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1991年8月21日晚，我和伐夏乘西去的243次列车，终于开始了准备已久的高台之行。这次，我是带着大儿子伐夏去祭奠我们的亲人的。30年前，我从安西乘东行的列车在茫茫的雪原里于明水下火车后，暗夜里踏着三四寸厚的积雪，独自步行近十里路，直奔他劳动教养的农场所在之地，原来想的是尽一切努力留住他垂危的生命。但他已在一个月前遇难，已经活活饿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30年来，我们从未祭奠过他，严酷的政治逼迫我们隔绝同他的亲情我很少对孩子们说起他们的父亲生前的事，怕的是因此而祸及孩子们，孩子们如果对他们曾是极右分子的父亲抱有同情，无论在学校或是社会上都极难立足。我们在尽量忘却他。在艰难的人生之旅的跋涉中，一天天、一年年地忘记他。然而，‘不思量，自难忘‘。这一切又怎能忘记?

　　1978至1979年，甘肃日报社在总编辑刘爱芝的领导下，不仅平反了文革浩劫中的冤假错案，而且也平反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自然我们的错划右派问题也先后都得到‘ 改正‘。景超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形象，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站立，他惹祸在身的3篇杂文重新得到评价。在四川阆中曾同他一起就读于国立四中的陈三省，在我于1979年调到西北民族学院工作后来家看我，犹不禁失声而哭。陈三省原也是错划右派，现错划右派问题‘改正 ‘了。他活着，景超却在20年前，已离我们而去。陈三省是个不多话感情不外露的人，过去和景超的友谊不算很深，景超的惨死，拨动了他感情深处沉默了多年的心弦……多年来未能说出的话，在泪水的涌流中畅叙了一切。我压抑了多年，在心底深埋了多年的悲痛，又怎能消失?远在新疆的四弟景刚从甘肃日报社打听到我的住址，同伐夏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们又相对而哭……他走了，他是把无穷无尽的苦难留给了我，把人世间应有尽有的悲痛留给了我。我奋力跋涉，苦苦挣扎，已付出了大半生的血和泪。年华在鬓边增添了的白发里悄悄流失，岁月在向一个无辜者随意抛掷过来的各种伤害和凌辱中不经意地走过。错划右派问题 ‘改正‘了，生活对我的蹂躏也并未终结。我好苦、好累哟!这一切，全因为他已离去，他没能扶我一把，对这一切他全然不知道，他只是默默地走了，走了。

　　30年前，我离开他太匆忙，我未能找到他的坟茔，未能在他的坟茔前倾诉衷肠，倾倒苦水，他会怪罪我吗?也许，他曾等待倾听我的哭诉，等待倾听我凄凉的哭声里的情和爱，孤独寂寞的他又怎忍心起身呢?他对人世间还有着万千的留恋撕扯着他已不再跳动了的心。

　　正当英年的他被活活饿死。40年杳无音讯的大哥景衡，突然在1988年从海峡彼岸给老家来了信。我写给大哥的第一封信只能是把景超的遇难告诉他。这对于大哥委实是太意外了，他说接到信后‘如五雷击顶‘，‘不禁老泪直流，悲痛万分‘。然后，大哥回到了老家河北省无极县苏村。他见到尚健在的舅母时，大哭：‘我没有把景超照顾好。‘9月下旬，大哥、三弟景凯、四弟景刚及景凯的女儿艳梅、女婿一行，来到了兰州我的家中。在吃第一餐团圆饭时，大哥举起酒杯站了起来，哽咽着想说几句话，从他的喉间却只挤出了几个字：‘今天，我同自己的家人团聚……‘说着，泪如雨下，无法再说下去了。这泪水，这未能尽言的祝酒辞，正是最郑重地表达了大哥对此次团聚的拳拳之心。他心中的抱憾尽在不言中。大家都哭了。家宴上唯独少了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就离开人世的景超，使整个宴席变得冷落了。此时，我的心在滴血，在哭喊。我多么想在家人们面前倾诉我多年来郁积的悲苦和委屈啊!但是，我不能也不愿大哥在乍到兰州的第一天过分悲伤，因为他已经是古稀的老人了。我尽量控制着眼泪，景刚向我递来了一张餐巾纸让我擦泪。擦吧，擦吧!在这充满了家人的亲情，充满了喜庆气氛的团聚时刻，我不能让眼泪任意涌流。

　　多年来，我极少放纵自己感情的奔涌，因为我没有权利任意地悲伤，更没有权利在忧伤中消磨时日。20年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现实，只准许我接受命运的摆布，谁也没有给我权利，让我任意悲伤!在失去景超的最初的日子里，除了同情我的难友们曾给予我许多至今还让我感激在心、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帮助以外，那些曾和我共事多年、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志‘们 (那时我还没‘摘帽‘，没有人认为我是他们的‘同志‘)有谁关心过我，安慰过我吗!那时候，谁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景超。我心中最亲爱、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十恶不赦‘的极右分子，有谁敢再提起他呢!仿佛他是极自然地从地球上消失了，谁也无须再说及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我是理所当然的。而我的身边尚依傍着两个不到10岁的孤儿，我该怎么办?我的路在哪里?那些曾是我的‘同志‘的许多人，此时都冷漠地疏远、回避着我，对我和两个孤儿视若未见，权当路人。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特别是在作为党的喉舌及驯服工具的甘肃日报社，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多悲苦，许多凄凉。但是，景超留给我，要我做妻子的一人来承担的一切，我必须全部地担当下来。在这冷酷无情的世界上，我所要做的只能是苦苦挣扎，踏着苦难，踩着忧伤，走我自己的路。多年来，正是这苦苦的挣扎，重新铸造了我的性格，铁石心肠就是我，我变得很少动感情，很少流泪了。

　　大哥一行在兰州只住了3天，我们就开始了新疆之行。四弟景刚在石河子建设兵团的处境依然很糟。这次新疆之行的目的地，就是他在石河子的家。我们是抱着幻想，想借大哥的‘东风‘，争取让他恢复工作。几年前，他所在的单位143团精简了他，让因公负伤的四弟自谋生活，这种做法显然没道理。

　　我们的新疆之行，达到了当今中国人旅行的一流水平。我们有四个软卧铺位，也就是说独占软卧车厢的一个包间。不用说软卧车票是大哥掏钱买的，而且是凭大哥的台胞证才一次购得了4张。大哥的服役够长的了，‘七七‘事变后，他就是军人，跟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拼杀过。但在解放战争初期，他被解放军俘虏过。这样，到退役时，他才只是个中校衔。但是，他的‘养老俸‘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景凯作为离休干部享受县级待遇，我作为副教授也行将退休，我们都希望手头宽裕一点。这一年失控的物价，却十分令人不安。

　　当晚近午夜时，我们各自就寝。

　　第二天一早，列车奔驰在河西走廊上，行程已很远了，窗外已是另一派景色。漫漫戈壁伸展到无边的天际，火车南侧的远处，一抹起伏的窄窄的山脉蜿蜒而去，始终又和列车的走向平行，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祁连山了。橙红色的太阳跳出地平线不久，但一点也不耀眼，它色彩鲜活，又大又圆。只有偶尔出现的排成了队的钻天杨尚未飘零的树叶闪着疏落的绿光。啊，我久违了的河西走廊!我梦魂里久已失落却又魅力无限的戈壁风光!你苍凉、辽阔的存在，证明了我的过去，我过去的存在!你是历史的见证人。重逢重重地撞击着我感情的闸门，我不平静的思绪被翻搅得如同滔滔巨浪中颠簸着的一叶扁舟。我知道，凝滞封闭了几十年的往事，将会一幕幕重现，沉重的幕布要拉开了。

　　列车在继续前进中。

　　窗外闪过大片草原。一团团、一簇簇的野草行将枯萎。我曾工作过的甘南把草原叫海子，如果这也是一片海，海面上出现的有红、黄相间的浪花，白白的羊只在浪花里悠闲地浮沉游弋。突然，似幻又似真，我分明地看见景超身着整洁的深灰色咔叽中山服，白皙瘦弱的面庞执拗地向着我。他热切地望着我们的车窗，急急地从羊群中迎面奔跑而来……他奔跑的速度赶不上车轮前进的速度，随着列车的前进，不见了他奔跑的身影。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草地里，羊群中，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向我，向着我们的车厢迎面跑来。

　　前面出现了白杨、沙枣树掩映着的村落，房顶一概是后高前低，如徐缓倾斜的小块坡地，一块又一块，高高低低，大小不一。院墙都不高。墙外，一墩墩发黄了的芨芨草错落地出现在路边，周遭夹着各种杂草。景超从那边后墙的拐角处出现，绕过芨芨草墩，又急急穿行在小径中，奔跑而来……飞驶的列车又越过了他。

　　在列车的隆隆前进中，一片无垠的新绿伸向远方，是才出土的冬麦给大地涂抹了这鲜艳的颜料。无垠绿色上镶嵌着条条阡陌，景超又从阡陌上向我奔跑而来。他一点也没老，他在用年轻强壮的双腿用力奔跑。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列车超越，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出现，继续拼命飞奔……啊，这无结果，却又永不休止的奔跑!

　　这情景勾走了我的魂魄。我痴痴地呆在了窗前。在火车的飞驶中，我一连几个钟头地望着窗外……30多年来，梦里的他也从未这么清晰这么执拗地出现过。我觉得是他听到了我心灵的呼唤，才这样出现在面前……他跟前跟后，苦苦地追赶火车，追赶妻子，不断出现在车窗外面，是为了细细地瞅一瞅衰老了的命苦的妻子，也让我好好地瞅瞅他。也许，他知道在这列火车上不仅坐着我，近半个世纪杳无音讯的大哥从海峡彼岸归来，使家人都聚在了一起，他是想尝试着冲破另一个世界的门槛，也来参加这次聚会，这来之不易的聚会。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无论怎样，他已是个悲惨的失败者。

　　我用力闭住了眼睛，让苦涩的眼泪流进心里，苦极了的心沉极了。我在默默中忍受着这不堪承受的重负，听到了泪水在心中倾轧激荡的声音。

　　我们在景刚家住了10天。用大哥的钱请客，周旋，费唇舌，写报告，也被请，得到各种以后一概未能实现的承诺。然后，在乌鲁木齐买了火车票东返。乌鲁木齐真是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美丽城市，商店里出售的维族小花帽十分漂亮。

　　火车东返时，我们一路未作停留，因为天已寒冷，乌鲁木齐已开始飘雪，大哥得赶紧回台湾。

　　在行经高台明水站时，我不禁放声大哭了。

　　我哭得死去活来，全然不顾是在火车上。

　　30年来，我苦熬苦度，从来没有和家人见过面，没有和这么多亲人团聚过，更没有在家人面前开怀痛哭过，让我哭个够吧!我靠在门上哭，趴在铺上哭。大哥替我脱去了鞋，将我的双腿挪到铺上。我依然大哭不已，在铺上翻滚着哭!我要把这辈子该流尽的泪水，畅快地流个够!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痛哭声中，从记忆深处一幕幕走出……

　　景凯和景刚躺在上铺悄没声息。他们也在流泪吧，他们能说什么呢?

　　大哥声音颤抖，哽咽着说：‘弟妹，你这样哭，我以后还怎么回来……‘他大约认为这是阻止我大哭的最恰当的理由。然而，不是大哥的归来，不是同家人团聚，几十年来，我何曾畅快地哭过?几十年来，为活活饿死的亲人痛哭，会认为是跟党记仇而不被允许，为极右分子的丈夫死去而痛哭，更被认为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会影响到我的生存，孩子们的生存。悲痛有罪!生离死别的痛楚，我一直苦苦地压抑着强忍着。在自己家人面前，我还要忍耐还要沉默地咽下这一切吗?不要阻止我的恸哭，不要阻止!

　　……

　　我又一次经过了高台，经过了明水，我从他长眠的地方擦身而过，但我未能哭倒在他的坟茔前向他诉说一切，几十年的血和泪，凌辱与苦难，扭曲与抗争，这已是历史了，说也说不完 !我要把全家人团聚的事告诉他，把分别了40年的大哥从海峡彼岸返回故土同家人团聚的事告诉他，你知道吗，大哥返回故土和家人团聚时，最最伤心的，就是少了一个你!

　　大哥回台湾后，我急切地寻找当年在安西劳动时的难友。到1990年春节时，终于与在十工农场同台演出的侍峒山见了面。30年的沧桑巨变，使我们的难友情更醇更深。当时，本书的前几章已开始写了。侍峒山告诉了我许多难友的通讯地址。然后，就有了我和在高台县国营南华林场工作的曹宗华的通信。

　　曹宗华当年不到18岁就戴上了帽子。30年一弹指，他也50岁了，他在信中称我‘尊敬的和大姐‘，说，接到来信，‘我高兴得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好‘，问我：这些年‘不知大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详情以后请大姐慢慢再谈谈‘。我万万也没想到，他在这封信里竟告诉我： ‘ 前几年我被分配到明水河农场当小头儿，闲暇时带着家属孩子闲逛，看到这里的大片坟地。我曾听说你老伴的遗骨抛在这里，我一直记着这件事。但我不知他的姓名，请你告诉我一声，我将尽力帮这个忙，将他的坟墓找到。‘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决定要做的事吗!我太感谢了，我感谢老天终于睁开了眼睛，让宗华来帮助我了却我多年未了的夙愿。这是宗华在19 90年7月6日写的信，我当即决定略做准备到八九月天气稍凉，就奔赴高台。但心中仍有疑惑，当年未能见到的坟墓，30年后还能找到吗?

　　8月下旬，景刚因事路过兰州，我说及去高台的打算，他决定和我一同前往。为了稳妥起见，先写信给宗华，请他先走一趟明水看看是否能找到景超的坟墓。宗华的复信尚未收到，我的颈椎病又复发，且症状严重，眩晕不已，血压也上升了。景刚只好一人回了新疆。后来，宗华回信说，他花了两天的时间，把每个坟头前的碑石都翻了一遍，可惜因年代久远，只有一个叫蒋吉生的名字还可以认清，别的一概看不清了。他对于我们联系太晚，深感抱恨，说：‘如果在10年前接到你的信，此事一定能办好。因为10年前所有碑石上的名字还都能认清。‘他还说：‘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们，更对不起死去的景超兄。‘他的自疚完全是出于难友之间深厚的情谊，这又哪能怪罪于他呢!

　　当年11月28日，他还特意来兰州看望我们全家。

　　1991年8月22日下午，我和伐夏来到了高台县宗华家中。不料，从第二天起，便阴雨连绵。我们无法立即到明水去祭奠亲人，那里距县城还有近20公里之遥，不通车。

　　高台少有阴雨。连续5天的阴雨，难道是明水的死难者及我的亲人在向我挥泪倾诉他们的冤屈苦衷?30年了，他们含冤而死，受尽各种残酷的折磨被迫害致死，每个人都有着流不尽的血和泪。他们的阴灵会安静地回归大地吗?

　　高台有不少难友，此次，我同许登浩、陈增荣、阎廷梁、方正儒夫妇都见面了。30年后的重逢，又使大家感慨万端。叙旧，使我们沉入到30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里。当年，我们个个都青春年少，少不更事的我们，哪里懂得中国的政治。这30年来，我们每个人又都各有自己的一部苦难史，各有各的故事。1979年后，情况改善了些，但国事仍令人担忧，各地出现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已危及了国计民生。

　　我同难友们一起对往事的辛酸追忆，丰富了本书的各个章节，使我坚定了把本书写下去的信心。我认为，如实地写出我们的苦难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991年8月30日，天终于放晴。我和伐夏由宗华带路向明水出发。宗华用自行车带着我(因为我不会骑车)，伐夏也骑一辆自行车。宗华在前引导，用飞快的速度蹬车，伐夏紧紧跟上。车行到南华--即宗华工作的南华林场所在地，一直都是柏油路，而后拐入一条岔道向东南继续前行，便是沙砾的便道了。起先路边还有些树干扭曲枝条弯来弯去的沙枣树林，也有白杨树林，我们在树林中穿行了一阵，便进入移民基地。树林没有了，车走人行，已形成一条宽阔的戈壁石路。路两边，有着新栽的稀稀落落的小白杨树。再前行，路边的小白杨树没有了，移民的新房开始出现。房屋周围，都有绿树庄稼，对于移民来说，已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然而，30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悲剧，移民们知道吗?我困惑，我不解，难道新的生活必须要累累白骨做铺垫而后才能出现?心情沉重的我坐在自行车后面，只觉颠簸得头疼。

　　到了，坟地就在戈壁石路南侧，翻过一道沙梁，再前行几百步，一大片荒冢便赫然眼前。

　　我的亲人，你在哪里?

　　正深秋天气，坟地上一片沉寂，没有鸟飞，没有虫鸣，万籁无声。瓦灰色的天幕上高高挂着的太阳，此时惨白着个脸，把白色的光抛洒在沉默了30年的每个坟头上。低低的坟头泛着惨淡的白光，憔悴委顿，依旧沉默不语，只有一丛丛伴着它们的小草在瑟缩的抖动中似乎想说些什么。极目望去，虽有一道道沙梁的阻隔，远远近近的坟头，在有些地块密密麻麻，有些地块疏疏落落。沙梁下，往往有一排低矮的坟头，看样子是为了便于从沙梁上取土掩埋，从上往下铲土要省劲得多。掩埋死难者的难友也有气无力，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是怎么方便，怎么省劲，便怎么掩埋。据说当年掩埋一个死难者就给两个馍，有些身体较好的人以掩埋死难者来补充可怜有限的口粮。

　　忽然，我觉得在这死寂的另一个世界里的灵魂们，都用企盼的眼睛，从黑暗的墓穴里盯着我们3人。30年过去了，他们有多少话要说哟!苦难已成过去，他们沉默得已经太久了。据宗华说，前面河滩边的一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聚集在一起的灵魂们便嘈嘈杂杂地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以自由地交谈，随便地说。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们虽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灵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宗华说，他自己就曾在这里偷听过灵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他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当然，我们对找到自己的亲人，要作最大的努力。宗华领着我和伐夏从每个坟头上走过，每个坟头前都有一个扣着的石头，我们捡起坟头前扣着的石头翻转过来逐个细细地看，看上面有无字迹。这就是宗华信上所说的碑石了。这些石头都是从附近的戈壁滩上捡来的石块，大多如巴掌大，各种形状都有。原来，我们经‘抢救‘回来单位后，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怕农场死人太多会办他们的罪，因为恐惧才从戈壁滩上捡了些石头做了这些善后的补救工作。宗华说，石头上原来用红漆或墨汁写着死难者的名字，有字的一面扣在地上，是为了防止风吹雨淋太阳晒。1979年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字迹还清清楚楚。原省建工局党委书记也死在这里，他的儿子在东北某橡胶厂当厂长，1979年就曾来这里寻找父亲的遗骨。这位当厂长的儿子是拿着省委书记宋平的介绍信来的。宗华对于这里200多名死难者不止一次地洒过同情的泪水，经他积极协助，找到了这位党委书记的遗骨，当儿子的准备了一副棺木，千恩万谢地用汽车把遗骨拉回故里。

　　唉，我的亲人，30年前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哪里知道那些毫无人性的管教干部竟然会骗我，他们没有让队里掩埋了你、知道你的坟茔的难友带我去向你做最后的诀别……30年后，我和儿子伐夏再次来到坟地，我们轻步走过一个个的荒冢，你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知道是我们在找你吗?

　　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坟地里，我们寻寻觅觅，觅觅寻寻，翻起每一个可能写着死难者姓名的石头，看了又看。但30年的风风雨雨，30年岁月的剥蚀，已经消融了石头上的字迹，有些变得斑斑点点，有些踪迹全无。在一片低洼处，坟头密密麻麻，而每个坟的底部只有一二尺宽，稍稍隆起的坟头前，仍各放一块曾经写过死难者姓名的石头，如果不是宗华说，真认不出这儿也是坟地。30年来，死难者的亲属们毫无疑问也一直是株连受害者，30个清明节过去了，他们未能向自己的亲人凭吊祭奠，扫墓添土。正如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所说：‘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30年前此处无战事，没有刀光剑影，更无炮声隆隆，而此情此景，竟与古战场之‘伤心惨目‘，相似乃尔。古战场上战死的将士，‘无贵无贱，同为枯骨‘，确也令人心寒，但战死的就他自己，朝廷不会向战死疆场的将领士卒问罪，死去的将士一了百了。这里的死难者身后之事尚未了，他们的亲属受到的株连迫害，至少又延续了20年，且株连迫害一大片。胆战心惊的亲属们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往往便也不愿再去思念使自己惹祸在身，早已死在戈壁深处的亲人了。

　　我们还见到一个坟茔，周遭用小卵石围了一圈，标记明显，看来，30年前，死难者的亲人曾找到了他的坟茔，作出明显的标记，准备将他的尸骨迁走。但30年过去了，亲人们未能再来，不知是何种变故，使事与愿违，死难者仍然长眠在戈壁滩上的一片荒冢之中……30年的沧桑，30年的政治大动荡，谁又能逆料，死难者的亲人就不会再遭劫难!

　　悼念有罪，吊祭有罪。

　　30年来，我和伐夏不也是第一次来祭奠亲人吗!

　　我们仍逐个地翻看石头，仍然踪迹全无。

　　宗华又领我们来到一个无名的尸身前。这是宗华去年来寻找景超的坟冢时就看见了的。一年又过去了，尸身已挪了地方。这是一个只有上半身的男尸，他的黑发还覆盖在半个头颅上，半个头颅闪着怕人的白光，他身着一件深红对襟绒衣，肩头上补着一块补丁，补丁平平整整地连在领子上，绒衣的深红色其实已被强烈的日光晒得完会褪了色，只有在侧身的背阴处才能分辨出来，破损的绒衣已无法遮盖住尸身，白白的肋骨排列整齐。从遥远的记忆里，我突然想起，我的亲人原来也有一件旧了的深红色对襟绒衣，临离开兰州前，为了迎接今后的艰苦岁月，我曾把前襟上的口袋撕下，帮他补到了肩头的破损处，他该不是……啊，他该不是我正寻找的亲人?宗华急忙解释：‘我去年来的时候，红绒衣里面穿的是一种红格的衬衣看得很清楚，我不是问过你，你说景超老哥没有这样的衬衣嘛。‘伐夏也急忙说：‘那时候穿这种红绒衣的人很多。‘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此刻我心沉沉，思绪万千，不知道他们的话是可信还是不可信。也许，他只是一位陌生者，我很愿意相信他是一位陌生者。这位暴尸于荒野的陌生者其情状也太惨了。肯定，他也是一个无辜者!

　　在一个坟头上，露出了死难者龇着整整齐齐的上牙，大张着嘴，下牙只露出了四五个，下颌骨埋在土中。这位死难者在闭眼睛之前尚在痛苦地呼号，他向这个不公正的世道发出愤怒的控诉。掩埋他的难友力不从心，没能盖上足够的土。30年来，他一直大张着嘴，向老天爷控诉他的苦难冤屈，他不甘心，不甘心啊!

　　偌大的坟地，还散落着白森森的骷髅和各种零散的人骨。我们走遍坟地的角角落落，仍只看到写着‘蒋吉生‘的石头，另发现了一块写着‘梁庭明‘的石头。他们的亲人又在何处?

　　满目凄凉，满腔悲愤。

　　我们选择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段，用带来的汾酒洒了个圆圈--我记得他当年爱喝汾酒，中间放了些麦草，还有宗华的女儿帮助印制的纸钱，早上才蒸好的花卷，几只才上市的桃子做了祭品。一切都随乡从俗。宗华点燃了纸钱、麦草，我们跪伏在地，开始了祭奠。

　　我和伐夏从兰州出发时，带来了挽联、挽幛及我填写的《水调歌头》。

　　伐夏先念了挽联，他喊了声：‘爸爸!‘30年来，他这是第一次呼唤爸爸，第一次和爸爸说话。挽联是我拟就：

　　少小逢战乱，坎坷辛酸，健笔成文章，狂狷无畏风骨坚。晴空霹雳，铮铮傲骨折摧，士人受辱，忠诚罹难，骨抛明水无着，白沙荒冢何惨惨。

　　英年恸早殇，劳役饥饿，无辜受惩罚，‘三字‘罪名不须活。亲人断肠，声声血泪呼唤，魂兮有知，梦里应归，子媳孙儿绕身，天伦共享亦融融。

　　我哭着喊道：‘景超，景超，我们在和你说话，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此时，天色大晴，骄阳高照，微风徐来，纸钱和麦草在焚烧中呼呼作响，伐夏把用宣纸写就的挽联投向火中，火舌立即吞没了它。我觉得景超就在身边，他在仔细地听伐夏念挽联，字字句句都听得真切，他也听到了我的哭喊，在火舌的呼呼作响中，他仿佛回应着什么。

　　我觉得在200多死难者的坟冢前，祭奠自己的亲人，对更多的死难者也应献上自己的一片心，还拟就了献给景超及众难友的一副短联：

　　千古奇冤莫须有；

　　百代忠魂归去来。

　　杜博智和杨康是我们一同离开兰州，坐火车去河西受苦受难的好友，当时同行者6人，幸存者只留下了我们3人。他俩得知我要祭奠景超，也写就了一幅挽幛：

　　悼景超同志：

　　刚正不阿，针砭时弊；

　　雄文三篇，含冤廿载；

　　受尽磨难，宁死不屈；

　　奇耻已雪，望君安息。

　　杨康杜博智敬挽

　　以上挽联、挽幛均由宗华代念。每一念完，都投向正在燃烧的火堆。

　　当伐夏把我填好的《水调歌头》拿出要我念时，我哭倒在地，无法念下去。我临行前填就的词，倾吐了我大半生的苦衷，语短情长，字字血，声声泪。我的亲人，我想要说给你听的，又岂止是一首词里所能包容得下的。如果能够留住时光，让我把30年来积蓄在心窝里的话都说给你听，长眠在黄泉之下的你还会沉默不语吗?

　　是了，这首只能由我来念的《水调歌头》，我得念下去。

　　泣血何人知，

　　肠断有谁怜!

　　茫茫瀚海无语，

　　与我共悲。

　　冤未平人已去，

　　此情痛煞凄绝，

　　惊破戈壁天!

　　同蹈苦和难，

　　良人不回还。

　　声喑噎，

　　心破碎，恨绵绵。

　　沧桑巨变，

　　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

　　明水一别卅载，

　　尸骨未能见，

　　荒冢无觅处，

　　长哭问苍天!

　　宗华涕泪滂沱。为我们家的苦难，他已流泪多次了，为未能找到景超的坟墓，他去年一个人就曾在坟地边暗自流泪。在兰州我们的家里相聚时，他曾在酒后伏在桌子上，悔恨得用手捶打自己的膝头，一下又一下……伐夏拿来了卫生纸给他擦泪水鼻涕。此时，面对一片荒冢，他哭声说道：‘景超老哥，众位难友，你们的悲惨下场都是历史造成的，谁也无能为力，今天我们来祭奠你们，你们就把亲人见了。30年来，我们是头一次来，你们要体谅 ……‘

　　祭奠终了，伐夏拍下了应拍的场景。

　　穿过坟地时，多年前修起的地埂尚依稀可见。宗华说：‘现在这里的移民都是靠机井灌溉，先打好机井，再动员移民迁入，每个人都发200元的安家费。那时，这里完全是一片干滩，就把300多人开进来种田，人不饿死才怪，都是些大知识分子、高干!‘当年，不知是哪个当权者喉咙里打了个呼噜，200多受难者便死定在这里了。

　　宗华带我们来到了当年难友们居住生活过的河沟里，河沟两岸的崖壁上，有不少坍塌了的窑洞，洞连着洞，还有不少没有了顶盖的地窝子。有一个地窝子分里外间，外间很大，里间小，兴许是当年的伙房。里间是炊事员们居住的地方。《白毛女》中，喜儿还‘半间草屋做新房‘。这里因常年饥饿羸弱不堪的受难者们，从1960年9月底被驱赶到这里，自己动手挖窑洞，修地窝子，然后住进潮湿阴暗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直到闭上他们很难闭合的双眼。人啊人，人把自己的同类不当人的时候，无论什么残忍的事情都会出现，当年这里的管教干部们又有谁认为他们自己住在有火炉暖烘烘的房子里，而让那些劳教分子们常年住窑洞地窝子有丝毫的不合理吗?没有，当时谁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不然，结局便不会这么凄惨。

　　有个小窑洞颇有些奇特。这个窑洞挖得很细致，洞里两对面各挖一个似床的小土台，土台上方各有一个半圆形凹进去的小土台，看来是当年放小煤油灯的所在，小土台有二尺多长，还可以放些别的杂物，上方已被煤油灯的黑烟熏黑。门口还有一个挖就的小灶，可以做吃的。整齐的洞门完好无损，上面还有镂刻在土壁上的一个‘求‘字，肯定下面还有别的什么字， ‘求生‘?‘求实‘?因风雨的剥蚀已毫无踪迹。这是什么人住过的窑洞呢?

　　我们穿过移民村。这里作为两西建设的移民基地，已从静宁、定西、永靖等县迁来不少移民在这里，定居四五年了。新房都已盖起，高高大大，周围的地埂上向日葵长得十分茂盛，已低垂着脑袋，就要向主人提供奉献了，小麦早已收割过，条田里正灌浆的玉米长得红红火火。宗华说，移民们把那一大片荒冢，叫做‘乱葬岗‘。死难者的长眠之地，被取的这个名字令人不寒而栗。至今，一般人白天也不敢从那里走过，他们害怕孤魂野鬼的骚扰。移民们是务实的，他们对身边的有些事并不深思。他们哪里知道，‘乱葬岗‘里的死难者正是开发这片热土的先行者。30多年前，他们作为‘有罪之人‘ 被驱赶到这片难以生存的不毛之地，然后又陆续被埋葬。被埋葬的是他们的肉身，而这个事实本身向世人述说着的一切，中国人早已在做着进一步的思考。这些死难者会一直沉默不语吗?他们难道只是在等待，要让历史的烟尘将他们埋葬得无影无踪，灰飞烟灭?

　　宗华带着我在崎岖不平的田间小路上骑了一阵自行车，又走了一阵路，伐夏随后。又是一个干涸了的河沟。两辆自行车放在地边，我们从岸上走进谷底。宗华说：这里还有另一处坟地。我们沿着河谷上上下下走了一阵，却未找到。我走不动了，坐在从河岸的崖壁上跌落的大土块上休息，让他俩继续找。经过询问移民，原来坟地不在这道河沟里，爬上岸来，再找。

　　在一处麦场附近，找到了坟地。不远处，移民们正在打土坯，盖新房。宗华对这片坟地仍是熟悉的，去年他也来过这里，这里成形的坟冢只有十来个，我们仍在仔细地翻看了坟前的石头，仍然模糊不清，一无所获。宗华说：‘为了平地，推土机已把许多坟头推平了。‘另有一片状似荒滩的坟地，岁月已将坟头全埋平了。因为早就知道这里有两处坟地，不知我们的亲人埋在何处。在兰州，凡挽联、挽幛，我填写的《水调歌头》，都誊写了两份，以便在两处祭奠时备用。此时，我心里认定景超不会埋葬在这里。30年前我所到的大队，没有穿越过河谷低地，没有人会穿过河谷来埋葬他。

　　祭奠仍如仪进行。

　　一个闪着白森森的寒光的大腿骨就在近边……

　　亲人的悲恸会有停止的时候，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亲人已不再悲恸，因为，在中国，人生之旅的跋涉已耗尽了他们的精神劲儿，生存维艰，生离死别又算什么呢，该忘却的就忘却吧!

　　但是，历史老人不会忘记这一切。

　　9月初，我和伐夏回到了兰州的家里。去冲洗胶卷时，才发现在高台的底片全部报废，伐夏装胶卷时没把胶卷挂好，实际是一张也没照上。这使我大惊失色，寝食不安。

　　30年来，我也许是唯一去祭奠自己的亲人，也祭奠众位难友的人，我见到了那里的凄惨景象。我的心里不仅装着自己亲人的苦难，把已经过去多年的苦难又重新温习了一遍，我心里更装满了200多死难者的共同苦难，甚至更多。酒泉夹边沟那边绵延2里多路暴露于荒野的累累白骨，不是直到20多年后的1987年才被归总重新掩埋?

　　他们一个个地倒下了，由于饥饿，由于苦役，也由于各种惨不忍睹的非人折磨，逼迫他们共同走向死亡。这一事实简单些说就是如此。可是，他们作为单个的人，每个人又都有着自己个别的极难类同的痛苦。他们在告别人世时各自都有难以言说的痛苦，难以言说的苦衷。他们的遗恨，又有谁知道?有谁能说清楚呢?就说我的亲人，他一向自认有洁癖。我们家窗明几净，没有书架尚要摆置的书籍，桌上的文具，大人小孩的衣物等等，这一切归置得整整齐齐，都是因为他。他一向衣着整洁，50年代知识分子们一般都穿中山服，他的制服上衣总是平整洁净，没有折皱，夏天的衬衣更是一尘不染。到了农场，在饥饿难耐，苦重的劳动难以承受的情况下，每天收工回来，他仍坚持洗脸洗脚刷牙，完成例行的卫生大事。而且，他破旧的衣着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可是，按照那位临洮难友说的，他在死前出现了水泻，肯定，他没有力气挪动身子到地窝子外面去泻去拉。12月正是严冬，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前，他的下半身一定是浸泡在他拉下的粪便里……他僵硬了的身躯是同结冰的粪便连结在一起的，没有谁会费劲去分开粪便。他就这样和粪便一起被拉出地窝子，然后，被盖了些土，草草掩埋了。他临终时思维清晰，不同意那位临洮难友拍电报给我，他内心的痛苦，真是比用刀剜割更甚。他难道不希望妻子来看望，不希望得到妻子的救助?他强迫自己压下这唯一的一线希望，是想到了我的许多难处，他知道做妻子的我也早非自由之身，特别是转到四工农场以后。他不愿徒徒地给我增添痛苦，所以，他准备自个儿沉默地去死……他寂寞的心灵能够装得下这最后的重负吗?且不说那冰冻了的粪便，威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时肉体的痛苦……

　　再说那位在30年后还呲着白森森的牙齿，无法闭住嘴的死难者，他在呼喊什么?他一定死不瞑目，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他的眼睛一定是大睁着的，直到肌肉腐烂烂光，两个眼眶变成了两只大空洞。

　　长眠在这里的200多个死难者，他们躁动不安的灵魂真的就安息了吗?他们生前都具有敏锐的思维、超常的智力，反右派斗争之后，人们私下都说：‘当了右派的没笨蛋。‘在他们永远地沉默以前，如果有谁能够把他们各自活跃丰富的思维如实地记载下来，把他们各自不同的情感遭际、肉体痛楚也如实地记载下来，将在彪炳千秋的史诗中增添光辉的一页。因为，我确信，在生生死死之际，这些被置诸死地万般无奈的灵魂，他们痛苦得不可名状的经历，逼迫他们不能不对身前身后的事反复思考，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文化素养、思维方式都大不相同，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千差万别，而事实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必定会大彻大悟，一个为这些垂死的人所向往的超前的伟大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的头脑里逐渐拼凑成熟--说拼凑，那是因为这些垂死的人没有条件和机会进行交流，这一思想体系只是成板块状凝固在他们各自的灵魂深处。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对他们来说，无论想些什么都无法实现无以验证，他们总归都是垂死的劳教分子。他们毫无自由，他们美丽的梦也只是禁锢在那即将死亡的脑袋里，无人知晓，他们终于无声无息地死了，被草草掩埋。可谁又能说，他们在闭上眼睛前成熟了的思想也被一并埋葬了呢?思想犹如绿草，有衰败的时候，任人践踏，不值一文。然而，到了莺飞草长的季节，衰草中冒出的绿芽生命力更强大。沉默了的灵魂的梦浸润在绿色里，是埋葬不了的。

　　我决定再返高台，把坟场里该拍的场景重新拍照。这一荒凉凄惨的所在早已被许多人忘却，有些人把它当做历史的陈迹也早已不屑一顾。但是，它是一座纪念碑就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今生今世，它将与我共存。我人生的一切体验，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开始。

　　二儿子霄夏劝我到明年四五月再去，届时他可陪我一同前往，目前，他工作不得脱身。但我去意已定，等不得。这样，9月25日，我独自又登上了西去的班车，早6时30分上车，迟至晚 9时才到达南华，宗华接到我发去电报，一直在南华等待。我听兰州汽车东站问事处回答下午6时便可到达南华，谁知竟迟至9时，汽车东站问事处不负责的回答，使我在车上着急了几个小时，我深怕宗华未接到电报，到南华无人来接。南华是个小站，离高台县还有七八公里的路程。

　　重返高台，使朋友们非常意外。

　　因为各种耽搁，9月30日，我和宗华再次去坟地。仍然是我坐在自行车后面的架子上，宗华骑着车飞驰而去。

　　这次，我们先到坟地附近的移民老寿家稍坐。老寿是宗华的老熟人了。是从静宁山区迁来的，原来还是个党支部书记，迁到此处已4年了，他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光是两个女儿在这里背着书包上了学，都使他够高兴的了。前次，我们在坟地上祭奠过后，也曾在他家小坐。老寿曾端上茶水，还做了荷包蛋招待我们。我坐在他铺了褥子的大炕上，止不住心中的悲伤，只吞咽眼泪。老寿见我不断落泪，同情地说：‘这种事情谁遇上也是不得了，你的难处我知道，口外难的就说不成。‘老寿的妻子听说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工作成家，说：‘噢，你的势力这么重，现如今就好得很，这一次你领上儿子把地方认了，以后常来看看，你的心也就尽到了。‘

　　这次先到老寿家，是我的主意。上次见到的那个暴露在坟地上半身尚完整的尸身，我心里一直不安，一直心存疑窦，那深红对襟的绒衣，肩膀上缝补平整的补丁，还有那留存在半个头颅上的黑发--景超的头发特别黑，都使我放心不下，我仍然怀疑那就是我的亲人。如果他的阴魂有知，我和伐夏就从他的身边不理不睬地走过，那可是太让他伤心了。再则，如果是另一位难友，我们就不管不顾地走开，让他继续暴尸荒野，我觉得也于心不忍，不道德。所以，我向宗华说了我的意思，从老寿家借把铁锨，此次到坟地一定把他埋好。

　　老寿说起宗华去岁两次来坟地寻找景超坟冢的事，还说：‘老曹为这事也真费心了，去年到坟地里就找了个扎扎扎!‘对宗华的感谢我已用不着在口头上去说什么了。

　　老寿和宗华又说了一阵在房前种果树的设想和打算，宗华教了教方法，说林场可给他优质树苗，还建议他在路边密密地栽上沙枣树，等沙枣树长到一定的高度，修剪去顶端，树身不再长高，旁枝继续生长，就长成了沙枣的围墙，沙枣树有刺，比打的围墙还结实，外人不得进来。

　　我们借了铁锨，穿过大路，翻过路边的沙梁，又来到了坟地。

　　这次，我们先去找那个尸身。因为雨水的冲刷，他又挪了地方，已被冲到了一个低凹的浅沟里。身上的深红绒衣由于朽烂破损大部分已不见踪影，只在肩头还堆着些碎片，原来连接着的脊椎骨断裂了一截，身边还有些别的掉落了的骨头，一根仿佛是小腿骨的长长的骨头搭在身边。黑黑的头发已从半个头颅上褪落，堆积在一处。这次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由于朽烂破损的绒衣已大部分失落，这位难友的衬衣醒目地显露了出来，衬衣的布料呈红白相间的小方块状，颜色鲜亮。这使我的疑窦顿消，我断定他不是景超。宗华用铁锨铲起尸身及所有脱落了的零散骨头，安放在他认为是原来的坟穴里，盖上了土。我心情依然沉重。从红白相间的小方块衬衣看，这位死难者非常年轻，因为在50年代就是年轻小伙子穿红衬衣的人也极少，衣着标志着性格。这位年轻人曾以火红的热情拥抱生活，30年后在他的尸身上残留下来的红色碎片，惨红如血。他生前可能有过一些活泼的不合规范的想头，这些想头本来应关闭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他竟幼稚地在某种场合有所流露，这使他付出的是血的代价，早殇的代价。他应该是个哑吧，是个白痴。他太年轻，他会有什么过错?他的父母如果还活着，如果得以知道他们的儿子在30年后还暴尸荒野，他们将会发出怎样的诘问?向上苍，向历史。

　　在这片荒冢里，我仔细拍照，把应该留下来的场景一一摄入镜头，若干年后，这些镜头一旦有机会同世人见面，后人的评说会更有意义。

　　我们又一同到了窑洞密集的河沟里，拍了远景，也拍了那个特殊的只有两个土台可供两人居住的小窑洞，一月未见，洞门口已塌下一大块方方的土块，正掉在门口垒起的灶头上。

　　宗华告诉我，前些天，他乘工作之便，还找到了30年前我曾居住过三两夜的地窝子，在那里走了一圈。同行的人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过去办农场时在那儿圈过羊，我再去看一下。 ‘宗华当头儿在这儿办农场时圈过羊的地方，确实是30年前我来探望亲人时夜宿的地窝子。这里，地窝子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地窝子都很长很大，当年，为了便于监视管理，每个地窝子里都要挤满三四十人。那时我住了3夜的地窝子，尚有顶盖，没有门，长长的土台上堆满了死难者留下的被窝。头一夜，空落落的长土台上只住了我和两个男性的小右派。后来的两夜，换了个地窝子，我和几个孤儿寡妇住着一共也只4人。我们凄惨的哭声回荡在空落落的地窝子里，从没有门的门洞里传了出去，但无人过问，也无人走进来劝解。那男孩愤怒的指责又回响在我耳边：‘多少人死去了，才换来了少数活着的人回去。‘

　　30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了这曾经由少数人堂而皇之地充分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对作为自己同类的无辜者以常人无法承担的苦役加以惩罚，动辄施以令人发指的肉刑--捆绑吊打，无所不为，更残忍的是用饥饿逼迫他们一个个都去死--这比执行死刑要简单得多。直到最后留下了少数的幸存者，一场大剧才暂告收场。我也是个幸存者，只是我受难之地是在安西的四工农场。现如今，我站在已没有了顶盖，30年前为死难者们居住，我也曾住过3夜的其中的一个地窝子里，30年前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浓重的悲凉凄楚又涌上了心头。宗华用他男人的步子丈量了一下，这个废弃了的地窝子，长16步，宽4步半。现在连圈羊也不用了的所在，30年前就圈着被称之为极右分子的无辜者，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个可以让月亮星星窥视窝内一切的顶盖。当然，最初地窝子里十分拥挤，后来逐渐逐渐变得不拥挤，又变得松松散散，以至完全腾空了。人已去，‘窝‘犹在。我孤零零地站在这个废弃了的地窝子的门洞边，让宗华为我拍了照。我愿意记住这个历史的时刻，把这个景象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我是30年后唯一重访故地，并在此留影的人。

　　有些地窝子光洁的土壁上，还整齐地挖有长方形如龛橱般的设置，中间还隔成几段，大约是为了便于放置各种生活用具，如脸盆、碗筷、水杯之类。唉，唉，我可怜的难友们，你们如果早知道死期不远，你们还会费劲地去细心挖就这样的龛橱吗?求生存的强烈意识，使你们一直奋力挣扎。你们从来也没有放弃生的希望，因为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只知道，只要一息尚存，一切就都还有希望。然而，旧时代的故事还在重演，有些当官的是用人民的鲜血来染红自己官帽上的红顶子步步高升的，劳教分子们的死活又算什么!所以，我可悲而不幸的难友们，你们一个个还是无望地倒下了，倒下了。那些在光洁的土壁上挖就的长方形龛橱进入了我的镜头，它们会向世人倾诉一切，说出我用笔墨难以尽述的许多话。

　　途中，有个年轻移民还和我们攀谈了几句。他以介绍情况的口气告诉我们，前边的荒地，原来都是‘劳改犯‘们耕种的，死了的都是‘劳改犯‘，有的‘劳改犯‘到如今尸骨还撇在野地里，没人管。他口口声声说的‘劳改犯‘，不就是我的那些难友们吗，所说死去的‘劳改犯‘，不就是那200多无辜的死难者吗，所谓撇在野地里的尸骨不就是使我心情沉重想了许多的那位最年轻的死难者吗，我们刚才郑重地掩埋了他。宗华为这分辩解释了几句。我直觉得心寒，一股冷气直入骨髓。200多名纷纷倒下的无辜死难者们已无法为自己说话了。我不禁在心里呼喊：‘老天，老天睁眼!‘

　　这一日，触目所及，坟地上的一切依旧‘凄凄惨惨戚戚‘，令人伤怀，思绪万千。但，我尚能自持，因为我是有所为而来。我不辞辛劳，带病两次奔波兰州高台之间--我重返兰州后就因为颈椎病复发而病倒了--行程1000余公里，总算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第二天正是国庆节--10月1日，我和难友们约定，下午在烈士陵园合影留念。

　　高台县烈士陵园是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半个世纪前的1937年1月1日凌晨，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浴血奋战在河西走廊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五军，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率领下，一举攻克高台县城。红色政权在这里曾存在了20天。当时，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挺进河西，打通由新疆至苏联的国际通道，以便取得国际上的支援，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建立巩固的西北后方。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西北的地方军阀马家军和民团等以6倍于西路军的优势兵力，一路追杀。1月12日开始，红五军与马家军在高台激战九天九夜，弹尽粮绝，寡不敌众，3000多将士几乎全军覆灭。董振堂军长、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城破之日都壮烈牺牲。残暴成性的马家军还将董振堂、杨克明的头颅割下，悬挂城门示众。

　　西路军最终失败了，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可是，在长时期里，历史的迷雾竟然也笼罩过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也了解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2版第1卷第241页有个注释，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西路军问题。现抄录如下：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 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1988年5月3日，红军老战士、作家陈靖在《解放军报》第二版发表题为《英雄战死正路上》的回忆文章。他肃立在烈士头颅照片英容前，填了一首《满江红·祭英杰》，其中说：‘英雄战死正路上，为党洒尽满腔血。而今回首，扪心肃穆，祭英杰!‘

　　我后来回到兰州，在翻阅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著的《西部悲歌--人类战争史上一页惨烈悲壮的实录》一书时，在附录《人物事件名词注释》里(第296页)，看到曾担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的董俊彦、西路军骑兵师政治委员秦道贤，竟都是1937年1月，为支援高台战斗，在部队行至明水地区与敌遭遇时，英勇战死。

　　英烈永垂不朽。

　　但，英烈们对20多年后在明水地区发生的一切，怕是难以想到的吧。戎马倥偬、壮烈牺牲在高台明水地区的红军将士，如果他们的英灵在牺牲之地游荡之时，同饿死在明水的死难者的灵魂相遇，他们之间会说些什么?

　　应该说，饿死明水的死难者们用自己的生命唤醒了党，告诉我们应同‘左‘的路线划清界限。他们同样是英雄，他们和西路军的将士具有同样的价值!是党所犯的错误，把这些优秀的儿女驱赶到了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使他们饮恨长眠在这里。但他们都是党的忠诚战士。他们同西路军将士一样，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同样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我同难友们的聚会，也算是幸存者们的相逢，此次，又增加了一位难友王培义，他才从老家酒泉归来。我们在烈士陵园选择了几个景点，照了一张又一张合影。我要求大家表情一定要欢快，在按下快门之前，我问：‘表情都好着没有?‘这些经历了数十年不堪言状的苦难的老人们都愉快地回答：‘表情好着呢!‘‘咔嚓‘一声，镜头将他们愉快的一刹那凝固在底片之上。冲印后的彩照虽无法使他们青春再返，每个人的笑脸都光彩照人。

　　我们应该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