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个月的行军，我们到了蒙山。蒙山是边陲的土城，三面是寸草不长的沙丘，一面是萨拉日娜河。萨拉日娜河的夏季两岸绿草如茵，河流像一条输血的大动脉，抚育着蒙山城。冬天的北风把沙土扬起，蒙山县城天昏地暗，被黄土弥漫着。冬季的萨拉日娜河一冻到底，城里的人们家家抬着冰块，化冰饮水。

    我们住在一个破旧的戏园子里，戏园子没有人，也没有火。天下着大雪，冰凉的土炕上铺着厚厚的茅草。每天夜里都把我冻醒。天冷不愿起来小便，常常憋一夜，有时尿在炕上。分队长为了取暖生了个火盆，满屋烟雾缭绕，虽然呛得我又流眼泪又咳嗽，但总比冻着好。有一天夜里，烟把我呛醒，我抬头看火盆下的桌子着火了，我大喊：“着火啦！”人们起来披着衣服往外跑。团部命令今后不准生火盆。从此，这点热量也没有了。我们吃的是小米，小米里几乎一半是没去壳的谷子，含在嘴里像沙子粒。菜是一盆汤，汤里除了几片胡萝卜外，上面仅飘着几滴油星。每顿饭都是用菜汤把三四碗饭送下去。我每顿饭都得吃三四大碗，到晚上却还是饿得要命,饿也只好忍着。有时，我到炊事班找老班长要锅巴放在口袋里，等晚上饿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吃，吃起来虽然像牛筋，但特别香。现在想起来，任何糕点都没有锅巴好吃。

    白天排节目，我除了唱歌外还打“霸王鞭”，是为蒙山党代会演出做准备的。

    在蒙山生活十分艰苦。团领导号召老同志要关心、帮助新同志。为了调动每个同志的积极性，每个分队发个记功本，每天不管是分队长还是团员，只要看见有人做了积极的或消极的事，包括发牢骚、讲怪话，所谓的自由主义在内，都有责任记在本上，定期交给团部。团部根据本子的记载，进行表扬、批评。我受过表扬也受过批评。

    戏园子的观众席，都是土坯和砖垒起来的。有一次，我看见比我们年龄大、参军比我早的张成给戏园子（排练场）观众席垒起了两块砖，我没有给他往本子上记，因为张成这个人平时我看他就不顺眼，摆老资格，歧视我们新参军的。他让我把他垒砖的事给他记在记功本上，我说：“我没有看见，我不记。”

    “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给我记？”他看我个小体弱，过来要打我，正遇上我们分队的赵显，赵显批评了他，他不服气和赵显打起来了，把后台烧牛粪的炉子撞倒了，几乎起火。张成打不过赵显吃了亏，他拿起上刺刀的道具枪就追赵显，赵显吓得往团部跑，一边跑一边喊团长。团长为这事召开了大会，把张成关了禁闭，批评了赵显也批评了我。分队长问我：“张成垒砖你看见没有？”

    “我没看见。”我心里想：我才不愿意给他记，垒两块砖也记在本上有什么意义？同学们都在私下议论，对这个记功本非常反感，搞得人人心烦意乱，名义是记功本，实质上是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尤其是对我们刚参军的同学。这个记功本副作用太大，它起不到积极作用，因为记在本子上的，除了鸡毛蒜皮的事没有真实的东西，只能造成相互嫉妒，相互报复，互相攻击。      

    分队长问我：“张成说你看见了。”

    “我没有注意他垒砖。”

    记功本一直行使着它的使命。

    我第二次受到批评，是我们到蒙山后第一次演出，给过路部队和机关演出《白毛女》。1945年深秋，军区文工团刚到哈达，给我们学生演出《白毛女》。那是我第一次看歌剧，随着剧情的进展我一直流泪，我激愤、我恨地主黄世仁，尤其是杨白劳喝卤水后，穆仁智拉喜儿去顶债，赵大叔说了一句：“……给你爹磕个头。”我几乎控制不住地大哭。我没想到，现在我参加了演出《白毛女》，还管起了道具。当时，演出的团员没有专业，是“万金油”，什么都干。谁都使唤我，除了向老百姓借演出所用的“道具”外，惟一的“重任”是在演出时，要把道具给上场的演员准备好。第一幕闭幕后，穆仁智上场要提灯笼，我在第一幕闭幕前，因为给演赵大叔的演员找烟袋，忘点灯笼了。穆仁智要上场，灯笼没点着，我越着急灯笼越是点不着，乐队前奏已经过去了，我的灯还没有点着。田副团长演穆仁智，他灵机一动，在幕后唱开了：“讨租，讨租——快给我灯笼。要账，要账。还没有点着——要了东庄要西庄。”过来两个人帮助我点灯笼，人越多越乱。虽然把灯点着了，在匆忙中把蜡烛碰歪了，当“穆仁智”提着灯笼上场重新再唱那两句时，灯笼着了，田副团长只好在台上吹灭灯笼，吹了几口没有吹灭，台下观众鼓掌、大笑。这场戏就“砸”在灯笼上了。演出结束后，团长批评我精神不集中，点了我的名。

    我在分队会上低着头，很难过地检讨说：“我很懊悔，由于自己没有重视道具工作，没有想到一件小道具影响了演出效果。我思想不集中，这场戏是‘砸’在我缺乏责任心上……”我哭了。分队长认为我检讨还算深刻，他说：“从没有点着灯笼，可以看出小苏不重视道具工作，今后做什么工作都要踏踏实实认真负责，把工作做好。”

    “我一定改正错误，一定认真负责做好工作。”

    受到批评的还有孙俊生。装置组是演出时的业务组织，他是装置组负责拉幕的。孙俊生所发生的事故是在第二场给部队演出，也发生在穆仁智上场。杨白劳喝卤水后，二道幕拉上，因为舞台上的照明，是用3个大铁勺装满油，铁勺周围是点燃的棉花捻，吊在舞台上。拉二道幕的绳子坠下来了，孙俊生想把绳子拉起来，滑轮卡住了绳子，他猛地用劲一拉绳子把铁勺碰翻下来，正好扣在我们田副团长的头上，把他烫得大叫一声往后台跑。看戏的观众大笑，站起来鼓着掌大喊：“好啊，烫死穆仁智！”我也憋不住偷着大笑。田副团长到了后台又擦又洗，用猪胰子、用碱沫，弄得满头满脸粘乎乎的，他还喊疼。过了好久，我想起来还在笑。有一次，我们正在吃饭，我忽然想起来了，笑得我把饭喷出来了。孙俊生问我：“你笑什么？”

    我一阵大笑后说：“没笑什么。”

    “是不是笑田副团长挨烫？”

    他一问我，笑得我弯着腰：“不是不是。”

    “什么不是，准是。”

    第一次给蒙山党代会演出《白毛女》，演赵大婶的演员是我们同学，她怕冷，化好妆后坐在碳火盆旁，等上场时，不知怎么搞的晕过去了。这得马上急救，我们文工团没有医生，各种土办法一齐上，又掐人中，又灌醋，又往嘴里塞仁丹，又做人工呼吸，各显身手。没有多一会，不知道什么方法起了作用，她慢慢缓过气来了。虽然缓过来了，头痛呕吐不能上场，必须换演员。所换的演员也是我们同学，她没有上过台，一上台就哆嗦，更没有演过赵大婶，现对台词，台词对了半天，她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台词没有对完就要上场啦。在上场前，团长对她说：“在场上随机应变，别冷场就行。”

    她皱着眉头说：“给我提台词吧？”

    只好幕后给她提台词，团长把我叫过来：“你在幕后给她提台词。”我提着马灯拿着剧本蹲在幕后。

    “赵大婶”在场上越是紧张，越听不见我提词的声音，前排的观众都听见了，她还是听不见。她回头对我说：“大点声！”我没有提过台词，我一紧张把剧本看错了行，她就按着我看错行的台词说，演大春的演员无法对话，他转头对我说：“错行了！”我还没听见，继续按错行提台词。由于我看错行，台上演赵大婶的演员我提什么她说什么。她这么一来其他演员可就“傻了”。“驴唇对不上马嘴”，根本接不上茬，这场戏就这么乱糟糟地对付下来了。

    在总结会上，演赵大婶的演员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她说：“是小苏提错台词我才乱的。”  

    我怕挨批评，争辩地说：“什么我提错台词？我是按剧本提前提词‘打个提前量’，让你有准备，你听不见还怨我？”

    团长没有批评我。对晕过去的演员没有上场，虽然团领导没有批评她，可有人说她是闹情绪、撂挑子。说她不能坚持演出，没有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