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中华小说网

　　元旦时，全场又有过一次文艺会演。会演前，在全国风行一时、以东北民歌为基调的小演唱《小拜年》的脚本传到了十工农场。曾芳煜他们看到后非常高兴，立即紧张排练，在元旦演出。曾芳煜演上丈母娘家拜年的姑爷，小徐演女儿，我则演丈母娘。另有10多个伴唱的群众演员，班底很硬。我哪知道演唱中的老太婆是怎么扮演的?好在曾芳煜、李佐亭他们设计了一些动作，还教给我农村老太婆走路的姿势，等等。到演出时，也就胜任了角色，我唱着：“丈母娘呀迎出门儿呵，哎哟哟哟哟哟哎哟哟!”在群众演员的伴唱声中走出时，立即引起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他们怎么能不笑呢，平时大家极熟悉的年轻的我，突然自称“丈母娘”，着农村老太婆的黑衣黑裤，脸上有了皱纹，腰腿不很灵便地出现在台上，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如果自己是观众，我也会大笑不止的。这个小演唱很热闹，气氛很活泼，在元旦演出这个节目真是太妙了。

　　此外，我们还排了个俄罗斯舞，除了我和小徐，还吸收了四五个上海移民中的女孩，阵容就够大的了，乐曲选用优美动听的俄罗斯民歌，这比起我和小徐在“七一”演出的双人舞，就更上一层楼了。整个舞蹈场面花哨好看热烈动人，我为演出队伍增加了生力军而感到高兴。

　　但，引起观众强烈反响的还是小演唱《小拜年》，我卸装后走到观众中，迎来的是人们惊喜的目光和赞扬声，靳清义特意走到我面前笑着说：“小和真行，风度真好!”我为自己首次饰演老太婆获得成功而高兴!

　　有意思的是，元旦后，公社还组织我们到县上又进行了一次演出活动。县上刚结束了征兵工作，有一批新兵刚刚入伍，这台晚会是为欢迎新兵特意举办的。

　　演出的主要剧目，有话剧《妇女代表》，主角妇女代表由机耕队的工作人员韩淑霞扮演，我演思想守旧、不许媳妇参加社会活动的婆婆，石天爱也同台演出，演多嘴多舌、挑拨婆媳关系的邻居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到邻居家串门，坐在炕头，还拿着有把的旱烟锅子抽旱烟，倒正是石天爱该演的角色。思想进步的农村姑娘翠兰，由上海移民陆明华扮演。说山东快书的李佐亭既当导演又演儿子。

　　石天爱演戏很认真，还给我说戏。帮助我深入角色。原来，她母亲作为老艺人几年前就在天津演出过评剧《妇女代表》中的婆婆，她看过母亲的排练及演出，对我这个角色早就熟悉。 

　　因为是欢迎新兵的晚会，曾芳煜还赶着编了个送子参军的短眉户剧，曾芳煜本人扮演儿子，母亲和儿媳，经李佐亭建议，我演儿媳，韩淑霞演母亲。话剧中的老少角色，在此剧中作了调换。李佐亭有丰富的演出经验，此举大概是为了引发观众的新奇感。

　　此外，小节目中，有曾芳煜的独唱《真是乐死人》--这是歌唱一个新兵在欢迎的晚会上抒发自己参军的欢乐心情的，已不是新歌，但在安西县肯定还没人独唱过，与晚会欢迎新兵的主题正切合，选它作为重头节目，非常正确。男声小演唱有：《大实话》、《公社姑娘》。《公社姑娘》的原歌词大意是说，在我们工厂有个好姑娘，她不爱工厂的伙伴，爱上了一位战斗在边疆的战士。为了适应公社化的新形势，演员们把“在我们工厂”改为“在我们公社” ，整个小演唱幽默风趣，歌颂了公社姑娘对战斗在边疆的战士的热烈爱情，同晚会的主题也很吻合。

　　在男声小演唱中，又新添了一位从四大队来的小伙子，名叫韩书谦。他是个业余爱好者，声音浑厚宽阔，唱男中音。同时，他还独唱了新疆民歌：《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他是原古浪县银行的干部，高高的个子，戴一顶很考究很时髦的驼色卷毛皮帽，圆脸，有点络腮胡子，颇有风度，脚上的高筒皮靴，使他走路时显得特别精神，脸上常露着和善的笑容。他初次亮相，便成为演出队不可或缺的成员。

　　在这次排练过程中，我和韩淑霞发生了些小矛盾。韩淑霞是机耕队队长孟某的妻子，人长得漂漂亮亮、苗苗条条的，短发的样式修剪得很时髦，河南灵宝人。大概是由于丈夫在十工农场或是到十工农场谋职的原因，她才来到了这里。十工农场无一女干部，她究竟是干部呢，还是后来所说的以工代干呢?反正在场部显得颇有些显眼突出。我作为女右派得罪了她，这就不得了了，以至由场部秘书姚琅主持，对我开了个批判会。我估计韩淑霞可能摆出姿态，不批判我，她就拒绝演出。全体演出人员都参加了会，火力也够猛的，曾芳煜、李佐亭的发言都咄咄逼人，说凭我这个态度还如何进行改造，如何摘帽子，云云。我镇静自若，没有说出过分的无地自容的所谓检讨，主要听大家开火。因为我心中有数，我和韩淑霞发生的小矛盾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的倨傲发火，不过是凭她女干部或女工人的身份，自认为高人一头，嫌我在她面前谦卑得不够，不像有些男右派那样，有意地恭维巴结她，奉承话说个没完。她在会下得不到的，在会上仍然得不到。我料定凭她韩淑霞的本事，除了可以撺掇别人开这么个批判会，也不能将我怎样。最后，姚琅做总结时说话还是公允的。他说，我和韩淑霞发生的纠纷，开会解决一下是对的，有利于节目的继续排练，但这牵涉不到改造态度的问题，更不影响摘帽子。我心里就更平静了。我庆幸自己总算来到了一个还算尊重我们的农场。

　　这次演出，又是一次轰动。

　　演出结束后，部队领导还邀请我们全体演员座谈。其实，就是准备了些糖果瓜子花生之类请我们大嚼，部队领导简单说了些对演出的赞扬肯定表示感谢的话，我们无一人发言，作为阶级敌人的身份，使我们无法说话。能遇到这样可以大嚼糖果花生瓜子之类的机会很不易，他们热情地把这些食品堆在每个人的面前请大家吃，我们就不停地吃。为了助兴，不知经谁的建议，还让我和曾芳煜清唱了《小拜年》，此时，我尚未卸装，还是年轻媳妇的扮相，却又唱起了丈母娘的唱词，很有意思。曾芳煜又重唱了一次《真是乐死人》。这两个助兴演出，又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夜深了，我们才坐车返回农场。

　　这次演出，郑文义无法再表演小提琴独奏了，他那有着轰动效应的表演永远地在安西消失了，原因是数月前他逃跑了一次，回到了西安的家中，回来时没把小提琴带来。当时，农场立即派三大队的赵队长追到他西安的家中，用手铐将其抓回。十工农场用手铐抓人，这是我听说唯一的一次，我是听赵队长的老婆私下悄悄说的。也许，这是因为农场变成了疏勒公社后，政社合一的缘故。郑文义抓回来后，我见到时已是在批判会上了。这次批判会，参加的以演出人员为主，总共有20多人吧，发言的人事先大约有布置，曾芳煜头一个发言，侃侃而谈，说郑文义过去为蒋介石效劳，到现在还与人民为敌，不老老实实改造，心怀叵测，不知要干什么，并大声喝问：“你老实交代，你偷偷跑回家，是要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的反动本性为什么就得不到改造?”发言的也就三五个人吧，别人的火力还不及曾芳煜猛烈。会前没有人对我有过安排，我乐得一言不发，心里还暗自为郑文义庆幸，逃跑可不是等闲的小事，迎接他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批判会，场部无一人参加，邹士杰、姚琅这些常和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未露面，这种作法的本身就是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领导上并不想让郑文义太难堪，是事不得已，走走过场罢了。此事如果发生在兰州的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就此罢休，可他为什么要逃跑呢?记得头年7月我们第一次进县城演出前，邹士杰曾动员大家修理“门面”，让男士们刮胡子、理发，穿上整洁漂亮的服装。郑文义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换去了补过大补丁的长裤，他的黑发有些稀疏卷曲，留得较长，有些耷拉在额前，显得不同于别人。邹士杰一见，就开玩笑地说：“啊呀，老郑这不是很漂亮，很有风度嘛!”曾几何时，他又成了出现在批判会上的逃跑人员。郑文义的检查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也过关了，批判只是“草草收兵”。郑文义从西安家里被抓回来后少了一样东西，就是他心爱的意大利造小提琴。多了一样东西，是入冬后他常披在身上的崭新蓝卡其棉猴。这棉猴显然是他妻子的，因为尺寸较小，他根本无法穿。大概是妻子在分别时无以安慰他，就以自己新做的棉猴来温暖丈夫受苦的心。在凄迷坎坷的人生旅程中，他们相伴已多年了。所以从西安家中抓回来的郑文义，再也无法表演小提琴独奏了，普通的小提琴，显示不出他高超的演奏技艺，安西人和农场的我们，从此再也听不到那悠扬动听令人心醉神迷的琴声了。多年后我才悟到，郑文义那次逃跑回家，其主要目的恐怕就是为了把小提琴送到家里保护起来，这把小提琴就是他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一旦失去或遭到破坏，他的音乐生命也就完结了。有一次，在演出间隙，郑文义不无担心地说：“安西气候这么干燥，我担心小提琴会裂口子。”我当时听了也没当做一回事。仔细回想起来，安西作为大陆性气候，就是常年无雨。我在安西两三年，只遇到一两次下雨。他的小提琴如果不带回西安，最终肯定要完蛋。他甘冒逃跑的政治风险把小提琴带回西安家中，是绝对地做对了。但这些理由在批斗会上是无法说的。

　　再说元旦会演，四大队演出的眉户剧《雌雄花》，表现了推行玉米杂交新技术过程中，农村两代人之间新旧思想的冲突，中间还穿插了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情节。这个剧目很受场部领导的赏识，四大队排这个节目也是花了大气力。只是大家认为扮演女主角的工人家属虽嗓子亮，表情太呆板，未能演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此时，农场还准备参加春节后张掖地区的文艺会演，经有关人员交换了意见，决定由我换下工人家属，演女主角，并加强了导演和乐队。按照领导的意图，眉户剧《雌雄花》将是农场参加张掖地区文艺会演的重头戏。我在县上参加演出了欢迎新兵入伍的晚会回来，由于眉户剧《雌雄花》剧组的演员大部分都在四大队，便被临时抽调到四大队排练《雌雄花》。四大队的队长陈德位特别爱好并支持演出，他自己就在《雌雄花》中担任队长的角色。

　　排练日夜都进行，夜里便点上汽灯，大队部成了我们的排练场。我过去也学过几个眉户的曲调，此次在《雌雄花》的排练中，多采用流行一时的《梁秋燕》中的曲谱，这些曲谱已经过再创造，活泼、悦耳，十分好听。剧中的男青年由原安西县干部陕西人王昭扮演，老经验由民勤人侍峒山扮演，陈德位演队长，群众演员有武威人李熙元等。此时已是农闲，我们排练时围观的人很多。戏中女主角小红上台时，手握一束玉米花。每次排练前，王昭就从大队部门外的玉米秆上摘下一束，让我拿上。

　　眉户剧《雌雄花》虽比较粗糙，而我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原省文化局的田禾担任导演，他很懂行。他的弟弟田季章，原省文联的，我在兰州时就认识，后来才得知也是个右派，但田禾一直没说。眉户剧中的念、唱、做，田禾都仔细地指点。我从戏里用碎步子跑圆场学起，学得很用心。特别是地方戏里“做”戏的种种招式，我过去都没接触过，田禾都能一一点到，让我心领神会。排练过程中的艺术创造活动，我觉得是一种陶冶人的心性，追求艺术美，使美的意境不断升华的过程，这使我能暂时忘却许多苦恼。沉醉于排练中的艺术追求，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在排练《雌雄花》的过程中，曾芳煜还初步构思了个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歌颂公社化后队长请一对老夫妻进敬老院的事，两老伴开头还推辞不愿去，一个舍不得饲养的肥猪娃，一个舍不得托儿所的胖娃娃，最后在队长劝告后双双进了敬老院。这个小演唱在创作过程中，我帮助改了改词，加了些风趣有意思的内容。在排练中，我和侍峒山演两老伴，陈德位演队长，群众演员主要由工人和难友的家属担任，都是女演员。李佐亭在导演中有突破，群众伴唱有动作，队列还有变化，对她们的表情也有很高的要求。应该说，这个小演唱，从编导到演出在当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这次在四大队还与杜博智久别重逢。侍峒山在我到来后就给他捎了个条子：“你的好朋友和凤鸣要来看你。”见面后，我们自然都很高兴，说了许多别后各自的情况。

　　春节前，排练结束，我们又回到场部。

　　大年初一晚上，食堂里搭起了戏台，拉起幕布，点上了汽灯，一台隆重的春节晚会开演了。 

　　眉户剧《雌雄花》再次出台，使观众大为倾倒。眉户原本是西北人喜闻乐见的一个剧种，在各地农村及市井小巷，会哼着眉户调唱几曲的大有人在。记得小时候在兰州，有一对卖唱的盲人夫妇走街串巷，如有人家留他们唱几曲，他们便会坐在条凳上，男人弹三弦，女人手敲铃铛，一唱一和，唱了起来，唱的便是眉户调。在农村，眉户更是妇孺皆知、人人喜爱的一种曲调。但是，把眉户剧搬上正规的舞台，有阵容强大的乐队配乐，班底很不错的演员，出演反映当前农村技术改革、新旧思想冲突的新事物，在安西这样的小县肯定还未出现过。所以，此剧的再次出台，面目一新，引起观众的极大轰动。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在编导上都有很多创新，特别是群众演员唱得很认真，表情欢快，队列的变化、配合的一些动作，都有新意，也很受欢迎。

　　我们在四大队时，场部由一位上海移民做编导，排练了一出以黄梅戏《夫妻观灯》的调子和形式，表现一对年轻夫妻在观看公社化后的新气象的情景的小歌舞，有歌有舞，活泼有趣，也大受欢迎。女演员由小徐担任，男演员也是一位难友，河南人，名叫钟贵祥。

　　此外，男声小演唱《公社姑娘》、《大实话》，等等，也都在晚会上演出。

　　总之，这台晚会内容丰富多彩，总体水平比半年前的“七一”会演，已有了很大提高。凡是看了晚会的人，都皆大欢喜。

　　小徐告诉我：“二大队有个南方人，原来最烦眉户剧，说看了你的演出，才喜欢上了眉户剧，很爱看呢!”这位南方人当然是难友了，我听到后十分高兴。

　　三大队新建的饭厅水泥地十分光滑，春节时还在这里举办了盛大的舞会。阵容强大的乐队很能引发人们的舞兴。农场基本上是男性王国，来跳舞的绝大部分是我的难友，像我这样的舞伴便很令人注目了，常有人邀请，几乎每场都不空。我的舞伴中，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二大队的，人很年轻，穿一件黑色礼服呢上衣，谈吐文雅，舞步轻盈，他用手轻轻地揽着我的腰，我随着他在全场舞动旋转，感到非常轻松愉快，我认定他是一位舞场上的高手。他向我介绍了自己，说他原在山丹县银行工作，通报了姓名，说他叫沈潮，听口音是江浙一带的人。后来我才得知，他正是看了我的演出，才喜欢上眉户剧的那位难友。但他当面并不曾提起这些。我用不着介绍自己，因为我已是全农场久负盛名的女演员了，谁都知道我的姓名和来历。我和他连跳了两场。此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石天爱一向不上舞场，但她从小受过正规的训练，舞技十分娴熟，年前天热时，她常在我们宿舍门前的平地上，带我和小徐跳，什么“伦巴”、“探戈”，她跳得都很有味道，很有特色。此时的石天爱，从外观上看，就更不雅了，因为她那最新潮的琅架近视眼镜劳动时摔了一次，一只眼镜腿用白胶布裹了裹还勉强可用，另一只眼镜腿断成了几截，只好扔掉，用一根粗白线绑住眼镜框挂在耳朵上。说相声的赵芝贵和她都是天津人，认老乡，开玩笑说她这是：“一线希望。”谁听了都笑得不得了。因为无论谁听了，都会和石天爱作为老姑娘没找上对象，要联系在一起来想。石天爱心中无奈，嘴里不好说什么，也只能笑笑算完事。再说，入冬以来，石天爱一直身穿一黑棉袄，上面还套一类似棉猴的灰中透绿的大衣，大衣的式样颜色仍属新潮。但是，她的黑棉袄是对襟的，有两三个纽袢先后都断了，也许，她根本就不懂断了的纽袢可以缝一下再连接起来，为了把棉袄裹紧暖和一点，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半截麻绳，干脆在腰里一系。请设想一下吧，如此仪表的石天爱，还能够莅临农场里可谓大雅之堂的舞场去跳舞么?出现在舞会上的男士们不仅彬彬有礼，很多人还着装整洁漂亮，他们很愿意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显示一下自己昔日的风采。

　　春节期间，我们的歌唱家冯士伟还请了一次客，客人都是我们这些演出伙伴。他买了几斤糕点糖果，让大家分享。他原来也是行政十八级，当右派后降了五级，前后的级别都跟我一样，还能拿到58.24元。他宣布请客的原因是，他妻子死后，他已还清了债务，所以跟大伙一起稍稍庆贺一下。我为他在当右派之时又失去爱妻叹息不已，很难理解他怎么能承受那样巨大的不幸，所以曾几次对着他叹气：“真是太不幸了，太不幸了!”然而，他一般尚能自持。现在他在还清了丧妻后的债务以后，还请大家吃一顿，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大家在经济拮据的状况下能够享受一顿糕点糖果，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也无人提起令人不愉快的话头。

　　在到县上举行会演前夕，风云骤变。

　　陈德位队长突然宣布：他本人工作忙，必须立即回四大队去，无法参加演出，《雌雄花》就不演了。我一听就知道，这是陈德位为了顾全我们这些右派们的面子，考虑出的一种婉转的说法。《雌雄花》的停演，一定是政治上的原因。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以我们这些人的政治身份，又如何能参加县上或地区的文艺会演呢，这次县上肯定明确了一下，我们这些人没资格参加会演。果然，不仅《雌雄花》不能演出，小徐和钟贵祥的黄梅戏也不能演出，《两老伴进天堂》里的我和侍峒山都被换了下来，因为我们俩都是右派分子。接我的角色的是个男性上海移民，他个头小，可以冒充老太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个右派。此人多才多艺，小徐他们演出的黄梅戏就是由他创意编导的，由于他的右派身份县上不知道，就以上海移民的头衔参加会演了。

　　红红火火的演出，由于我们是右派分子而被取消停演，我倒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因为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的弦，未曾有丝毫的放松，以如此的政治形势，我们作为阶级敌人哪还能上台参加会演。所以，我主动给那位上海移民说戏，耐心地帮助他熟悉角色，希望他把小演唱演好。侍峒山火冒三丈，说不让演，立即就转身走了，他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他的角色后来由谁接替的，已记不清了。

　　后来，农场只能以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先参加县上的会演，也只有这样一个节目在换了主角后可以参加会演。领导上大概为了照顾，还让我随演出队到县上，帮忙干些如包管服装之类的杂务，也就得便看了会演的全部节目。当时的四工农场--一个由下放干部参加劳动的农场，也有个自编自演的节目，全部由女演员演出。她们在院子里排练时，我就看到了。这是一个带有民间舞似的小演唱，六七个女演员各手拿一个活动的竹板，挥动着竹板变换队形，唱着歌唱大跃进、总路线的歌儿，夹带一些舞蹈动作，唱了几段，便结束了。他们的乐队也只有简单的几样乐器，跟我们那阵容强大、高手云集的乐队，就没法比。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个节目只能说是很一般，我们原来排练过的无论是哪个节目也比他们的强。然而，他们是人民，我们是阶级敌人，只能被取消演出资格。

　　中午，我们到县城的小饭馆吃饭，经济拮据的难友们只能吃上一碗臊子面略作改善。我是唯一的女性，他们硬是不让我掏钱，我是唯一吃请的人。记得同桌吃饭的有许登浩、王昭等人，他们肯定都是自掏腰包，我不知是谁付了我的饭钱。

　　下午在排练中间，我们乐队中的难友主动为四工农场的节目伴奏，大大加强了他们的乐队阵容，他们原来的器乐伴奏，变得微不足道。演出前李佐亭又主动为四工农场的女演员们化装。李佐亭原为铁路文工团的演员，一专多能，化装术特别高明，速度快，他把四工农场的女演员们一个个化装得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漂亮，用黑油彩描唇线，在那个年代尚不多见，他运用得恰到好处，给每个女演员增添了特殊的美。四工农场的女演员都高兴极了，感激在心。出现在舞台上的女演员个个光彩照人，平添了许多丽色，每个人心里都惊喜不已，须知她们此时正青春年少，有些人还是妙龄少女，她们很看重自己在舞台上的形象，甚至想把自己美丽动人的舞台形象永远留住……

　　我心中十分感慨。唉，唉，人才济济的阶级敌人，令人刮目相看的阶级敌人，你们为什么是阶级敌人呢?20年后，我们这些阶级敌人问题全部平反。

　　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后来还参加了张掖地区的文艺会演。据说观众认为节目中的群众演员唱做俱佳，热情奔放，而主角不怎么样，对此表示不解。亲爱的观众，你们怎么会想到其中政治风云的变化呢?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都是政治标准第一，何况是文艺会演，阶级敌人如若参与了进去，领导上就会惹祸在身。我们是临时撤下阵来，又换上的新演员，这种匆忙的变化，主角是无法胜任角色的。

　　春节期间的种种情况，我都详细地写信告诉了景超。我们的演出活动，吃了些什么，冯士伟的请客，我的心情如何，等等，我都一一在信中说及，只是未说及会演被换下的情况。景超的回信照例很短，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说：“真羡慕你。”当时，我未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凄楚意味。因为多半年来，我的处境跟他的距离还在继续拉开。他无法在信中向我诉说他痛苦的境遇，我以自己的境况又无法想象他苦到了何种地步，他的许多艰难困顿，我都无法凭想象力便能设想得清楚。比如，我怎么也想不到，在生产粮食的农场，我的亲人及难友们会长期挨饿；我更设想不出过春节他们吃的是什么，过年还能吃不饱饭吗?唉，唉，如果那时我能把他的境遇想得更接近实际一点，知道了他活下去已很艰难，此时的我也许会千方百计从吃的方面尽力接济他，尽管办法很少，但也不是毫无办法。

　　这里，我要插入1991年4月9日罗舒群对他们初到夹边沟农场时的情况的介绍。他是幸存者，他的介绍正可以补充当年我从景超的来信无法了解到的情况。

　　罗舒群是我1950年8月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财贸组工作时的组长，他原也是西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1949年5月西安解放不久，在6月就入了团，同景超一起参加了甘肃工作团，从西安行军到兰州，属参与了创办《甘肃日报》的工作骨干。罗舒群性格孤傲，50年代初期在报社得罪了些人，被开除团籍，调出报社。反右时，他在张掖地委宣传部工作，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罗舒群在鸣放中没发言。他有一本工作日记就放在办公桌上，其中也夹杂着记了些生活上的事情。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宣传部副部长是从小学教员岗位上才提上来的，论水平，当然比大学生出身，在省报曾是工作骨干的他要差一截子，在共事中常遇到掣肘的事，产生不快。一次，罗舒群随意把《红楼梦》里黛玉《葬花词》中的两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抄在了工作日记上，无非是发泄心中的郁闷。哪承想，那位副部长想抓他的右派把柄，私翻他放在办公桌上的工作日记找出了这两句诗，就给他定了性。在动员大家揭发时，当然又揭出了些“问题”。罗舒群拒不认错，没有留下任何检查罪行的文字材料，属于态度极其恶劣者。中央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正式文件尚未下达，他就被划为极右分子，于1957年12月6日，被武装押解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开始了他的劳教生涯。

　　罗舒群说，初到农场时，伙食虽低劣，吃饭不限量，有白面馍吃，因为大家才刚去身体底子好，也不觉得饿。但活很重，寒冬腊月，地冻三尺，在农民已是休闲的日子，他们还要翻地整地，抡起铁锤敲打钢钎使冻土裂开，再用铁锨翻起冻土加以平整，有些人手上的虎口震得裂开了口子，鲜血淋漓，严寒使大家的手脚都冻破了。就是劳改犯人，也未曾在严冬去干这么苦这么重的活，因为原来的劳改政策，也只允许犯人去干常人所能承受的劳动。自从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开始接纳在反右斗争中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极右分子以后，农场的领导重新调整政策，转换做法，迎接劳教分子们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酷无情的日子。

　　已往被判了刑的罪犯们，在服完刑后，转过身来就用另一副面孔，向陆续到来的劳教分子们作威作福。没有触犯刑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引自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人们，在夹边沟农场要受制于前罪犯，由前罪犯们吆喝着去干各种体力不支的重劳动，对他们的惩罚绝对地超过了服刑期间的前罪犯。

　　几个月后，吃饭开始限量，主食全成了杂粮，豆面糊糊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饭，糜面不去糠，麸皮也算粮。每天下地劳动回来，每人都要带些苦苦菜、榆树叶、沙枣叶之类回来，交到灶上，由炊事班做熟，和在饭里吃。沙枣叶又苦又涩，最难吃。平常日子里，野菜树叶就顶了蔬菜，当然无油无肉。每个人都挨饿，还不能说肚子饿，说肚子饿就上纲上线认为是对国家的粮食政策不满。有些人家里寄粮票来，只要一旦发现立即全部没收，由国家印制发放，个人之间原本可以随意互通有无，市场上自由流通的粮票，对劳教分子们来说，便成了违禁品。既不给吃饱，又不许动用家里寄来的粮票，这种残忍的做法，实际上成为勒在每个劳教分子的脖颈上的致人死命的绳子。

　　罗舒群当时就把所谓的改造看得很透，把个人的生存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来对待。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一切可以充饥平时根本无法下咽的东西，都作为美食佳肴进过他的肚子。种洋芋时，他背着洋芋子走在最后，看见一个低洼的坑坑，就把洋芋子倒出一些来放进坑里，用土虚虚盖住，收工后每天拿几块，放在茶缸子里煮熟吃。芦草根、苦苦菜、榆树叶、老鼠、麻雀、蚂蚱，等等等等，凡是可以充饥的，都曾是他尽力采摘、捕捉，送入腹中之物，过去他并不知道，烧熟的蚂蚱还很香。一次，他正在房里用茶缸煮野菜，管教干部赵来苟进屋发现，把茶缸一脚踢翻，怒骂不止，还踏扁了茶缸--他维持生命的重要工具被破坏，只有面对饥饿者还要断人活路的人才会这样干。

　　秋后，胡萝卜成熟了，饥饿的他偷吃了干部蔬菜地里种的一个胡萝卜，被别人发现告发，批斗了一顿。在批斗他时，景超并未发言。但后来景超再见到他时，见旁边无人，竟态度严肃认真地指责他说：“你怎么也成了这号人!”话虽不多，却重重地刺在了罗舒群的心上。罗舒群见他迂到了此等地步，自然什么话也不能和他说了。就因为吃了一个胡萝卜，他被关进“严管班”受到惩罚。

　　罗舒群记得，1958年国庆节时，他们吃的大烩菜有点肉。晚上，还让大家到场部看电影，电影放映了不到一半，有些人已躺倒在地上梦周公去了，又饿又累，疲乏已极的劳教分子们生存维艰，已没有了享受精神食粮的能耐和兴致。管教干部们过去也带领劳改犯们到场部看电影，从来也没出现过劳改犯们不看电影，在放映电影的场地沉沉大睡、鼾声大作的情形。看见劳教分子们如此不识抬举，有的管教干部还骂骂咧咧的，“狗日的们睡死了!”诸如此类的脏话，脱口而出。

　　到春节时，菜里出现了一点老驴肉之类，每个人的肚子里依然饥肠辘辘，他们在忍饥挨饿中熬过了大年初一。唉，唉，我的亲人竟然把忍饥挨饿也当做了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就在那个正常人难以生存，不许人活下去的鬼地方，他规规矩矩地忍饥挨饿，还对别人尽一切努力求生存的手段从内心里不能容忍，他正直的秉性何以竟变得如此顽冥，如此的不可救药!

　　在新添墩时，罗舒群和他曾同住一屋，夹边沟森严的专政气氛，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各种训话或戒规，不允许他们倾心交谈，掏心里话。景超初到农场时，戴一顶小檐草帽，无论劳动或回到住屋，都沉默寡言，有时间就记日记。罗舒群曾告诉他：“我就是因为写日记才当了右派，你还记日记干啥?”景超只淡淡地笑笑，不作任何辩解，仍照记不误。他一时还无法从作家梦里醒悟，对未来仍抱有憧憬。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洁癖，每天收工回来，不论多劳累，都要洗脸洗脚刷牙搞完例行的卫生大事，然后才拿起日记本去记日记。他衣着破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比别的难友显得更整洁些。

　　罗舒群也说到挖排碱沟的情形。他说，夹边沟的土地盐碱很重，不排碱，庄稼就难以收获。他们就挖过排碱沟。排碱沟宽两米多，深也两米多，一边挖，地里的碱水就顺沟而下，从低处流过。大家就站在碱水中挥锨挖泥，皮肉被碱水蚀破，疼痛非常，可还要在饥饿中坚持到收工。而此时的挖排碱沟仅仅是小打小闹。

　　身在十工农场的我，哪里能把这种种的艰辛，这种种的非人待遇，想个明白呢?即使我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也难以把这一切都想到，因为人的想像力都来自生活，而我经历的实际生活，同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相差太远了。

　　60年代，我在杨康家里见到了刘彦璋，他和杨康是延安大学的同学，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回来的难友，而且曾和景超同在新添墩劳动。他也是妈妈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曾和我的父母同住黄河沿前街。当杨康向他介绍我正是景超的妻子时，他先对景超大声作了评价：“哎，好同志!”

　　谈话中间，说到曾在新添墩劳教的傅作恭。傅作恭本人是个水利专家，是起义将领、当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来到新添墩后，因饥饿难耐，劳动条件太严酷，曾设法给哥哥傅作义写了封信，向当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求援。傅作义收到信后不相信他说的话，还回信义正辞严地批评教育了他。这样，就招来了站上对傅作恭的一场批斗。

　　傅作义不相信弟弟来信上的话，我无法想象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同样都是悲剧。

　　傅作恭是留学外国，已在外国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曾多次动员他回来报效祖国，50年代初，他听了哥哥的话，回到北京，在水利部任职。后来，邓宝珊出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给傅作义写信说甘肃很苦很落后，打算在甘肃修几个大水库，改变甘肃落后贫穷的面貌，希望助他一臂之力，从人才上给予支援。傅作义接到信后，就动员傅作恭来兰州。抗战期间，兰州是大后方，傅作恭和他母亲在兰州住过几年，对兰州也有感情。经哥哥略作动员，就慨然应允，于1953年2月来到兰州。谁想到，他以慷慨的爱国热情回到祖国，为了支援甘肃的水利建设，又从首都北京来到兰州。当他为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奋力拼搏之时，一场反右派斗争，将他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表人材。大高个儿的他，消耗也大，一到夹边沟，粗劣的伙食就使他饥饿难耐，繁重的劳动使他体力不支，此时，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大半生没下过苦的人，如何能承受这样严酷的生活。可傅作义不相信他信上说的，为此反使他招来一顿批斗，此时的傅作恭真是绝望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