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1998年9月15日下午，杨康打来电话，说他的一位老乡陈群，40年前曾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同景超生死与共。他50年代在甘肃日报文化部任副主任之时，发过陈群的两篇稿子，陈群很感激，并同陈群有一面之遇。近日，陈群打听到他还在报社，找到他家里，他们见了面。谈话中间，陈群说起他同景超生死与共的许多情况，并问到我。但陈群并不知我的姓名，也不知我原来也在报社工作。杨康认为此信息十分重要，就将陈群的电话及家庭住址告诉了我。

　　这太意外了，我十分兴奋。原来同景超共过患难相互比较熟悉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听说在70年代已患癌症辞世，写本书时，我已无法从他那里获得有关景超生前的任何新的信息。这位难友的出现，无疑将会提供许多景超生前的、为我原来所不了解的新情况，这对于我真是太重要了。我真想立即见到他。

　　此时，孙子小亮还住在我这里上学，我还得照顾他的衣食起居。到星期五下午小亮要回父母家。我拨通了陈群的电话，告诉他，我将于19日下午去他家拜访。陈群说，他同景超有着生死友谊，欢迎我去他家长谈。

　　19日下午约4时许，我找到他家。开门的就是他，他热情地说：‘我一直在恭候。‘

　　他的妻子周大姐就坐在客厅里，她面容憔悴，靠在沙发上，两腿放在面前的木茶几上，腿上盖着毛巾被，看样子是久患重病。她没有说话，也没有露出笑容表示对我欢迎，显得有些冷淡。

　　但陈群说：‘我老伴昨天听说你要来，就哭了。‘原来作为患难夫妻，她对我这位难友内心还是很同情的，她感情丰富，也许，由于疾病，由于性格内向，她内心的感情未能显露出来。

　　这次，我和陈群长谈了约5个小时。我在他家吃的晚饭，周大姐没和我们一起吃饭。她只静静地听我们说话，没插话。在听我们谈话中间，她有一次用手抹眼泪。陈群立即注意到了，说：‘你看，你看，她又哭了!‘到晚上8点过一点，小保姆扶着她去休息了，走出客厅前，她向我招手致意，仍没说话。

　　我后来要求和陈群再谈一次他与景超来往之间的事，因为各种耽搁，直到1999年8月18日上午，他才登门到我家。前几次通电话，他告诉我，周大姐的病情每况愈下。这次见面，我焦急地问到周大姐的病况，他说，已瘫痪在床4个月，话都不能说了，头脑呆钝，只有他说话时还能懂得，用点头或摇头表示个意思，现在每天只能喝点牛奶，别的什么都不能吃，医生已表示回天无术。我感到很难过。陈群曾一再告诉我：‘没有大姐就没有我这个家，大姐能多活一天，我都高兴。‘现在，周大姐的日子不会很长了，这对患难夫妻永别的日子不会远了。陈群沉重地说：‘事情已是这样了，但这个情结我无法解开。‘任何劝慰的语言都是苍白乏力的。我为他能在周大姐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竟然登门应邀再一次向我述说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非常感激，非常感动!

　　这里，就把他几次对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的讲述，作出追述：

　　我是1958年5月8日到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的。1955年反胡风运动前，我正在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地点在西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引起了猛烈的批判。我和魏钢焰谈起这部作品，不顾舆论如何，仍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赞赏。牛汉和杜鹏程也来找过我，谈过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到反胡风运动开始后，以上和魏钢焰、牛汉见面谈论过的问题就都成了问题，再加有人写黑信诬告我历史有问题，我就成为怀疑对象，被当作胡风分子审查了几个月。到后来审查结束，没把我定成胡风分子。复员后，我调到了省建工局工作。整风中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我没发言，也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但到运动后期，根据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的表现，给我重新下了结论，说是：‘老右派，思想反动，管制三年。 ‘我就带着这样的结论，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

　　我一到新添墩，难友们就都知道了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当时的政策规定对右派分子不剥夺公民权，而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就引起难友们的议论，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天晚饭时，我看见景超吃得很慢，别人都吃完走了，他还在吃，有点难以下咽的样子。他说：‘这些天，大家都传开了，说你这个右派分子是管制三年，你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当时对景超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笑了笑。景超跟我说话，也只是投石问路。他很谨慎，也没指望我多说什么。

　　我当时觉得自己的问题最严重，别人没宣布管制，我是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家庭是地主成分，劳教没有定期限，我自己如要解除劳教，一定是全站最后一个。

　　一到新添墩，我就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对艰苦的劳教生涯感到苦不堪言。我就动起脑筋来，心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要设法找出一条生路来。站上有羊群，我注意到放羊的人随羊群活动，行动的自由相应就大得多，我就想争取把羊放上。主意拿定，我给兰州家中写信，要老婆寄些养羊的专业书籍来。收到后仔细阅读，然后找站上的管教干部，说我过去放过羊，放羊有经验，要求派我去放羊。我从接羔、分群等各个方面说了一套又一套。管教干部以为我真的放过羊，就同意我去放羊。从此，我住在饲养室里，随着羊群早出晚归，在广阔的草场上自由活动，比起在大田里劳动的人就轻松自在多了。到接羔时，有的母羊奶多，有的奶少，就要把奶多的母羊的奶挤出，配给奶少的羊羔吃，我也就乘机挤些羊奶自己喝。我把多挤出的羊奶烧开后，放在床下一个搪瓷盆子里，搪瓷盆子下面是沙子，我刨开个坑放上搪瓷盆，上面盖个木板，木板上再盖上草帘子。夜里，我睡在床上，想喝时就用茶缸舀一缸子喝。我羊奶喝多了，连饭都不想吃，身体非常强壮。后来，我还干上了赶大车的活，行动就更自由了。

　　当时，有些劳教分子积极靠拢政府，常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劳教分子的各种情况。我从来不打小报告，因为我认为自己问题最严重，打别人的小报告不顶啥用，我一贯也没这个习惯。这还引起了管教干部的注意，有一次就问我：‘陈群，你为什么不向政府靠拢?‘ 我回答说：‘我自己问题严重，我认为主要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没有向政府反映别人的问题。‘这样，我不汇报别人的名声就传出去了。管教干部认为我老实，以后我说些话，他们也愿意听。

　　景超在鸣放期间写的两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和《为‘三脱‘干部叫屈》，我都看了，文笔犀利，写出了别人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我很佩服。我的胡风分子的问题否定后，写了两篇文章，经过杨康的手刊登在《甘肃日报》上，我很感激，因为这两篇文章的先后见报，正是在政治上为我平了反。我见到杨康问及上面的两篇杂文，杨康说：‘作者王京是笔名，他的真实姓名是王景超。‘所以，我在新添墩见到景超时，对他已有些了解。

　　景超平时显得沉默寡言，落落寡欢。下工后，常看到他记日记。有一次晚饭后，我和他都靠在一个大土堆的两边，周围再没人，他仍在记日记。一会儿，他走到我身边，笑了笑。我问： ‘你在写什么呢?‘他说：‘没写什么。‘我说：‘我定为胡风分子就是根据一本日记和其他材料，你还记什么日记?‘可是，第二天，我看到他还在记日记，我就说：‘你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不说话，以后日记仍照记不误。终于有一天，在厕所里，他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我出事了，记日记的事有人揭发了，怎么办?‘我问：‘日记还在不在?‘他说：‘ 还在。‘我就在地上写了‘丙丁‘二字，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就设法把日记烧了。后来，管教干部训话时说：‘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 !‘景超已把日记烧了，就坚决不承认记过日记。那时，右派分子互相揭发告密很厉害，景超坚决不承认记日记，又没有证据，管教干部没办法，还以为是诬告，就不了了之了。从此，我们之间就有了信任。

　　后来，我还当上了饲养组组长，羊圈需要干杂活的人，我就指名要景超来。羊圈的活轻，有随意性，常用胡萝卜当饲料喂羊，景超干活时就可以随便吃胡萝卜充饥。有一次，我还给了他半碗羊奶，佯称是家里寄来的奶粉冲的，但那时他身体已很虚弱，喝了半碗羊奶就拉肚子，以后我就再没敢给他喝羊奶。我能大量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常避开别人，把灶上我的全份或半份饭给他吃。

　　一次放羊时遇到风暴，暴风卷起的石头，把附近放羊的农民砸死了，我早有准备挖了防暴风的洞，躲在洞里幸免于难。放羊的农民被砸死了，风暴过后，羊群乱跑一气，我就把有些羊收进了我的羊群，找了个地方，过几天‘杀‘一只。说‘杀‘，其实就是把羊脖子使劲一拧，羊断了气，再放血，然后剥了皮，开膛破肚，煮了吃。这样，我的食物来源越来越丰富。

　　后来，我赶上了大车，行动更自由了，有时车走得很远，我还帮景超买过红糖、水果糖等等，这些东西在夹边沟都买不到。

　　夏天，景超说他想吃西瓜。站上生产西瓜，但劳教分子吃不到。我赶大车会运西瓜到酒泉市或其他地方，一路上可以随意吃西瓜，可不能把西瓜带回站上。有一次，我拉西瓜到酒泉市去，就指名要景超同我一起去卸瓜、过秤，管教干部同意了。我和景超一路上就放开肚子吃西瓜，吃了个心满意足。瓜从地里装车不过秤，出售时才过秤。所以无论我们吃了多少都没关系，我们一路吃了多少西瓜真没个数。

　　夏收前，我就考虑到偷麦子的时机来了，我得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就写信给家里，让老婆缝很多小布口袋，装在一个大布袋子里，用一件棉袄，把大布袋子裹在中间，作为包裹邮寄来。到割麦时，别人割完麦收工回去了，我赶着羊群到地边，就很快地揉搓麦穗除去麦衣，把麦子装进带来的小布口袋，每袋装10斤左右，埋进附近的沙枣树下，作出只有我自己认得的标记。夏收结束，我储存的小麦就很可观了。

　　有一天，景超告诉我，说他想跑。我当面把他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来改造，就要靠拢政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怎么想要跑呢?‘但我随后就向队上反映说：‘王景超野菜挖得好，干脆叫他挖野菜去吧!‘第二天，队上就派他挖野菜去了。我心想，挖野菜可以到处随意走动，有些地方离铁路很近，就可以扒上火车跑，就给他个逃命的机会吧。但他没反应过来，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到了晚上，我看见他背着野菜回来了，心里干着急没办法。他就这样一连挖了7天野菜，把机会失掉了。后来，他也表示后悔失掉了机会。

　　景超因为一直挨饿，身体越来越差，面色憔悴，走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就让他装病，找医生看病。这个医生也是劳教分子，我曾给过他一坨羊油。我就让这个医生给他开病假条，他装作这儿那儿疼，医生说他有肾炎，让他休息了好些日子。

　　我到新添墩后，就知道站上对劳教人员家中寄来的粮票一律没收，寄来的钱如数量大就存放站上，不许自己掌握随意花用。存到站上的钱，再要取出用就很不方便。来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以前，我挣得的稿费已积存了28000多元，我全留在了家里。当时我母亲也住在我家里，我已有了3个小孩，老婆在菜铺子工作，每月只有23元的收入，我把这笔稿费放在家里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也需要花钱。花自己的钱，我就要摆脱站上的管制。我给老婆写信，让她找人把铁皮罐头设法取开，取掉所装的食品，把人民币放进罐头盒，里面再放些砂石之类，使罐头有一定的重量，再把罐头盖子重新焊好贴上标签，用邮包寄来。站上检查邮包时发现不了破绽，我手头就掌握了一笔钱可以随意花用。

　　1958年冬天，站上派出一批人去北大河工地挖沙子石料搞副业挣钱。当时传出一股风，说是到1959年5月1日，要给一部分人解除劳教，这次搞副业我也去了。大家对部分人解除劳教都抱着希冀。工地上给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8斤，带队的管教干部只让我们吃42斤。工地上供应的是白面，只给我们吃黑面，白面拉回站上去了。北大河工地有个好处，能随便买到注射用葡萄糖针剂，每支5毛。为了干活有力气，大家都买葡萄糖针剂每天每人注射1支，管教干部也鼓励大家注射。反正有随队的劳教分子大夫邓立之为我们注射。我随身带的有钱，买葡萄糖针剂很方便。有些没钱的就卖手表、卖皮袄。反正人人都打葡萄糖针剂，打了也真管用，干一天活就能坚持下来。到翻年3月该春播了，我们才全部回到了站上。到‘五一 ‘时，也没给哪个人解除劳教。景超听说我们在北大河工地每人都注射葡萄糖针剂，叹息说：‘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新添墩站有个劳教分子徐惠阳，是个工农干部出身，人很老实。他的身体也垮了，几次找我，说放羊的活轻一点，要求我给管教干部说一下，调他去放羊。我给管教干部说了以后，到 1959年夏天，就把他调到了饲养组。我那时每天晚上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把我的那份饭送给他吃。日子长了，徐惠阳看见我经常不吃饭，就向站上的管教干部打了小报告，怀疑我有其他食物来源。

　　秋天的一个晚上，徐惠阳就和站上的支部书记赵来苟及另一个管教干部，到饲养组来检查。羊圈里的小王看到来者不善，就把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把床下搪瓷盆子里的羊奶倒掉，盆子下面都是沙子，一下就渗光了，我还把盆子周围的沙子刨平。赵来苟和另一个管教干部在饲养组里里外外查看了1个多小时，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来到了我住的饲养室。他们在床下检查，揭起草帘子，发现下面的沙子是湿的，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出门走了。可是，他们出门合计了一阵，又返回饲养室，用铁锨挖起湿的沙子，发现沙子里面有白色的羊奶。走出门外，就把我吊在对面一个库房旁边的梯子上，我浑身巨痛，头上大汗淋漓。赵来苟和那个管教干部站在一旁，像是在欣赏杂耍，抽着烟，谈笑自若。而我忍着浑身的巨痛，一声不吭，不叫喊，不讨饶，一直坚持了3个小时。后来，原建工局23岁的劳资科长蔡健走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这又不是对付国民党，不要逞英雄。你要大喊大叫，叫爹叫娘都行，他们才会放你下来。你不吭声，他们是不会放你下来的。‘这样，我才大喊大叫，又过了约 1个小时，他们才解开绳子，放我下来。我这浑身的疼痛，几天后才缓解。我现在的心脏病，就是这次被吊4小时种下的病根。

　　饲养组长当不成了，我只能搞些打扫卫生的工作。我害怕因此而延长我的劳教期。两天后，我就去场部找场长刘振宇，诉说冤枉，说我没犯任何错误，就被赵干事吊了4个小时。这位刘场长不知因何故被开除了党籍，跟当支部书记的赵来苟有矛盾。他听了我的申诉，派干部去调查，这时，泼了羊奶的沙子早就干了，没找到赵来苟所说的证据，刘场长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工作，又让我放羊去了。

　　我被吊了4个小时，一声不吭，没有扯出别的人，也没承认自己有什么事，后来又恢复了原工作。难友们都认为我是硬骨头，对我的看法就全变了，看到我都亲得不得了。景超见到我更是极表同情，我们之间就更不隔心了。

　　这年冬天，我又被派去清水，为卫星发射基地铺设铁路挖沙子，先后干了半年。这里，农民有卖鸡蛋的，一般市价是两毛一个，可是看到我们穿‘劳教服‘的劳教分子，农民就提价到 5毛一个，钱少了不卖。为了生存，为了活命，5毛一个，我们也得买。我身上带的有钱，就每天花1元买两个鸡蛋。清水有中药铺，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中医，就自开药方，用枸杞、川芎、当归三种中药配成方子，引子甘草，抓来用搪瓷缸子熬好后，再打上两个鸡蛋，连药渣一并全吃了，很有滋补的效益。

　　在清水挖沙子半年，活重，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2斤白面，我每天吃一服滋补的中药，身体依然很好。临回来前，我又开了几个方子，抓了几服滋补药带回新添墩。

　　一天，景超来到饲养室，看见我在熬‘药‘，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熬药。‘景超看了看搪瓷缸里的东西，说：‘不会吧，别的我不认识，枸杞我认得，是补药。‘我笑了笑，没说什么。他又说：‘长夜漫漫。‘他的意思很清楚，我心领神会。此时，我们的心更靠得近了。

　　站上有个名叫贵戚的劳教分子，满族。此人是因学习时说了下流话被劳教的。他懂得公安系统的规矩，知道当时的劳教没有一定的期限，很会保存自己。那时，大家因为饥饿，腹内空空，都出现大肠头子脱垂的现象。贵戚在上工前，常脱下裤子，让管教干部看他的肛门，说他患有痔疮。管教干部一看，果然肛门上一堆肉，有时还有血迹，以为他真有痔疮。到了地里，他就睡在地边不劳动。这样混了几年，因为一直不劳动，体力消耗少，他就坚持到最后活着回到了兰州。右派分子们哪有他这本事?

　　1960年9月底迁场到高台明水，我们的处境就更艰难了，夹边沟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我们住的都是房子，冬天还生个小煤炉子，一切都比较正规。明水分站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一片荒滩，一无所有。我们迁去后，第二天就挖地窝子、挖窑洞，这时，劳教分子们经过两三年的非人折磨，身体都很弱，伙食还不如新添墩，没有蔬菜，已是深秋，又挖不到野菜，真是生存维艰，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新的死亡。

　　我到明水时，原来在新添墩时埋在沙枣树下的小麦无法带来，生存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难友们的死亡，却给我带来了生的转机。当时，身强力壮的人已不多，队上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馒头。我埋死人身体没问题，没想到，抬埋难友又使我有了新的食物来源。

　　景超的身体也垮了。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还能半坐着和我说话。我们已是知己了，我去看他，他很高兴，对我说：‘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这里对待我们的惨无人道，种种法西斯暴行，咱们都亲身体会到了。我是愧对妻儿，愧对妻儿，出不去了。‘我问：‘你妻子会不会对你有些帮助?‘景超说：‘她比我更艰难。‘景超接着又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像苏联电影《幸福生活》中乌雅和毕百灵的爱情。‘我说：‘你有什么话要写下来吗?‘景超说：‘我的手指已握不住笔了，写不成了。‘景超向我要点吃的。我当时背包里有一个半馒头，我那时也很小气，就只给了他四分之一个馒头，他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后，一会儿又要，我就又给了他另外的四分之一。这次，我们大约谈了有半个小时。

　　过了几天，他们同房的一个人找来向我要吃的，我说：‘没有。‘他说：‘那天，我看见你给了王景超半个馒头，我是挣扎着爬到这儿才找到你的，我都无法走路了，你就给上点，给上点吧!‘我看他可怜的样子，就给了他点。他走时说：‘王景超不行了。‘这样，我就又去看景超，我看他身体状况尚无大的变化。这次，我们没说上几句话，就来了个管教干部，我只好退出门外。

　　第三次我去看望景超时带了点藕粉。当时，有个湖南难友的妻子来看丈夫，她丈夫已经死了，是我埋的。我带她到了坟上，她号啕大哭，我劝了半天。后来她就送了我一小桶藕粉。我用五分之一小桶的藕粉冲好给景超喝，当时是无糖可放的，景超喝得非常高兴，认为喝到了天底下最好的东西，显出非常幸福，非常感激的样子。

　　后来，我还去过一次他们的房子。当时，他们房间里有个原兰州百货公司的财务科科长刘积开，此人很有理论水平，思维超前，认为当时的国营商业经济弊病很大，无发展前途，因而当了右派分子。刘积开此时已是临危之人了，他把我叫到身边，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用手指在身边的尿罐子里冻住了的尿上写了‘坐以待毙‘4个字。我看了，没说什么。同房的别人就问：‘他写的什么?‘我回答：‘坐以待毙!‘别的人就也什么话都不说了。景超示意要我过去。我走了过去，他要我伸出手来，在我的手心写了个‘2‘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又重复地在我手心里写了个‘2‘字。我问：‘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平方。‘并用手指了指自己。当时，我真是恨透了这个逼人毙命的现实，但自己无力无奈，不能对此有任何作为，不能有任何的改变。景超我们相交相知已很深，他也面临‘坐以待毙‘，使我心酸非常。

　　第二天，刘积开就死了。

　　又过了几天，队上要我赶车过去，我知道就是埋死人的事。没想到，这次埋葬的除了我们队上的7人，另一人就是景超。原来，他们三大队埋死人的人也病了，我就亲手埋葬了我相交相识最深无话不谈的挚友景超。

　　有些难友在临终前都写个条子，写明家属的姓名、通讯地址，要我把他们的噩耗通知家里。而景超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告诉我你的情况，连你的姓名也没告诉我，所以，我直到1998 年9月到甘肃日报社找到了杨康，从杨康那里才知道了你，同时才知道，你原来也在报社工作，唉，已经是近40年过去了。40年的沧桑，我知道你这大半辈子过得很苦，如今依然孤独一人，这可不是景超在天之灵愿意看到的啊!

　　感谢生活，感谢上苍!在我写出本书之前，陈群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让我了解到景超最后的日子里的情景，了解到他的遗愿、遗言，并让我知道了在新添墩的两三年里，景超许多为别人所不了解的生活景况、思想轨迹。我还知道了有一位相知甚深的挚友一直关心他，照顾他，对他有过许多帮助……

　　景超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姓名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告诉陈群?我思索再三，心想我的亲人在辞世前，一定从几方面作了考虑：

　　他嘱咐陈群出去后一定要把夹边沟劳教农场对待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统统写出去，把他们所受的苦难统统写出去，他认定了陈群是唯一可以担当此重任之人，是能完成此重任之人。但， ‘长夜漫漫‘，此后各种情况都难以逆料，陈群要完成此重任，说不定会冒杀头的危险。尽管陈群是生活的强者，政治上的事谁又会想到呢，聪明绝顶的陈群并未逃脱堕入右派分子泥坑的命运，今后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谁也难以预料。他没把我的姓名及各方面的情况透露给陈群，主要是出于保护我的目的。他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今后还要养育拉扯俩孩子，生活的道路上还有着万千的艰难险阻、坎坷不幸。陈群如果知道了我，一定会上门和我联系，说出景超生前对他的重托，甚至会把他如何完成此重托的过程和我交谈，向我说及他们在夹边沟的种种苦况，这就把危险惹到了我的身上。景超只希望我今后能平安无事地养育俩孩子，再不要有什么政治上的麻烦干扰我们母子的生活。所以，他未把我的任何情况透露给陈群。

　　陈群写此书，以景超当时对所处环境的考虑，他认为只能在秘密状态的地下情况中进行，接触人越少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保护好陈群本人。陈群在秘密状态中写好了此书，今后发表的机会肯定会有。景超追随中国共产党投奔革命，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有坚定的信心，他认定酒泉夹边沟农场对劳教分子实施的法西斯暴行，并以长时期的饥饿逼迫他们一个个走向死亡，这一切都不能代表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总有一天，党会纠正错误，到那时，这本书就会作为历史的见证，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而成为宝贵的文献。但是，‘长夜漫漫 ‘会有多长，谁也无法预料。为了让陈群独自安全地写好书，陈群忠心耿耿的妻子会全力帮助他，他还是隐蔽自己，‘人自为战‘，不要和我联系为好。

　　再说，我对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情况知之甚少，陈群同我有了来往，我对他的写作也不可能有什么帮助，不可能对他提供他需要了解的情况。

　　以上种种的考虑，我觉得都有些道理。

　　陈群来到了我的面前，真是一次奇遇。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重大决策，所有因各种问题送到农场劳动的全体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增加粮食定量，死亡制止了。我就是和高台明水分站的难友们坐同一列火车，回到兰州，回到甘肃日报社的。

　　十年浩劫使全国人民遭受浩劫。但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起步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在同年9月就发布了55号文件贯彻执行，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人进行查证落实。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在这政治暖流的涌动下，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定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人中，有99.98%以上都平反了。中国共产党纠正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许多人对于坚持‘扩大化‘了的‘‘必要论‘持异议，但景超的‘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的遗愿算是实现了。甘肃日报社错划了的11名右派分子已全部改正。景超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瞑目了。

　　40年来，陈群为生存而拼搏，他也在进行着一部巨著的写作。

　　我，在生死两茫茫中，仿佛听到了景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所以，在10年前我提起了笔，开始了本书的写作。追忆往事，使我清泪如注，笔尖上流着滴滴鲜血。但是，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我经历其中，我心灵的创伤，感情的遭际，非平常人所能想见。我把这一切如实地描述奉献给读者，是为了以我特殊的经历，让读者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真切的感受。警示后人，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是我最大的愿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作为人民的普通一员，我愿意在前进的历史中，以这本书作出我小小的奉献。

　　我万万没有想到，8月18日我和陈群的相见，竟是永诀。我把他讲述的以上的内容写完以后，想请他过一下目，在8月30日打电话请他再来一趟，他回答说：‘我老伴病危，来不了。 ‘这样，我只好将此事先搁置下来。10月25日，我估计周大姐辞世已多日了，想请他看一下文稿，或者我上门，或者请他来。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他女儿，我说：‘我找老陈。‘她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爸爸他去世了。‘我大吃一惊，问：‘不是你妈妈病得很重吗?你爸爸他怎么去世了?‘那边女儿哭着说：‘我妈妈是9月2号去世的，我爸爸51天后也去世了，是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的。‘我和陈群的4个儿女都没见过面，在电话上我向她作着自我介绍，哽咽不已。我向她说起景超就是死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是她爸爸埋葬的。女儿哭着说：‘我爸爸算是幸运的，多活了近40年，他最近还去了一趟夹边沟，回来后说，他要为夹边沟农场的冤魂们写书。他的灵感来了，他要调整一下情绪，好好写书。‘说到这里，我想起陈群在8月18日见面时说过的话，在明水分站时，他身体尚好，曾埋葬了许多死难者，埋一个死难者给两个馍，他当时就靠埋葬死难者活着回到兰州。他说：‘我是踏着难友们的尸体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的。‘言下不胜凄楚。为了众多的冤魂，他重访夹边沟，正想调整情绪大干一场，却倏尔离去，他的遗愿已无法实现了。我和他相识一年，他几次说到他和景超的‘生死友谊‘，他向我讲述到他和景超之间交往的故事，我万分珍贵。我还想在本书出版后有了闲暇，我们再多多交往，对于那段沉重的历史，我们会有许多话题要絮叨。我认为他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共同经历过的苦难，会使我们成为挚友，就是在写作问题上，我们也会有许多可探讨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已灰飞烟灭……

　　中午、晚上，我和他的儿子、儿媳又通话两次，问及他辞世前后的一些情况。10月21日，他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回来，一路劳顿，但情绪亢奋，说他将要为冤魂们大写特写了。当晚洗了澡就睡了。

　　第二天(22日)，子女们都去上班了。下午2时余，他感到心脏不适，手发抖，准备去医院，没出门就倒下了。小保姆给急救中心及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打电话，但是，等医院来人后，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陈群曾说过，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管教干部赵来苟曾将他吊了4个小时，他的心脏病正是那次被吊种下的病根。40年过去了，当时种下的病根最终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不到70岁就撒手人寰，终年68岁。

　　我的案头放着陈群赠送的《美育基础知识》一书，此书为陈群在1991年编写，同年8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8月18日，《中国教育报》第四版头条发表消息，题目是：《一本书推动甘肃中专美育蓬勃发展》。消息介绍，《美育基础知识》出版后，推动甘肃在1991 年秋季在全省中专学校开设了美育课。‘由于教材冲着中专生感兴趣的热点展开，一发到学生手里就引发出种种共鸣，几个月内，全省校园沸腾了。‘‘省内许多中专都突破了原定开设美育班级的计划，一再扩大范围，使得兰大出版社不得不在1991年8月至12月四次重印《美育基础知识》，才基本满足了各类中专的要求。‘消息还指出：‘全国有910所中专、中师采用甘肃省编《美育基础知识》作为教材。‘消息最后说：‘一本书推动了甘肃中专美育蓬勃发展，正未有穷期。‘陈群执笔编写的这本书，还得到著名美学家蒋孔阳的高度赞誉。几年前，陈群曾受聘于深圳市教育局，每年去深圳讲学，培训深圳市中专的美学教师。

　　此外，陈群说，他当时任职省商业学校，还写过一本《商业应用文》，由北京的商业出版社出版。此书也是教材，他没有送给我，我没见到，故无法作出评论。

　　1961年1月，陈群是和我同乘一列火车从高台明水回到兰州的。在右派分子问题未改正前，他一直在单位上干炊事员及食堂管理员之类杂七杂八的工作，浪费了宝贵的时光。右派问题改正后，他振作精神，教书干出了突出成绩，连续编写教材，在全国发行出版，这都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他的突然逝世，不仅使家人悲痛欲绝，也是教育战线的一大损失。

　　原甘肃省教委副主任马培芳送给他的挽联写道：‘教苑老兵坎坷人生谈笑昨日今归去业绩永留人间，挚友长兄才华横溢辛勤耕耘五十载人格惠及后生。‘这是对他坎坷一生的写照，也是对他拼搏奋斗一生伟大人格的最高赞誉。安息吧，难友!写到这里，我不禁清泪涌流，你真是走得太匆忙太匆忙了啊!这换了的人间，尚需要你来奉献，你壮志未酬人离去，怎不叫人痛煞恨煞!你不该走，不该走啊!

　　我的书写到这里已是尾声了，我还有些情况要作简略的交代，还有些话要说。

　　我的难友们在右派问题平反改正后，他们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奋力拼搏，作出了突出的奉献。

　　原武威步校机要秘书、中尉军官陈明，在农场先后当了多年的食堂管理员，十年浩劫中再遭磨难，妻子陆明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被迫自杀身亡。1979年陈明调省人民政府后，以其一贯勤奋苦干的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及群众的信任，后擢升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成为我的难友中干得非常出色的人。他的经历正应了‘愈挫愈坚‘的老话。苦难与挫折，大大张扬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使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

　　原公安厅政治部干部刘文汉划为极右分子后，先后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明水河作业站劳教。原共产党员的他亲眼目睹众多难友因各种非人的对待受迫害致死。他死里逃生。作为幸存者的他，在1978年12月右派问题平反后，仍从事罪犯的改造工作。在实践中，他深深体会到对罪犯的改造，必须有思想理论上的引导。在正确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拨乱反正，对罪犯的改造才能大踏步地前进。他结合工作实践，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1989年2月他的题为《浅析当前青少年吸毒犯罪的成因及其改造对策》在有关的刊物登载后，1990年由中国劳改学会推荐，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举办的1990年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论文《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的历史地位》受到公安部的重视，他应邀赴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同国内的知名专家聚集一堂，共同对此专题进行研讨。1994年离休后，他仍参加全国关于犯罪与改造的各种研讨会。1994年，他的三篇论文都发表在上海劳改局所办《劳改劳教研究》，其中一篇题为《荧屏传真情，打动罪犯心》的论文，被改编为电视专题片，在全国播出。1995年，他的题为《少数民族罪犯的犯罪成因、特点及其在监狱里表现和改造对策》，在上海市公安局所办的《公安风云》刊出，后被西南政法大学选用为教材。1996年，他的论文《性凶杀的犯罪档案》，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在建国 50周年大庆、公安部文件政策研究会汇集50年来的历史性文件，由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作序，刘文汉的《当前甘肃女性犯罪的动因及特点成因探析》因获全国二等奖入选其中。1999年 5月，他的另一篇论文《不断深化改革的兰州监狱》，发表在中国监狱学会的会刊上，2000年1月，被山东当代文化中心、中国当代社会研究文库收用。从1979年至今，刘文汉为了探讨《罪犯学》，先后共写出论文52篇，这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公安战士在思想理论战线所作出的特殊奉献。离休前后，在省劳改局领导下，他还参与了甘肃省《劳改志》的写作，做了大量工作。

　　我还愿意向本书读者透露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的难友、挚友杜博智在甘肃日报工作期间创造了一个奇迹：1988年12月21日晚，新华社电稿《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十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文内将‘闭幕‘错为‘开幕‘。杜博智发现此错，找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值班领导共同研究，果断地将此错予以纠正。第二天上午10时许，新华社就此向全国发出更正，《甘肃日报》在22日见报前已改正，而全国与《甘肃日报》同日刊登人报社论的20多家省市级日报都未改。在对这条电讯稿《伟大的十年》中差错的改正方面，《甘肃日报》成为省市级日报的‘全国第一‘。他多年来在校对检查员的平凡岗位上爱岗敬业，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踩出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1982年7月中共甘肃省直属机关委员会授予他优秀党员称号；1990年1月，他荣获甘肃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同年7月，他由编辑晋升为主任编辑。他被报人誉为‘甘肃第一校‘。

　　杜博智作为我多年患难与共的难友、挚友，对本书的校对当然是出了大力，特别是他对有关资料的查证与提供，更是费尽心血。我对他在本书的写作中提供的鼎力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也向积极为本书提供了各种宝贵素材，给予热情帮助的所有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再说我的三位女伴：石天爱、王桂芳、徐福莲，她们的右派问题也全都改正了。我退休后，曾于1991年、1993年，特意到安西、天津先后探望了王桂芳、石天爱，同她们畅叙别情，感叹各自不同的苦难经历。徐福莲和丈夫梁富杰(他的右派问题也改正了)多年来住在兰州，我们的交往就更频繁了，她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石天爱在鸣放中无任何言论，她自称是‘天生的右派‘，是由于她有个当军阀、汉奸的父亲石友三。党的政策历来是子女不对父辈的事负责，反右斗争使石天爱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毁了她的一生。她一直戴了22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丢掉了工作，贫病交迫。 1971年，她和70多岁的母亲程竹溪，被遣送到天津市远郊区的深树村，母女俩都已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穷困潦倒。她当了22年的右派分子，因而也被剥夺了去爱和被爱的权利，孤独到老，孤独到死--于1997年8月6日病故。王桂芳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亦于1996年9月22 日病逝。她们都未能长寿。

　　至于我，虽曾两次戴过右派分子的‘桂冠‘，前后达11年之久，我仍自认为我从十六七岁起就一心向党，坚信走社会主义道路，会将我国人民引向富裕幸福，会使我们的国家走向兴旺发达。我在1974年恢复了工作，于1975年调往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4年里，我热爱民族教育事业，除了兢兢业业尽最大努力做好教学工作，我对我的藏民学生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有些学生生病或家中有困难，我也从当时微薄的工资里予以经济上的帮助。到1979年 4月，我离开甘南民族学校时，两个班的全体学生在依依不舍地向我告别时，特意送给我的镜框上书写有‘严师慈母‘4个字，礼物虽小，它是对我4年教学工作的最高奖赏。以后有些学生又到兰州深造，有的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的到西北民族学院攻读藏语专业后成为研究生。他们在兰州学习期间，都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畅叙师生情谊。如，王者义就说：‘当年和老师教语文课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后来经过刻苦努力，才考上了西北师大中文系。‘

　　我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4年间，藏民学生在作文中常动情地称我‘慈母老师‘，使我激动不已。

　　1979年，我调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教写作课后，在教学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8年的新闻写作实践经验，使我在批改和讲评学生的作文中，备受学生的欢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不断更新有关写作方面的理论知识，使我的课堂教学常有新内容。我参加写作教材的编写，同时写了几篇论文。我的论文《试论理论思维的形象化表达》，于1987年获甘肃省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三等奖。我取得了副教授的职称。

　　我的这些成绩虽微不足道，但也是我历经坎坷和苦难后奋力拼搏的结果。我再重复一句，苦难重新铸造了我。我在大半生经历的重重苦难中，始终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对党会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抱有信心，从不低下我昂起的头，阔步前进!于是，我才拥有了我现在的一切。

　　书，已是尾声。我在安西十工农场、四工农场及玉门黄花农场当年的难友们，不论本书写及或未写及，经过 40年的沧桑，他们大都已散居全国各地，我希望他们能够读到本书，并提出宝贵意见。我用生命写就的这本书，用了10年的辛苦。我把当年的苦难和奋争展示给世人，是希望记述这深深埋藏在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创伤、痛苦和拼搏，会成为一笔精神财富，对后人有些启示，在今后永远不要再出现曾经有过的悲剧。

　　为了纪念那些已在40年前‘钻沙包‘的死难者，我心中更有着无尽的悲痛。原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的负责人，多年后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是众多的死难者救了活着的幸存者。为什么众多的死难者才救了少数幸存者，才有了少数幸存者被‘抢救‘?这已是历史陈迹，但是它很值得我们长久地深思。但愿这样的悲剧也永远不再出现。

　　同时，我希望通过此书，能够与当年的难友们取得联系。在安西十工农场和四工农场以及玉门黄花农场曾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不论当年他的问题是右派分子或其他的什么‘罪名‘，我都认为他们是我的难友。40年后的今天，他们都已在安度晚年，本书也算作是我的一瓣心香，祝福他们全家安康如意，祝他们健康长寿。读本书必然会引起他们对往事的痛苦回忆。痛定思痛。我既然有勇气把它写出来，还望难友们忍住心头的悲痛，耐心地把本书读完，并把你们的感想及宝贵意见告诉我，谢谢!

　　告诉难友们不幸的噩耗，原安西十工农场场长吴玉璋、副场长邹士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给予我们最大的关怀及庇护的二位领导，都已先后辞世。我于1991年8月曾在酒泉邹士杰副场长的家里拜望过他们全家，追忆往事，心潮激荡。此次分别后，我们再没见过面。没料想，到1998年8月，他已病逝，享年69岁。我原想在本书出版后再去拜望他，把这本书呈送他，代表我本人和原在安西十工农场及玉门黄花农场劳动过的所有的难友，对农场所有的领导给予我们的庇护，表示最大的敬意及深深的感谢。但是，他已匆忙地走了。我未能把本书呈送给他，他未能读到本书，这成为我最大的遗憾。

　　最后，我要向我原来的老领导，原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最大的敬意。在本书完稿定稿之际，我即与远在北京、20多年未曾谋面的刘爱芝同志电话联系，希望他帮助联系介绍出版，他当即热情应允。后来，我向他寄了部分书稿，请他阅后从政治上把关，提出宝贵意见。他在来兰州参加甘肃日报50周年大庆期间，同我几次见面，首先对本书予以肯定，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同时，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有些是很具体的意见，让我继续修改。一位20多年未曾谋面的老领导，在这20多年里，我原本有机会去看望他，我却一次也未曾去看望他。他以出人意料的热情这样帮助我，使我感激在心。一次，在谈话中，我说：‘我没想到你这样帮助我。‘他说：‘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我就干。‘ 后来，我根据刘爱芝同志提出的宝贵意见，对书稿进行了认真修改，于1999年11月去北京，住在他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把书稿又修改了一遍。然后，他嘱我回到兰州家中再作修改最后定稿。我的书稿达到现在的水平，同这位老领导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同时，对于本书的出版，他也帮了大忙。我这位老领导以他一贯的坦荡胸怀、助人之心对待我，我只能在本书的尾声中提上一笔，略表寸心!

　　我希望看了本书的难友同我联系，说出你们的感想和宝贵意见，无任欢迎。同时，更希望敬爱的读者也向我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