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七一”快到了，我们对这个节日的到来不是不想，而是没有资格去想它。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怎能去参加庆祝活动呢 ?

　　没想到，有一天工会主席邹士杰特意找到我，告诉说：“七一”那天，全场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要奖励先进工作者，还要举办全场性的文艺会演。因为女同志少，我和小徐一定要出个节目，干不了别的，唱个歌也行。邹士杰是专门找我谈这件事的，意思是非出个节目不可。为了给节日增添一点气氛，这已是义不容辞的了。

　　这可难坏了小徐和我，小徐说她根本唱不了，我虽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参加正式演出极少，一紧张干脆就唱不出声音，不演吧，既辜负了邹士杰的一片盛情，又怕说我们架子大。我们心里不禁也有点好笑，右派分子怎么能参加庆祝党的生日的会演?这可有点阴差阳错。但是，领导上让演，我们也不便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后来，我和小徐一起，在宿舍前的空地上排练了个俄罗斯双人舞，到时候就凑个热闹吧!我来农场时带了两件从北京买的时髦衬衣，还带了一块蓝棉绸，小徐也有一块布料，我们就用两块布料粗粗地缝成两条长裙，穿上漂亮衬衣，就是我们的舞衣。

　　当然，我和小徐都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要在农场正式演出，而且是在庆祝“七一”的文艺会演中演出，我一想到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就忍俊不禁，生活真不知在跟我们开什么玩笑!不管怎么着，我还得感谢这个玩笑，跳舞总是令人惬意而愉快的。

　　“七一”这天，也是个难得的休息日，大家都脱去劳动时的破旧衣衫，穿着整洁漂亮，高高兴兴地去参加庆祝大会。我们同组的工人们大都穿上了崭新的蓝卡其布制服。全场各队的人都来了，获奖和参加演出的人更都是兴冲冲地来了。场部临时在空旷的场地搭起了戏台，拉上篷布，挂起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七周年”的横幅，显得庄严红火。台前放了些建筑用的长横木，就是台下人们的座位了。因为全场的人都要来开会，有的大队离场部二十来里路，步行来很费时间，大会开始已近中午。先是庆祝党的生日暨发奖大会，右派分子们劳动表现好的，和工人们不分彼此，同样获得了应有的奖励。个人获奖的奖品，我记得是一面纸做的红旗，农场条件差，意思到了就十分难得。我印象深刻的是省人民银行的一位难友李正华也获了奖，他坐在获奖者的行列里，因为天气热，只穿着背心，表情庄重，魁伟的身体，肩膀宽宽的，发达的胸肌线条分明地隆起，十分英武。我想，这位难友来到农场才几个月，劳动上就取得突出成绩，他一定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本来就是好样的，心中无愧。他那坦诚庄重的神情，也在向大家表明，自己本来就是党的好干部。尽管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们，我仍然为我的难友获奖感到欢喜自豪，因为他们的获奖，说明农场领导确实把我们当人，和工人们一样对待，他们作为我们之中的佼佼者为大家争得了荣光，我怎能不兴奋愉快呢?今天的读者对于这种感受很难理解，知识分子得到了和工人同样的对待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在当时，我们是以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身份同国家主人翁、充当领导阶级成员的工人坐在了一条板凳上，这里没把我们当做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对待，从当时全国的情况来说也许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对我们蒙冤受屈的数百名右派分子来说，更是一种机遇。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土上，右派分子们有这种幸运的角落并不多。多年之后，我依然把十工农场当作我心灵上的乐土，是在这时就有了深切的感受。也许，“山高皇帝远”，才使这里有可能把我们当做普通人来对待。

　　下午的文艺会演节目十分精彩，成为全场文艺人才的大检阅。原省人民银行学校冯士伟和武威步兵学校曾芳煜的独唱，铁路文工团郑文义的小提琴独奏，李佐亭的山东快书，徐保安、赵芝贵自编自演的相声，等等，都颇具水平，一大队的难友们还演出了秦腔折子戏。我和小徐的双人舞，乐曲只是简单的重复，到演出时已是一个小乐队在伴奏了。这些演员，有些原来就是专业文工团体中的佼佼者，如郑文义的小提琴独奏，据说在西北五省(区)是第一把；有些人原来经常参加业余演出，如冯士伟的独唱、周至德拉手风琴绝不低于专业文工团的水平。符文虎是原省公安厅的乐队队长，会多种中国乐器，他曾多次带领他的乐队到甘肃日报社为舞会伴奏，他曾注意到我，原来我们只是不相识罢了。相比之下，我和小徐的双人舞真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只是作为唯一由年轻女性演出的节目而受到大家的注目。

　　这次演出，使我结识了众多多才多艺的难友。农场领导一定是向县上汇报了我们会演的盛况，得到县上的鼓励支持。不久，就又从全场把会演中出现的人才集中起来，增添了新的节目，紧张排练，决定到县上隆重演出。新增加的节目有：大联唱《歌唱安西好地方》，用绣金匾的调子配的歌唱总路线的大合唱，还有个活报剧。《歌唱安西好地方》的词曲都由部队文工团出身的曾芳煜编成。曾芳煜当右派前在文工团是吹黑管的，来农场后没有黑管可吹，倒是发挥了他多方面的才能，他嗓子好，唱男高音很受欢迎，还能指挥大合唱，吹笛子、拉胡琴也行，乐队人手不够时也能凑个数，特别是他临时编个歌的本事，尽管歌词十分粗糙，但听上去好听，又能顺应当时的形势，我们的演出就很需要他这么个人才。《歌唱安西好地方》的朗诵词，由说山东快书的李佐亭朗诵，曾芳煜指挥，大合唱全体队员都参加，可惜女声只有小徐和我两人。总路线的大合唱，由曾芳煜和我轮流领唱，开始我十分胆怯，试唱了几次，因为天天练唱，嗓子唱开了，胆子也大了，效果还行。小徐、我，还有一个河西来的小伙子，还一起排练了当时十分时兴的《采茶捕蝶》舞，采茶姑娘只有两人，舞台画面很差劲，不过也算是尽我们的努力换了个花样。在排这个舞时，石天爱说，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天津资本家的妻子们兴高采烈，就排练了这个节目演出，服装都是特制的，非常漂亮，参加演出的有几个人她都认识，后来，她们演出的照片还在《人民画报》上刊出。我听了，很有些感慨，我们原来都是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如今落此下场，连“人民”都不是。我们的演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实际上都不准许，对这，我心里非常清楚，不免又觉得十分凄凉，而这感觉也只能埋在自己心中。我们只紧张排练了三四天，就去县城演出。白天，先在街头演出活报剧等小节目，我们的《采茶捕蝶》舞，也在街头演出。场部的秘书姚〖HT5，6”〗王〖KG-*3〗〖HT5，7〗郎〖HT5 〗还拍了几张照片。晚上在大礼堂演出，结果是轰动了全县城，能容800多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

　　我相信，为浩瀚戈壁所包围的安西，号称世界风库终年为暴风肆虐荒僻已极的安西，远离现代文明落后贫穷的安西，在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热情地歌唱之前，不曾有谁歌颂过她。我们引吭高歌，配以优美的音乐，再加上李佐亭慷慨激昂、热情奔放的朗诵，其内容虽不免也具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矫饰之词，也使观众们大为倾倒。说实在的，我们唱出了对安西的美好感情，还是由于十工农场以宽厚的胸怀接受了我们，庇护了我们，还给我们以人的尊严，使得我们能够以正常人的感情看待安西的一切，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里的人民和土地，愿意以积极的创造把自己的感受奉献给这里的观众。被伤害、被凌辱的灵魂就是做戏也难以表现出根本不存在的感情，真诚的微笑是假装不出来的。

　　我们的乐队阵容十分强大，由数十人组成，各种乐器齐备，拉小提琴、手风琴等主要乐器的都是高手，有几人都是一专多能，如周至德拉手风琴是一把好手，打洋琴、拉二胡、吹笛子也都很在行，只是为劳动方便剃成了光头，演出时外观有点不雅，他哪里会想到来农场后又有了演出的机会?郑文义拉起小提琴来风度翩翩，俨然一副音乐家的派头，在他那神奇的弓弦下流动着的美妙旋律，格外地引发着人们美好的遐想，有时在陶醉中又不禁涌出丝丝伤感凄迷。古人有“琵琶弦上说相思”的诗句，毕竟，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之人，远离亲人的孤寂，被打倒在地的屈辱之感，时而袭扰着每个人难以宁静的心。

　　我在紧张的排练与演出活动中，时不时地想起在酒泉夹边沟受苦挨饿的景超，在万般无奈中又只能强迫自己尽力排除对他的记挂……兰州来的家信，对孩子们的情况总是说着让我安心的话，妈妈的肠结核、胃下垂经气功治疗大有好转，已经上了班，等等，对这些，我就不去多想了，令人忧愁的家事，每一个让我记挂的亲人，我哪能件件桩桩一一都去想个周全呢。来十工农场以来，即使在较为轻松的排练与演出活动中，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的，在日常的劳动中，一切就更不待说，每天的生活都像一根紧绷的弓弦。我很累很累，顾不得去想去思索什么。多年后我才知道，在我和景超来河西以后，妈妈虽勉强去教课，而久病的身体已不允许她再工作，她曾多次昏厥在讲台上人事不省……

　　县上对我们演出的认可，使我们略感宽慰，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十工农场给予我们的对待，至少是得到县委的默许的，我们除了不能回到原单位工作，其他各方面都和农场职工一样，这对于我们已是一种难得的礼遇和幸福。多年后我才得知，这次到县上演出，农场领导并未将我们真实的政治身份向县委说清楚，县上对演出的认可也许只是故做糊涂。

　　夏收开始后，曾在部队当过连指导员的邹士杰，根据他在部队搞政治工作的经验，又组织了个精悍的不到20人的演出队，到田间地头演出，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来完成夏收任务。同时，还办了个油印小报：《夏收快讯》，和我们同来的杨康--他原是甘肃日报文化部副主任，景超的顶头上司--担任主编。小报及时向全场各大队发下去供大家阅读鼓舞情绪。我们的演出队正如后来在60年代出现的乌兰牧骑，受到全场工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我的难友们的欢迎--难友们欢迎我们的演出，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看演出时可以休息一下。割麦是全年里最重的农活。十工农场有个颇具规模的机耕队，土地的翻耕、播种都用拖拉机，虽然也有苏联进口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因为收割的麦茬高，浪费大，一般不使用。为了精收细打，颗粒归仓，大面积的麦田基本上都用人工收割，全场夏收任务很重，有的队先后要用1个多月才能收割完。我的难友们大都是第一次参加夏收，用镰刀割麦又是技术活，还有个技术过关的问题。为了抢收抢打，不使到口的粮食受损失，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这种弯着腰身连续挥动镰刀抢收抢割的劳动，比拿着铁锨平整土地还累。在一块地里，每人占四行麦垅向前赶着割，还具有比赛的性质。技术不熟练，体力不济，手脚不麻利，就会被甩在后面。别人抢先已割到了地头，自己被拉下一大截子，此时即使想赶也往往赶不上了。有时候，所有割麦的人都已转移到另一块地里去了，割得慢的人还在那孤零零地留下的几行麦垅里挥汗如雨。此人不仅觉得脸面上不好看，想到这也许会影响今后的摘帽子，心里更是十分着急。在我们去演出的地头，我就看到了这种情形：所有割麦的人都已放下了镰刀聚到了地头，在另一块已大体收割得光净的地里，还有人在留下的几行麦垅里孤身奋战，他是想连演出也不看了，抓紧这点时间赶快割完留下的几行麦子。此时，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那位难友最后是在组长的命令下才走出了收割的地里。

　　工人们都具有娴熟的割麦技艺，他们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在麦地里显得就自在多了，但他们同样也觉得非常劳累。

　　我们演出时，大家都可以轻松地坐在地里缓一口气，在紧张劳动之际愉快地享受一下歌舞音乐，转换一下情绪。他们都挺高兴。

　　当时，全场共有四个大队，在邹士杰的率领下，我们有幸去了三个大队演出，四大队因为离场部有二十来里，当天无法返回，未能去成。

　　五大队是个由省级机关来的难友们为主组建的开荒队，也种了小麦。我在县城里见到的李德寰，还有符文虎、冯士伟、周至德等人都在此队，原省人民银行的难友李正华在“七一”得了奖，也正在此队。我们步行十一二里路到达队部时，大家还正在地里割麦，队长干脆下达命令，让全队的人都休息一下，到队部来看演出。我们先休息，等待他们返回。

　　这个大队各方面的条件都远不如场部，难友们初来时不少人住的还是地窝子--一种在地面上下挖三四尺，四周用土坯垒起低矮的墙，顶上稀稀拉拉放几根椽子，再搭上用树枝编就如篱笆状的长方形筏子，用芦草和泥巴盖顶以遮风雨。这种住室同后来大庆人住的干打垒有相似之处，但更为简陋，室内没有热炕，没有门窗，在人出进的地方，只有用芨芨草编成的门帘。但是，经过数月艰苦的劳动，书生们已经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新房子，现在已全部住进了新房子。安西县常年无雨，房子都是土墙，用土坯砌就，房顶也比较简陋，不用瓦，稀稀拉拉放几根椽子，盖上筏子、树枝、芦草，用麦草或麦衣和的稀泥盖住顶抹平就行了。我这些被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内心极为痛苦的难友们，他们来到开荒队后，在拼命劳动中排遣心中的愁闷，同时，也都用拼命劳动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当然，他们还是认真听党的话，通过劳动来积极改造思想。此时，他们大多都是二三十岁年纪，经过一段奋力拼搏，习惯了劳动以后，浑身都是劲，盖起这些房子并不难。但，无论如何，这个速度也够快的了。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住房都十分整洁，地扫得干干净净，通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有些人大约是怕弄脏床铺，把褥子一古脑儿地卷起在叠起的被子上，空下来的地方只铺着灰色的棉毯或报纸，躺下或坐着休息不会弄脏衣服。作为女性，我觉得十分惭愧，我们的住室远没有他们这里整洁，我们都没有精力，也没那份心思拾掇自己的住室和睡铺。每个人晚上只是倒头便睡，早晨起来又忙碌不已，整天劳累已极，谁还顾上管这些个呢!男子汉们终究不同于女流。

　　来五大队之前，邹士杰就介绍过，这儿的难友们一来就开荒，大家都尽力干，活重，吃得多，每人每天要吃3斤粮，1月就是90斤，管理员觉得超过了定量不好办，到场部请示，领导上说：“能吃能干，咱们这儿是出粮食的地方，还能限制同志们的口粮吗?”邹士杰是笑着说这番话的，却又勾起我的忧思，夹边沟也是生产粮食的农场，为什么景超和那儿的难友们却要挨饿呢?尽管当时我还料想不到长此下去，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我的心头仍浮起层层阴云，翻滚不已。唉，景超在被打倒在地以后，为什么还要遭此厄运饿肚子?但愿这种情况不要继续得太久。夏收期间，全场的伙食都有改善，每天都有白白的大馍，随大家尽饱吃，夹边沟那儿呢?景超是不是也能吃饱?

　　难友们在欢声笑语中很快都集中到队部前的空地上，我们只演了几个短小精悍的小节目，总共也只半个多小时就演完了，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概是怕“曲高和寡”吧，郑文义此次没有表演小提琴独奏，而是来了个二胡独奏《百鸟朝凤》，也备受欢迎。难友们一定要他重奏一次，他高兴地又演奏了一次。在这“大漠孤烟直”的辽阔荒野，大家有如此的雅兴对一位被世人冷落抛弃的音乐家表示热烈真挚的尊崇，郑文义自是很受感动。

　　郑文义自带的小提琴是意大利造，用弓随便拉一下，音响都十分优美好听。作为音乐家，他多年来受西方音乐的熏陶。在演出间隙及行路中，我常听到他小声哼唱着外国名曲，我上中学时深深挚爱过的《圣母颂》也从他的唇间轻轻流出。那圣洁、崇高、无与伦比的丰富而又单纯真诚的爱的宣泄，我已久违了，此时听来是那样亲切而又陌生。在我上兰州女中的时候，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过《圣母颂》，我在学校礼堂听有名的管喻宜萱独唱过《圣母颂》-- 当时大家都称她管夫人。后来，学校还借来在当时非常少见的音量宏大的音箱，在礼堂办了一次世界名曲欣赏会，放了不少不知由谁珍藏的唱片，其中仍有《圣母颂》。那时，我只有十五六岁，说不上有什么欣赏能力。几位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们谱写的风格迥异的《圣母颂》常使我感动不已，我陶醉于其中而流连忘返，幼稚而朴拙的我，似乎感到了灵魂的净化与升华。如今，听着从郑文义唇间轻轻流出的旋律，我觉得那仿佛是从天外飞来的阵阵颤音，和我所处的现实世界竟是那样遥远，我经历了诸多痛苦的心境同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候已有了极大的改变。以往，《圣母颂》激越高亢的爱的宣泄，那深邃凄婉丰富多变的旋律，宛如灿烂阳光照耀下一条金色宽阔的河流，它喧腾着奔涌而下，以它神圣而凡俗、伟大而坦荡的胸怀慰藉充盈着人们干涸的心田，曾给人世间涂抹了多少真诚的情、纯净的爱。而此刻我自己的存在就是个不协调的音符，《圣母颂》在我心底勾起的竟是阵阵悲凉凄迷。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我寂寞地回味着飘逝而去的我少女时代的梦幻，一副痴态。别了，那充满美丽梦幻的岁月，永别了!

　　冯士伟每次在宣传队的出现，常引起人们的注目。冯士伟以歌唱炊事员的一支歌：《哎，俺心里乐得不得了!》饮誉全农场以至安西县城。冯士伟是上海人，地下党员，原省人民银行学校的干部，业务能力甚强。1952年在支援大西北的热潮中，他由繁华热闹的大上海志愿来到兰州。从外表来说，他不像是个江南水乡来的清秀书生，圆脸，络腮胡子，粗眉大眼，短粗的身材，倒真有炊事员的风度，特别是他那肥大的裤子，裤腿老是提得一高一低，常引起宣传队员们的嘻笑。小徐就曾指着他一高一低的裤腿，笑得前仰后合地告诉我：“老冯的裤腿，永远是那个样子!”冯士伟不以为意，倒是走过来同我们攀谈一阵。冯士伟说，他在队里曾担任采购，常赶着一辆牛车到县城拉运灶上需用的各种食品。有一次，他到县城采购回来晚了，夜里赶着牛车在戈壁滩上转悠着慢慢往回走。忽然，他发现有几双发着绿光的眼睛追随车后，不紧不慢，一直跟着走，他一下明白过来，这是几只野狼在追踪着他，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赶着牛车跑一阵，狼们也跟着跑；他赶车慢了，狼们也慢慢走。可是饥饿的野狼对赶着牛车的他还是有点怯火，追踪他一夜，到底也没有扑上身来撕扯着吃了他。这场面还真有点惊险呢，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财会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会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上交道。对于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上交道，他终能坦然处之。原共产党员的他，认为来农场 “改造”，是党对自己的严重考验。在这个特殊的境遇里，他将进行积极的战斗。冯士伟说，当他和拉车的牛独处时，还常和牛一起说说话。他说，不跟牛说话，再没有个絮叨的对象。他还说：“过去看小说，小说上说‘公牛般的眼睛’，我无法理喻，现在才知道，牛的眼睛眼睫毛毛茸茸的，眼皮的轮廓层次分明，眼珠又黑又亮，实在漂亮!” 想不到冯士伟竟还是个内秀之人，他感情细腻，柔肠缠绵，同牛结伴仍自得其乐。后来我才得知，其时，他正压抑着内心的巨大悲痛，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在他当右派后患脑瘤死去，使他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不幸!他和牛说了的许多话，兴许也只能向牛倾诉。

　　邹士杰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陕北人，在夏收中带领我们出来演出，他头戴一顶白帆布阔边帽，像个地质队队员，潇洒地穿行在演出队伍中，常常谈笑风生。看到路边丛生的骆驼刺，他笑着说：“你们知道这种草为什么叫骆驼刺吗，骆驼最爱吃它，吃了肯上膘。”我说：“骆驼刺那么扎，骆驼就不怕扎坏吗?”邹士杰说：“不怕，骆驼的嘴看起来软乎乎的，骆驼刺一点也扎不着它!”这真不可思议!我对骆驼并不陌生，小时候，兰州城里常有成队的骆驼由骆驼客牵着从城里走过，我曾像《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仔细看过骆驼细细地嚼咬草料的神态。骆驼宽厚松软的大脚掌踏在厚厚的虚土路上留下的印迹，骆驼的小小的圆粪蛋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到了夏天骆驼脱毛时，结成片片的驼毛不断从骆驼身上蜕下，骆驼光光的身躯和屁股上兴许只留下几片驼毛，连弯弯的脖颈也成了光秃秃的。有一次，我看见一匹脱毛的小骆驼，残留在它身上的驼毛片片光洁柔软，毛茸茸的，颜色发白，非常好看，我真想撕下一片来玩玩，却又不敢动手。在我长得大些以后，骆驼在兰州就很少见了。谁知来安西后，竟意外地又见到了骆驼。我第一次见到骆驼，不是高耸的双峰上驮着重物的骆驼队，而是拉着胶轮大车的单个骆驼，在沙石铺就的公路上，倨傲地抬起软软的大脚掌不慌不忙地向前行进，它庄重地目不斜视，对公路上来往的人们不屑一顾，倒像是在它自己的庄园里自在地散步。如今得知它喜吃骆驼刺，靠吃骆驼刺上膘长力气，我心目中的骆驼好像又有了另一种神韵，别具一种我还不了解的性格。

　　说起安西的大风，邹士杰更有他独特的体会，他朗声地笑着说：“嗨，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从县里回农场，半路上迎面猛地刮来了大风，我骑在自行车上，连人带车被风吹得倒退了一小截路，人才从车上摔下，这样的风，你们经见过没有?哈哈，那么大的风，怕是九级十级都不止呢!”我领教过的狂风四起猛刮不止的景象，跟他描述的又是另一码事。我和我的难友们来安西以来经历过的刮风天气，使每个人对“世界风库”都有了自己真切的体会，每遇到这种气候，人人都觉得沮丧不快，以至忧伤不已。出外参加演出以来，夏季的风和日丽使我们心情愉快，听到邹士杰笑语连连的描述，暴风的肆虐给每个人心头留下的阴影便一扫而光。风暴既然是这里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免的小插曲，大家就都觉得可以不在乎了。

　　在二大队演出后，我见到了报社和我们同来农场的杨骁，还有稍晚些时候来的韩卫之。杨骁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真羡慕你们的演出。”他疲累已极，为不能参加演出而遗憾。杨骁是兰州人，原来家境贫寒，解放前一两年挣扎着到了西安，在西北大学当了旁听生。西安解放后，他报名参加了甘肃工作团，和一伙大学生们--也包括景超，徒步行军到了兰州。“ 8·26”兰州解放，他们成为创办《甘肃日报》的骨干力量。杨骁是个热情人，好激动，中国共产党号召鸣放期间，他参加了甘肃日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畅所欲言，谈了一大通意见。因为对《甘肃日报》的现状感到不满意，他借读者的话，说“甘报”是“干报”，干巴巴，无人爱看。还说，他为此感到担心、揪心、痛心、忧心、寒心、灰心，一口气连续说了六七个贬义词的“×心”，开完会，作记录的人让他看记录稿，他又着意润色一番。谁料想，反右斗争开始后，他的发言恰恰成为恶毒攻击党报的典型言论。他倒好，立即来了个“缴械投降”，又成为右派分子里认罪最好的典型，使他少挨许多批斗，处分时相应地也有些照顾。

　　来十工农场后，他分在了二大队，离场部有八九里路。有一次中午，他来场部小卖部购物，我和杨康正在吃午饭，他一见面就诉苦不已，说他们正在修水渠，一次干活时风很大，他蹲了一阵，就受到工人的喝骂。还说他们吃不饱饭，到吃饭时一个个都跟“饿狼”一般。当时，他形容憔悴，情绪不佳，完全变了个样。这顿饭我们吃的有红枣小米稀饭，量多，我们都用饭盆盛着，我和杨康就都分了些让他吃了。这次演出时见面，他心情甚好，说队长对他很信任，似乎他已成为队长的左右手。大概，队里的领导已改变了原来过激的作法，这种改变还是来自场部领导的意图。

　　我们的日子，比起在全国各地受苦受难的右派朋友们，自然是够好的了，说农场对我们“优礼有加”也不为过。

　　二大队招待我们吃了顿饭，有炒菜、甜果酱做的包子。二大队的食堂管理员也是我们的难友。临离开之前，他把小徐和我叫到他的库房里，问我们需要什么，可以送点给我们，小徐和我都说“给点果酱最好了”，他就给了我们每人一小瓶果酱。这是他对我们俩的一点特殊的优待。

　　又过了些日子，此人来场部办事，路遇小徐，他告诉小徐说，杨骁在二大队受到批斗，日子很不好过。详细情况我无法问及，因为我没见到他。我觉得，杨骁在当了右派分子以后，快速地“缴械投降”，表现特别好，他不仅自我感觉一直良好，还天真地把“缴械投降”后的自己等同于“人民”，在处境略有改善之际，便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去“改造”难友。他特殊的不幸和悲剧正是根源于此。这一点我在同他来安西的旅途上就有察觉。记得我们已住到安西县城的小旅店以后，为些许琐事，他对杜博智看不惯，转过身就对着我和杨康说：“‘蛙将’嘛，只能是坐井观天!”还得意地将此话重复了几次。杜博智大概没听见，竟浑然不觉。“蛙将”是反右期间人家对杜博智的侮辱性称呼。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个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大漫画里，用妖魔鬼怪的诸种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的指挥下，群魔乱舞，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眼心里就痛楚不已，如今在千里之外，由于离开了灵魂被百般凌辱过的所在，总还觉得有些庆幸。谁承想，杨骁竟然重提“蛙将”去伤害杜博智，这种心态真是难以理解。这已是数月前的事了。而今，我推测，他在得到队长的信任以后，大概是把自己也摆到了领导的位置上，对如何“改造”和要求自己的难友献计献策，还可能对难友们盛气凌人，甚或整治别人，以致引起难友们的反感。别的难友们要想整他也很容易，因为他毕竟也是“一路货色”。队长一般都是党员，起码也是部队转业的军人，极易接受已挨了整的右派分子们的挑唆。因为那种挑唆都具有堂而皇之的理由。杨骁在队长面前搞的那一套，任何一个因为杨骁的作为而受到委屈或挨了整的难友，只要他自己不愿意心甘情愿地忍受下去，便会想些法子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委屈再反弹回去。

　　反右斗争使中国的全体人民都受到教育，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懂得并学会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实际运用。古代的帝王权贵们为争权夺利殚精竭虑创造的这一整治人的恶行，在1957年的中国被大规模地、群体性地用来对付55万多右派分子。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们被玩得眼仁发白欲哭无泪欲死不能欲活还休，直到天旋地转真真体味了“脱胎换骨” 的磨难。然后，他们在被送去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生存，有时也略试身手，玩一玩加罪于别人的手段。杨骁整了别人，自己也吃到了同样的苦果。

　　韩卫之原在《甘肃日报》担任时事编辑，业务能力强，工作一贯踏实肯干，他来农场比我们迟两三个月，是因为他不是右派分子。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右派斗争，对55万多右派分子进行处理以后，对有“历史问题”或有其他“错误”的人，认为也不应放过，政策的执行继续向 “左”转，于是韩卫之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送到十工农场监督劳动，自然是没有了工资。我们平日里相见的机会很少，此次见面，也觉得十分亲热。韩卫之在农场劳动期间，一如他的为人，沉稳踏实，平稳地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20 年后，“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否定。

　　当时，由省级机关及河西地区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右派分子，还有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也还有虽有“错误”但未戴任何帽子的下放人员。那些戴了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的人，都觉得脸上更无光，常自称为“右派”，甚至在农场几次发下登记表，要每人填写履历时，不惜做假填成“右派”，以蒙混一时。他们反正也知道，填写这些表格对于改变自己的境遇无任何关系。三大队就在场部所在地。我们的演出深入到各个地头。报社的杜绍宇、汪志英比我们迟来两三个月，此刻都在地里割麦子。

　　杜绍宇，原是兰州的中学生，1952年到报社工作。1957年在总编室编一版。他是所谓“黑社 ” 的主要成员。“黑社”，就是他在被逼不过时“交代”出来的。杜绍宇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编委委员、总编室主任×××有看法。鸣放开始，在总编室开会时，他就坦率地说：“我不敢鸣放，我怕提了意见，老×会打击报复。”×××本人当时也头脑“发热”。上夜班在总编室随便议论时，竟说：“咱们国家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议会制，参众两院，各说各的，要多数人赞成才算数，我看人家还是讲民主。”杜绍宇在和景超闲谈中把这些话告诉了景超，景超随口就丢了一句：“×××这不是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嘛!”

　　反右开始后，总编室的斗争对象是杜绍宇、杜博智。开头，杜绍宇自己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杜绍宇被追问到与景超的交往时，×××敏感地意识到从杜绍宇身上也许可以找到攻破景超的突破口，就口气和缓地说：“我知道你这个人心里也没啥，你嘴里一滑，随便啥话就都说出来了，王景超那个人，和你有本质上的不同，你要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和王景超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你自己到底有些啥问题，我还不清楚吗?”这些话使杜绍宇真以为自己没啥问题了，开始，他还把这些话告诉景超。随着对他的批斗继续升温，火力不断加强，情况便有了变化。景超在被迫交代同杜绍宇的关系时，写了经杜绍宇之口所说的××× 对西方国家议会制的议论。按当时的标准，仅此一句，×××就足够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了，这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而且，×××在值夜班时随意散布的“右派”言行还不止此。但，无人对此进行任何追究，滑稽的是×××一直还充当了报社反右斗争的急先锋。1990年，我为别的事找过×××，此时的×××倒也说了实话：“在报社反右派斗争中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年，×××仅仅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也非把景超打倒不可，而且认为仅仅打倒景超还不够，只有使我也闭住了嘴，他那些右派言行才会无人再提起，或提起也不起作用。经过软硬兼施，诱供逼供，画框框，定调子，硬是逼迫杜绍宇扯出了个“黑社”，他才心满意足。甘肃日报社有名的右派集团“黑社”，不是由文化部揭露出来，而是首先在总编室发难，然后波及到文化部(文化部共揪出三个“黑社”成员)及甘肃农民报(我一人)。×××作为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自明。我们在当时挨整似乎也属正常，但3年后其血淋淋的后果却是谁也不曾料到的。×××会因此而内疚吗?

　　后来，杜绍宇意识到扯出“黑社”对自己只是加重了问题的性质，又推翻原来的交代，不承认“黑社”。但此时此案已报省委，在《甘肃日报》上已公开披露予以批判，泼出的水已收不回了。杜绍宇推翻原来揭发交代的“罪行”，属于态度恶劣不老实之列，最后落了个仅次于景超的处分：取消工资，监督劳动。他原本打算自谋出路，所以没有和我们同行。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所以，过了两个多月才姗姗而来。

　　汪志英，甘肃渭源人，是个地下党员。他在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形势下，就《甘肃日报》的新闻报道、专栏设置、编辑人员的使用及上下班制度等方面写了个《意见书》交编委会。他到报社时间不长，写成后，让文化部的有些人看了一下。景超当时在文化部受到大家瞩目，是有一定影响的人，汪志英就一定要景超帮他修改。在难以推辞的情况下，景超勉强帮他改了一下，为了节省他搞创作的时间，还让我代抄了几页。但汪志英向编委会交的东西，又经他本人改过并重新抄写，景超再未过目。鸣放时，汪志英的《意见书》交到编委会已几个月，汪志英因《意见书》受到编委会的冷落，在开会时曾发言表示不满。反右斗争开始后，压在编委会办公室抽屉里的《意见书》，从反右斗争的角度重新加以审查，并打印出来供全社职工讨论，从而被确认为“黑社”的黑纲领。汪志英被迫交代写《意见书》的经过。汪志英做梦也想不到，近半年前的一纸《意见书》，会成为反右期间凭空冒出来的“黑社”的黑纲领。景超更是有苦难言。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批斗汪志英时，汪志英显然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而在批斗自己由汪志英出面作证时，汪志英又变成了由景超任意摆弄的十足的白痴。唉，唉，那个时候，哪个右派分子又不是被任意摆布的可怜虫。

　　汪志英倒是有些先见之明，宣布处分之后，他就不准备来农场劳动，而且把户口转到了当时还很荒凉的兰州市西固区，打算另谋出路。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妇女干部得知他是右派分子后常找他的麻烦，使他难以安身，逼得他不得不也到农场来，所以比我们晚来几个月。“黑社”的另一成员牛华生，宁夏人，回族。1954年宁夏省同甘肃省合并，原《宁夏日报》总编辑张源来《甘肃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带过来几个人，牛华生是其中之一。牛华生是回族中的进步分子，他曾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在《大公报》上曾著文指名道姓地大骂蒋介石。鸣放期间，牛华生的著名“言论”是写了一副对联，对两位担任中层领导的党员表现了不满，对联原文是：“萧俊德德不俊何为俊德，杜修文文不修怎称修文”，并征求横额。当即有梁军欣然命笔，加了“唯资而已”四个字。梁军后来也未能逃脱右派分子的厄运，只是比我们晚了一年，所以未来安西。牛华生的另一张大字报，是对报社为高干们修的新宿舍楼有些看法，同他们所住的平房作了比较，题为：《高干楼、低干院》。景超同牛华生无其他瓜葛，在当右派之前，我和牛华生从未说过一句话。牛华生只是因为也看过汪志英的《意见书》而成为“黑社”的一名成员。最初，牛华生听说杜绍宇交代出了个“黑社” 时，曾在文化部的办公室里惊呼：“莫名其妙!”办公室里的十来个人全都默不作声。这突如其来的信息乍一传开，使那些没有陷入右派泥坑的编辑们都感到难以置信，惊恐不安，所以都谨慎地闭住了嘴。而当初惊呼“莫名其妙”的牛华生，到后来还是按照领导既定的意图，以“黑社”成员的罪名“认罪悔罪”。因为“认罪”态度好，问题也比较简单，对他的处分最轻，只给了个行政降两级的处分。作为回民，他提出去农场劳动吃饭问题无法解决而留在了报社印刷厂劳动。他在铸字车间干上了最重的活，每天把用过的铅字化为铅锭，一直干了三四年。

　　我的这些难友们，个个都经历了残酷无情的批斗。残酷无情的批斗，使每个挨斗的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意志不敢稍有违抗。参加批斗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党的意志的执行者。为了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们在斗争会上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穷追狠批，种种不堪入耳的詈骂脱口而出。诸如：“耍死狗!”“背着牛头不认赃!”“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决心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等等，等等，随时都会劈头盖脑地抛掷过来。挨斗的人不论内心多么委屈，灵魂经受着怎样的凌迟，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并按照会上的要求“转变立场”，痛骂自己思想反动，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披肝沥胆向党提过的宝贵意见和一些极平常的看法，通通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每个被认定为右派分子的人都在这场残酷的闹剧中扮演了不幸的悲剧角色。像这样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由于同一个虚设的原因，对55万多知识分子采取同样的手段，使55万多忠诚无辜的人经受灵魂的凌迟，它不是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国土上，人类历史将如何评价它?“阳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绝不仅仅是55万多无辜灵魂的沉沦。500万知识分子中既然出现了55万多猖狂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那么，工人、农民呢?反右斗争的余波也扩及到工厂、农村。报社的印刷厂就对轮转车间的陈培清进行了批斗，陈培清一定也是有些出了“格”的言论。我曾听到厂部办公室里传出批斗陈培清的怒骂、叱喝声，其火力绝不亚于对我等的批斗。陈培清站着交代“罪行”，其委靡状也绝不下于我等。不过，报社还算严格按照当时的政策界限办事，对陈培清的批斗，只是进行“教育”，没给他戴什么帽子。在其他地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下达以后，报社曾开全社大会让我们每个人自己表态，让已被打得趴倒在地的反动派们再一次地表示认罪悔罪。然后，由领导上做出对我们每个人的处分决定，上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就在我们等待省委批复处分的时候，又通知我们到资料室帮助清理新华社发来的新闻图片。这些新闻图片因为无专人管理乱得一塌糊涂，有些有图片，无说明，一旦需要就无法使用。而我在清理中竟意外地发现了新华社的一则通知，通知说，今后对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不得见报。赵桂兰何许人也，50年代的人都知道，她是东北某工厂的年轻女工，一次她在抱着某种烈性炸药行走时，因妇科病突发出现晕眩，当时，她完全可以把炸药扔远保护住自己，但是，她为了保护厂房没有扔出炸药，结果炸掉了自己的一只手，这在全国曾极为轰动。赵桂兰治好伤后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有一幅名画画的是中央领导人接见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的情景，赵桂兰就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周总理的神态显出对赵桂兰十分疼爱关心的样子。而现在，根据通知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不得见报。我立即意识到赵桂兰也许是在鸣放中出了问题。从此，她永远地消失了。

　　杜绍宇、汪志英先后来到农场后，和我同在三大队，常见面。汪志英从来不提反右斗争期间的事，守口如瓶。杜绍宇对于扯出“黑社”，在来农场前就一再说悔恨已晚，对于景超和我都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和亲近，我们也不再说什么，一切也就逐渐释然了，毕竟，我们都落到如此的处境，主要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在地头演出时和他相遇，我们随意说笑几句，亲切自然。

　　在邹士杰的示意下，我们还在三大队的伙房里，为炊事员们作即兴表演，为炊事员唱了几支歌，其中有歌唱大跃进的歌，记得有两句歌词是：

　　“跃进哟嗬，跃进哟嗬，大跃进哟嗬!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炊事员们大受感动，以后我们去打饭就备受照顾。

　　此次夏收期间，我们未能去慰问演出的在全场只有四大队了。四大队是个年产六七十万斤小麦的单位，夏收任务很重。全大队2/3的劳动力都是我的难友，夏收这一关，使他们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收割、拉运、打碾到入仓，他们都承担了下来。我的难友中有许多人在农村长大，从小有劳动习惯，也是劳动里手呢，有老工人的带领，他们样样都行，干得很欢。这中间，也出过危险，如原高台县税务局的陈增荣，站在大车上装麦捆时，一只脚没站稳，就曾一个倒栽葱栽下。安西县因为风沙大，旧式大车为了便于在沙窝里行走，车轮特别高大，直径要一米七，陈增荣一个倒栽葱栽下时，一只脚踝夹在上面的木制车辐条里，鲜血直流，头已掉到地上，头发被压在车轮下，动弹不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一起干活的难友眼明手快，死死拉住了套车的大马，车纹丝未动，陈增荣才幸免于难。陈增荣在多年后想起这件事仍觉有些后怕。有些没拿过镰刀的书生们，在割麦中间伤了手脚的也大有人在，累得躺倒在地里便不再想爬起来的就更多了。

　　三大队在夏收结束后，立即组织100多精壮劳力去西湖收撞田(撞田：即在远处的荒地里种上庄稼，不再管理，到收获季节再去收割，碰到气候条件适宜，就能有收获；撞不上，也就无收获。）小麦。西湖在十工农场的正西方，距离五六十公里。那里收割小麦的人住帐篷，因系抢收，劳动的时间也要长一些。场里安排组织劳动力的时候，就强调要派去身体健康的精壮劳动力，身体差的不能派。此时，原服务厅的会计韩冬柏，解放前西北大学毕业，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患肺结核。当他听到宣布的名单里有自己时，就向三大队的队长权志英提出，自己有病，请求不要派自己去西湖参加抢收。权志英当大队人马去西湖后，对留下的韩冬柏就猛批一气，说：“你个右派，让你去西湖你不去，你还想干啥?你今天就去翻地，一天翻三亩地，翻不完三亩地，不准你吃饭。”站在一旁的大队统计高仲君听他这样猛批韩冬柏，心中有气，当面也不好说什么。韩冬柏和他原是一个单位，他知道韩冬柏是肺结核患者，如此不让吃饭翻地，他怕韩冬柏累倒在地里。到吃中午饭时，就将自己打来的两个馍送到地边让韩冬柏吃，并说：“一天翻三亩地，不要说人了，就是套上牛犁地，一天也犁不了三亩，你慢慢干，能翻多少就翻多少，不要挣坏了身体。”这样宽解了几句，韩冬柏才减轻了思想负担。

　　谁知，权志英知道高仲君送馍给韩冬柏吃，竟大发脾气，在队部批评高仲君说：“你的权也太大了，你管得也太宽了，韩冬柏表现不好，我扣他的饭，你为啥要给他送馍!”高仲君也火冒三丈，回嘴说：“韩冬柏没犯死罪，犯死罪就不会送农场来了。他是劳动改造来的，你扣他的饭，不让他吃饭，他还怎么劳动?他是个病人累得躺倒了，你权队长先脱不了干系。我是为你权队长好，才给他送的馍。”正争吵中间，吴玉璋场长来到了队部，听到他们的争吵，就问高仲君：“你怎么知道他有病?”高仲君说：“我们是一个单位，他有肺结核，大家都知道。”吴场长就对高仲君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高仲君跟着吴场长来到他的办公室，吴场长才语重心长地说：“你说韩冬柏没犯死罪，话也太硬了些，权队长他怎么会接受?同样的意思，换一种说法，让他心平气和地听取你的意见，不是更好嘛。你和权队长相处中间，说话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高仲君说：“权队长说我的权太大了，我有啥权?我就是给了他两个馍，这算啥权!”吴场长回答：“中国的法律就没有不许给人吃饭的一条，权队长不让韩冬柏吃饭肯定不对，当然要纠正。”

　　过后，吴场长又找权志英做工作，纠正了他的过激做法，让韩冬柏回到组里参加劳动去了。 

　　自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国要在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11 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首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吹响了“大跃进”运动的号角。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谁也没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功欤?过欤?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埋头劳动改造的人，是根本不去考虑的。以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用自己的思维去想，也无法把这些事情想清楚。反右斗争期间对“独立思考”大加挞伐，凡是曾经主张独立思考或有过此等表现的人先后都遭了难。我们当了右派后的处世原则只能是进一步地唯命是从，“ 但求无过”，谁还有兴致对这些国家大事用自己的脑袋瓜儿再去思考一番?

　　景超在夹边沟挨饿常使我担忧，而此时的我还认为这只是出现在夹边沟农场的个别特殊的情形。我尚无法得知，远在天涯海角富庶极了的海南岛，及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这一年里竟已出现饿死人的事。“大跃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么响亮而辉煌的口号!但，辽阔苍茫的中国大地上的生灵们已有多少因而开始了痛苦的挣扎?悄无声息地埋在心底的深沉呼号已通过生物电波震荡在中国的天宇，而且不断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