来就往嘴里送。我看见她满嘴上下牙一共也就五六个，可她硬是用残缺的 牙使劲咬着脆生生的萝卜 。她一定是肚中饥饿。

    　　又过了几日，外祖母咽气了。二位老人的生日只差两天，先后咽气在一个月内。显然，是无法抗拒的饥饿，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去外祖母家奔丧时，外祖母已穿好寿衣躺在一块木板上。我只流了眼泪，没有大哭。我见过的死亡太多，心灵情感都已麻木迟钝。任教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表兄苏炳勋，年纪比我大得多，他跪在灵堂前，喊着：‘奶奶啊!‘大哭不已，悲痛不已。给外祖母送葬，我没有 去。抬埋老人，按兰州过去的规矩，主家都要准备酒菜，招待奔丧的所有亲友。现在，大家都饿着肚子，自然无法为亲友们准备饭，送葬的人就尽量减员。大家认为我连遭不幸，景超去世不久，身心的重负已难以承受，我便成为当然减员的对象之一。外祖父母都埋葬在兰州 西郊的晏家坪。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过去家中一切祭祀天地祖先的大事，都由他操持。由于他没有子嗣，一 切祭祀活动中，跟着他磕头的常常只有我这个长女。我的妹妹们都小我许多岁，那时还无法 跟上我一块儿磕头。我从安西回来才两天就带着俩孩子去兰园看电影，父亲当时嘴里没说什 么，心里很生气。有一次在我为别的事和他发生顶撞时，父亲就借机怒气冲冲地发泄说：‘ 你一回来就领上伐夏、小夏看电影，像啥样子嘛，谁家的人有像你这样的，狗东西!‘父亲 从来没有这样骂过我，他心里对失去景超的哀痛是很深很深的。我重返安西去取行李后，为 了纪念景超，他重操原来的行当，在方桌上为景超设了灵位，上写：‘爱婿王景超之灵位‘ ，并摆了几样祭品。3个妹妹从未经见过这种祭奠活动，心里都清楚大姐夫是个右派分子， 就有些害怕。但父亲不管不顾，他按自己的方式纪念了爱婿。我只是在多年后才知道此事的 。三妹提起时，还说：‘不知道大大那时怎么就敢!‘父亲那时对于我没有对景超有任何的 祭奠，一定内心非常不满。在我去安西后，他便按自己的心意作了补救，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作了他该做的事。可我在农场已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任何一个‘钻沙包‘的难友，没有谁 会祭奠他，更无人悼念他。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 常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同正常人的心态反差就是如此之大。

    　　事实上，在大饥馑的日子里，父亲有了很大改变，他的精神已有些失常，神志已不很清楚。 一次，我的亲叔伯兄弟和良来看我们。我和景超还在报社工作时，他作为调干学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上学，暑假期间回家，到报社看过我们。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作为学生也被 划为右派，也不知他的处分如何，他倒是主意很正地回到兰州家中自谋出路，找了份工作干 上了。现在，他的生活还是安定的。他来到父母家中，我们闲话一阵，主要是说了说我和景 超的情况，农场死人的情况，等等。在他告辞前，父亲竟然提出五六种报章杂志，要和良为 他到邮局代订。父亲大半辈子都有阅读习惯，爱看杂书。可是，在大家都饿着肚子的日子里 ，他不提别的要求，却要和良为他代订五六种报章杂志，真让和良哭笑不得。就是替他代订 了，那些日子里的他，饿着肚子又哪有精力去看。这已是他神志不清冒出的妄念。

    　　妹妹们说，此时的父亲常将家里的衣物背着家人拿到街上卖了买吃的。景超的一件短皮大衣 已很旧了，原来他一直穿着，因天气已暖，就拿到街上卖了不知多少钱，用13元买了1斤高 价水果糖拿回家来，只给了母亲一两块，别人一概不给，就一个人吃了。他脾气变得非常暴 躁，而且不讲理，动不动和母亲、妹妹们大吵大闹，以至后来发展到向母亲、妹妹们寻衅闹 事。母亲和妹妹们不胜其烦，在外祖母去世后，就干脆躲到了外祖母家，住在了外祖母的房 子里，不回自己的家。

    　　父亲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一向对中国共产党敬畏尊崇。就在我们去河西劳动之前，他对甘 肃省委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满怀信心，对我们去劳动的前景充满希望。他 曾热情地说：‘你们先走一步，过几年河西建设好了，干脆我们全家都迁到河西安家落户。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仍然一片赤忱，曾狂热地写信给我，打算把俩孩子的名字改为超英 、超美，被我拒绝。两三年过去，大跃进失败了，全民挨饿，人人长年累月吃不饱肚子。这 一场灾难的出现，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他内心掀起的风暴雷霆，他的躯体神经都无法承受， 他又不敢把愤怒怨恨用语言作丝毫的表示。他的爱婿、女儿正是由于因言获罪，爱婿又被 活活饿死在劳动教养的农场。他不能，他什么话都不能说!这样，灵魂的车裂，饥饿的折磨 ，终于使他精神分裂，神志不清。

    　　我从四工农场拿回的那块牛肉，家里人并没有立即煮熟吃了它，而是先放在了母亲的衣箱里 ，用一把老式的黄铜锁锁了起来。此时，母亲和妹妹们都在外祖母家住。只有伐夏、小夏和 父亲仍住在一起。父亲知道箱子里有一块牛肉，就急不可耐地想把牛肉取出煮了吃。夜里， 伐夏、小夏都已睡了。父亲就想方设法要把箱子打开。此时，衰弱的他已没有多少力气， 一 次又一次的努力，都使他摔倒在炕上。伐夏、小夏都醒着，都不敢说话，就看见他一次又一 次摔倒在炕上。折腾了半夜，他到底也没把箱子打开。

    　　伐夏第二天把父亲为取牛肉折腾了半夜的情况给大家一说，我们就为俩孩子担心，万一他在 愤怒和神志不清中对俩孩子做出了什么，可怎么办。

    　　后来，在报社的院子里路遇叶滨，我就要求报社分给我一间房子，我说：‘我3年没管过孩 子，现在回到报社，我要和孩子住在一起，照管教育孩子。孩子们需要我，住集体宿舍，孩子们见不到我，哪行呢?‘叶滨应允。这样，我在报社附近力行新村56号的职工宿舍有了一 间平房，把孩子们接来住在了一起。孩子们转学到酒泉路小学，伐夏上三年级，小夏一年级 。

    　　我们的这间小平房坐南朝北，非常阴冷。我们搬进去后向报社借了个铁皮小火炉，领煤还得找管理科的张炯。张炯就住在后院里，我向他说了说。他问：‘你啥时候领?‘我说：‘明天行不行?房子阴冷，我想马上就把炉子生着。‘张炯一口答应，说：‘行，明天上午10点 左右，你到炭场上来，我给你发。‘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我借了个架子车去领煤。到了炭场 上，张炯已等在那里，见了我说：‘今天我本来不上班，见你要领，我才特意赶来。‘话虽不多，我心里一热，几乎流下泪来。1949年，我初到报社的那个冬天，就是张炯发的煤。那 时，作为城市女孩的我，毫无劳动能力，我的同室女伴也一样，张炯发煤，是他自己用筐挑 着煤送到我们宿舍的。他也是同景超一起从西安行军到兰州的。听说行军途中，他打前站， 给大家办理伙食住宿都很能吃苦。在报社共事的这些年里，我和景超成立了家庭，有了俩孩 子。一场反右派斗争后，景超去农场劳教未能回来，我们孤儿寡母落得如今的下场，他心里既同情又难过，所以很乐意在星期日为我发煤。

    　　同院还住有原甘肃农民报的马占海，他曾是我在二版编版时的助手，回民，现全家人都住在这里。我们原来相处就好，反右派斗争中，他对我的揭发批判，只是迫于形势作了作姿态。 他如今也没有表现出和我划分政治界线。我去他家坐了坐，说起做饭无锅台，那时家家都自己起灶 ，无锅台就无法做饭。初次见面的他母亲看到我年纪轻轻拉扯俩孩子很忄西惶，热情地说：‘占海会泥锅台，叫他星期日帮你泥上一个，你和 两个娃娃，在房门口小小地泥上一个就行了，用不了多少土坯，找些旧砖也行。‘这样，找了些旧砖、土坯，马占海在星期日为我砌了个锅台，当下就生起了火。

    　　我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残破不全的家。

    　　初到报社，党员干部汪星主动和我有来往。

    　　反右斗争之前，我们一贯友好。我和景超结婚时，我们同住一排平房。他的前妻郭霜青和我 同龄，在资料室工作。作为邻居，又是差不多先后作了年轻的母亲，我和郭霜青在一起有许 多共同的话题，常有来往。后来，郭霜青不幸因病早逝。

    　　汪星是从延安来的年轻干部，极有才华。他二胡拉得好，有一次报社办晚会，男女同志有个 小合唱，他是我们的领唱，歌声嘹亮，且极有感情。报社举办舞会时，我去跳舞，他常是我 的舞伴，舞也跳得好。但他性格耿直，在各种会议上总要直话直说，所以，50年代在编辑部 处境不算好。

    　　在反右后期，景超和报社别的右派分子已到小西湖的二厂劳动去了。有一天，汪星说，他有 事晚上要找我谈。晚上，他来到家中，第一句话就笑着说：‘尕老婆犯错误了!‘这句话使 我几乎流出了眼泪。因为我结婚时只有18岁，当时把结了婚的女同志叫‘老婆‘，我年纪小 ，有的人说我是‘尕老婆‘，有些熟人就都亲昵地叫我‘尕老婆‘，汪星也叫我‘尕老婆‘ 。后来，我有了孩子，叫‘尕老婆‘的现象自然消失。大家随后都叫我的笔名‘和桑‘。两 个字的名字叫起来方便顺口，也亲切些。到反右开始后，大家为了和我划清政治界限，‘和 桑‘没人叫了，无论会上会下，人们用‘和凤鸣‘呼来喝去。汪星一见我张口就亲昵地仍叫 我‘尕老婆‘，使我立即想到了我们做邻居时亲密无间的岁月，他没有和我划什么政治界限 ，而且语气流露的完全是抚慰，我心里涌动着热流，眼泪差点掉下。

    　　当时，汪星在记者部负点责。1955年我在天水农村田家庄、湾子一带采访时，记者部有个摄 影记者也去那里采访，后来当地有人来信揭发，说这位摄影记者生活上不检点，同一位军属 出了问题，并指出当时我也在那里采访。汪星找我谈话，其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一下，那位 摄影记者是否真有此类问题。经我回忆，实在想不起那位摄影记者有那种问题，至少当时我 毫无觉察。汪星听完我的回答，再没多说什么话就走了。他走后我还想，他为什么要专门 登门问我呢?琢磨再三，我转而想到，汪星是个极聪明极正派的人，他对我的了解不谓不深 。反右以来对我的批斗，他心里一定打了个问号，他没参加过对我的批斗会，在运动中什么 话都不能说。多日来，我们一直未遇面，他想要对我有点抚慰也没机会。这次为了解那位摄 影记者的问题，他就有机会同我单独见面了，别的话不能说，叫我一声‘尕老婆‘，我肯定 会心领神会，我们之间的距离立即就拉近了。就这样，我铭记住了我们这次短暂的见面和谈 话。

    　　我身单影只地从安西的农场回到报社，有一天见到汪星，汪星说：‘小毛住在贤侯街，哪天 我领你去找她，你就有说话的人了。‘小毛原名陈雪鸥，是我在甘肃农民报编二版的伙伴 ，我们相处得好，工作上合作得也好。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去了台湾，母亲是地主分子 ，离了婚的丈夫历史有问题。但她性格活泼，走路总是跳跳蹦蹦的，所以有人给她起名小猫 ，书写时为简便起见，便写小毛。当时全报社的人都叫她小毛，原名倒无人叫了。反右 前，她已调到兰州报社，鸣放时没啥言论。但她在甘肃农民报和我编二版时，对不懂行的副 总编辑×××有不尊重处。×××记恨在心。到反右开始后，×××数次到兰州报社，找兰 州报的领导进行撺掇，以各种理由认为陈雪鸥是个够格的右派分子，最后就将她划成了右派 。3年前，我和景超去河西劳动改造，兰州报属市级单位，陈雪鸥留在了兰州市。因她已调 出甘肃日报社，我们之间3年断绝音讯。我回到兰州后，就不知她的住址，无法和她联系。 小毛原来和郭霜青同在资料室工作过，和汪星也很熟。汪星一见到我就主动要领我去贤侯 街找小毛，让我有个说话的人，这话正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在孤独中是多么需要有个有着 相同命运，可以互诉衷肠的人呵!汪星一见到我就想及此，并要领我到小毛家中去见她，这 真是雪里送炭，这情谊真是太珍贵了。此时，我和小毛都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 阶级敌人。汪星作为党员中层干部--此时他已调兰州电影制片厂工作，竟如此不避嫌，还 一如既往地关心我，考虑到在我不幸和痛苦的生活中，最需要有个说话和来往的朋友，这只 能用‘人间真情‘来说明。几天后，他就领我到了小毛家中，因小毛家中已有客人，他 把我领到后就告辞了。从此，我和小毛相知很深的一对难友就有了来往，互相关心，互诉衷 肠，在共度苦难的岁月里减轻了许多孤独寂寞，增添了许多慰藉。

    　　夏天，汪星和他再婚的妻子余润珠带着女儿去五泉公园游玩，回来时路经我家，还进屋坐了坐，闲话一阵。在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前，汪星到我家看望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我和俩孩子住在一起后，常来看望我们的是杜博智。他在农场当过炊事员，现在又在报社 食堂当了炊事员。 由于当时副食供应仍短缺，报社食堂的副食来源较多，我们在报社食堂也打饭，去打饭的常 是孩子。和杜博智一起的有个炊事员冯得贵，是我们去安西后才来的，杜博智和他对孩子们 打饭多有照顾，主要是菜打得多，有时付一个菜的钱，打给两个菜的量，如菜有剩余，则打 得更多。我有时因事去伙房，也会受到炊事员们的特殊优待，如王银福、范生荣，看到我进 了伙房，就让我吃菜案上洗净了正在切的西红柿。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在不好意思 再吃时，范师傅仍热情地一再劝我：‘吃，吃，再吃，再吃!‘我就再吃上几个。他们对劫 后余生的我非常同情，特别是想到我还要拉扯俩孩子，过日子难着呢，就伸出他们援助的手 ，在一旦有机会时就帮我一把。

    　　杜博智在下班后常来我家聊天。在反右期间，我就听说他和食堂管理员张志杰的女儿张玉 荣相好。在挨批判期间，他们仍一起逛马路，看电影，在双城门的小吃店一起吃八宝稀饭。 这些情况当时是作为批判他的材料揭发出来的。我问起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他说：‘有这事 。‘他还说：‘咱们去安西时，荣她妈给我炒了几个菜，烙的馍，用菜盒子装了，我就是从 她家动身上卡车去的火车站。‘他总是把张玉荣亲切地叫‘荣‘或‘荣荣‘，几十年如一日 。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的那天正是‘五一‘，杜博智和难友们在街上闲转，看到商店里有卖的条 绒，不要布票，当时兰州无条绒可买，就和几个难友一起各买了几尺，后来托蒲廷珍带回兰 州送到张玉荣家中和各自的家中。

    　　回兰州后，杜博智已打听到张玉荣在青海湟源畜牧学校上学。有一天，他就在我家的桌子上 给张玉荣写了封信，问她现在是否有男友，是否还愿意和他继续好下去?在安西的农场3年， 他俩没啥联系。这封信使他俩中断了的关系又接续上了。

    　　在此期间，有些难友陆续打听到我的地址，先后来家中看我。他们有：省劳改局的欧阳夏、 公安厅的符文虎、李德寰、梁正光、李鸿元、谈宇波等，还有杨得春、赵芝贵等，徐福莲、 梁富杰夫妇此时都住在兰州，也先后几次来看我。

    　　公安厅、劳改局都有基层的劳改单位进贡，他们的副食供应就较充足。一次，我去公安厅他 们的宿舍，符文虎虽已回到自己家中，这天也在场，他指着一位从夹边沟农场回来的难友介 绍说：‘此人是高尔基的弟弟高尔泰。‘他就是20年后在美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 高尔泰，其主要著作有《论美》，曾轰动一时。当时我已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他曾在 新添墩劳动教养。他幸免于难，是由于公安厅办公安展览，他会画画，就被抽出来在兰州搞 展览，他当然得吃饱肚子才画画。就说这次我在他们宿舍，难友们知道我平日里吃得不及他 们，就留下我吃饭，一次再次地劝我吃，让我饱餐了一顿，饱得几乎弯不下腰来。这天，他 们还分到猪肝等肉食，符文虎用报纸包了一包，当然，他们也让我沾了些光，送给我一些猪 肝。只记得符文虎说：‘猪肝沾上了苦胆汁，吃以前要用水泡一泡。‘符文虎有幸去了玉 门黄花农场，没去四工农场，所以我们受过的苦他连边也没沾过。

    　　赵芝贵只来过一次。他进门就数了26元钱给了我，我觉得数目太大，不好意思拿，因为我知 道他也是降了几级工资的人，手头不宽裕。但他说：‘我老婆孩子都在天津，不要我负担， 你就留着用。‘仍态度坚决地把26元给了我。

    　　杨得春买了5元1斤的高价点心留给我和孩子，情义可感，因为此时大家都手头拮据，1斤高 价点心是很珍贵的礼物。我和杨得春相识在十工农场的演出队，当时我是演员，他是乐队的 。我们都回到兰州后，他重操旧业，在五泉公园的露天舞场的乐队又当上了伴奏。五泉公园 离我的住处很近，有时也会有难友邀我去那里的露天舞场跳舞。到了70年代，当我再次身处 逆境之时，经卢全福指引，我在他母亲家里找到他，他又热情地帮助了我，为我家搭了个厨 房小棚，砌了个做饭的锅台。可到80年代后，他母亲住的平房拆迁后不知去向，我再也找不 到他了，只知道他在兰化公司，不知他在兰化哪个厂。我苦苦找他，还想从他那里了解他们 在高台时受苦受难的情况，而最终未能找到他。现在高台的一章在全书中写得最简略，就是 由于我无法了解得更多，而成为遗憾。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只有徐保安来看过我。他来到我家，看到我正好买到一卷可作卫生纸 用的大张白纸--因为当时卫生纸脱销，就说：‘我老婆快生孩子了，买不到卫生纸，干脆 ，把你这些纸都送给我吧，你又用不了多少，自己再想办法去。‘硬是把我才买来的一卷白 纸拿走了。以后我也再没见到他。只是听张露玲说，杨爱珍生了个男孩，为了不忘记在安西 四工农场经受的苦难，他们给孩子起名叫‘记西‘。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后来都未安排工作，在招待所住了一年半载之后，都各回各的家乡，自谋出路去了。此后，我和他们也就断了音讯。只有留在玉门黄花农场的陈明还和我有过来往 ，到打倒‘四人帮‘后，他调来兰州，在省人民政府任职，后来官至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在火车上认识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以及后来在兰州认识了的参加过长征的官锦文，他俩都是在部队上犯了事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据说，官锦文在农场因忍受不了饥 饿，曾大发牢骚，表示不满说：‘长征时也没这么苦啊，长征时没啥吃时大家都挨饿，射杀一头野牛，大家就能饱饱地吃上几天，这里长年累月地挨饿，从来也吃不饱肚子，这种苦日子才真难熬得很呀!‘管教干部对待他们这种人多少还有点区别，所以他俩作为幸存者后来都回到了兰州的部队上。据邹春生说，他们一回到部队，单位上就把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增加 到了100元，这在当时就够宽裕的了。后来，官锦文还和几个年轻人重返夹边沟农场，去取回他们迁场到高台明水时留在夹边沟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就委托他们去时 把景超留在那里的箱子也捎回。

    　　过了几天，他们就捎话说景超的箱子已取回，就放在他们住的甘肃军区招待所，要我设法取 回。我只好写了封信，委托杜博智下班后去取。他大概是用绳子捆绑后把箱子背到我家里的 。 这天晚上又停电，二妹和三妹正好来看我，看到杜博智把箱子背回，二妹连忙说：‘谢谢， 谢谢你了!‘帆布箱是上了锁的，自然是没有了钥匙。我们硬是用剪子把锁撬开，打开箱子 ，举着蜡烛，着急地翻看，看他有些什么遗物留给了我们。首先触入眼帘的，是两套叠得平 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还有两件漂亮的带条的府绸衬衣，这是他当年新做不久的衣 服，衬衣也都很新，还有一件绸子棉背心，海蓝色的前襟，后背是黑绸的。50年代初期，舅 舅全家去了敦煌棉花农场，妈妈、几个妹妹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有个保姆魏嫂，针线活特 别好，外祖母就从箱子里找出些零碎绸子，让她给我和景超各做了一个棉背心。这几件衣服 都是景超心爱的，在农场一直没舍得穿，他是对未来充满期望，心想有一天解除劳教，走出 农场，他将穿得体体面面，人模人样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我回来了，可他永远地留 在了戈壁的荒野里，长眠在那里了!箱子里有不少干辣椒，我一眼就认出，这些干辣椒正是 我从四工农场寄给他的，他怕全部带在身边一时吃不完，就装进了箱子里，他一定是想到， 我买干辣椒很不易，他要留下慢慢吃，存着吃。令我惊喜不已的，箱子里还有他在农场记的 两本日记，这可是无价之宝!我不禁连声说道：‘这是最可宝贵的，最可宝贵的!‘他总算把 在农场劳动受苦的印迹留了一些给我们，我将细细地 读，刻骨铭心地咀嚼他受苦受难的岁月是怎样度过的。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 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想到他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竟然还坚持记日记，我的心灵就震颤不已 。我亲爱的人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多年后我才得知，在新添墩时，因有人揭发，他曾烧过 一本日记，这两本日记肯定是以后又续写下来的，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又是怎样继续把 日记记了下来，至今仍是个谜。在十年浩劫中，我知道在劫难逃，竟把他所有的日记， 他写过的小说底稿，他写给我的信、我在十工农场记过的日记，以及我回兰州后守着孤独和 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都付之一炬。造反派来抄家时，我没有留给他们可资利用的片纸只 字。但是，景超宝贵的日记、信件等等，也都烟飞灰灭，全部消失了。看到张贤亮根据劳教 时的日记写的《我的菩提树》，我则痛悔不已。景超劳教时的日记，比张贤亮写的要更详实 一些，其中写到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美学理论家的高尔泰。其中还 提到傅作恭。傅作恭是起义将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早在1960年3月就已遇难。景 超的日记里，还有对饥饿的人们各种不同表现的简略描述，以及他自己心路历程的简单提及 。

    　　不过话说回来，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把这些材料保存下来的。在反右斗争 期间，不仅我们在报社的家被抄了，连我父母家都受到搜查。十年浩劫期间，我能把这些材 料藏到哪里去呢?谁会担风险把它们藏下来，谁又是靠得住的呢?我销毁它们是唯一的选择。 我在十年浩劫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读者由此就会 想见到我艰难险恶的处境。

    　　我和孩子们搬到力行新村56号，瞒住了父亲一人，他那时显得反复无常，常常寻衅闹事，我 怕他干扰我和孩子们的生活，觉得远远离开更好。这期间，有一天，我回父母家中取一样生 活用品，我推开房门，家中无人，只见满地都是垃圾，家中唯一的书架被拉开斜放在一边， 像是常年无人住堆放杂物的所在。父亲的神志不清更严重了，他把家里几只老式箱子上的铜 匙件全部拆卸下来拿到街上卖了，但是箱子里比铜匙件更值钱的衣物，他没有注意到，还留 在箱子里。

    　　有一天，他跑到在报社工作的我的堂叔和保鼎家里，打听到我住在力行新村56号，竟怀抱一个旧铝制痰盂，坐在人力车上，一直拉到了大门前。我住的小屋在院子的第一间，我一出房 门，就见他正抱着痰盂从人力车上走下。他见到我，说：‘我从你九爸家里出来，他说你住在这里。‘看到他这等模样，我当即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到这里来干啥，你看你像啥样子嘛，你赶快回去!‘我向人力车工人付了车钱，他就坐上人力车又走了。他怀抱铝制旧痰盂大概也是为了卖几个钱，当时市场物资奇缺，什么东西都能卖出。也许，他在抱着痰盂 在自由市场上兜售时，突然想起应该找到我，就坐上人力车找来了。

    　　此后，我就再没见到他。

    　　5月初的一天上午，小妹凤仪突然来到家里，告诉我：‘大大死了。‘我大吃一惊。我怎么 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死了。我随即和小妹一同来到黄河沿前街的家中。

    　　我和小妹来到家中时，父亲已停放在地上的木板上。妈妈正用湿毛巾擦拭他脸上和手上的污 垢，看来，他已多日没洗脸了。已是5月，他上身穿着三妹的一件蓝底带黄色花朵的棉袄， 外套一件深灰色他自己的中山服上衣，领口没系好，所以三妹的花棉袄从领口处就能看见。 他自己的几件旧衣服都不见了，当时就有人说，他是把几件衣服送进了洗染店，这也是他神志不清的表现，几件旧衣服哪里值得送洗染店。

    　　父亲的突然离世，大家心里自然是悲凉的，但都流不下眼泪来。父亲一生也历经苦难，尽管 这两年的饥肠辘辘改变了他，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有许多眷恋，对未来依然有憧憬有希冀，他 还想好好活下去，但是，他病态的胡闹，他对全家人的不信任，他的自私，使全家人都离开 了他，谁也受不了他。到他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咽气时，从心灵到肉体肯定都很 痛苦。是房东黄家的人，夜里听到他痰壅塞到喉间呼吸困难发出很大响声，到早晨发现他已 停止了呼吸，就急忙到外祖母家找到母亲和妹妹们通知了此事。全家人流不下眼泪来，是觉 得父亲自己总算解脱了，大家也都解脱了。

    　　母亲和妹妹们赶进家门时，父亲躺在炕上，原来铺在炕上的旧栽绒毯斜放在当地--估计父 亲是想把栽绒毯从炕上取下拿去卖掉，但他已没有力气把栽绒毯拿出房门，更不可能拿到街 上去卖。满地都是垃圾，脏得不像样子。再看水缸里竟是他拉下几天的大便。院子里有厕所 ，而不知他为什么竟然把大便拉在水缸里。家里也还有别的可拉大便的家什，不知他怎么竟挑中水缸当作了便桶。这就给母亲和妹妹们造成了难题，水缸不能不用，买新的没钱也买不 到。幸好当时兰州城里还有专门挑水沿街叫卖的下苦人，这些下苦人只要给钱也不嫌脏，就 叫来个卖水的，挑了三担水，方才把水缸清洗干净。这事当时瞒住了所有的人，是怕别人知 道水缸里拉过大便，吃饭喝水恶心。我也只是多年后才听说。

    　　到下午，我们的几家主要亲属都来了，父亲的同父异母弟弟、当工人的和保中来了，我的亲 叔伯兄弟和温、和良也都来了，还有父亲的亲外甥、我的表兄王原泰也来了。当即打发表兄 王原泰去兰工坪甘肃工业大学把正在上课的二妹凤翔叫回了家。

    　　大家在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后事，主要是准备一副棺木，向何处埋葬的事。当时兰州尚无火葬场，听说棺木已脱销，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多老人经受不住饥饿的熬煎纷纷辞世，造成了 棺木的脱销，少数家庭因买不到棺木，不得已用水泥制作成棺材抬埋老人。好在我那位在西北大学当了右派分子的兄弟和良有熟关系，可以托靠人把棺木买来，他当时在市民政局的下属单位工作，决定由他联系在大沙坪公墓找个墓穴，办理一切手续。当时一副棺木100多元 ，我和母亲拿不出这笔钱，和温、和良资助了一部分，才凑够棺材钱。

    　　没有人为父亲设立灵位，也没有任何祭奠，一切都是简之又简。

    　　到第二天下午，棺木就拉来了。

    　　第三天早晨，入殓，准备起运抬埋。

    　　父亲没有老衣，他就穿着三妹的花棉袄进了棺木，身体周围用报纸包着烧败的炉灰垫了垫， 使身体放得稳当些，不致摇动。保中叔提出用一床被子把身体盖一盖，而那是一床家里人已盖了多年尚可称之为完好的被子，我说：‘这是全家最好的一床被子，还是先顾活着的人罢 。‘保中叔便再什么话也没说，依从了我。

    　　父亲的灵柩抬到大门口时，妈妈随后送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他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 ，父亲最后的日子如此凄凉，如此悲苦，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心里一定很内疚，很 难过……

    　　我内心也十分凄楚，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妈妈和女儿先后都成了寡妇!‘

    　　妈妈一向身体衰弱，大家没让她送葬。二妹凤翔这天头疼得厉害，也没去。一个架子车工人 拉着灵柩，我们都步行，去大沙坪公墓要走十多里路。

    　　到了墓地，仍无任何祭奠，把灵柩放入墓穴，填进土，再堆起个坟头，一切便完成了。

    　　然后，仍然是各回各的家。

    　　此后不久，妈妈和妹妹们清扫了房子，便从外祖母的家里搬回自己的家。

    　　我从元月回到兰州，不到4个月，先后有3位亲人辞世，他们都没有得什么大病，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如果像早些年那样大家都安居乐业，吃饱肚子，他们肯定都不会匆 匆离去。尽管由于在农场见到了太多的死亡，我感情已麻木冷漠，3位亲人的相继离去，在我的生活中仍然投下了阴影。

    　　在这些日子，省建工局出了个奇事。省建工局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共8人，经‘ 抢救‘回来的只2人，其余6人均死亡。到5月间，有个已报死亡的人，戴着个大口罩突然出 现在办公楼里向单位上报到，吓得凡见到他的人都乱跑一气，急忙躲避。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此人叫曹德明，上海人，原是建工局的技术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 ，他确曾‘死‘过一次，当时已报了死亡，在‘抢救人命‘时未能回来。他‘死‘后已被拉 去埋葬，埋他的人发现他还活着，就只在他的脚上盖了些土，并用裹他的棉被把他盖好，然后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慢慢缓过劲来。有个放羊的人路过，他见到后就翻身坐起，求放羊人救他。放羊人当时家中也无吃喝，问他是哪里的。他说出了农场的站名，放羊人就扶他回到了站上。此时，站上的劳教人员已被‘抢救‘回了原单位，形势已好转。站上见他身体很弱，就留他在站上多住了些日子，恢复健康后才让他回原单位，所以他迟至5月才回到单位 。

    　　至于那个埋葬他的人为什么见他活着却不将他再拉回去，据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他如把活人再拉回去，两个馍就不会给他。为了两个馍，他把未咽 气的曹德明留到了荒野里，但并未用土埋葬，给了他一条活路。

    　　这件奇事却也多么悲惨可怖!

    　　此时期，我在报社也参加一些轻微劳动。先是在报社门前的一块农田里，同从农场回来的诸 位右派难友翻地，后来，又在力行新村56号院子里的粉坊干点杂活。粉坊是报社在困难时期 因地制宜地办起的一个作坊，由木匠葛德明负责，批来豆类--有时是蚕豆，有时是榨过油 的大豆豆饼--做粉条，其下脚料则用来喂猪，目的是为了给报社食堂自产一些副食，改 善职工的生活。粉坊同我的住房在一排，活不多，一般在上午我还有些活干，下午就没事了 。有时是有事葛师傅才叫我，没事就不叫。葛师傅是匠人，他把和好水的粉芡倒入一个有许 多圆孔的大瓢，大瓢用绳子挂在房梁上，对着下面的大锅。到下粉时，葛师傅一只手抓住瓢 把，一只手用力拍打瓢里稀稀的粉芡浆，粉芡浆均匀地进入大锅，便煮成了粉条。我现在 已忘记当时我干了什么杂活，只记得把煮好的粉条捞入旁边不高的凉水缸后，葛师傅便招呼 我用手捞起才漂凉了的粉条大吃一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当时大家的口粮仍很紧张，大吃 一顿才煮出的粉条也是个大贴补呢。当时一起干杂活的，还有个临时工辛师傅，他是炊事员 辛炳南的哥哥。葛师傅是个个头不高的山东汉子，中年人，为人挺好。他后来探亲回老家， 回来还把从老家带来的山药等土特产送了一点给我。

    　　我的两个儿子真是性格各异，伐夏活泼好动，胆子大，能干；小夏文静，听话，喜欢在家里做点事看书。平常我在家里擀面条，都是在床上放个小案板擀，从来没想过教他们。 有 一次，我刚揉好了面正准备擀，葛师傅有事喊我，我就去了。干完了活，回到家里，只见10 岁的伐夏已将面擀开擀好了。可见他平日里早就注意观察我怎样擀面，已无师自通地掌握擀 面的窍道，一旦有机会就急不可耐地实践，一次成功。我非常高兴。

    　　小夏不太出去玩，我买回韭菜，他就说：‘妈，我剥吧!‘就一声不吭，安安静静地把韭菜 剥完。他才是一年级小学生，识字不多，家里有一二十本小人书，他就反反复复地翻来翻去 地看，显出其乐无穷的样子。有时，我也读点童话故事，给弟兄俩听。

    　　同院的李惠风，原来在农民报和我共过事。抗日战争初起之时，他在北京是青年学生，经后 来担任中央领导的一位同志的动员，作为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在河北、山西一带跟日本鬼子 打游击战。他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吃了大苦。后来他离开战场，跑到了大后方的兰州，娶妻生子 ，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1955年肃反时，报社对李惠风脱离革命的这一段历史进行审查。景超是个一般群众，休息时，看到李惠风思想负担很重的样子，就递给了他一只烟。这 事，景超也许早就忘了，但李惠风铭记在心。得知景超已在农场活活饿死，我和孩子们过上了孤儿寡妇的悲惨生活，李惠风全家对我们就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过‘五一‘节菜铺 供应一些好菜凭菜本购买，有此情况，买菜的人照例排队很长，他老婆就把我们的菜本要去 ，她和大女儿早晨早早地就去排队，帮我们把菜买来。李惠风还向他熟悉的西北师院的几个 右派学生介绍了我的情况，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个数学系的学生叫傅大塔。这几个右派学生原 来也在农村劳动，和农民有联系，他们后来还送给我一些炒大豆，在我农场打饭的盆子里盛 了有大半盆，这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礼物。过去，炒大豆在兰州人是零食，我从小就爱吃也 常吃，在困难时期，炒大豆可以顶粮，地摊上一毛钱也只能买到四五个，这大半盆子大豆， 用地摊上的售价计算也是很值钱的。伐夏、小夏看到大豆都非常高兴。俩孩子都知道家里经 济困难，伐夏说：‘妈，大豆我们别吃了，干脆我和小夏一块儿拿出去卖掉，能挣不少钱呢 !‘当时，我认为让孩子从小学做买卖不是好事，就没让他们去卖，而是自己吃了，3人吃得 非常尽意。那时，谁家能一次吃那么多的大豆?

    　　李惠风对右派很同情，他说：‘这几个大学生在农村劳动，农民都说，娃们不懂事，说话不 注意，把毛爷爷得罪了。娃们还是好娃们，有个啥哩嘛!农民根本没把右派大学生当作阶级 敌人看待。‘当然，这也是他本人的心声。

    　　这期间，原十工农场副场长邹士杰带领全家人回陕北探亲，返回的路上，他让家里人先回了 ，自己到报社找到杨康。然后，杨康请他在南关十字的一家饭馆吃饭，邀我和杜博智作陪。杨康是从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原来对黄花农场没饿死一个人的情况就向我们作过一些介绍 。这次在吃饭中，邹士杰坦率地说：‘在迁场前，我们就意识到粮食形势严峻，怕我们的职工挨饿，就向上级瞒了产，种粮食的人挨饿还怎么办农场?‘他还说：‘去年我到北京学习 ，发现一起学习的人就有浮肿的，休息的时候，煮的吃白菜，我心想，北京的人供应这么不 好，人都浮肿，粮食问题已成了全国性的，我们在下面更不能不注意。‘

    　　我问：‘我们去年11月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降到了15斤，你们呢?‘

    　　邹士杰说：‘都是一个标准。可我们每个站自己都有粮食库存，都有磨。场里统一规定，每人每月的定量控制在三十一二斤，由站上掌握。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那儿每人每月还能吃 上三十一二斤，所以全场没饿死一个人，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听到这里，我心里真是恨透了迁场。如若不是迁场，我那些死难的难友们不是都还活得好好的么，他们都是多么优秀 的人!

    　　原十工农场的场长心里装着自己的职工，唯恐自己的职工挨饿，早早就进行考虑，做出安排 ，哪怕是得罪上级也在所不顾。瞒产少报在当时也是大罪名。他们硬是不怕自己担待反对党 的粮食政策，犯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把全场职工的生命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当时在河西、在全省，像这样把人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予以捍卫的领导并不多，他们的功绩将彪炳千秋!

    　　再回头看四工农场的书记场长，相比之下，他们虽口口声声讲党的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粮食政策如何等情，其实他们本人不过是些个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全农场饿死数百人，他们每天听汇报而不为所动，心硬似铁，他们连劳改系统硬性规定，在平常年景从劳改犯、就业人 员及我等右派每月口粮中节约下来存放库房的口粮，在天天饿死人的情况下也不敢拿出救人 ，他们还算人吗?他们只求保住自己的官职地位党票，右派分子及‘职工‘的生命又算什么! 而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的生命，他们又都是尽心尽力地在卫护，不然，为什么全农场在大饥馑 的日子里饿死的都是我的右派难友及‘职工‘。我作为幸存者写到这里，仍感到愤慨万分!

    　　当然，邹士杰已知道，景超也是死难者。他当年曾出力想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的活地狱里设法救出，未果。最后，景超未能回来。怕引起我伤心落泪，在座的人都避不提及景超。

    　　邹士杰全家在老家待了些日子，粮票充裕，他给我们每人都送了几斤。

    　　1961年9月9日，杜博智和张玉荣宣布结婚。他俩的结婚海报是这样写的：‘兹定于今日下午 二时半，在二楼会议室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当时，报社还没给我们摘右派帽子，我们尚未进入人民的行列。海报的底稿由杜博智自己拟就，交鸣放时他的《快报》记者唐荫民书写张贴。他这样写，就是表明自己根本没 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内中的深意，只有他自己 清楚。报社虽是政治上极敏感的单位，对于他的这则结婚海报也不好挑毛病。他当然事前就通知了我，我按时去会议室参加他们的婚礼表示祝贺。由于我们都还没摘帽，到了婚礼现场 ，就感到十分尴尬。唐荫民主持婚礼。人事科长史秀杰以证婚人身份宣读结婚证书后说：今天是杜博智和张玉荣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在杜博智之后未加‘同志‘二 字，会场气氛就显得热烈不足。我旁顾左右，只见杨康等诸位右派朋友一个也未到场，心理上就觉得有些孤单。桌子上摆的葵花子、喜糖稀稀拉拉，我只顾自个儿吃，也没人让，没人 和我搭话说什么。杜博智的父亲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儿子的婚礼，老人讲了话，祝小两口美 满幸福，白头偕老。几个小孩跑进来抢瓜子、喜糖，杜博智训斥了他们几句。正是这几个小孩前几个月见了他还用反右时的侮辱性话语对待他。报社的张钤、王富邦等人参加了婚礼，会议室坐满了人。总之，杜博智和张玉荣二位新人容光焕发，特别是张玉荣一直满面笑容。 应大家的要求，他们谈了恋爱经过。他俩对婚姻的满意、幸福之极的感情溢于言表。

    　　婚礼过后，我见到杨康抱怨他们都没去，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挺难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杨康说：‘我们去干啥嘛!‘原来他们早就打定主意不去，早就想到了会出现的尴尬，可我 只想到应去祝贺，没想及其他。

    　　到9月下旬，报社领导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干部大会，突然宣布对幸存的我们绝大多数及死难者王景超、赵秉仁都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未摘帽者只有汪志英1人，他出了点纰漏，打发 他回原籍渭源县农村继续劳动去了。杜博智代表摘帽人员在大会上发了言，说：‘我们将继 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他委婉地否定了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 摘了右派帽子，但景超未能回来等到这一天，使我悲痛不已，流泪不止。

    　　我们苦苦挣扎了3年，戴着镣铐忍饥挨饿，险些丢了性命，才落得如今的结果，景超和赵秉 仁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领导上宣布摘帽，只是轻松的一纸 指令。听到这个宣布，我心里只有沉重，高兴不起来。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只是暂时 被搁置了起来。

    　　1962年元月，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政治形势进一步宽松。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此时期，原甘肃日报 总编辑阮迪民，前几年在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期间，对推行第一书记张仲良的 ‘左倾‘蛮干路线负有责任，而被免去了在省委的部长及常委的职务，回到报社还当他的总 编辑。犯了错误的阮迪民此次回到报社，工作作风大有转变，他每天接待报社的同志，虚心 听取大家的各种意见，走到哪里都向同志们赔礼道歉。报社成立的甄别办公室迅速开展工作 ，很快就解决了在我们去河西后编辑部又揪出的一个右派集团的问题，其头头为原政治理论 部的主任于维民。于维民参加工作早，是个老干部，下面还有王明庸、贾明玉等，一律宣布 一风吹。我本来对自己定为右派分子就不服，觉得自己的问题很简单，只要甄别查清问题并 不难。杨康、牛华生此时也都跃跃欲试要求甄别。我想找阮迪民面谈一次，当时要求和他谈 话的人很多，我又住在报社外面，不容易排上队，后来就写了封信给阮迪民。阮迪民接到信 ，立即让勤务员来家里找到我，要我去报社和他谈话。

    　　阮迪民过去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威严，高高在上，不好接近。这次见面，威严的感觉没有了， 他还满面笑容地问我：‘抽不抽烟?‘他接到信立即和我谈话，主要是我的那封信打动了他 。我在信上描述了在农场劳动生活的种种艰苦情景，说到了忍饥挨饿的苦况。当然也提及了 失去景超对我和孩子造成的痛苦，但我胸怀宽阔，还大度地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笔直的 大道，会有曲折走弯路。不论怎样，我仍坚信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无往而不胜 。我能压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不幸与悲痛写出如此表明心迹的信，阮迪民大概觉得很不易， 再则，对我的文笔他也有点吃惊，比他原来设想的要好。在这次谈话中，我主要介绍了鸣放 中自己写过几张大字报，其内容如何，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后来，我又见到原农民报总编辑薛剑英，此时，他正具体负责甄别工作。当我谈到所写《向 ×××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在反右期间被上纲为破坏流萤、×××之间的团结时，薛剑英说：‘本来就不团结嘛!‘

    　　一天，通知我去政治理论部编稿，部主任高书杰每天分我几篇稿子。我已几年没编过稿子， 对我熟悉了的这份工作很投入。高书杰说我完成得很快。

    　　看来，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但是，在1962年9月下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强调到了‘必 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度，大反‘翻案风‘。给右派分子甄别被指责为‘猖狂之 至‘。阮迪民又被免 去甘肃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给右派分子搞甄别成为一大罪状。

    　　我的甄别梦化为泡影。

    　　1962年9月，我和牛华生被正式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杜博智从1961年国庆节后就去了校对科 。杨康、杨骁、梁军、杜绍宇等人，先后都自找门路，到外单位工作去了。

    　　此后，我建立了新的家庭。当时，他的右派分子帽子已经摘掉，原为西北民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名叫白惠宇。1979年右派问题平反。1983年，他患癌症又离我而去。

    　　后来，我在甘肃日报社经受了‘四清‘的磨难，在十年浩劫中再遭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