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战结束后，1连临时担任纠察队，维持地段秩序。连长王西尧是纠察队队长，他看我推着脚踏车过来问我：“怎么不骑？”

    “我不会骑。”

    “嗨，学呀。我给你叫人扶着。”他从散兵收容所叫来两个俘虏，一个大个子一小个子，他对两个俘虏说：“这位长官学骑车，你们两个扶好，要是把长官摔了，我可饶不了你们俩。”

    “是，长官。”两个俘虏过来给我鞠了个90度的躬，我从那大个子俘虏的眼神里看出，他感到我十五六岁不像长官，可也无奈，谁让他是俘虏呢。大个子在车前给我扶着把，小个子在后面扶着车。

    天津大街上没有行人，商店还关着门，街道上到处是弹坑，一条有轨电车的铁轨弯曲在马路的中间。两个俘虏身子紧靠脚踏车，维护车子的平衡，我蹬多快他们跑多快。大个子一手给我扶着车把，一手扶着我摇晃的身子，左拐右拐，车轱辘躲过弹坑没有躲过电车道，车轱辘陷入了电车轨道，一下子连车带人摔倒了。其实我摔得并不重，大个子为了护着我摔得比我重。他们两个赶快把我搀扶起来：“小长官，这——我该死，该死！”他们两个又道歉又鞠躬，吓得脸色发白。我摆摆手表示没关系：“再来。”我又骑上车，这两个俘虏忠实得像太监伺候皇帝，更加小心了。顺着马路骑了四五趟，我身子不晃了，就是车把不听使唤，大个子给我扶着车把。大冬天的，我看大个子满脸流着汗，还是小心翼翼地怕我再摔倒，我骑在车子上特别兴奋。学了一天车，虽然屁股磨得很疼，我感觉我像当了一天皇上，两个“太监”忠实的不离我左右。这就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

    我正在学车，1连长王西尧把我叫到一边：“赶快回去，部队要出发了。”

    我问他：“怎么还出发？”

    “傅作义的部队起义后，从北平撤出来了，我们部队要看着他，4个师看1个师。”

    “那，我的车怎么办？”

    “我给你放在团里的大车上。”两个俘虏，立即扛起脚踏车，其中那个大个子边走边说：“长官，没摔坏您吧？”

    57

    部队紧急撤出天津，去整编傅作义的部队。我怀着遗憾的心情，随着部队离开刚刚解放的天津。听说天津劝业场有个哈哈镜，也没顾得上去看看，但却学会骑车了。

    西陲的地平线上那点夕阳，被几条云遮挡着，从云缝透出来的光，软绵绵的，渐渐的被夜代替了。我跟随部队走上滦河的大堤，滦河像一条长长的，宽宽的白色带子，蜿蜒在大堤的脚下。滦河水面上结着冰，纹丝不动，它像是在沉寂中凝思，又像是在静听浮桥两岸的喊叫声。

    我远远地望见滦河的两岸一片灯海，犹如天空中的星星，星星没有照亮滦河两岸，那片灯海却照亮两岸的田野。我走近了滦河的浮桥，才知道是群众在部队中找他们的亲人。每个人高举着各种形状的纸灯笼，灯笼上写着被寻找人的名字。在急行军队伍的两侧，老人、妇女、孩子高喊着灯笼上的名字，有的人举着灯笼跟随着部队奔跑。在一片喊声中可辨别出：“有往张庄子捎信的没有？”

    “刘贵，妈妈来找你，你在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在哭喊。

    ……

    一片灯海照亮了滦河，一片喊声震撼着滦河，滦河的水被寒风凝固着。

    我被那片灯海吸引住了，站在滦河岸边，望着两岸那片灯海，望着高举灯笼的那群人，特别是他们的喊叫声使我的心在震憾，在颤抖，一股酸楚楚的热流涌上我的心头。我不是同情，是想起刚刚过去的那场惨烈战争。

    部队急行军通过浮桥，一位老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急行军的队伍身边问：“刘春是我孙子，你们认识不？”没有人回答他那沙哑、急切的声音。我看老人在不断地呼唤，我走过去：“老大爷——”老人抓住我的胳膊，忙问：“刘春是我的孙子，你认识不？”老人那抖动的手把一个姑娘拉到他面前，断断续续地说：“我孙子——是1连的。”我还没有回答，围过来一群人争抢着问我，声音重叠交错，我无法听清楚。我把老人拉到一边，从老人的目光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为了寻找孙子，是在恳求我，老人问：“刘春——还——？”老人急切地要知道他孙子的安危，可他又没有把话说出来，他怕我回答。我被老人这种心情感染了，难过得心里一阵酸楚，我眼眶里充满泪水。刘春满身是血，在和敌人拼刺刀，他精神失常了，可我怎么能告诉老人呢？我想安慰老人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我扶住老人沉默了，稳定一下自己的心绪，强笑着说：“我认识刘春，他已经过去啦。他是1连的3排长，他很好，您放心吧。”这绝对是谎言，是我编造出来的谎言。不这样，可我又能怎么说呢？  

    老人一听刘春过去了，他失望地哭了。

    “来——晚啦！”老人那沙哑、颤抖的声音里，不知含着多少失望和悲伤。他指着那姑娘对我说：“这是我孙子媳妇，刚过门春儿就走啦，想让他们见见面。来——晚——啦。”

    我不知道说什么能安慰老人，我说：“您回去吧，我告诉刘春。”当我转身时，听到老人那沙哑、颤抖的哭声：“我——看不见他啦。”这声音撞击着我的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声音在我耳边久久回荡着。

    那片灯海中，我看到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拉住1连连长王西尧。她眼睛里饱含着泪，问：“大兄弟，你们当干部的一定知道，曹国友是在打天津被打死了吗？”

    “曹国友？8班长。”王西尧愣住了。

    “曹国友是你什么人？”

    妇女满怀希望地说：“是她爸爸。”

    我这才看见一个小女孩，抱着妈妈的腿在惊恐地看着王西尧。

    “说她爸爸打天津死啦，我不信，他没有死。”

    王西尧无法回答，他难过地低下头，看着抱着妈妈腿的小女孩——曹国友的牺牲出现在他眼前。那是在纺织厂的二楼，曹国友从地道口上去，消灭了敌人的两挺喷着火舌的重机枪后，他倒在楼梯口。

    王西尧掏出8班长那个烟袋锅递给她：“大嫂，曹国友同志……”他没有说下去，他不忍心告诉她曹国友的牺牲。

    她痴呆呆地看着王西尧，全身在颤抖，嘴唇在翕动：“是真的死——啦。”灯笼从她手中滑落到地上，灯笼在燃烧——她凄苦、绝望、呆痴的目光面对着一排排急行军的部队，一排排行进的部队像虚影一样在她眼前飘过。她漠然地向远处走去，她忘了孩子，忘了一切……

    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妈妈别走，等着爸爸。”孩子哭着、喊着，追赶着她的妈妈。

    我望着哭喊、追赶妈妈的孩子，想起我和8班长曹国友，在等待出击的那个夜里。曹国友问我：“小苏干事，你参加过几次战斗？”

    “参加过打锦州。”

    “有啥感觉？”

    我沉默了一阵：“啥感觉？战争嘛。”

    曹国友抬脚让我看：“我那老婆给我做了双鞋，一直没舍得穿。”

    我问：“怎么穿上啦？”

    “咳！”他苦涩地笑了笑：“这时候不穿啥时候穿，说不定没有机会穿了。”

    我目送着那个小女孩，一直在我的视野里消失。我没有走几步，又看见一个男孩子，他也举着灯笼站在人群中的土坡上，他没有戴帽子，不时地用手捂着被寒风吹疼的耳朵，他在哭泣。我过去问他：“你找谁？”他没有说话，哭得更厉害了。

    我在想，在这场激战中，他爸爸还在吗？是走过去了还是倒在雪地上了？孩子在等待他爸爸。我的眼泪在眼圈里转了转没有掉下来，我望着孩子沉默了好久，等心情平静下后，我问他：“你怎么不戴帽子？”

    孩子没有回答。

    “孩子，你回去吧，你爸爸可能过去了。”孩子没有回去，当我离开他时，孩子还在那里站着，他在等着他的爸爸……

    我和王西尧前后默默地走着，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垂着头在想什么，是在想那妇女和孩子？还是在想8班长曹国友？我不知道。那片灯海所寻找的亲人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再也呼唤不回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长眠在土地上,他们的坟头将随着不断逝去的岁月，被秋天的风、夏天的雨荡为平地。后人有谁知道这里长眠着为新中国而战死的烈士？又有多少人还能保持烈士自我牺牲的精神？不背叛烈士的遗志？

    我在想，还有多少人在寻找亲人，我妈妈是不是也高举着灯笼，在呼唤我？我妈妈举着灯的那片灯海在哪里？

    我随着部队走了，那片灯海留在我的身后，那片喊叫声却留在我的记忆里。滦河，那片灯光，那片喊叫声，凝结在人们心中，凝结在滦河的上空。那片灯光，那片喊叫声融化了滦河的冰层。

    滦河，它记载着英雄的伟绩，也记载着母亲、妻子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