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勾搭的女朋友叫林雅茹，22岁，在武汉这座并不盛产佳丽的城市里，她的漂亮绝对属于半年一遇的级别。她在武汉音乐学院深造过，成绩优异，遗憾的是却没拿到毕业证，在大三上学期就辍学了。她辍学的原因，据她说是因为老爸老妈双双下岗，不久她老爸又患了肾衰竭。家里再也供不起她读书，那点可怜的低保还不够她老爸看病的，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她只得辍学，白天给一些中小学生做家教，晚上则去吉庆街和夜总会等场所卖艺。

    2002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采访回来路过汉阳归元寺，一个在寺院外面摆地摊的算命先生硬要扯住我看手相，说我面冒红光，印堂发亮，最近必有喜事。我听了一高兴就甩给他一张50元的大钞。但后来我才发现，如今的算命先生可真是与时俱进，都会玩幽默了。

    那段时间，我既掉了手机又丢了钱包，违规停车被交警罚款，采访的一篇稿子还惹来了一场官司，好不容易勾搭上了一个漂亮女网友，结果准备接吻的时候发现她有口臭，他妈的要多霉就有多霉。

    日子过得如此郁闷，我很想出去找点乐子。晚饭后打电话给周建新，问他去不去积玉桥附近的“博强”夜总会看演出。他说我不愿意去那种声色犬马、藏污纳垢的地方过资产阶级生活，要堕落你自己一个人去堕落，不要腐蚀伟大的无产阶级。

    我听了一时无名火起，我说周建新你他妈的装什么清高，你大学的时候偷偷躲在寝室里看黄色影碟你当我不知道？你今晚要是不出来，我们就枉为同学一场。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还没把手机放进兜里，周建新就打电话过来，姚哥，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你别生气，我刚才只是开开玩笑，你怎么就当真了？这样吧，你晚上在“博强”门口等我。

    周建新是我大学同寝室的兄弟，一副孔乙己的派头，满口仁义道德理想抱负，跟女孩子说话都脸红。对我们平常谈论男女之事颇为不屑，大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风骨。那时候，我们寝室有个公子哥儿，家底丰厚，他是我们全系第一个把私人电脑搬到寝室里来的。每当我们围在电脑前两眼放着绿光看A片时，周建新常常摇头作痛心疾首状，说你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天之骄子，国家栋梁，怎么能这样自甘堕落呢。

    可有一天课间休息时分，我跑回去拿遗忘在寝室的课本时，却发现周建新装病没去上课，正躲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A片。被我窥破秘密后，周建新面红耳赤地求我，姚哥，看在上下铺的份上，你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这个星期我天天请你下馆子！结果那个星期，我吃得油嘴滑亮，足足长了5斤肉。

    毕业后，周建新依靠在市委当领导的老爸的关系，在市宣传部谋了份轻松的差事，专门炮制一些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他总说我过的是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跟他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无法逾越的政治鸿沟。

    演出9点开始，我8点半就赶到了“博强”门口，这个夜总会的名字充满了性暗示：勃起，强壮，典型的猛男本色。

    看看时间还早，我摸出一包精品黄鹤楼，抽出一支烟叼上，一边靠在切诺基的前门上吞云吐雾，一边斜着眼打量在夜总会里进进出出的红男绿女，猜测哪些是跑出来偷腥的奸夫淫妇。据说在夜总会里鬼混的男女，至少有一半是拐带着别人的老公或老婆。

    9点整的时候，我正要骂娘，周建新鬼一样地出现了，他西装革履，头发抹得油光滑亮，一根色彩斑斓的领带勒在脖子上，像条剧毒的眼镜蛇。

    我笑着说你他妈的怎么打扮得像个嫖客。

    周建新一听，立即涨红了脸，他小声地对我说，姚哥，你说话别这么刻薄好不好，要是被哪个熟人听见了，还真以为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小子，总是这么死要面子，酸气十足，对一些特殊词汇格外敏感。我记得大学期间，我们几个室友在卧谈会上讨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回事，周建新就认为“做爱”这词很不悦耳，他说那种熄了灯才可以偷偷摸摸做的龌龊事怎么能叫“爱”呢？爱是精神上的交流和心灵上的默契，而肉体的接触充其量只能叫性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