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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 |
| 来源: 作者: 白天 类型: 其他 发表: 2005-12-17 浏览: |
正文 第三章 景超的来信 我急切地盼望景超的来信。以前，他经常下乡采访，离家后总是每星期来封信， 寄来他的情，寄来他的爱。我也是每信必复，不让他焦急等待。小夏断奶后我也下乡采访， 每到一地立即写信，以后便是每星期一封了。这已是多年来的习惯。此次别离，我们互相叮 咛，今后书信来往要密切些，一定要保持每星期一封，各自遇到了什么事情要在信上多说说 ，以后见面很难，心里的话只能在信上倾诉。但他的信一直没来。 每天劳动之余，到了晚上，我和小徐、石天爱在昏暗的冒着黑烟的小煤油灯光下闲话一阵， 都 为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磨，都在等家信。小徐的口头语是：“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家中来 封信。”石天爱一开口就来了气，她粗声粗气，连连发着脾气说：“老太太不知怎么回事， 怎么就连信也不来了，她就不知道她女儿在农场劳动吗?她这辈子哪受过这样的苦，她就不 知道我为什么受这苦，就不管了，可恨不可恨!”她在妈妈眼里还是唯一可亲可爱的娇女儿 ，现在，她有权发脾气的对象只有妈妈一人了，远在天津的老人能听见女儿的呼唤吗? 景超的处境令人担忧，几个难友都告诉我，夹边沟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这里，劳动重，吃不 饱。有人还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来这里?我们这里来劳动的也有开除公职的，这里农场的 领导好，把我们对待得好，在这里思想上没压力，只要愿意留下劳动的，场里都要。”可我 们哪想到会有这种可能，记得报社人事科长常有德在向我们宣布处分时就说：“听说王景超 、和凤鸣要求到一个农场劳动，这不行，处分不一样，怎么能在一个农场劳动。”事实上， 我们当时并未提此要求。景超曾向分工管文化部的副总编辑樊大畏正式提出，为了照顾孩子 ，请求让我留在兰州劳动。此话由樊大畏转告后，竟变成我们要求在一个农场劳动。意思明 确的话转告后为什么变了样，我一直不解。后来才得知，樊大畏的妻子在省总工会也划了右 派，她并未离开兰州去农场劳动，因为她既要照顾当高干的丈夫的生活，当然也要照顾孩子 。樊大畏本人就可以向省总工会领导上提出此要求，而以他省报副总编辑的地位，一旦提出 ，省总工会便不会不予考虑。所以，同样是右派分子的她，因为有个当副总编辑的丈夫， 与我却是两样对待。也许，正是由于这两件事有些联系，景超要樊大畏转告的话才变了样， 反正，当时景超也不可能再找樊大畏去对质。话说回来，常有德在大会上公开声明，坚决拒 绝了的事，在这里只消自己表个态提出要求，就能实现。我们如果早想到这种可能，景超就 不会去夹边沟了，景超如能送我们到十工农场，他肯定就留下了。但是，一切都晚了。 我无法写信给他，因为夹边沟肯定也是个大农场，我不知他分在哪个队。 我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地等待他的来信。 小徐以万种柔肠焦急地等待丈夫的来信；石天爱骂着娘等待妈妈的来信；为等景超的来信， 我觉得日子十分难熬，不知他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精神简直濒于崩溃。 终于，在分别十数日后，景超的信总算是来了，我捧着这封日思夜盼，盼了多日的来信，心 不禁咚咚咚地一阵狂跳。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 ，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 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的零花 钱。问我现在的劳动和生活情况，让我详细告诉他，还说，他们规定每月只能发两封家信， 让我以后每月也给他写两封信。 这就是我盼望的来信吗?他从未写过如此简单冷淡干巴的信给我，如果不是他的字迹，我真 不相信这会是他写给我的信，但这又确实是他写的信，真是他写的信。过去他的来信在末尾 总要附上“吻你!”这封信也没写。过去写上“吻你!”我也并不在意，认为这是于情于理必 定要写的；这封让我盼望了多日的信少了“吻你”二字，既让我失望，也引发了我感情上无 法遏制的渴望。此时此地，我是多么地需要他，我需要在他男子汉的臂弯里静静地憩息，我 有多少肺腑之言要向他诉说，心里积蓄了多少痛苦要尽情地向他倾吐，而且只能向他倾吐。 但是，这一切都已不可能了。回忆起以往他曾写给我的一封封充满柔情厚爱的来信，我的心 里更是痛楚难忍。 过去，我总认为我们从热恋到婚后的书信来往都是生活中最正常的事，不以为意，一般也不 保存，那时，我们视革命为重，出现在他的日记里的是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 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也很喜欢这首诗，只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自由” 二字已改为“革命”。但是，当我们沐浴在爱河之中自由浮沉之时，一切又全都变得毫无羁 绊。1950年夏天，在我们开始不久的热恋之中，他要去平凉采访，分别没几天，我就收到了 他长达16页的来信，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厚厚的来信，思念之苦在渐渐消融中。他仿佛就 在我的耳边依然说着缠缠绵绵的情话，诉说着他剪不断的离情别绪，他温柔地不断轻声呼唤 着我，呼唤着他从心底喊出的唯有他才能呼唤的对我的爱称，轻轻敲打在我甜蜜蜜的心扉上 。这时苦涩的离愁又变得别有一番滋味。他信上的字字句句，恰似一弯清泉丁丁冬冬，在我 纷乱的心绪里注入了甘甜、宁静、快乐，这世界真美好!我立即写信给他。 几度没完没了地读信，我的神情引起了同屋女伴边绥的注意。她是复旦新闻系的，没毕业就 参加了工作，比我大几岁，我们一向友好，坦诚相处。一天，我又收到了景超的信，她竟开 口说想看看景超的来信，我有点羞涩，哪有把情书拿给别人看的!但她又执意要求，以我们 之间的情谊，觉得看了也无妨，就让她看了这封。她靠在单人床的被子上含笑而读，仿佛颇 有些触动，看完说：“你真幸福，他真的非常非常爱你!”我笑了，沉浸在爱情的迷醉与快 乐之中。 现在，从他的来信看，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 使我的心震颤不已。因为我立刻也就明白了一切，他的通信自由已被剥夺。信，是经过检查 才发出的。检查信的人居然认为劳教人员的家信可以不封口，信封里装的信件丢失了也无所 谓。寄出不封口的信件，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酒泉夹边沟农场这个独特的所在。这奇特的寄 信方式，只是进一步提醒我，唯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是他所始料未及的。我们原都认为不能劳动生活在一起，我们 同甘苦共患难的心曲通过书信往来，即便不能尽情表述，精神上的联结，感情上的互补与互 勉，将支撑我们渡过难关走出困境，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泡影。 可怜而可叹的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被戏弄、被蹂躏的公民权! 令人追悔不已的，这竟是景超自己的选择，人事科通知对他的处理时，另一位科长王毅还告 诉他，开除公职后，也可以自谋出路，譬如，可以回老家劳动，或自找其他生活出路，如果 不愿自谋出路，就去农场劳动教养，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的 行列中来。他那么痴，那么傻，竟仍然以一腔虔诚完全相信了这番话。他也过分自信，中国 人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自认为他自己就是在逆境中将要获得新生命的人。 他性格倔强，不屈不挠。一次，报社领导找他谈话，一顿猛批后，说他态度恶劣，破坏运 动，自绝于人民，继续顽抗下去，就该进劳改队了。他回到家中，神情有些黯然，还说道： “真要让我进劳改队我也不怕，我就要写劳改事业在新中国的胜利!”真是天真而可笑的迷 梦哟!他那纯真的童心依然未改初衷，没有丝毫的泯灭。他认为，为混口饭吃去自谋出路太 窝囊，他认真想的就是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早日走出困境，把自己的迷梦再继续下去。 他已没有了公职，谁还会对他耕耘的笔横加干预呢?实现自己的梦幻也许倒是有了一抹玫瑰 色的霞光!他幼稚地这样想。 风云变幻的1957年使我们成为“罪人”，负罪后的孤独、寂寞、痛楚、求索，又使我们的思 维模式有了些转换，我们眼睛里的世界也另有一番变化，单色调隐匿了，一目了然的线条退 出了视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新的画图，色彩纷繁，景色奇丽，阴晴无常，诡谲多变，光 明与黑暗同在，红日在迷雾中冉冉升起。他宽阔的胸腔里燃烧着滚滚烈焰，他再一次跪拜在 文艺之神的圣殿里默默祈祷，他要用自己并不笨拙的笔义无反顾地去表现他才刚认识、才刚 了解到的一切。才刚出现在眼前的那个陌生世界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撕心裂肺、痛彻骨髓的经 历，他觉得这世道无比险恶，太不公正。内心深处，则出现了一种无可扼制的坚强力量，要 他把自己身心受到的残酷伤害诉诸世人。这痛苦是他个人的，是我们家的，他也已隐隐约约 地意识到，它是时代的悲剧。 可叹他太天真太善良了，多年来他囿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诲，思维模式依然刻板单调。反右斗 争后期，报纸重新刊出王实味40年代的杂文《野百合花》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作 为大毒草教育大家。他读后十分感慨地说：“既然这些杂文都是大毒草，我还写什么杂文呢 ，我早先没读过。”那时，他依然头脑单纯幼稚。他哪里知道，毛泽东以他的雄图大略，倡 导“双百”方针，游说于大江上下，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长篇 报告，动员知识界广开言路。而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全国出现不久，风乍起 ，到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迅速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 攻 ”。此时，全国人民还被蒙在鼓里。当年读过与未读过《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人 们，都会重蹈覆辙，毛泽东动员鸣放太动人、太具诱惑力了。在此新形势下，他提倡写杂文 ，还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指《人民日报》)写一些文章。”〖ZW( 〗〖HT6〗转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9页。〖ZW)〗毛泽东准备 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想要写的文章，普通的知识分子不用辞职就可以写，他们又何乐而不 为呢?可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动下写了杂文的，后来许多人未能幸免于当右派。 人事科长和他谈话，说去劳动教养有利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就幼稚地认定是这么个“ 理”。他决定去酒泉夹边沟农场，就是考虑到去那里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有利些，特别是 他还想重新拿起笔，他想只有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才有可能。所以，再艰苦他也认了。当然， 他再也想不到，设若一切按他的理想实现，更大的文字狱还在以后，更残酷的迫害他将无法 幸免。 但是，由痛苦浸泡过的虔诚所作出的选择，却迅即惩罚了他自己，惩罚了我们俩。 我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些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 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歪歪斜斜的字迹，说明他是趴在炕头，或在 腿上垫了本书写就这封信的。 无论如何，我还得提起精神给他写回信。我知道，此时他等待我的回信，一定也是等得焦急 万分。应该说，我来十工农场以后，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够满意的了，农场领导 和工人们在政治上不但对我们不加歧视，常常感受到的倒是同情和厚爱。第一次听到农场领 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曾使我惊讶，后来，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作为新闻工作者特具的 政治敏感，我知道这种称呼在当时犯禁，是个政治性的“错误”，但，这个称呼使我们大家 都感到 自在亲切，敌我矛盾的界线无形中消除了，这个称呼更唤醒了每个人的自尊心，挨斗时受到 的百般凌辱以及由之而来的委屈自卑情绪得以逐渐转换，大家自重自爱，在生活和劳动极为 艰 苦的条件下，都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各种困难，劳动上抢先，使自己的形象有个人模人样 。我们的工人组长是战士出身的复转军人，一开起生活会来，开场白总是说：“同志们犯了 些小小不然的错误，到这里参加劳动表现都很好，我这当组长的对大家关心不够，有不到的 地方，大家要及时提出来，不要隐瞒，不要等日子长了，才说我这个组长咋样咋样的，到时 候影响了工作就不好了。”每次先做检查的倒总是他自己。对这一切，我感到很知足，很满 意了。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据说，当时农场领导曾向各大队下达指示，对我们这些落难 士人不能歧视，不能直呼右派分子，要称同志或下放人员。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下达这样 的指示的农场在全国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多年后我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我们的境遇，仍觉 感激不尽，在中国右派分子的“改造”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最幸运的几年好时光。 后来曾是我的演出伙伴的侍峒山，初到农场不久，因为有个年轻工人喊他“右派分子”，曾 大动肝火。当时还有几个一起劳动的难友，侍峒山就大骂此人：“你喊我们右派分子，你看 爷爷们哪一个哪一点不如你!你比我们强在哪里?你说，你自己说!”侍峒山对把自己划为右 派分子从内心深处就从未服气过，他替所有的右派难友说了话，借机把年轻工人骂了一顿。 一起劳动的难友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自然也是对年轻工人称“右派分子”不悦。后来，年轻 工人向组长说到自己在地里挨骂的情形，组长也批评了他，怪怨他不对。从此，再也无人敢 直呼右派分子了，侍峒山理直气壮地奋力劳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拔尖，打土坯，他一天能 完成1000多块，双手摘棉花动作极快，一天能摘52公斤，全大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他用 实际行动，在在证明自己原本就是个一心向党的好干部。到1959年年底，场里为他摘掉了右 派分子的帽子。侍峒山是民勤人，民勤在河西走廊是个苦地方，当时就有“天 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意思是民勤地方太苦，当地人多出外讨生活，外地人 很少有在民勤留下的。在农场我接触到的很多民勤人都很能吃苦耐劳。侍峒山就是一个突出 代表。 应该说，几百名落难者心情愉快地在这里甩开膀子劳动，对于农场的大丰收都是起了重要作 用的。不仅如此，落难者在财务、统计、农艺、管理、教学诸多方面学有专长者大有人在， 可谓人才济济。农场领导根据工作需要，不断把各方面的人才充实到各级的各种工作岗位上 ，十工农场便有了一个从全省来说也是班底过硬、作风正派的业务骨干网络，这个网络由场 部自上而下，直到大队和生产队、组，都充分发挥了落难者的积极作用。说实在的，这里的 落难者在反右斗争中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每个人心里都委屈万分。 他们来到农场，在这特殊的境遇里，人人都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仍是革命者。同时，为 了摘掉头上沉重的政治帽子，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说大家作风正派，绝对地都能站住脚跟 。 景超短短来信的字里行间，使我意识到他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受到的是另一种对待- -一种我难以设想的非人的对待。两个农场“两重天”。我在这里享有的一切，在他已是不 可能企求到的了。唉，唉，我的亲人，一切的不幸与不公，为什么竟然全都压到了你的身上 ? 他的来信写得很短，语句生硬干巴，大约也是一种暗示，让我知道，信是经过检查才发出的 。他没有必要在管教干部面前展览自己的情感，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流露一丁点儿的 不满。他没有傻到再去获罪。反右斗争时一直标榜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而我们家就被 运动办公室派人抄了，还抄到了我父母家里，家里每一张小纸片都被认真翻阅检查过，我上 中学时的作文、周记，和同学的通信，都被一一仔细检查了一遍。说真的，在这方面，我们 都已有了足够的经验，上当的时光早过了。 但是，我的信是写给我的亲人的，发出时没人检查，该说的话，我要随自己的意说个够，说 个没完没了，来农场后劳动生活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同屋两个女伴姓甚名谁，从何处来的， 相处如何，我都不吝笔墨，一一写明告知。我知道，这封信写得越长越详细，他对我在农场 的一切也就放了心。当然，我写得也极有分寸，农场领导和工人们称我们“同志”的事，我 绝口不提，写了，就等于对农场领导的出卖，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落难之人可是恩重如山啊 。看得出来，那些管教干部“左”得可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这里对我们宽一点，他们也 许会浑身不自在。写信不慎，他们会告发我们的农场领导的。信末，我竟忍不住地仍写了“ 吻你!”要检查就检查去吧。我就是要吻我的亲人，用我热烈的亲吻去抚慰他那重创的心， 去暖热他受难的灵魂。你们想阻拦吗?你们能阻拦得住吗?我还故做糊涂地问道：“上次的来 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 景超的第二封信像是向我示威，依然没有封口，后来他的信大多数都没封口送到了我的手里 。多年来，谁也没有告诉我，夹边沟农场为什么要把没封口的信寄出。我只能得出自己的分 析结论，那些管教干部视右派分子如猪狗，检查信件的手续决不省略，至于检查后封口的事 就要视他们的高兴了，高兴时随便粘一下，不高兴时敞口交给邮局寄走也就完事了。他们的 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个个认为自己的“家书抵万金”，在他们只看做 毫无意义的纸片，他们在检查后付诸邮寄，已是对右派分子的莫大恩惠。 景超的第二封信仍然写得很简短，写得长了，也许会招来管教干部的责骂的吧!信中说了说 劳动的情况，然后写道：“我现在饭量很大，你大约想不到，今天发了津贴，吃过饭买了一 斤饼干，一下子就全吃光了。我大概瘦了，因为我觉得眼镜嫌大了……” 这些话证明了原来的传闻，他在挨饿。 心情万分沉重，两腿无力，我不知该怎么办。心里只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喊：他不能挨饿 ，他不应再挨饿! 少年的他就在挨饿。卢沟桥日寇侵略的炮声，把他和大哥逼出了家门。大哥参加商震的部队 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由一位老乡说情，在四川的一个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 “名 为看护兵，实际上是个小勤务兵，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了社会 上最黑暗的东西。”他曾回忆说，“在21医院时，经常吃不饱，在饭篓子 旁边打架的事时常发生。搬家时 我也必须和那些成年人一样的背、抬家具，并受大兵们的欺凌。1939年夏天，曾因和司药室 班长打架，一气之下和其他几个小看护兵从云阳逃到了万县，准备另谋生路。因为营养不良 ，体质很坏，我曾在酷暑中昏厥……”(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引自景超自传) 读书的强烈愿望使他几次外逃，终于离开伤兵医院，于1943年春考上了为沦陷区流亡学生办 的国立六中。当时这类中学管饭，不交伙食费。但是，“学生生活也很苦，也是经 常吃不饱，又没有经济来源，各方面都非常困难，但比过去当小看护兵时，精神上却是进了 福地了……”景超回忆说，“自此又开始了快乐的学生生活。”( 以上文字仍引自景超自传) 我无法想象他和小伙伴们为争一口饭在饭篓子旁打架的更细致更具体的情景，因为他从未向 我描述过这些事。他曾说，上国立六中在饥饿难挨时，常和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地里偷挖 地瓜吃，他还回味无穷地说：“地瓜洗洗就能吃，吃起来又脆又甜，你还没吃过呢!”无论 是在饭篓子旁打架也好，偷挖农民的地瓜吃也好，那时候，他毕竟没有现在的特殊身份-- 一个举国声讨，称之为右派分子、丧失了通信自由、作为人的一切已被剥夺殆尽的人。现在 ，他不能为抢吃一口饭和别人打架，更不能因饥饿而偷窃，他所能做的就是规规矩矩地劳动 改造。我们都已成为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每日里，他只能饿着肚子，背着沉重的 十字架，面向黄土背朝天，劳动不已，挣扎不已…… 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怖，他能够经得住这一切吗? 我能够为他做的，就是寄去了10元钱，告诉他，今后每季度我将寄10元去，望他买些吃的。 他一定也知道，这个数目在我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初到农场的一两年，农场小卖部有 时尚有食品卖，1斤粗劣的饼干不到1元就可以买到，不要粮票，可惜我能够寄出的钱太少 了。 写这封回信时，一种复杂的心态，已使我无法在信末写上“吻你”二字。此后，“吻你!” 在我们的通信中永远地消失了。 景超在那里忍饥挨饿，使我对那个农场从心里萌生了敌意，管教干部一次又一次地把检查后 不封口的信寄出，更使我不能不产生想法，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反右派斗争粉碎了我们彩 色的梦，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感喟不已，已不再感喟了。但是，我们坚贞的爱 情是圣洁的、高尚的，紧紧封闭在内心，为我独有、为我珍藏的这份感情，又使我觉得十分 富有。我在上封给景超的信里炫耀了我们的爱情，对于那些管教干部，只一次也就够了。我 蔑视那种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继续窥测我们的感情轨迹，使我们忠诚的爱情受到亵渎呢? 既然，他们把景超和我隔绝在异地，用枪杆子威慑我那无辜的亲人--几位右派难友被解放 军用枪杆子押解来十工农场的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他们还用饥饿折磨他们不应折磨的众多 难友，也折磨我的亲人。我跟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满腔悲愤，只想对着浩渺无际的上苍 控诉，呼喊! 但，我只能沉默下来。沉默，对于我们这些落难之人，是安抚无以认罪、躁动不安的灵魂， 使自己理智起来、得以自控的一个过程。保持沉默，将检验一个人的自控能力，使他在关键 时刻避免出现非常的举动和语言，从而进一步检点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沉默也是一种弥 足珍贵的品格，一种落难之人必须具备的品格。我一向谈笑不拘，性格活泼，在这个特殊环 境的特殊际遇里，我学会了沉默。 景超的第三封信里，说他们在挖排碱沟，每天站在碱水沟里干活，腿脚都被碱水蚀破了， 疼 痛难忍，一块儿劳动的人有的有长筒雨靴，防止了碱水浸泡，很解决问题。为了更好地劳动 ，希望我设法在酒泉托人为他买一双长筒雨靴送去，买一双需20元。 夹边沟劳动条件的严酷，显然是以前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离开报社时尚有50元的积蓄，他 让我带去以备意外之需，这是我俩的全部财产了。他正是知道有这笔钱，所以才提出买长筒 雨靴，不然，他是不会开口的。有个难友关维智原是省委组织部的干部，我们平时都叫他小 关，家在酒泉。我立即去找他，请求他的帮助。小关热情地一口答应，说可以让她妹妹办此 事，并立即给妹妹写了信。长筒雨靴由小关的妹妹买到后很快送到了景超的手中。我至今铭 记小关的难友情谊，对小关的妹妹不怕政治上担风险，星期日亲往十数里外的夹边沟送雨靴 感念不忘。我和小关分别也已30多年，小关已成了老关，不知这30多年他是怎样走过来 的?1991年8月下旬，我在河西之行中途经酒泉，才和他再次重逢。此时，他已担任酒泉行署 文化处处长，因为年轻，还正在任内，我们畅叙别情。在四工农场，他曾被派去采矿，不幸 炸掉半个指头，看见他那残指不禁仍令人心酸。 再说，办妥给景超买雨靴的事，我心里略略有些宽慰，有了这双长筒雨靴，他可以免受碱水 浸泡皮开肉绽之苦，是可以“更好地劳动”了。可那些没有长筒雨靴的人，他们还要从早到 晚浸泡在碱水里继续忍受皮肉之苦， 为什么他们竟要经受这等苦役?他们严酷的劳动条件为什么不能改变一 下，贫下中农如果遇到这种挖排碱沟的活，他们也是从早到晚地浸泡在碱水里挖个不止吗? 那么劳改队呢?我翻来覆去苦苦地想着这些事，只是苦在心里。我曾是对农村并不陌生的女 记者，我从未见过农民干这么苦这么重的活路，站在碱水沟里干活。50年代翻身解放的农民 不会皮开肉绽地去挖排碱沟，这是肯定的。夹边沟的难友们为什么不能得到更人道的待遇? 用苦役惩罚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在等待着他们呢?就是对待劳改犯们，也没听说让他们皮开 肉绽地去挖排碱沟啊!对于具有公民权的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其惩罚的方式、程度，竟超过 了对触犯刑律的劳改犯的对待，右派分子就更可恨吗?我怀疑，右派分子们具有的文化素质 ，原来的社会地位，等等，在当时一定是触犯了那些管教干部们的某一根神经。我后来转到 四工农场，发现那些管刑满释放人员的干部们，包括场长在内，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低 ，个别还是文盲，他们对于反右派斗争并没有直接经验，从报纸上了解到的经夸大渲染了的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使他们对于右派分子有着本能的特殊反感。在他们的心目 中，右派分子凶恶的反动本性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原来都是干部， 待遇不错嘛，他们竟然乘党整风之机，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真是罪恶滔天。景超和众多的 难友们一到夹边沟便陷入无法忍受的苦境，受到当时的政策规定所不允许的恶劣对待，同这 些管教干部的感情用事，不能说没有关系。 两年之后，我到了四工农场。四工农场机修厂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姓王，刑满后仍不准许回 家，在机修厂当了“职工”，是个技术骨干。一次，他和我攀谈起来，问我：“你爱人现在 哪里?”我说：“夹边沟。”他立即吃惊地说：“哎呀!你爱人怎么去了夹边沟，以前劳改队 里调皮捣蛋管不了的，才往夹边沟送，劳改犯们最害怕去夹边沟，一听说往夹边沟送，先就 吓软了。唉!那个农场可不是人待的地方。”他连连摇头叹息，对景超的处境表示极为担心 。他的话进一步证明，夹边沟名为劳教农场，事实上对右派分子们实行的是管劳改犯的一套 办法，而且自有其更严厉的一套惩罚手段。省劳改局把全省唯一的、主要接纳右派分子的劳 教农场选中在夹边沟，对其施政方针肯定早有指示，早就做了安排，这样，景超和两千多难 友的悲惨命运便可想而知了，以后酿成大惨案的前提，在农场改为劳教单位时就已形成。 而当时我们都既愚又傻，对这一切不仅毫无所知，连想都没想过，景超天真地自投罗网，作 为妻子的我更没想过应该劝阻。 在此期间，我在十工农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已有很多改善。场部开办鸡兔饲养，我和小徐被 调去养鸡兔，在畜牧师的指导下，我们尽心尽力地喂养，力所能及，心理上消失了压抑感， 我每天记饲养日记，运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训练鸡们听哨音吃食。喂食前，我一吹 哨子，鸡们便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我觉得乐在其中。 我们才到农场时，由于春耕尚未结束，很多日子没有休息，我们本来就难以支撑、疲累不堪 的身体很受不了，但是，工人、民工也和我们一样没休息，我们无话可说。后来实现了双周 休息一次，每当休息日来临，我们也欢快非常。 在第一个休息日，我们先自在地睡了一下懒觉，然后洗头洗衣服。我们每天和土打交道，又 常遇到风暴的肆虐，尽管每人都用布帽子把头发全塞了进去，头发里还是积了很多沙土。下 工后取下帽子，头发表面落上的沙土还一层，低下头用手拂打，能打掉一些；把手指插到头 皮上，还能摸到一层沙土和汗水搅和在一起的污垢，这是无法拂打掉的，使劲在满头乱搔一 阵，也能稍稍舒服一点。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女性，原来都以修饰自己的头发为乐 事，如今美丽的头发变成了这般模样，飞蓬乎?鸡窝乎?说什么都行。真是几多无奈，几多不 快!不过，跟头上的右派帽子相比，这又算不得什么了。如今头发成了飞蓬、鸡窝，是为了 最终取掉那个更令人无奈、更令人苦恼不堪的右派帽子，所以，平日里，谁也不说什么，因 为说了也毫无用处。在休息日，我们洗去头发上的污垢和沙土，洗头水都变成了黄泥汤。互 相看看，明亮蓬松的秀发又重新出现在每个人的头上，3人又都散发出青春的光彩!小徐身 后垂着两条明光可鉴、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回眸一笑，长辫轻轻摆动，妩媚可爱；石天爱的 头发有点自来弯，显出几分潇洒，几分倜傥；石天爱还帮我剪去小辫，把我的头发精心修剪 成城里正流行的式样，说我：“像是变了个人!”我笑了。她又说：“我就喜欢你笑的这个 样儿，你怎么会是兰州人呢?”她心目中的兰州人，跟京津一带的女性大概大有差别。作为 女性爱美的天性，就是把我们发配到荒漠孤岛上，怕也是改不了。 小徐是个勤快人，洗完衣服，又坐在铺位上缝缝补补，把带来的大提包里的衣物整理一番。 不知何时，她把装有丈夫照片的镜框拿出来仔细端详，看个没完，一会儿，又把照片从镜框 里拿出来，看了正面，又看背面。我侧过头去一看，原来背面有些钢笔写的字，大概是小梁 为她写的临别题词。她把我当作了互诉心曲之人，无言地把照片背面写的字拿给我看。我拿 起照片一看，果然是她亲人的题词，写的是： 莲： 我的爱，勇敢些， 勇往直前地去吧! 爱你的杰58.3 她满脸凄楚，依然沉默无语，已是断肠之态!这有限的字，已让她洒了多少伤 心泪，又勾起多少离恨别愁! 丈夫要她“勇敢些”，“勇往直前”!那是因为她年纪轻轻别夫抛雏、忍辱负重到遥远荒僻 的农场劳动改造，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敢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应该说，她是在按丈夫的嘱 咐努力去做，她的一切表现已经够勇敢够坚强的了，20岁的青春年华，在别的许多女孩子 们还正是编织美丽梦幻、享受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年纪，而她已在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随之 而有了目前的种种不幸。她有冤，她有苦，还得强作欢笑强忍受，她已经在这样做，我们也 都在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如若怨尤，如若反抗，只会使自己陷于更悲惨的境地。但， 要她剪断这离恨别愁可是太难太难了。此恨悠悠，何时方休! 石天爱看到小徐看亲人照片时凄苦缠绵的痴态，也不多话，把她和妈妈的合影拿给我看，这 是她七八岁时的照片，她妈妈三十一二岁年纪，长得端庄清秀，一副蔼然可亲的样子，她自 己完全是男孩打扮，一身西装，打着领带，皮鞋锃亮，挺神气，只是没有妈妈好看。她刚接 到妈妈的信，她妈妈说是寄来了肉松和一些日用品，所以她兴致极好，连连说：“天津‘吉 士林’的肉松，特棒!老太太给我寄，只能寄‘吉士林’的，她不会买别处的，寄来了你们 都尝尝。”肉松还没收到，她好像已经吃进了嘴，舌头在嘴里动来动去，仿佛品到了肉松的 香味。石天爱平日里极少伤感之态，从不流泪。28岁的人还没有心上人，也许她早就悲 愁过了，一切都想得开。她一说家常，就说她们母女俩一起生活的种种情景。她爱谈论有关 吃的事，特别喜欢精神会餐一番，不过也挺克制，说到她家的吃喝，只是说到她怎么和妈妈 一起包饺子，吃麻酱面要再来点黄瓜丝之类，普通人家难以吃到的讲究饭菜，她从不提起， 因为她知道不能说，也许，在批斗她时，她已为说这些话吃够了苦头。 这天，我们还从饲养组买到一茶缸牛奶，3人分喝，石天爱喝牛奶的那个馋样儿，真像是喝 到了天上的琼浆玉液，一面连连赞叹说：“真香，真香，真香哎--”一面不无遗憾地说 ：“没麦片，有麦片煮一煮就好了!” 大灶上也大改善，中午吃苜蓿韭菜包子，苜蓿是从农场的苜蓿地里采摘的嫩芽儿，韭菜头一 天就派人去县城买来了，馅里有一星半点的肉，一个包子要半斤粮票，我从未见过，也从未 吃过这么大的包子。我们狼吞虎咽，吃得香极了。 但是，景超的来信在我心灵深处罩上的阴影，是无法拂去的。当我吞咽味美无比的大包子， 把肚子撑得圆鼓鼓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他因饥饿而瘦削了的面庞，眼镜耷拉在鼻梁下 方……当我唱着歌儿和可爱的兔子、鸡们为伴，热心喂养它们的时候，他在烈日的曝晒下 站在碱水沟里挥动沉重的铁锨挣扎不已的身影，竟不离我的左右，随时出现在我的身旁，只 是他已穿上了一双长筒雨靴……我和周围的许多人随意谈笑，颇有些自在，颇有些自得的 时候，我深知，那别着枪的管教干部就巡视在他的周遭……他失掉的太多太多，而一切都 已无法挽回，无法补救了。 使我追悔不已，痛苦不已的，这竟是他自己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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