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的一下子，我头就大了。乔小雨生于民国十九年，初中毕业后，1946年参军，在牡丹江文工团。文工团解散后，调到我们文工团，年龄比我大两岁。我们集合、开会时，我发现她眼睛老是看我。有一次，女分队排小歌剧《好班长》，我饰演小战士。夜深了，战士们都躺在炕上睡觉了，班长在油灯下给战士缝补衣服。由于演班长的赵明唱和动作配合不好，表演总不合要求。时间一长，我躺在炕上真的睡着了，当叫我对台词时，我懵懵懂懂的不知所措，一下愣住了。引起房里的人大笑，尤其是乔小雨笑出眼泪，她边擦着眼泪边看着我笑。从此以后，我们俩总往一起“凑”，不是恋爱，是一种莫明奇妙的好感，也可能是异性相吸吧。她调到师里去了，我们大家送她，她和每个送她的人握手。在她和我握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含着情愫，含着使我悟不出来的东西，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握得很痛。几天后，她给我来了封信，是一封互相勉励的信。我们文工团员的来往书信都要经过检查，才能交给本人。乔小雨给我来的这封信，经过团部检查后，发现信上有问题，交给了分队长。让分队长找我谈话，分队长问我：“你和乔小雨是怎么回事？”

    我愣了，问：“什么怎么回事？”

    “你看看，为什么信的开头和落款是蓝黑墨水，信的中间是紫墨水？笔要是没墨水了，应该在信的中间换墨水，怎么在两头呢？”分队长带着极大的疑问把信给我看。我一看还真是的，信的两头和信的中间墨水竟是两个颜色。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团部不是都审查过了嘛。”

    “田副团长让我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分队长带着怀疑的语气问我：“乔小雨在走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默契没有？”

    我皱着眉头问分队长：“什么叫‘默契’呀？我都不懂。”

    “得得。”分队长拿着信走了。

    会开到吃中午饭，在吃饭时，有几个男女同学对我说：“小苏，别害怕，信的内容是互相勉励，又没写什么犯忌的言论，用八种颜色写，管得着吗？”

    下午继续“吐污水”。在大会上，那个抓住不放的人问我：“为什么是两种颜色，你和她是什么关系？要交代清楚。”

    因为有几个人给我打了“气”，所以我胆子壮了，一听我就“火”啦：“什么关系？是同志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两种颜色的墨水写，你问小雨去！”

    他看我态度强硬起来，举起胳膊喊口号：“你要老实交代！”不知为什么，群众没有一个人跟着他喊的，他也觉得不是滋味。

    我的检查就算一次通过，协理员还表扬我检查得深刻。想起来，是团领导和同志们看我15岁的年龄，和乔小雨也没什么瓜葛。在零下45度严寒的冬天，我背着乐队的小鼓，在连续行军中坚持下来了，没有人听到我叫苦叫累，同志们对我所检查的问题，都是理解的。

    其他同志在大会检查中，有的两次、三次才通过。还有的同志正在检查发言时突然被喊起的口号打断：“要彻底交代！”“砍的没有旋的圆！”

    检查的人被震天的口号吓“晕”了。

    在吐“污水”的普查中，发现了两名重点人物。一名是补充到团里来的，他是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一名是哈达解放后参军的职员靳全。和靳全一起参军的一位同志在会上揭发他，说看见他骑车子从国民党谍报队院里出来。根据这一揭发，在追查中，他承认是国民党谍报队队员，来部队的任务是搜集情报，破坏武器，与担架队中的谍报队队员联系。他承认我的枪和海轩的枪是他把枪拆卸后扔进井里的。可能是他主动交代，也可能团领导认为他年轻，参加国民党谍报队时间短，对他没有作任何处理。

    另一名重点，是那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在吐“污水”中有人揭发他：他说我们的立功运动是打强心剂，在部队发给他的棉鞋上写了“USA”字样。被揭发后，他不但拒不承认，而且狡辩，就把他绑起来送到警卫营了，后来听说用刺刀把他挑了。

    经过“三查五整”和“诉苦”运动后，在新参军的小知识分子中，解决了一些糊涂观念：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而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地主、资本家是剥削农民、工人的“寄生虫”。提高了阶级觉悟。在参加分“地主”和“资本家”的浮财时，都表现了立场坚定。我们打进县城的第二天，经过“调查”，有几家是“资本家”，文工团以分队为小组，参加分“资本家”的浮财。我们分队走进一家“资本家”的院落，院落里住着3家人。一家是教员，教员的家和“资本家”同住在4间正房里。西厢房3间，一间是粮仓，两间租给另外一家人住着，“资本家”收房租。我们把“资本家”的男女经过搜身后都赶到一间房子里，被褥、衣服能分给群众的分成堆放在院子里，打开院门，群众涌进来抢。然后分粮食。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有人说教员家里有“资本家”的一床棉被，问教员家的女人，女人交待：因为她男人不在家，“资本家”的孩子在她家睡觉。一个刚上小学的男孩子，恐惧地看着抄他的家，当他看到把他的被子抱走后，孩子大哭。那个教员家的女人的目光一直看着我，我理解她的意思，是求我，是让我说说，给这孩子留下这床被子。我看那孩子一直在大哭，心里一阵阵酸楚。我何尝不想把那床棉被给孩子留下呢？但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一阵一阵的酸楚，一阵一阵地自我批判，这是不是阶级立场在动摇了？

    王学华在自我检查时说：“我和小苏一样，对‘资本家’恨不起来，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因为我和小邱把‘资本家’的女人吊起来了，她一喊叫我就心软啦，就把她放下来了。”

    一听王学华检查，这个批判会激烈了。有的人说：“对资本家、地主心软，就是对工人、农民心硬，这是彻头彻尾的立场问题。”

    有的人问王学华：“工人、农民在资本家、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卖儿卖女你怎么不同情？”

    有人批判说：“你们两个这种思想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思想。”

    小邱吓得马上声明：“不是我放下来的，是王学华放下来的。”

    王学华承认了：“是我放下来的，我不是异己分子。”她吓得哭了。

    我们文工团同时补充来了两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被处决的那个，他好讲个怪话，嘴上总是满不在乎地发牢骚。他把自己的“位置”没有摆在恰当的“位置”上，认为他和我们团员一样，忘了他是俘虏。另一个国民党军官和他截然不一样，他沉默寡言，专心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有一次在油灯下看书把棉帽子烧着了，他还不知道。团长几次在大会上表扬他。两个人同时补充到文工团，可是，两个人两种不同的结果。

    我理解了“吐污水”运动的重要意义，在运动中清除了日伪的残渣余孽，清除了混进部队的反动分子和异己分子，纯洁了部队。在“吐污水”中，把我丢枪的问题弄清了，我放下了思想包袱，不再为丢枪的事件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