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士杰是个热情奔放的领导,过了些日子,场部和三大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 他传达中央文件,他声音嘹亮,激动地宣布:“我给大家报告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宣布我 们国家将第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我才知道,党中央从来没有这样宣布过。1958 年8月中下旬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 年要产钢1070万吨。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 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大概邹士杰的讲话就是他自己对以上 决议的解释。记得50年代在报社时,经过党支部吸收我听党课,我曾激动地递上了入党申 请书。到1957年批斗我时,申请入党似乎也有了罪,我给农民报副总编辑×××写过的大字 报:《向×××同志进一言》,触到了她的痛处。×××在批斗我时,就声色俱厉地说:“ 你申请入党就是为了反党!”这一奇妙的逻辑使我无以答对。在斗争右派分子的大小会上, 又有哪个右派分子能为自己辩护呢?此时的我,对于邹士杰的报告只有傻听的份儿,也不去 多想,但心中仍不免一动,我想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我虽被划为右派分子,我 们国家如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也应该为之高兴!
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确实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 口号一下子响彻了中国大地。据《中国“左祸”》一书披露:1958年8月4日,
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不断把他的宏伟目标报告给毛泽东听:徐水县计划亩产 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毛泽东问秋季预产情况,张国忠答: “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计划拿到12亿斤。”毛泽东惊讶地说:“你们的粮食 多了怎么办呢?”毛泽东又说:“一天吃五顿也行。”此时,举国上下都像疯了着魔了,在这种情况下,十工农场也积极行动了起来。三大队在场部所在地,积极行动便首当其冲。三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复转军人小吴,以团支 部书记的身份从县上开会回来,就要求三大队组织40个强劳力搞试验田。小吴脑袋瓜很灵, 跟形势很紧,满嘴的豪言壮语,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报纸上每亩小麦10多万 斤的产量都出现了,我们为啥不搞试验?我作为十工农场的青年代表,向县上自报了亩产小 麦17万斤的指标。”小吴从县上回来,先见到了在三大队搞统计工作的我的难友高 仲君。高仲君问:“每亩17万斤的产量你的科学根据是什么?”小吴说:“劳动能创造奇迹 就是根据,通过实践就能证明。”噎得高仲君无话可说。况且,高仲君记得,邹士杰作为副 场长,在开大会时也慷慨激昂地说过:“是要敢想敢干呀,谁如果有能耐把棉花务得长成树 那么大,我就奖他1万元!”在那个年代,1万元可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大数目。
形势逼人。身为右派分子的高仲君觉得自己不敢有抵触情绪,便去向三大队的队长转达了小 吴的要求,商量怎么办。队长对县上的指示精神认为也不能违拗,就回答说:“那就搞嘛! ”为了慎重起见,他们一起商量好先搞5亩试验田,劳动力从棉花试验站调来,但只有十几 个人。这些强劳力都是武威步校被开除了军籍的原军官们,已是秋季,就先从深翻地做起, 要求深翻1丈。小吴的口头禅是:“毛主席说了,‘粮食要增产,还是要深翻。’”
没有了军籍的军官们只得遵命执行。
这5亩试验田就在场部跟前。一次,我从试验田的地边走过,只见他们十几人一字排开正在 翻地,且已翻得很深了。说他们在翻地,倒更像是在挖沟,因为为了达到1丈深的深度,他 们正站在1人深的地沟里一面继续深挖,一面把挖起的松土用铁锨向高出头顶的地面上猛扔 。站在地沟里的靳清义笑着和我打招呼:“小和,下来,下来,下来和我们比试比试!”靳 清义是原武威步校的政治教员,人长得清瘦秀气,白白净净,完全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气质, 他原是天津杨柳青的农家孩子,十二三岁时就作为儿童团员打击日本鬼子,稍长,即成为八 路军战士。解放后又在抗美援朝前线抗击过美国侵略者。后来,在政治理论方面进行了深造 。此时还只有28岁,是个单身汉。靳清义一向傲气,当了右派后,仍常和别人辩论一些理论 问题,一次曾同当过机要秘书现任食堂管理员的陈明辩论某个理论问题,靳清义竟鄙薄地笑 了笑,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辩论这样的问题?”此刻曾芳煜、王洪勤、徐保安他们都在 深沟里狠挖猛扬,个个都有点英雄气概。
为了支援他们日夜大干,陈明还在食堂安排炊事员为他们做夜餐,把夜餐送到地头,让他们 吃饱喝好,大干再大干。
这天夜里,高仲君到深翻的试验田去看,他跳下去想知道到底挖了有多深,不料那挖下去的 深沟竟已1人多深,站在沟底,地面离头顶还1尺多,大高个子的他几乎难以从沟里爬出,早 就超过了2米的深度了。
在深翻中间,还加足了肥料,马厩里的肥料全部提前清除拉到了试验田地边,场上的麦衣也 拉运到地边。从试验田的底部便开始施肥,一层马粪,一层麦衣,中间用土隔开压好,以便 经过一个冬天把肥料沤熟沤烂。浇冬水时足足用了4天4夜,才把5亩地浇了个透。
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大队的领导、技术人员和全国许多人一样,都热昏了头,他们不仅仅是 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天真的他们也动了很多脑子,想在这5亩试验田里放出个高产特大卫 星。
为了把这则不是笑话的笑话说完,我们不妨超越一下时间,且把日历先翻到1959年的春季。 翻年春播时,因为5亩地的地块不大,队里先决定用畜力播种,种成棉花。谁知试验田深翻 后,地表深处的生土经过浇灌,板结得如同石头一般坚硬瓷实,用畜力拉,犁铧根本无法把 地皮划开,无法下种。后来只得改用拖拉机播种,坚硬的地表果然被毫不费力地划开了,但 是,坚硬的地表被划开后,下面竟是沼泽地似的烂泥塘,拖拉机深陷泥塘,动弹不得。最后 ,请来了机耕队孟队长调来两辆拖拉机用钢丝绳共同牵引,才把陷入泥塘的拖拉机拉了出来 。
谁料想,这一年5亩棉花试验田里只长出稀稀拉拉的几十棵苗苗,全无收成。
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后,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当宋庆龄上海居 所美丽幽雅的大院里也建起了小高炉,她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炼钢昼夜大干之时,像十 工农场这样偏远的所在再不紧紧跟上便为当时的形势所绝不允许了。据闻,当时全国要完成 1070万吨钢的指标下达各省后,在大跃进的年代正红得发紫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 向全省各县分配指标时就阴沉着脸,杀气腾腾地表示:“各县的炼钢任务少完成1公斤,我 就要你县委书记的头!下面该怎么办,你们自己考虑去吧!”此传闻确否,已无从查证。从全 省各县来看,大家都不顾一切,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所有的工作几乎都陷于停顿,动员了一 切的力量,不惜财力物力,迅速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建起了土高炉群,炉火熊熊,黑烟滚滚 ,大炼钢铁,人们是在恐怖中奋力拼搏着。在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不寻常的年代,什 么不寻常的事不会出现呢?
靳清义他们作为强劳力,又被集中起来,到场部附近的马家庄修建小高炉炼钢去了。另外, 还从各大队抽调了大批人员参加了全县的炼钢大军。
但是,靳清义、曾芳煜、徐保安他们出师不利,在马家庄修建的土高炉一连炼了三炉,都没 炼出钢来。邹士杰当时担任着县上炼钢指挥部的副指挥,对他们的汇报极为不满,在场部和 三大队开大会时一顿猛批。他情绪激愤地说:“炼了3炉没出钢,炼30炉、300炉行不行?六 六粉不是试验了666次才成功的嘛!右倾思想就是要不得嘛!”此处,他把西药“六○六”的 试制成功的过程,误以为是六六粉了,所以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那些原军官们。不知为什 么,他还把“右倾”的“倾”字念做“啃”,会场上的书生们听到,对他这种奇怪的读音, 都装做没听出来。邹士杰不仅有力地驳斥右倾思想,还拿出一块从县上带来的黑色硬块,在 桌子上用力敲打着,声音响亮,慷慨激昂地说:“有些阶级敌人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 们炼不出钢来,这不是钢是什么?你们说,这不是钢是什么?”会上,大家对他手里的黑色硬 块都无鉴别能力,而且谁也没有胆子说它就不是钢。邹士杰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连指导员, 做宣传鼓动工作很有一套。在这些场合,他应对如流,显得很有气派。当时,十工农场的正 场长吴玉璋,不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退居于次要的位置,出头露面没他的事。吴玉璋原来 的地位、资历都在邹士杰之上。在此时期,他曾当着邹士杰的面不客气地直言不讳,说:“ 你是那‘解放式’的干部嘛!”口气完全是一派挖苦讽刺调侃的腔调。邹士杰并不生他的气 ,只管笑笑,也不作任何辩解。
邹士杰跟吴玉璋确实不是一种类型的干部。吴玉璋正派厚道,一切按党的优良传统及政策规 定办事,一心扑在农垦事业上。邹士杰灵活机动,他能够自如地顺应大跃进的时代潮流,按 照当时的政治需要胡说一气,把人“耍”扎了。当山丹县已开始饿死人之时,他随地区检查团4次到山丹,县委书记刘逢白皋为了掩盖 真相,招待检查团每天吃的海参鱿鱼酒席,邹士杰 也吃了个美。当时他就注意到,出了县城,饥民把榆树、沙枣树皮都剥完吃光了,为了掩盖 真相,剥去树皮的树干上还抹上了泥。山丹县是当时河西地区标榜的大跃进的先进县,地区 领导4次到该县组织开现场会,就是号召各县向山丹县的作法学习,推广山丹县的先进经验 。邹士杰就是个邹士杰,他也只能顺潮流而行,绝不能逆潮流而动。面对在全国范围内涌动 着的历史大潮,谁敢非议?谁能阻挡?十工农场当时如果缺少这么一个人来支撑场面,呼风唤 雨,胡吹冒聊,把这种明摆着是糊弄老百姓的所谓的群众运动推波助澜地引向高潮,搞得轰 轰烈烈,热火朝天,又怎能交得了差呢?十工农场在安西县是首屈一指的大农场,其实,邹 士杰也未必同意这样做,只是不得不这样做罢了。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十工农场声势造得很大,不仅在本场修建了小高炉群炼钢,不顾屡次 的失败,仍以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继续大干--这只要作为县炼钢指挥部副指挥的邹士杰随 意地向上汇报就是了,作为副场长,他对本场只能“上天言好事”,况且,不论他说得怎样 天花乱坠,上面都绝对相信。再说,农场还派出了大批人马参加县上在大泉的炼钢点大炼钢 铁去了。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农业是个大丰收,而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包括妇女)在秋收时都被强制 参加大炼钢铁去了。彭德怀视察湖南时,一个老红军递给他一张条子,要他向中央“鼓咙呼 ”的事,就是指丰收了的稻谷因缺少劳力无法从地里收回,这位老红军认定大家要饿肚子。
甘肃的情况也是如此。甘肃的特殊之处是当时还搞了个“引洮工程”。此工程由新华社记者 顾雷写了《银河落人间》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大加宣扬,被誉为“伟大的 共产主义工程”。现根据《炎黄春秋》历史风云栏目中的《引洮上山: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 荒诞事》一文,对此工程略作介绍。此工程在1958年6月17日隆重举行开工典礼。被省委第 一书记张仲良称为“共产主义创举的引洮上山”工程,是要将洮河引过海拔2130米的华家岭 ,灌溉甘肃中部、东部干旱地区的2000万亩土地,总干渠要跨越大小山沟880余条,全长140 0公里。单是总干渠的长度就比世界上驰名的苏伊士运河长6倍多,比巴拿马运河长13倍多, 而且在两年内要完成。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几乎一直是在“反保守”、“反右倾”的批判、斗争中进行 的。
几十万农民分布在岷县、临洮、渭源、陇西、定西、通渭、秦安、庄浪、平凉等十几个县漫 长的工程线上,用简陋的工具逢山凿洞,过河架桥,最后要把洮河引上庆阳地区的董志塬。
全国大跃进的狂热过去之后,“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结论是劳民伤财,仅耗费的劳力 达6000万个,一亩地没浇上。
大炼钢铁和“引洮工程”两项,白白耗费了全省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其最严重的直接后果, 就是把当年丰收了的即将到口的粮食,即人们所说的“宝中之宝”,在许多地方都糟蹋在地 里,未能收回。
彭德怀在视察湖南之前,也到甘肃视察过,他早就亲眼目睹了大片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的情 况。当时,甘肃一直吹嘘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彭德怀既然到了甘肃, 当然要到河西走廊看看。“一天,在去武威步校的路上,他发现大片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 便立刻命令停车,叫警卫参谋景希珍去找当地的干部来询问情况。过了很长时间,才来了一 位拄拐杖的老人。他问彭德怀:‘你是个大官吧,有啥事情找我吗?’
“‘老人家,这庄稼都烂在地里了,怎么没收啊?’彭德怀问。
“‘是啊,咋不来人收吗?’老人用拐杖捣着地问。
“‘人呢?都干什么去了?’
“‘都炼钢铁去了,壮劳力不够,妇女孩子都去了。这是上头定的,不去不行,区上要求放 啥卫星哩!’
“‘唉呀,庄稼收不回来,来年大家吃什么?总不能啃钢铁啊!’彭德怀焦急地喊起来。
“老人直直地盯着他,好大一会才说:‘我可不敢说这话,除非北京来个大官下道令旨’。”引自《国防部长浮沉记》。
我的难友从武威步校送来的原军官有十多个,我知道他们之中有几人都是因为鸣放时说到粮 食统购后农民吃不饱才被打成右派的,如山东的王洪勤、河南的徐保安,也许还有别的人, 可他们再也想不到,在他们成为右派之后,大片的庄稼会烂在地里,而且就在去武威步校的 路上。大饥馑的瘟疫已难以脱逃了。
安西县的棉花纤维长,属优质棉。即便是编造《天方夜谭》,谁也不会想到,安西县城附近 的棉花田里,上好的棉花开了白花花的一片,因为无人收摘,竟然成了牧场。放羊人把羊群 赶进棉花地,让羊群大嚼盛开的棉花,棉花的味道一定比青草嚼着更香,棉子油的营养更佳 ,羊们大嚼之时,口角流出浅黄的涎水,十分惬意。这般的美食,羊们从未享用过,它们一 边大嚼,一边愉快地发出“咩、咩”的叫声。
这天,高仲君进城办事,见到如此稀罕的景致,不禁大为惊奇,大惑不解。他问放羊人:“ 羊吃棉花吃不坏吗?”
“吃不坏,肯上膘得很!”放羊人答。
用地里成熟了的上好棉花喂羊,这在全世界也属创举,其奢侈浪费之惊人,就是古代最为奢 靡的帝王也会为之咋舌称奇。
当大炼钢铁紧张红火之际,某些领导人说实在的也没完全忘记粮食,但是他们以所谓大跃进 的高速度,要求在三几日内地净场光,收获完毕。当时农村留下的老弱妇孺人数极少,根本 无法在三几日内完成此一任务。于是,谁完不成任务就认为是阶级敌人在破坏,用对付阶级 敌人的手段进行批斗,直到捆绑殴打,美其名曰:“拔白旗”。当时的口号是:“插红旗寸 土不让,拔白旗一个不留。”农民怕挨打批斗,也学奸了,他们只得自欺欺人,例如,有不 少地方收洋芋时只弯下腰把洋芋蔓拔净,就算完成了任务,最后洋芋全部冻坏烂光在地里。
从古到今,可曾有过农民如此欺骗自己,把到口的粮食扔在地里的先例?何况此时,在全国 各地包括河西走廊及甘肃有些县区,不少农民已在挨饿,饿死人的事已经出现。可怕啊,可 怕的“政治”。我过去办农民报时,记得农谚就说:“人不哄地,地不哄人。”作为编辑, 我曾以此教育农民要精耕细作。现在,农民被迫所采取的自欺欺人的行径,最后必然要惩罚 到自己身上。
当时,十工农场的情况应该说相当好,大炼钢铁前,小麦已全部收割打碾完毕,共收入300 多万斤(其中包括从西湖抢收的20多万斤撞田小麦),生产没乱套,小麦是个特大丰收,棉花 的生产也没受到影响,共收获六七十万斤。受到影响的主要是瓜的销售,城关的炼钢点,抽 去了场里的7辆大拖车用车上的发动机带动鼓风机,原计划外运青海柴达木的瓜,因未能及 时运出,经济上受到损失。后来,炼钢点情况略有松动,邹士杰立即让7辆拖车夜间偷偷回 了场里。当然,场部的汽车等运输工具为大炼钢铁运输焦炭矿石也是出了大力的。--说到 这里,我想起,邹士杰还曾带领我们演出队的部分人,到一个炼焦炭的点上慰问演出,记得 我参加演出了个小眉户剧。演出结束后,我们有些人还下到简陋的矿井体验了矿井工人的生 活。
十工农场直接受省农垦局领导,每年向省农垦局上缴100万斤小麦就完成了任务,对此,省 农垦局无可挑剔,在其他方面,省农垦局因鞭长莫及,施加影响有限。而县上对这个全县首 屈一指的大农场无权乱加干涉。这种种条件,造就了农场在大跃进的年代,生产经营依然一 派良好的态势。
不要只看到邹士杰开大会说起阶级敌人的破坏行动声色俱厉,义愤填膺,痛斥右倾思想有理 有据十分得力。面对十工农场劳动和生活着的具体的右派分子们,也就是我等之辈,他却心 地善良,柔情似水。这,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他对景超营救的积极热情的态度,其全过程 我在前面已描述介绍过了。此时,从全国来说,阶级斗争的弦仍拉得很紧,报纸和文件上常 出现这样的语句:“地富反坏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处处要同党和人民为敌到底。”邹 士杰传达文件念到这些地方,常有意地把“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字省去不念。这一个“ 右”字的省略,使我的右派难友们心里涌动着的热流奔突不已……上自毛泽东、党中央,下 至全国各地直到基层,右派分子在人们眼中早已是一堆臭狗屎。他们时时处处受到敲打,各 种凌辱不断袭来 。唯独在这一片特殊的土地上,我们依然是堂堂正正的“人”。也有人认为,邹士杰人极聪 明,通过半年多的实践,右派们在各项工作及生产第一线上,都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言语不慎影响了我等的情绪,明年全农场的各项工作及收成就要受到影响,要保持农场的 荣誉,在大跃进的年代不滑坡,尊重我等,调动我等的积极性,实乃上等之良策也。此话也 不无道理。何况,那时的我等都还有个为积极争取摘掉右派帽子的傻劲,对此傻劲,鼓励总 比打击为好。真所谓:“气可鼓而不可泄也。”
无独有偶。此时省畜牧厅来了一驻场蹲点的干部(姓名已忘记),我们在开大会或有演出活动 时遇见,常含笑寒暄一阵。他态度和蔼,同报社那些与我们严格划界限的人绝不一样。此人 肚中有点文才,还曾在农场的小报上撰小诗一首登出,记得有几句是:“戈壁春雷吼,山河 齐发抖,天公俯首看,人民显身手。”此人在开大会念文件时,只要出现“地富反坏右”5 个字,“右”字他也绝对省去不念。我心中有点纳闷,究竟是邹士杰的神经使他受到了感应 ,还是他的神经受到了邹士杰的感应?看来,他们二人内心深处对我等并无仇恨,或许倒有 同情,上面阶级斗争的弦拉得再紧,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农场,他们我行我素,念中央文件有 意地把“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字略去不念,或许倒是反映出了他们的心声。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有天晚上,我和小徐被畜牧组的人叫去加班,具体 工作是用石块砸碎破缸片,要砸得细如沙粒,说是炼钢要用。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砸细了 的破缸片对炼钢有何用。一起砸的是畜牧组的全体人员,有几个工人,还有一两个男难友。 我们都坐在地上一直砸,到天快亮时也没砸细多少,每个人都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后来,工 人们也受不了啦,有个工人喊了声:“睡走吧!”大家立即响应,都跑回宿舍睡觉,只睡了 一两个小时就又上工了。因为砸好的成品极少,我以为还要砸几个通宵呢,但不知为什么, 第二天再没让去砸。
30多年后,1991年8月30日,我去酒泉在邹士杰的家里再见到他时,我仍没忘记问起这件事 。此时的邹士杰已离休,他是从酒泉地区农垦局副局长的职位上离休的。他回答说:“把砸 碎了的细沙粒涂到土高炉的内壁上,才能炼成钢。”我心里暗笑:“真能炼成钢吗?”嗨, 当年我们瞌睡得东倒西歪通宵达旦地砸破缸片,说不定正就是他的指示呢。他还说:“当时 县秦剧团的女演员什么也干不了,就让她们拉个架子车,到各家各户收集破缸片,破铁锅, 各种铁器烂铜。”我听到仍觉得十分新鲜,“食堂化”结束之后,安西县的普通老百姓不仅 没有了做饭的铁锅,连盛水的缸也没有了。真是一场悲剧。
我是和侍峒山、伐夏,特意去拜访邹士杰全家的,我感谢十工农场在30多年前对我们这些落 难者优礼有加、平等对待的深情厚谊。我更没忘记邹士杰为营救景超、争取把景超调到十工 农场做过的努力。我让伐夏买了一条烟送给邹士杰。因为我听说他尽管有严重的肺气肿,仍嗜烟如命。我们谈 话时,我看见他不断地抽烟,但不深咽,只是轻轻地吸进,便立即吐出,他还是害怕烟气对 肺气肿的危害。邹士杰的妻子已不是过去在农场时的模样,她烫着发,穿着也讲究。她还记 得我在扫盲班上为她们讲课的情景,说:“你还是我的老师哩!”记得我给她们上课是在高 大的种子库房里,上第一次课时,邹士杰就蹲在门外,一直把一节课听完,才满意放心地先 走了。原先他对于我能不能胜任工作,还心中无数哩!她妻子热情地沏茶倒水,留我们吃了 午饭。
1961年我回到兰州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工作后,平静了几年。1966年,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 遭受各种不堪忍受的厄运时,我常在心里默默地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曾经度过的好时光。在那 阶级斗争常抓不懈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十工农场曾是我心灵深处的一方乐土,它常引起我种 种温馨的回忆。当然,作为一个受难者,在那里我曾经有过欢笑,更有过悲苦。那时,我青 春年少,在受难中尽管对未来依然有着憧憬,认定自己迟早会回到人民的怀抱,重现我革命 者的风貌,而含冤受屈,同亲人们生生分离,又常常使我陷入不能自拔的悲伤与凄苦之中。 现如今回首往事,我真愿意把那丝丝缕缕、点点滴滴早已失落了的故事全都重新拣起,在心 里再细细地过一遍。毕竟,因为年代久远而失落了的故事,不论它欢快温馨也罢,凄迷伤感 也罢,它们都失落在我一生最美好最令人神往的青春年华里。受难的青春依然闪光。尽管青 春一去不复返,而我仍愿咀嚼个中特殊的人生六味,再再咀嚼,再再消受。
再说,报社和我们同来的赵秉仁、杜博智,原来都分到了四大队,此时也都参加了县上的炼 钢大军。这支炼钢大军的主战场设在安西县西北方叫作大泉的地方,离星星峡不远,已接近 新疆。参加者近千人,有县上的干部职工,从全县各地抽调来的农民,河南、四川等省来的 盲流人员、支边青年,再就是从十工农场去的工人及我的难友们。
大泉炼钢的全过程,杜博智都参加了。炼钢所在地是苍茫的荒野戈壁,没有房屋。他们9月 初去时住在帐篷里,先用1尺多高的坩锅炼铁,因产量太少,很快又决定建造土高炉。他们 的工作先是打土坯,每天早晨,先在沼泽地边选好做土坯的场地,从沼泽地里用铁锨挖出一 大堆泥,堆好,在模子里铲进泥,抹平,端着模子快速奔跑,脚下发出“噔、噔、噔”的响 声,把模子里的泥坯倒出,放在远处一行行排列整齐。每个人每天要完成五六百土坯的定额 ,十分辛苦劳累。此时,安西的骄阳还十分炙人,打好的土坯晒上两三日也就干了,可以码 在一起备用。杜博智是陕西蒲城的农家子弟,从小就有劳动习惯,我们坐火车来安西的路上 ,景超在酒泉下车后,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曾谈笑风生,用他那陕西高腔慷慨激昂地表示: “再过三年,也许我们会评成劳动模范,再坐上这列火车,回兰州去参加省上的劳模代表会 呢!”真是天真之态可掬。
说起杜博智当右派也有他自己的特殊经历。
杜博智是在他的家乡陕西蒲城1949年春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他是农家子弟,家境比较困难 ,但他学习刻苦努力,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家乡解放的那年,他才是个初中生,16岁。参 加工作时,他的初衷还是继续上学,招收他们的干部也说可以继续上学。他1949年5月17日 离开蒲城县中赴大荔干校学习。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入学的第二天就到大荔新华支社
当上了机要员,8月由大荔而入了西安城,成为中共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工作人 员。兰州解放后,他也到了甘肃日报社,任机要员、电讯组副组长、机要秘书,到50年代中 期成为总编室的时事编辑。他年纪轻轻,职务一般,却曾是报社非常活跃的人物。他是共 青团的支部委员。1953年6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印象中,他工作积极, 很健谈。50年代初期,编辑部总共人数只几十人,编辑部开大会时,杜博智也参加。当时的 民谚云:“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甘肃日报》作为甘肃省委的喉舌,对工作人 员在政治思想、政策水平方面的要求很严格,通过学习讨论,来提高大家的政策和理论思想 水平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在学习讨论会上,杜博智经常无视于编辑部众多的编辑记者 ,会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讲一通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大道理及有关的政策问题,等等,说 得头头是道,表现出跟党跟得很紧。到1957年鸣放开始时,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总编辑 阮迪民工作和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写了几张小字报。此时,阮迪民已调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长 ,总编辑是兼职,平日不在报社上班。杜博智在题为《情中情因情袒爱妻〓错里错以错斥恶 徒》的小字报上,还批评了××袒护妻子××、×××自己说错了话反而训斥杜博智的问 题。1957年5月25日,在总编室整风学习会上,总编室主任×××启发说:“谁有啥问题不 明白,也可提出来讨论。”杜博智当即响应,说:“机关党团支部领导是选举的,但行政领 导却不是选举的,不知为啥。如果行政领导叫选举的话,那些脱离群众、不按党的政策办事 的人就选不上。”这样的话题在会上当时并未引起别人的注意,说过了也就罢了,谁也 没有因此而说什么。可是,到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总编室主任×××、副主任××,为 了向阮迪民献媚并泄私愤,就歪曲事实向上面汇报,说杜博智在小字报上攻击了阮迪民。如 果仅此而已,他们也知道要把杜博智打趴在地上并不容易。杜博智在整风会上提出的问题竟 被××汇报成“杜博智提出选举总编辑”。在批判他的会上,由××发难,说:“杜博智主 张选举报社总编辑。党报是省委的喉舌,总编辑只能由省委任命,选举总编辑,就是反对党 对报纸的领导,要办同仁报。”从全国来说,新闻界有人提出办同仁报的意见已作为典型 的右派言论而受到猛烈的抨击。××的发难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将杜博智打倒在地的重型炮 弹。在此前后,搞人事工作的××的妻子××写了张揭发杜博智的大字报,上面说:“右派 野心家杜博智说:‘再过六十年,我比毛主席还伟大。’”杜博智当时不仅没有对××说过 此话,也没有对任何别的人说过此话。××毕竟心虚,在大字报上就没敢署名,也没写杜博 智说此话的时间地点,向何人说过此话。但杜博智认识××的笔迹。这张没有署名毫无根 据的虚假大字报,就把杜博智的罪名进一步加大了码子。后来,《甘肃日报》上公开揭露批 判杜博智,仍以××夫妇提供的虚假材料作为“事实根据”。经过×××、××的推波助澜 ,不到10人的总编室一下揪出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杜博智,另一个是杜绍宇。××还给杜 博智、杜绍宇赠送了“二杜反共联盟”的桂冠。所谓“二杜反共联盟”的内容是:一次,杜 绍宇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哭,杜博智问:“你哭什么?”杜绍宇说:“×××说话不算数,前 边说后边就不承认了。我不敢给×××提意见。”杜博智说:“这有什么怕的,会上人多, 又有人作记录,怕什么!”××把这件事说成是:“杜博智和杜绍宇合谋故意引逗×××说 错话,由杜博智作记录,反过来再整×××。”据此,××写大字报,称作“二杜反共联 盟”云云。真可谓战功显赫。×××、××二人的头上便添加了耀目的光环。反右斗争结束 后,××、××调新华社总社,他二人原都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员,调回北京,也 遂了心愿。×××在大跃进的年代成为省上出名的显耀人物,很受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器 重,所谓“大旱大增产,无雨大丰收”的口号,就出自他的手笔。
让我们再回到炼钢的话题上。大泉炼钢工地上的土坯打好以后,便立即修建土高炉群,这工 作技术性强,活也很重。但是,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轰轰烈烈, 还向其他炼钢工地发出挑战书。上过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赵秉仁,作为笔杆子让去写挑战书。 挑战书写得洋洋洒洒,说不尽的豪言壮语,其中有“宁肯少活二十年,不叫城关超大泉” 的语句,正体现了那个年代奋不顾身的豪迈气概。当时,城关也是县上的炼钢重点。
炼钢需要燃料,杜博智又被派去烧木炭。戈壁荒原上有一种叫梭梭的灌木,多年生的主干有 胳膊粗,木质十分坚硬,被选来做木炭的原料。于是,戈壁深处的梭梭林被砍烧殆尽。炼钢 工地选在大泉,大概正是因为这里有可资利用的燃料。顾名思义,大泉原来一定是个泉水如 注、风景如画的好去处,成为荒原后再长起密密的梭梭林,也是大自然多年来的造化之功。 一场大炼钢铁,斑驳的绿色从荒原上褪去了。
天气渐寒,杜博智他们动手为自己挖了地窝子以挡风寒,门上挂着用芨芨草编成的门帘。杜 博智铺上了从兰州带来的狗皮褥子,单身汉的他还盖着绿缎面的被子,显得比别人要阔气一 些。然而,一场风雪,早晨起身,绿缎面被子上又是沙土,又是雪花。年轻的他也并不为意 。当许多热昏了头脑的同胞们都在为1070万吨钢铁拼命大干的时候,天寒地冻又算什么, “我们的热劲比天高!”从内心里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右派的原共产党员杜博智干得比谁 都玩命!
大泉地处铁路沿线,铁矿石是从火车上运来的,或许因为没给火车司机说清楚,装铁矿石的 几个车皮没拉到该卸的地方就停下了。已修建好的土高炉群正准备装料点火,万事齐备,只 等来矿石。在那“东风压倒西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关键时刻,已经拉来的矿石绝不 能让它在车皮里过夜!于是,经过动员,数十人奔向装矿石的车皮,一阵呐喊,挤的,推的 ,拱的,硬是把装了数十吨矿石的几个车皮推着前进了一二百米,流着热汗的杜博智兴奋地 大喊:“人常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今天,咱们不是把火车推得前进了嘛 !”
装矿石的车皮推到了汽车可以拉运的地方,便立即卸了下来,由汽车拉到土高炉所在之处。 土高炉很快点火。为了放出特大卫星,全体炼钢人员大干三个通宵,三天三夜不睡觉。杜博 智一面拉风箱烧火,一面扯起了鼾声;一面走路,一面也扯着鼾声。在睡睡醒醒之中,一旦 坠入黑甜乡里的他,依然做着光怪陆离色彩纷呈美丽无比的梦。他就这样迷迷瞪瞪糊里糊涂 地在昏天黑地之中消磨着一年来炼就的好力气。
最后,大泉的土高炉群同全国各地放出的“卫星”一样,都取得了一致的成果:炼出的都是 似铁非钢,似渣非渣的废料。在城市里,很多金属制造的精品,都消熔到这些废渣里去了。 1961年初我回到兰州,发现外祖父家的铜脸盆、铜灯盏、铜火盆、铜火炉、锡酒壶等等,全 都在大炼钢铁中“捐献”一空。这些器皿平日里都被外祖母擦得亮晶晶的,十分好看,就这 样踪影全无。大泉炼钢大军的好汉们在春节前全部打道回府,“胜利”归去。杜博智说的“ 牛皮不是吹的”还回响在人们的耳际,而此刻,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处都出现了 前无古人的大吹牛皮的壮举,却很少有人公开为此汗颜,为此扼腕而叹。反右派斗争的“伟 大胜利”,使全国人民紧闭了自己的嘴,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地说真话,“指鹿为马”的新传 奇奇怪地在全国遍地开花。
1958年10月7日,我从《甘肃日报》上看到诗人闻捷写的歌颂安西大炼钢铁的诗,才知道闻 捷到了安西。毛泽东要求诗人作家深入生活,诗人闻捷于1958年4月间来到甘肃,担任了《 甘肃日报》的编委,深入生活来了。他的诗作,不断出现在《甘肃日报》的报头或刊登在一 版的显著地位。
现将闻捷的这首诗录之于下:
安西人心比火热
--夜观安西全民大炼铁而作
月下打从安西过,
只见西关千炉火,
火焰飞腾天地红,
安西城里无黑夜。
穆桂英连砸矿石,
一锤一拍有起落,
杨宗保营拉风箱,
边说边笑唱山歌。
不唱三皇和五帝,
单唱当代英雄多,
劳动号子如雷响,
安西人心比火热。
一人领唱众人和,
英雄欢唱英雄歌,
人人争做多面手,
不断革命大炼铁。
炼得北斗七星转,
炼得日出东方白,
炼得铁树开红花,
炼得铁水流成河。
英雄人民英雄胆,
万重难关全攻破,
逼得指标插翅飞,
换得铁山献祖国。
今夜路过安西城,
只闻歌声动山岳,
快步如飞绕城走,
兴致勃勃观炼铁。
想吟小诗赞英雄,
千言万语无声色,
为给高炉添把火,
且随英雄唱山歌。
1958.9.14深夜于安西
名诗人闻捷自称为“山歌”的小诗,《甘肃日报》把它与毛泽东《送瘟神》的手迹,放在同 一日第三版发表,小诗同毛泽东《送瘟神》手迹放在并排,在手迹的右侧,其位置之显赫
可略见一斑。这样做,无非是看中了闻捷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为之擂鼓助威的政治意义。闻 捷 在搜索枯肠凑成这样的篇什时,诗人的灵感未能爆出一星半点的火花。浪漫诗人只不过是兴 之所至,他未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取生活。
就在闻捷诗兴大发,发表《安西人心比火热》之际,就在同一地点,安西城关的炼钢点上发 生过失足人跌入土高炉的惨剧。这一天,高仲君去县城办事,他看到高炉群都修建在城墙的 一侧,准确地说, 土高炉就挖在城墙上,安西县不知什么人出了高招,独出心裁,充分利用了城墙厚厚的土壁 ,这样,就免去了用土坯从平地上砌土高炉的繁重工序,多快好省地出现了土高炉群。城墙 上,炼钢的人也在不断穿行。此时,炉火熊熊,黑烟滚滚,一切都干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突然,一声惊叫,一个行走在城墙上的人,因一时不慎或疲劳过度掉入了熊熊烈焰的土 高炉里,所有 看见这一惨象的人全都吓得愣住了。土高炉无法立即熄灭,任何抢救措施都会毫无效果,舍 己为人的英雄行为也绝对地救不了已在土高炉的烈焰中燃烧的失足人。这惨烈的一幕,不会 有人去告诉闻捷。失足人的惨死,也死得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
说到闻捷的妻子,我曾有一面之识,实际上是我见过她,人家并不认识我。1958年4月间, 闻捷和她已到了兰州。一个星期日,我去报社水房洗衣服,看到一陌生的年轻女同志也在洗 衣服。她,人长得清秀漂亮,优雅可爱,两条长辫子弯过来扎在耳后成半环状,正是那个年 代最时兴的样式。她是谁?右派身份使我不能和她搭话。只是因为左近有两个已和我划清界 限不说话了的女同志小声议论,我才知道她是闻捷的妻子,和我同龄。我心中不禁有许多感 慨。我这位同龄人是多么幸福,多么可爱!她这会儿还只在粉红色的梦幻里徜徉,她不会知 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险恶的政治风暴,叵测的人心,何以命运对人竟是如此的不公?我是她的 同龄人,我也善良可爱,为什么,为什么我只求做一个普通人而不得,硬是被强制归入另册 ,被叫做反动派?漫漫前程,迷雾茫茫,我的路将怎样走下去?怎样走下去?
闻捷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自戕后,我听到心中自是悲凉。闻捷是著名诗人,我为诗坛上 陨落了一颗璀璨之星而痛惜。然而,他陶醉于情歌的年代太久了,他那脍炙人口的《吐鲁番 情歌》,当年我也很喜欢。但是,政治不是诗,更不是情歌。诗人天真地忠诚于为政治服务 ,最后终竟被政治所杀,并连带了妻子。
正当安西县大炼钢铁红火热闹之际,我收到了父亲从兰州写来的信,信里说了说兰州家中的 情况,特别提出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他感到特别受鼓舞,想把伐夏、小夏的名字改为超英 、超美,向我征求意见。这个想法令我吃惊不已,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怎么会有这样奇特的 考虑,须知他是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他的思维甚至已超越了普通人。同时,我还有点不快, 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我和景超共同起的,没有什么不好,他为什么想改掉?父亲想要紧跟形 势、紧跟时代的心态,让我觉得不可理解。我拒绝了他的建议。
这封信又勾起了我对孩子们的思念,两个孩子的面庞身影又出现在眼前……伐夏上幼儿园 时,从小朋友那里学来了一首不知由谁编成的儿歌。一次,伐夏在玩耍时不经意地用清脆的 童音朗声吟唱,这首全部用地道的兰州话吟唱的儿歌,我和景超听了,不禁都笑得前仰后合 。
这首儿歌的全文是:
美国大鼻子,
想吃中(用唇齿音读)国的酿(读rng)皮子,
辣子水(读fi)水(读fèi)灌了一鼻子,
跑到黄河边上洗鼻子,
骆驼过来踏了一蹄子,
哎呀,我的大鼻子!
伐夏清脆的童音朗声说着这首儿歌时,他顽皮的样儿多可爱!3岁的小夏看见我们大笑,也傻 乎乎地笑了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全国人民对美国侵略者同仇敌忾,美国人的大鼻子也成为嘲弄的对象, 不知何人顺应形势来了点创造编了这么个歌谣,倒还有点兰州的民俗特色。如今追忆起伐夏 清脆的童音朗声说着这首歌谣的情景,竟像是遥远的梦境!孩子啊,孩子,我是多么想你们 啊,我和你们的爸爸如果此刻能够看到你们甜甜的笑脸,听到你们朗朗的笑声,该是多么幸 福啊,我们会感谢生活对我们的赏赐!然而,此刻我心上流淌的只是苦涩辛酸的眼泪…… 我见不到你们,更见不到境况更苦的你们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