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三大队先是组织我们学习了有关文件，讨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称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桥梁。我在学习会上按照文件精神发言，也表示自己对出现在共和国地平线上的这一新生事物有正确认识。既然，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我们毫无疑问地只能说：“人民公社就是好!”此时的我心里对人民公社其实十分迷茫。我在《甘肃农民报》当编辑时，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常用的顺口溜是：“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我们所在的农场，属社会主义的国营性质，比普通农村要先进一些，也只实现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仍用煤油，而且也同农民一样，用的是墨水瓶改制不断冒黑烟的那种简陋的小灯，只有办公室才用有灯罩的正规煤油灯，其他一概都没有。把农业社合并成“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就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心中是纳闷的，但并不说出。所有参加学习的人也都是按照文件精神说几句，谁也不说出心中的疑窦，在这种场合说真话才真是大傻瓜呢。反正，过场一定要走到，学习会也是表现每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的场合，不发言不行。此时，全国及省上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昏话，在十工农场似乎未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效应，没听说农场哪里出了类似的特大“卫星”，十工农场到底还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她以往昔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过硬作风，没有走得太远。

　　但是，疏勒公社还是应时而出现了。十工农场的农田全部靠祁连山的雪水灌溉，从遥远的雪山涌流而至的疏勒河穿过场部向西奔流而去。疏勒河水是农场的生命之水。当公社成立之时，十工农场取名疏勒公社亦顺理成章。公社要大，十工农场便合并了小宛、双塔铺、九工等农业社及近边的小农场。而小宛、双塔铺、九工几个农业社，当时因高征购已缺了粮，几近断炊。疏勒公社成立后，他们立即伸手向十工农场要粮吃，疏勒公社的副主任是邹士杰，此刻的他热情很高，本着公社“有饭大家吃”的原则，慷慨大度，无偿地支援这几个农业社六七十万斤小麦。他能以作出这样的决断，也不仅仅出于一时的革命热情。当了疏勒公社的副主任后，权大了，为了履行应尽的职责，他曾到小宛、双塔铺、九工等地蹲点检查工作，但他没有想到，不论走到哪里，呈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幅幅极为凄惨的景象，每个农户家里，只有炕上铺着的烂席笆一如既往，铁锅被砸碎炼钢去了，案板被食堂搬去支上几根腿当桌子去了，除了吃饭的碗筷和身上的破皮褂子，家家都穷得一干二净，大人娃娃一个个面黄肌瘦，冻得唏唏呵呵的。解放前的贫苦农民穷到这份儿上，该也到顶了吧!邹士杰在农场传达文件时常常慷慨陈词，很容易激动，记得有一次当说到我国将首先进入共产主义时，他竟激动得不能自已，他的激动情绪也感染了会场的许多人。此时此刻，面对穷得啥都没有、面黄肌瘦的一户户农民，他哑然，毕竟，他也是农家子弟出身，不禁阵阵悲凉袭上心头。蹲点，使他面对了实际。“有饭大家吃”的决断，便在胸中形成。这样，便出现了成为公社社员的附近农民赶着胶轮大车，每天到场部拉运小麦的风景，车把式们一个个春风满面，喜气洋洋，是“共产风”使他们又有了饭吃。

　　这年，十工农场是个大丰收，支援农业社六七十万斤小麦后，全场粮食吃用仍绰绰有余。

　　农场按公社原则实现“食堂化”，也曾使大家“皆大欢喜”。此时，场部所在地的三大队已经建设起宽敞的新饭厅，饭厅的设计者是有历史问题从铁路上下来劳动改造的一位姓李的工程师，河南人。设计施工建设个食堂，在他只是小菜一碟。十工农场领导让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不仅是食堂工程的设计师，修建中又负责施工兼做技工，抹洋灰等技术性强的活，都由他一手操持，并指导别人操作，把好质量关。食堂炉灶设计极合理，便于炊事员操作。砌炉灶更是他的拿手活，他指名要关维智等二人当下手，干了一夜，第二天炉灶就点火使用，一座新饭厅便拔地而起。新饭厅宽敞漂亮，水泥铺地光洁平滑，当时的安西县上还没有这等水平的大饭厅呢。场部人员和三大队的人都在此饭厅吃饭。“食堂化”就是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这可乐坏了带家属的工人干部及我的难友们。县上许多难友的家属原来都没有工作，靠丈夫养活。丈夫落难后，她们生活无着，只好跟着丈夫来农场也参加劳动挣些生活费。农场的活重，许多农活她们又干不了，如平田整地推小车之类我和小徐、石天爱到农场就干的活，她们都不干。不是干不了，是没人逼她们干，尽管她们有些人原来就是农村妇女。这样，可挣的钱就很有限了，维持一日三餐十分艰难。秋后地里已没啥活路了，她们正愁冬日里吃啥。食堂化后吃饭不要钱，她们一个个笑逐颜开，高兴得不得了。食堂管理员陈明在“食堂化”时挑了大梁。陈明当管理员已几个月了，他和炊事员们相处都好，一次在烧火时就朗声说道：“如今的世道颠倒颠，一个秘书把火添。”他原来在武威步校做机要秘书工作，炊事员们听了哈哈大笑。正巧，副队长穆国泰走进伙房也听见了，大声喝问：“陈明，你说的啥?”陈明笑着回答说：“我这是开玩笑哩!说说笑笑，大家干活热闹 !”穆国泰笑了笑，不再说什么，也并不计较。穆国泰是个转业军人，他对部队来的陈明当管理员是满意的，什么右派不右派，在他脑子里不占多少位置，他对这位“犯错误”的原战友，兴许还有些同情呢。在实行“食堂化”的日子里，食堂要显示公社的优越性，吃的就要比以往有明显改善，食堂的卫生状况也要改进，要让已成为公社社员的大家伙吃得高高兴兴。掌管全盘的陈明在这个大转变的关头忙了个不亦乐乎。此时食堂出现的新气象有：每周公布食谱，过去少有变化的饭食得来点新花样，由于条件有限，炒萝卜丝变成了萝卜片，也算是变了花样，开饭前，新建的饭厅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在实行食堂化的第一天，真是个喜庆的日子，吃饭的钟声敲响以后，场部及三大队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赶来，欢笑着一拥而入，那些家属们堂堂正正地进食堂吃饭，还颇有些自豪得意。以往，她们哪有机会进食堂吃饭?因食堂无桌凳，开饭时，就八九个人围一圈，蹲在干净光洁的水泥地上吃，中间的盘子里有共用的菜，大家用筷子搛着吃。在欢声笑语中，大家乐乐呵呵，吃得挺热闹挺香。因为食堂的工作量大了，有几个家属被吸收到食堂工作，这份工作在她们是求之不得。

　　在这些日子里，我的饭量大增。一次吃炸酱面--我没想到面酱在这里还是个稀罕物，很贵，炸酱里和了很多粉芡。但这是来农场第一次吃炸酱面，我吃得香极了，也饱极了，吃完后腰都弯不下来。下午饭常吃白白的大馍，我能吃四个大馍，同桌的工人张班长也只吃这么多，大家对我的饭量很惊奇。办农民报时，常用的一句俗话是：“人是铁，饭是钢。”饭量不断增加，我觉得身体确实壮实多了，消瘦的脸变圆了，脸上的肉摸上去很瓷实。柔弱不禁的我从此来了个大改观。这是我原来未曾想到的，改变得好快呀!

　　在国庆节，我们的伙食还有过一次大改善，简直像酒席，头一道菜是一个大拼盘：有鸡蛋、熟肉、凉拌菜、粉条等等的，后面还有几个肉菜。这顿丰盛的晚饭，简直使我们忘记了这是在农场的一顿会餐。陈明真是个好管理员，他不辞辛劳，想尽了办法，让人人都吃得满意。

　　我很喜欢壮实了的自己，以前在报社坐办公桌，这可是无法做到的。此时流行的一句话是： “劳动能治百病。”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小时候有关节炎，两腿膝盖处常疼，影响走路，后来用针灸治好了。参加工作后，两个胳膊又常疼，因为疼得不是太利害，也就没治过。来农场后，无论拿铁锨整地或用锄头锄草，我常常在挥汗如雨中拼命猛干，数月后，胳膊疼的毛病再没犯过，好像被根治了。再说，我过去一向饭量很小，到了夏季天热，吃饭少都让我发愁，体重会下降到连45公斤都不到。来农场劳动后，使我饭量大增，特别到秋后，越来越能吃，所以才有了如今壮实的身体。路漫漫，艰难的跋涉，需要壮实的身体；身体壮实，才能坚定地迎接未来。对于我来说，今后各种难以预料的不测都会出现，这是一定的。

　　再说此时的食堂，不仅场部和三大队的工作人员及家属都在此吃饭，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还使它接纳了全农场的人员，谁来场部办事都随便进食堂吃饭，县上及外地来人也随便进食堂吃饭，分文不付，只留个白条子，写明吃饭一顿，拿馍三个，签上名字就行。这样，不到两个月，光留下的白条子累计就值1万多元，食堂压得喘不过气来，挪不动步子。“ 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只得急急收场，食堂的亏损最后只好向场部财务科报销了事。一场短暂的“共产主义”的试验就此宣告结束。

　　当时，领导上还传达上面的文件精神说，今后，大家都住集体宿舍，男女有别，各住各的，集体劳动，都吃食堂，小娃娃们进托儿所，夫妻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实行“星期六制”。

　　〖ZW(〗〖HT6〗延安时期，因居住条件所限，许多夫妇每周只在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故名 “星期六制”。〖ZW)〗这些乌托邦式的奇谈妙论，因为根本无条件实行，连“实验”一下也办不到，说了说也就被风刮走了。不然，还不知会闹出怎样的笑话。

　　这就是“共产主义”吗?我心里直觉得好笑。

　　在县上，步子迈得更大，奇闻不断出现。为了说明由于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我国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已有了极大提高，安西县人民银行在营业部门口，设置了个无人兑钞亭，放了些零钱，让需要零钱的人，用整票自己去换，15天内，放出的零钱和兑回的整票相差140多元。有人说：“这不是无人兑钞亭，而是伸手取钞亭。”县百货公司见银行设置了个无人兑钞亭，也急起直追，搞了个无人售货亭，10天过去，只有人取货，无人交款，只好收拾了摊子。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又先后增加了三个女伴。第一个来的是殷淑芳，她一来就住到了我们宿舍的里间。她已三十六七岁，短发，黑脸，不好看的一双大眼睛，衣着朴素，还有些土气。她原在酒泉某单位搞财会工作，是中午休息时来的，我们问她：“什么问题?”她说一口山西话，毫不隐讳地说：“历史反革命。”如果在过去，我会对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另有看法，现在我们都已是“一丘之貉”，在感情上也就没什么隔阂了。第二天，老殷就参加劳动去了。她不叫苦，从地里收工回来，显得苍老的黑脸晒得通红，满脸的汗珠晶莹发亮，她只是举起搪瓷茶缸大喝一通水就迈开大步吃饭去了。她个子大，抬脚举步像个男人，脚下发出“嗵、嗵、嗵”的响声。相处了一段日子后，老殷才告诉我们，她已和丈夫离婚，丈夫是个叛徒，解放后判了刑。她的一儿一女在山西老家由她母亲照顾，都已十几岁了，原来她每月发了工资往老家寄生活费。现在她自己没有了工资，就没啥寄了。老殷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是因为她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参加过什么组织，她说：“参加过这种组织的在山西啥事也没有，在这里就成了反革命。”我们也只是听听，对这种事做不出什么判断。

　　接着来的女伴叫李秀珍，是安西县上的干部，原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年龄刚二十出头。据说她是生活作风上出了点毛病，她自己当然不说，我们也不好问。她没有住我们的宿舍，但仍一起劳动过，我觉得她拿起铁锨干活很利索。她带了个歌本，休息时，照着歌本，我们曾一起学了几个歌子，如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还有《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等。

　　第三个女伴叫王桂芳，是安西县的原小学教员，最年轻，只有18岁。她年纪最轻，却已被判过20年的徒刑，因为她拼命上告，后来刑事处分被撤销。她是从监狱里来到农场的女右派，自然也是取消了工资。她是安西当地人。虽然她年纪最轻，由于已经尝过了囹圄之苦，对于如今来到农场劳动觉得已十分不易，她的嘴很紧，不说自己为什么定了右派，在监狱里受的苦也绝口不提，为什么原先被判处20年徒刑，后来又被撤销，这些我们都在关注的事，她都闭住了嘴。

　　有一次，提起普选，她说：“单位上公布选民名单，没有我的名字，我跑去问，‘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你们为什么要剥夺我的选举权?’领导上说，‘你还不到18周岁，怎么有选举权 ?你没资格。’我说：‘我不到18周岁，为什么要定我的右派?当右派我就有资格了吗?’问得领导没话说。”这是她情绪激动时，冒出来的几句话。她还真是个小右派。又过了些天，有个安西口音的小伙子来看她，一问，原来正是她丈夫赵振荣。她小小年纪已经结婚，而且也是夫妇俩都定了右派，她丈夫早就在十工农场劳动了。幸运的是他们没孩子，他们俩原来都是小学教员，为什么他们夫妇俩都定了右派，她仍然一点也不透露。她，个子略矮，圆圆的大脸，两个小辫窝在耳后，模样憨憨的，可她心中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很难知道。她紧紧地封闭了自己，也许正是动荡莫测的政治风云教育了她。政治，像个胸怀叵测的妖妇，说变脸就变脸，她不到18岁就受到人生旅程中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而后又坠入更为可怕的生命的低谷，开始了监牢的苦难历程，而且有20年长长的年头在等待她。经过拼死的奋争，她总算又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在农场，她亲爱的丈夫就在身边不远处，她慎之又慎，是为了保持住目前还算是比较安宁的生活。千万千万，再不要出什么差错。

　　安西县还搞出了个反党集团，头子是县长徐连声，山西人。此人是“三八”式老干部，他是举家搬迁到十工农场的，场里给了他一间住房。他们的反党集团成员，就近全分到十工农场改造，有些人被分到其他大队。徐连声全家留在场部也有照顾的意思，场部在生活上到底方便一些。我和徐连声在一起劳动过，他具有老干部的风度，劳动上尽力而为，语言谨慎，让别人无法再找他的岔子。

　　有一天，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坐着农场的卡车带了一批书来农场销售。小营业员卸下书后，对正在路边的杜绍宇说：“去叫两个右派来，叫他们把这些书搬到那边的种子库里，我要在那里卖书!”在十工农场，张口右派、闭口右派的情况已少见了，谁也不习惯听到这种称呼，杜绍宇当时就火了，质问：“你是干啥的?”小营业员开始口气还很硬，说：“我是来卖书的!”杜绍宇反唇相讥，毫不退让：“你才是个卖书的嘛，你如果是个再干啥的，还得有个给你提皮包的。”杜绍宇还指着周围的人说：“我们都是右派，我也是右派，你看，你能支使谁去给你搬书，你就支使!”小营业员左看右看，从神态上确实看不出哪一个可以由他支使，只好自己去搬书了。当时站在路边围观的众右派对杜绍宇数落小营业员内心十分赞赏，看到小营业员终于狼狈地自己去搬书非常得意。但是，敢于像杜绍宇那样拾掇营业员的极少。杜绍宇是瞅准机会，把当了右派在报社受到的窝囊气，发泄到了小营业员身上，还让小营业员没有回嘴的余地。当然当时此等事也只有在十工农场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才会出现。高仲君见此情景，曾问原县长徐连声：“你敢不敢这么说?”原县长徐连声连声说：“那我不敢，不敢!”此话正应了寻常百姓说的：“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小营业员对原县长徐连声当然是认识的，他说话出了格，小营业员一定会反映到县上，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以徐连声为首的反党集团到1961年经甄别就已平反。

　　当然，杜绍宇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宿舍，说队里开了他的批斗会。那时，我和小徐已到了畜牧组。来农场后，他曾告诉我，景超曾一再叮嘱，要他记日记，说这些日记会很有意义。我很理解，景超依然做着他的作家梦，他希望今后情况好转后，从难友的日记里多了解些各自的情况，积累生活素材。我来农场后一直断断续续地记着日记，也是景超的要求。杜绍宇因扯出黑社，内心有愧，对景超的话便也依从了，来农场后也记日记。在批斗杜绍宇的会上，有的右派竟尖锐地指出：“杜绍宇来农场以后天天记日记，你记日记想干什么?是不是要给台湾的蒋介石送情报?”当时，社会舆论对右派分子的定性不断加码子，已认定是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在国内的代理人，敏感的右派提出这样的指责也不无道理。当队长的其实绝无此心计，也想不到那些地方去。我的右派朋友们如果要互相整起来，招数还是不少。杜绍宇告诉我这件事，不过是表示，今后他不能记日记了。但我的日记仍照记不误。此时，我觉得和大家相处都不错，我还另记了养鸡兔的工作日记呢，有谁会出头来整我?

　　到初冬时，公社还迎来了一批上海移民。

　　那是个上午，阳光和煦。我正在饲养室里喂兔子。我喂养的兔子有青紫兰、安哥拉等洋品种。按照科学的方法，兔子都应在竹片做成的笼子里喂养。但这些笼子都是购买兔子时从火车上运来装载兔子的，每个笼子里原来装的兔子就很拥挤，经过几个月的繁殖，原有的笼子早就装不下全部的兔子了，又无法添置新的笼子。有些兔子无处安置，便在用矮墙隔成的一两平方米的小屋里地上打了洞，跑出跑进，过起了自由自在的日子。还有些兔子仍关在笼子里，分笼喂养，按时喂吃喂喝，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笼养的兔子身上。

　　兔子可爱善良，母性极强。母兔在生小兔子前，自己不吃不喝，疯了似的用嘴拼命拔肚子上的毛，直到肚皮上成了光光的一片，拔下毛来是为了温暖它才生下的小宝宝，保住它的小宝宝出生后不致冻坏。如发现有母兔生仔，为了使它顺利生育，我一般也不去打扰。早上去上班，我都要逐笼先把兔子看一遍，此时，就会发现有的母兔已生育完毕，正安详幸福地蹲在笼子里，五六个无毛的红扑扑的小兔紧闭双眼依偎在母兔怀里，它们小声地吱吱叫着，一边吃奶，一边转动着胖乎乎的小小的身子，间或还互相换一下奶头，再继续吃。吃饱了，它们便会挺着圆鼓鼓的肚子酣然睡去，其憨态可爱至极。母兔只是静静注视着我，它认识我，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们母子。有时，也会有一两只小兔离开妈妈爬到一边去，它们的眼睛还没睁开哪，有的冻得冰冷，有的会因此而冻僵冻死。我曾把冻僵的两寸左右长，肉囊囊软乎乎的小兔捏在手心，两只手合拢来焐它，或一只手捏着它靠在脸蛋上焐，直到焐得小身子暖和过来动了起来，再放回母兔的怀里，让它立即噙住一个奶头。刚生育过的母兔，要立即加饲料加水。它会大口饮水，当时给兔子喂食用一种陶制的粗笨钵头，它直上直下，略大于饭碗，放在笼里地上都不易弄翻。刚生育过的母兔会一口气喝完大半钵头的水。

　　这天上午，我发现一只灰色的大母兔从笼中跑出，笼子附近有两只才生下的小兔，个头特大，体长近三寸，胖乎乎的，都已冻死了，其余的小兔踪影全无。母兔分娩一次，起码生五六只。这只母兔在分娩前(或分娩后)从笼中跑出，小兔已全部死亡无疑，我心里很不安，也很难受。小兔的毛色和母兔一样，如果活下来一定非常好看，十分可爱，但它们竟一只不剩，全死了。小兔的死亡，我也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我头天注意到母兔的异常情况，把笼门特意关得紧一些，使它无法跑出，小兔便不至于冻死，肯定它们现在会全部都趴在母兔的怀里吃奶呢。当然，在我下班前它或许还未出现任何异常，这也是可能的。那些天，小徐在办公室搞其他工作，没有整天和我在一起。

　　我们喂养鸡兔已经半年了，当初选定我和小徐饲养鸡兔，领导上是考虑了我们劳动上的表现，也有照顾我们让搞些轻工作的意思。我们尽心尽力，只想把鸡兔饲养好，记得饲养室才修好，还没安上门时，兽医张果突然从外地买来一批鸡兔就放进了饲养室。怕夜里出事，我和小徐就在饲养室的过道里铺了地铺，守护鸡兔，工人们都未必会这么操心。但安西天气寒冷，日夜温差大，无防寒设备，防疫措施跟不上，饲料又差，一次次地买进的鸡兔，无法制止其死亡。特别是鸡，不仅从兰州买来才孵化的小鸡大批死亡，就是后来购进的莱亨鸡成鸡，在入冬后也不断死亡。兔子如何繁殖发展，眼看也无条件，自己打洞，从洞穴里自由出进的兔子，因为乱交配，小兔暂时虽无冻死之虞，其经济价值已谈不上了。

　　领导上对我和小徐虽无责备，我们心里都觉不安，我们考虑的是饲养鸡兔做不出成绩，将来怎么摘帽子。说到底，我们来农场劳动是为了摘掉那可恨的右派帽子，工作做不出成绩，右派帽子摘不掉可怎么办?入冬以来，这已成为我们时常考虑，无法解脱的一种思想负担了。 

　　一窝长得特别大毛色特好看的小兔全部死亡，在我心头又罩上了一团阴影。以现有的设备来说，这是今后也难以防止出现的，我该怎么办?长此下去，我觉得前景不妙，我该怎样向领导上说明一切?

　　正在忐忑不安、心神不定的时候，席组长突然走进饲养室，告诉我：农场来了一批上海移民，让我结束一下工作，到场部和有些人集合后去欢迎。

　　“一大二公”的疏勒公社张开热情的臂膀欢迎从迢迢数千公里之外而来的上海移民，这是一种伟大的壮举。成立公社之前，农场就曾接纳了数百名右派分子，那些落魄的右派分子在这儿的表现可嘉之至，他们是劳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毛泽东给公社定的性质是“一大二公”，接纳上海移民便更是义不容辞。大上海的居民不远数千公里之遥，来到戈壁深处的疏勒公社安家落户，开垦边疆，这也是在“人民公社万岁”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了显示甘肃大跃进的形势好于其他省，人民公社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人手，竟然张口向上海要人。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的宣传声势浩大，《人民日报》都用整版的篇幅发了照片予以报道。这样，柯庆施便慷慨大度地来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移民行动。

　　疏勒公社的领导对上海移民来到之后会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欢迎他们的到来必须是热情而坚定的。于是，组织了欢迎的队伍。我们坐了一辆大卡车，在曾芳煜的指挥下，鼓擂得山响--他本人就是擂鼓的，锣声匡匡、夹钹嚓嚓，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地向鱼贯而来缓缓行驶坐满了上海移民的数辆解放牌大卡车表示了疏勒公社最诚挚最热烈的欢迎。我们是坐着大卡车一直行驶到场部西边的公路上去迎接的。返回来时，沿途到达公社的居住区，乘坐上海移民的大卡车便会停下一二辆，车上的上海人纷纷下车。我们便会奔到车前，扶老弱妇幼下车，和他们热情握手，连连道辛苦。队上来欢迎的人还帮他们搬下携带的行李及少量的用具。这样，他们便在疏勒公社有了一个新家。

　　这些上海移民从外表上看不是太富裕，但穿着打扮比农场的干部工人及我等就要时髦漂亮得多。当然，他们都保持了大城市里人们整洁的外观。好些人都穿着蓝卡其布的“棉猴”，这种带棉帽的棉大衣当时风行一时，来到戈壁深处的这里穿上一件很实用，也很好看。从风度外貌及衣着看，这些上海移民似乎各色人等都有，知识分子、小市民、普通劳动者、中小学生、家庭妇女等等，都有，男女老幼，身强力壮，病残体弱者，也都有，他们大部分是举家而来，也有些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前来的。

　　上海人被热烈欢迎的场面所感动。

　　在这些上海移民面前，当热情欢迎他们的时候，我自惭形秽：鼻梁上的一副近视眼镜，说明我不是农场工人，不是农场工人而又具有一副劳动者的外观，只能透露出我有着不光彩的政治身份。为了抵挡风沙寒冷围上去的深蓝方头巾，使我很像个农妇，我的棉袄上套的深蓝平布罩衣很不洁净，上面有不少掉落的面汤结成的白色干渍，卡其布的裤子腿面上已补了两大块对称的大补丁，屁股上也补了一大块。劳动真费，我的两条裤子都补上了大补丁，没有补补丁的，已是我的礼服了，只有在休假或外出时才穿一下。今天因为在上工时临时通知欢迎上海移民，换一下衣服都来不及，我便只能以这般的尊容充当了迎接移民的使者角色。我不知那些上海移民会怎样看待我，他们一定会有多种猜测的吧!

　　把大部分上海移民迎接到场部，我们就完成了任务。这天食堂的伙食也有改善，算是对上海移民的热情接待。

　　当然，他们不是如我等之类的人，一般头上都没有“帽子”。在以后的几天内，上海移民都在家休息。有时，大家就聚在房前的空地上，表演些小节目，也是联欢的意思，有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很大方，先唱了周璇在《马路天使》里唱过的《四季歌》，一个40多岁穿中式棉衣的中年男人拉二胡给她伴奏，女孩子不擅长唱歌，嗓子不行，唱的也是老掉了牙的老歌，但她很不在乎地唱了起来。一曲唱罢，大家都鼓掌，那中年男人鼓励她再唱，她便又唱了一两首歌，都不是什么新歌。那年夏天，农场演了新电影：《柳堡的故事》，电影的插曲《九九艳阳天》在全农场都唱遍了，凡是会唱歌的人，几乎是没有不会唱这支歌的，看来她在上海并没学会唱这首歌，但，他们俩一拉一唱，兴致极好，使大家都感到愉快。不幸的是，这女孩子腿有残疾，一条长，一条短，她穿的黑色高筒皮靴是特制的，一只鞋底特别厚，就这样，走起路来还有点跛。女孩子是孤身一人来农场的，那拉胡琴的中年男人，跟她只是一路上才相识的。为什么她会来到了这里?后来，我又结识了更多的上海女孩，才知道，唱歌的女孩姓许，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四年级，学有专长，很快就要大学毕业，只是因为她有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做过工贼的母亲，她接到通知辍学后就随大批移民来到了这里。她原来已有了男友，来安西之前，男友也跟她吹了。也许，农场热烈欢迎的场面改变了她凄凉孤独的心境?也许，她只是在唱歌中排遣她无法解脱的愁闷烦恼?也许，她对明天还存有渺茫幼稚的向往……她同50年代的普通中国青年一样，此时还料想不到今后会发生的许多事。未来将会是一个怎样凄迷的梦，天真的她空有迷茫。 

　　我们的隔壁住了一户三口之家的上海移民。两夫妇都是近40岁的中年人了，原来都在上海的中学当教师，还都是教语文的，有个10岁的独子。他俩都是北京人，已在上海定居多年。同我们说话时，他们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上海人说起话来，又是满嘴的上海腔，“阿拉” 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文质彬彬，从不叫苦，也从来不说自己为什么随着移民大军来到了这里，我们也不好问。我后来熟识的上海移民也没人说起过他们的政治情况。不久，他们就双双下地劳动了，那时，地里只有平田整地的活，对于大半生生活在大城市，啃惯了书本，靠教书维持生计的中年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平田整地之苦之重，是很难消受很难支撑的，但他们情绪尚好，那位女教师收工回来，虽然满头满脸满身厚厚的土，变得面目全非，也还是笑呵呵的。50年代，兰州出现了一批上海迁兰的企业，如：信大祥绸布店、红花女子服装店、王荣康服装店、泰昌百货公司、佛慈制药厂、美高皮鞋厂等等，这些企业以优质的服务，高超的工艺，赢得了兰州人的赞誉。上海人越来越多地在兰州站稳了脚跟。兰州人戏谑地把上海人称做“上海鸭子”，或简称“鸭子”，因为上海人最喜欢水，不仅洗脸、洗头、洗脚、洗澡比西北人多，还特爱洗衣服，女同志常在洗衣盆里搓洗个不停，哪怕是深更半夜，都要把当天换下的衣服洗完。在这里，上海人喜欢洗浴的习惯已无法维持，他们自己无法烧水，房间里没有火，从食堂打来的开水十分有限。女教师回到家中，先在房门前拍打刷掉浑身上下的厚土，用干毛巾把头脸大概擦拭一下，再用热水蘸湿毛巾擦一把脸--上海人说是“打打脸”，就完成了全日的卫生大事。他们来这里似乎很匆忙，在大跃进的年代，用了大跃进的速度，准备很不足，就没有带来下地劳动该穿的衣着。也许，他们就不懂应该置备一些耐穿的衣着，不知道劳动多费衣服。女教师的蓝平布罩衣下面是漂亮的织锦锻棉袄，夫妇俩都当中学教师，只抚养一个孩子，他们原来过的是比较宽裕的日子。参加劳动不到一月，虽有罩衣的遮挡，女教师织锦缎棉袄的下摆及两边开叉处，便破得吊串串，裂开的丝织物成绺儿挂在了棉衣下面，真可惜了那么漂亮的衣服。但女教师很无所谓，她大概觉得已失却了的一切，比这织锦缎棉袄更重要更值价，值价得没法比。女教师眼里也有流露出忧虑的时候，此时，便是她为丈夫的身体担忧，劝丈夫休息一两天的时候。

　　原来，那位男教师患有肺结核，她怕丈夫会因劳累而一病不起。我们最初听说她丈夫患有肺结核都大吃一惊，农场如此的生活条件、伙食水平，还要参加劳动，怎么得了呵!我们也就一起帮她劝说，要他休息，但男教师倒很坦然，说他知道自己的病，在劳动中该怎么出力使劲，他能掌握，让大家不要担心。有时候，他也听大家的劝说，休息一两天。后来，男教师出工渐次少了，常常是女教师一人出工。安西冬日的太阳很暖和，中午男教师常坐在屋前晒太阳，这对他就是一种重要的治疗，场部的医务所药物甚少，哪能有充足的药物给他。再说，他们的伙食虽有保证，都在食堂吃饭，食堂冬季的蔬菜只有胡萝卜、洋芋，在非节假日平时无油也无肉，对于一个肺结核病人，这样的伙食水平实在太差了。他的头上似乎并无什么沉重的帽子，事实上又无劳动能力，为什么要作为移民来到这里?女教师和他的奉献应该是在中学的教室里。

　　我结识的另一户上海移民，女主人名叫黄玉华，是个小学教师。她，人瘦瘦小小，身体单薄却是带着5个孩子来的，最大的女儿也只有十五六岁。她说，她的丈夫姓蓝，是个右派分子，到安徽芜湖劳改去了，她只得带领孩子们到这儿来。她说的“劳改”，我的理解是判了刑，右派分子只要不触犯刑律，一般都不判刑，她丈夫为什么被判了刑?但我也不好深问。凭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收入，她是无法把5个孩子都养活住的，来到“一大二公”的疏勒公社，各方面的条件虽艰苦，全家人的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开饭时全家人拿着饭碗进食堂就行了。而且，黄老师还干本行，继续在农场小学教书。领导上对她全家的困难照顾得相当不错。后来，公社向上海移民发放冬季补助，让大家添置棉衣和铺盖，上海人的被子又薄又小，让西北人看来就不是被子，在这儿根本过不了冬，黄老师全家理所当然地领到了补助费，添置了棉衣被子。记得当时她全家就住在小学的空教室里。大批上海移民的到来，使农场的住宿条件骤然紧张，住小学的空教室也是一种应急的措施。

　　我还遇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移民大妈，她穿一身黑衣黑裤，显得十分整洁利落。她也是孤身一人来到疏勒公社的。我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她丈夫因为是历史反革命判了10年刑，刑期还没满。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动员她来这里时曾表示，如果她和丈夫离婚，就可以不走，如果不离婚，就非走不可。她和丈夫感情甚好，不愿离婚，就迁移到了这里。这么大岁数一个人来到荒僻的戈壁深处，她的勇气真够可以的。但她已不是建设者的年纪了。疏勒公社有限的生产能力能够无偿地养活她吗?还有更多的其他人?

　　从以上几家人的情况，大体也可以估摸出这些上海移民的全貌，他们或本人或家庭在政治上都具有被认为是不干不净的因素，他们不是根正苗红的左派。上海市委决定把他们迁出上海，送到遥远的西北边陲，让新生的、无所不包的人民公社把他们接纳下来开发边疆，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大上海建设成一个纯之又纯的先进城市，名扬全国。说真的，他们干的是一件清除城市“垃圾”的工作，是为了净化城市开展的工作。被有些人说成是最忠于毛泽东、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对开展这项工作，毫无疑问是首肯的，但这位好学生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透。这项清除“垃圾”的工作最终彻底失败。3年后，大饥馑扫荡了全国，甘肃尤甚，据说当时在全国排名第二--为受“自然灾害”的严重省份。对于上海移民来说，竟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那时，他们已随原十工农场的全体职工迁场到了玉门县，农场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疏勒公社已不复存在。上海移民在自己洒下汗水血泪播种收获了粮食的农场挨饿，他们觉得已无法再忍受。于是，便开始有人卖光了所有能卖掉的需用的及不需用的衣物家什，凑够了去上海的火车票钱，便举家逃离农场。最早行动的人家，立即被全体移民认同是一种大智慧，是摆脱苦难的唯一最佳途径。于是，除少数人外，在短短的十数天内，上海移民迅速掀起了一次大逃亡的潮流，互相帮助，扶老携幼，历经千辛万苦，逃离农场。小学教员黄玉华也带着她的5个孩子逃离了农场。当他们先先后后回到上海后，已不是原先听了政府的动员报告便听话驯顺地举家动身去大西北的普通老百姓了，他们经受了的苦难，他们有过的血泪，使他们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既已回到了全家人曾经安居乐业的上海，在那里，他们的亲友依然过着一如既往的正常人的生活，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他们绝无反悔，绝不能再回到移民的噩梦里去了。对于这些在戈壁深处吃够了苦头的上海人，他们口袋里装着户口迁移证，上海的公安机关也无可如何，况且，他们也是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回到上海要求庇护来的啊!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以后，公安局最后又全部恢复了他们的户口。尽管已一贫如洗，这些移民仍欢天喜地地又开始了上海人的生活。

　　来农场的第一个冬季已经来临，严寒的步步威逼，使我们进一步知道了生存的艰难。

　　我和几个女伴的手指--特别是拇指和食指的弯曲处，都裂了深深的血口子，像是小孩的嘴，手背上是不计其数的小口子，疼痛非常。我有个竹壳的五磅暖水瓶，此时派上了大用场，晚上睡觉前，把暖水瓶里的开水倒出一点，大家都烫烫手，擦上厚厚的凡士林，让裂满口子的双手养息一夜，就是最好的治疗。

　　我和小徐在饲养室准备饲料，清洗鸡兔的食具，都要接触冷水，冰冷的饲养室不生火，干一阵活，大大小小的血口子就又裂开了，流着血的大口子一张一合，倒真像小孩红红的嘴唇，疼得我们不住地吸冷气，呻吟不已。小时候，我曾听说，农村里的人冬天用小男孩的尿洗手，洗了就手不裂口子且绵软光滑。以前我对此是真是假持怀疑态度，反正我的手很少裂口子，也不去多想它。记得在我上中学以前，兰州城里的普通人家冬季都是用蜂蜜搽手脸，早晨洗完脸后，用右手食指从用过的雪花膏瓶子里挖出一点蜂蜜放到左手心里，再用右手食指蘸一点洗脸水，两个手心相对磨擦一阵把蜂蜜和洗脸水调匀，然后搽到脸面和手上就行了。我们家里用甘油和凡士林搽脸，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了。那时，大家都认为甘油比凡士林更好，所以，我们家用甘油较多。而此时，我真恨不能搞到小男孩的尿，每天用尿洗手，只要手不裂口子就好。我还问家在农村的老殷：“用小男孩的尿洗手，是不是手就不裂口子?”老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她抬起头，用她那双并不好看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她眼角的皱纹已明显地增多了，认真地回答说：“哪谁知道?反正我也没洗过。”老殷说话做事都挺认真，很少开玩笑，这也许是她多年做财会工作的职业习惯。

　　为了保护经常渗出鲜血的双手，我们实在也疼得受不了啦!后来，我和小徐只好放弃了对鸡兔食具的清洗工作，每天清理了鸡兔头天吃剩的饲料，用干抹布把食具擦拭一番，放进新饲料，全天放三四次，也就算了。这样，手裂口子的状况略有改善。严寒的威逼，此时自然也进一步威胁到鸡兔的生存，死亡增加了。我们忧心忡忡。

　　石天爱毕竟是搞医的，她后来发现小卖部有卖小卷橡皮膏的，每卷1毛多钱，就告诉我们去买，用来贴手上裂了的口子。石天爱是我们之中跑小卖部最勤的一个，因为她常去小卖部买 8分钱一包的廉价香烟，别的什么倒是一概不买。数月前，她母亲从天津给她寄来的包裹里，除了有她称道不已的吉士林的牛肉肉松，有几件内衣内裤，还有用大红布手工制做的绵绵软软的卫生带，慈母的心真是把什么都想到了也做到了，她毋需再买什么了。她的经济能力也不允许她再买什么。石天爱曾慷慨地把肉松给我和小徐都送了一点，是用她吃饭的大调匙舀的，还特意给我多舀了一两勺。她对小徐有些小意见，多给我一些，是表示一种特别的友好。这种肉松对于我们经常不见荤腥的人来说，无异是天外来的美食佳肴，味道好极了。再说我和小徐听到小卖部有橡皮膏可买，便立即去买。我想到景超手一定也裂了，他们那里未必能买到橡皮膏，就多买了两卷。小卖部还有卖的深蓝色帆布手套，很结实，冬季戴上干活可以抵挡寒风的吹刮，少裂些口子，就买了两双。他们在冬季不会停止劳动，这是一定的。前些天，我还从小卖部给他买了一件雁塔布的白衬衣，价廉物美，只两元钱一件，正适合他现在穿。另外，我还买了些凡士林、针钱之类，就这样零七八碎凑了个包裹，给他寄去了。在严寒来临之际，我能够为他做的只能是这些了。

　　我强制自己不去多想他。时日长了，便也逐渐习惯于不想他，想他，除了徒徒地增加许多悲戚无奈，徒徒地苦恼自己，又能怎样呢?在大跃进的年代，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如何在“改造”自己的问题上多下功夫，想得很实在，确实也在争分夺秒地表现自己，在劳动上狠下功夫，狠出力气，做出非凡的努力。天冷以后，记得有一次让大家突击翻整一块地，我也参加了。我已多日没干过拿铁锨的活了，便甩开膀子大干了起来，穿着棉衣的我，一会儿便大汗淋漓，解开了棉衣的全部纽扣。再看看周围的男士，有些也并不如我那样拼命。我拼命，是因为我承受着双重的苦难，我的和他的。我拼命，是为了争取早日改变目前的处境，好进一步帮他脱离苦海。然后，我们的俩孩子也才能得救，我们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可怜的孩子，他们原应该跟别的孩子们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童年，但他们小小年纪长久地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让孩子们也苦熬苦度岁月，这虽也是我尽量不去想的，却又时时刻在心上。我痴痴呆呆地，一心只想着改造，改造，拼命，拼命!真是到了可笑而痴迷的地步。而在当时，这一切就是如此真实，沉重酷烈的苦难使我别无其他选择。用橡皮膏贴血口子，果然不错，特别是手指上的大口子，用橡皮膏缠上一圈，伤口不接触风寒冷冻，很快就愈合了。如果再裂开，就再贴，减少了许多疼痛。

　　到10月下旬，我们的冬装就全部上身了。在来农场前，我拆洗了归棉衣，把原来6两棉花的薄棉衣，絮得厚厚的。做缝纫工人的四表姐苏佩琳替我做了一条厚棉裤，用了3斤棉花。棉裤送来时，我惊讶不已，因为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厚的棉裤，更不用说穿了。但四表姐极肯定地说：“你不要嫌厚，就要这么厚才不受冻。”现在我穿上了絮了3斤棉花的棉裤，手放在裤子上大腿部分，一把都捏不透，手指接触不到大腿上。穿上这么厚的棉裤，真是浑身都觉得暖和。俗话说：“人暖腿，狗暖嘴”嘛。小徐和石天爱她们没有我这么厚的棉裤，在棉裤里又加穿了绒裤。此外，我们都有短大衣。单薄低劣的方头巾已不足以御寒，我买了两条儿童用小毛巾缝在一起，衬在方头巾里面围在头上，倒也解决了问题。

　　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我们冰窖似的宿舍里，既无火炉，又不烧炕，睡一夜，人的体温始终无法把被窝褥子暖热。我的厚厚的被子上盖着皮大衣，棉褥上还有一张狗皮褥子，怎奈这些皮的、棉的铺盖，都同室内温度保持一致，据说安西冬季的最低气温为零下30摄氏度左右，仅仅依仗我们三十六七摄氏度的体温，反差如此之大，又怎能把铺盖暖热呢?每夜，我都忍着彻骨的冰冷，打着冷战钻进被窝。进了被窝后，最难放置的是一双脚，伸展腿一直放下去吧，冰冷的脚还要吸收厚厚的铺盖里反射过来的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寒冷，真像受刑似的。两只脚就那么大，铺盖的体积大多了，反射过来的寒冷量相应就大得多，可怜的脚，它们怎能经受得住?这种冷冻的痛苦，很难忍受，我只是浅尝辄止，略伸出腿一试便立即收回作罢。为了缩小身体与零下几十摄氏度的铺盖的接触面，我经常采取的睡姿是用一只手抱住膝盖，两只脚尽量靠近屁股--是两只早就不脱厚棉线袜子的冰冷的脚，身体蜷曲如虾米状。就这样，还要在战栗中苦苦挣扎，上下牙齿磕打得咯咯响，在牙齿的磕打声中喘息呻吟，像是在忍受鞭子抽打的痛楚，好久好久，才能慢慢安静下来，通夜还只能保持这样的睡姿，一动也不动。因为动一下，就意味着大面积彻骨冰冷的再度袭击。刀割似的彻骨冷冻，令人再次呻吟战栗。睡觉真成了受罪。到天亮时，不仅浑身不觉得暖和，因为整夜一动不动，还全身这儿那儿的疼痛不止。初到农场时睡觉的香甜幸福，已远离我们而去!

　　痛苦的睡觉，睡觉的痛苦，这又是一种新的磨难，一种谁也未尝经历过的磨难。但，否极泰来，我们到底还是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干脆，和衣而卧，袜子当然也不脱。这样，白天穿在身上的棉衣棉裤本来就保持了一定的温度，它们阻隔了铺盖的寒冷，使不能直接传导到身体上，倒是使之发挥了防寒保暖的作用，我们才又暖暖和和地自在地睡上了囫囵觉。到天亮时，一觉醒来，下了炕，全身还热热和和的，只觉舒适非常，而无感冒之虞。谁会晓得，在安西酷寒的日子里应该如此睡觉，真是想也想不到啊!以前我下乡采访时，最穷苦的农民冬天也有热炕睡，没有热炕睡的农户就没有，因为没有热炕就过不了冬。疏勒公社对此却未做任何安排。从此，在整个冬天，我们再也无法换洗衬衣衬裤。每个人身上长满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虱子。在痒痒得难受时，临睡前，我们只好解开衣襟，在昏黄的小煤油灯前捕杀一番。好笑的是石天爱，她觉得身上痒，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说长了虱子，让她解开衣襟，帮她找出虱子给她看，她大吃一惊，连声说：“我的妈呀，衣服上怎么会长出虱子，这可怎么办呀!”原来，她和母亲从小在天津过着豪华富裕的生活，有佣人服侍，衣服、被单都每天换洗，她根本不知道衣服里还会长出虱子，也从未见过虱子。老殷对于我们外屋里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也不吭声。石天爱曾经有过的阔绰生活，她如同我们一样，连边也没沾过，大概也很看不上。她是个充分接受了共产党思想熏陶的历史反革命。记得夏天有个工人家属来我们宿舍闲聊，天很热，石天爱热情地问：“要不要喝点凉白开?”工人家属不知所云，石天爱又接连问：“你要不要喝点凉白开?”工人家属仍瞠目不知所以，便说：“啥?你说的啥。”小徐听不下去了，有点急躁地接上说：“你就说是冷开水不就行了嘛，人家就不知道什么是凉白开，你就不能改一下说法吗?”石天爱于是又再一次地问：“你喝不喝冷开水? ”究竟是石天爱故意拿腔拿调地为了表示她大城市里人的身份，才一口一声地把冷开水说成是凉白开呢，还是她不了解这里的普通人就不懂什么是“凉白开”?在这种场合，老殷虽不说什么，从她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是看不惯及无法说出的反感：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谁会和普通的劳动妇女这样说话呢?

　　在这个寒冬，灶上有些日子常有羊肉炖胡萝卜，每人一份，价廉物美，很解馋。后来才知道，这羊肉，是黄羊肉，是我的演出伙伴，说相声的徐保安，从荒原上狩猎打来的野物。徐保安是原武威步校教射击的军官，我们在演出活动中就得知，他几次在北京的全国射击比赛中都独占鳌头，后来还成为国际射击比赛的裁判。他戴一只瑞士劳莱士的手表，说这只表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挑选时就经受住了考验，他在拿表时没小心失手把表掉在了坚硬的水磨石地上，从地上拣起表来一看不仅没有一点外伤，秒钟的“噌噌”声仍不绝于耳，一切正常。这只表当是他在北京参加射击比赛时购得的。邹士杰是个极善于在我们这伙人中“调动积极因素”的领导，在演出活动中得知徐保安是个神枪手，当时就议论过让徐保安冬天打黄羊，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到了冬天，便立即付诸实践。徐保安也是个被开除了军籍的右派分子、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让阶级敌人掌握武器去打黄羊，从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及国内的政治形势来说，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从人民的行列中被排除在外的右派分子，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把枪枝交给他，按照既定的逻辑，他就会把枪口对准人民，射出仇恨的子弹。而徐保安例外地受到了信任。保卫部长也是个陕北人，把一支长枪发给了他，徐保安提出，在平坦广阔的旷野，黄羊奔跑很快，要坐在大卡车上追赶射击，才能射中。场里立即配备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司机很年轻，对开车追杀黄羊特别来劲。这是一个初冬的中午，徐保安就坐在司机旁边，摇下车门上的玻璃，把枪口伸向窗外。保卫部长和三大队的统计高仲君坐在敞篷车上，跟随前往。来了，来了，前方出现三四只黄羊奋蹄飞奔，徐保安在奔驰的汽车上瞄准其中的一只扣动扳机，只听“叭”的一声，一只黄羊应声倒地。车上的三人都激动地大喊：“打中了，打中了!”徐保安只笑了笑，并不说什么。在他脑海里飞过的，还是在北京体育馆射击场上激动人心时刻的情景。在国内的射击比赛场上，他曾多次独占鳌头，站在飘荡的五星红旗下，在国歌声中心情无比激动地领奖。作为国际裁判，对苏联和东欧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运动员们作出裁决英俊潇洒的姿态，还浮现在他自己眼前。但，那些场面那些情景尽管还历历如在眼前，却都已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出现……现在，他射击的对象只是黄羊，而没有一个比赛对手。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他愿意多多地射杀黄羊，而当年一个驰骋国际射击赛场的裁判，一个多次在国内的射击场上独占鳌头的名射手，如今只能把黄羊作为靶子来射杀，又是怎样的悲哀，--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猎手罢了，他的心头掠过阵阵酸楚，笑容很快就褪去了。年轻司机在胜利的欢呼中脚踩油门把车飞速开向黄羊倒地的地方。车刚停住，高仲君和保卫部长就跳下车去，两人抬起流血的黄羊扔进车厢。然后，开着汽车继续寻找黄羊的踪迹，再追杀。大半天，他们先后共猎获7只黄羊。

　　7只黄羊都送到了伙房。炊事员们在剥皮开剖黄羊的时候，高仲君走进去细看，不禁为徐保安高超的枪法惊叹不已：射中7只黄羊的子弹，个个都是从肩胛骨穿进，射中心脏，每只黄羊都如此毙命，无一例外。徐保安弹无虚发，真是每一颗子弹都射中了一只黄羊，并使其立即毙命。炊事员们一面剥皮开剖黄羊，也因为发现了徐保安高超的枪法而赞叹不已：“人才啊，人才，好人才!到哪里找这样的人才去哩!”

　　原共产党员徐保安的右派言论，据说主要是只强调自己的勤学苦练，不承认党的培养教育，从而构成了反党，他常说：“培训班100多人，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为啥就我一人拔了尖，到北京比赛还是我得的第一名，别人咋上不去?不就是因为我勤学苦练，比别人下的功夫深、功夫大!” 他把党的培养教育，只放到了次要的地位。这绝对不行。40年后，在本书定稿之际，高仲君还评论说：“徐保安不仅是勤学苦练，他还是有相当天分的人，多次在全国射击比赛中得第一名，没有天分，仅仅靠勤学苦练也达不到。”再则，鸣放前夕，他正好回到河南老家探亲，看到家乡人民因为统购过头缺粮吃，回到部队上就向领导作了反映。到鸣放时，就大胆说：“家里人饿得嗷嗷叫!”这两条，就使他落到了目前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