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下了美国飞机--中华小说网

击沉中权号——空军二级战斗英雄张伟良访谈录
　　
　　张伟良，1928年生，江苏宝山人。1940年6月参加新四军。1955年1月10日，在解放浙江沿海诸岛屿战斗中，率领空中编队，轰炸停泊在大陈岛港湾里的国民党军舰，炸沉“中权号”坦克登陆舰，炸伤“太和号”护航驱逐舰。三次率空中编队对一江山岛敌指挥所、炮兵陆地、雷达站等军事设施进行轰炸，1955年3月29日，被空军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张伟良：解放战争后期，渡江战役以后，我们部队驻在徐州连云港一线，那时候得到一个通知，空军要来选调飞行人员。开始没有我，选的是另外一个营级干部，后来因为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眼睛不太好，有点近视，这样才选的我。我们先到师里，进行初步身体检查，当时师里的卫生部长姚同浩，我们都认识的。他说你负伤这么多，去空军行不行哟？我说我想去。虽然负伤多一点，但是好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说，那你就到空军试试看吧。然后就到了军里，一级一级欢送，很隆重的。到了军里以后，我一看，我们军大概调了搞地勤的和飞行的人员将近三十个人左右，就在徐州集中了，集中以后确定由我带队，把这帮人一块儿带到空军去。这样我带着他们到了济南，我们到济南，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号，然后一直到沈阳，到长春以后才算到了空军。到长春集中住在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身体检查，体检组设在长春的空军医院。我记得第一门检查的是外科，上来就是把衣服脱了，量身高、体重、各种关节这些检查。医生看到我胸前、背后、腿上都有伤，有的伤疤还很大，他就问：这么多伤有没有残废？我说有残废。那时候的人很老实，我说有残废。几等？二等残废。一般来说，二等残废的伤比较重了，事实上在打淮海战役的时候，我的胸前面打了两个孔，抗日战争的时候，后背打断一根肋骨，那是1943年反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再一个就是腿上的骨头打断过。这样评成二等残废。医生说，这样吧，你先去化验。一化验，医生说：你的血色素低，血的质量不是很好。我估计是因为解放战争几次负伤，流血过多，可能影响血色素吧。这两项一加起来，外科就没通过，给我下了个结论，身体不合格，不能飞行。后来的各项就没有检查了。
　　一听这个结论，我心情很沉重，我从陆军部队调来的时候，战友多高兴啊，希望我能飞行，在战场上掩护他们打仗。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跟国民党飞机的气，受得多了。怎么回去见他们呢？回到招待所以后，一天到晚琢磨这个事，怎么办呢？在空军不飞行，就打不了仗，就到不了第一线！那时候我年轻，才二十一岁。我十二岁当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了不少仗，年轻人很纯洁，都有一股血气，穿着军装不打仗，当兵不打仗干啥？脑子就开始转了，我下决心回陆军，那时候我们战友来信，都说准备解放台湾，我越想越觉得我不能在空军，我还是要回去，回到陆军去参加打台湾。这样一想，也没经过组织同意，也没办手续，我就回去了。我来的时候带着一个通讯员，回去时也带着，回到徐州我跟军机关干部部报到，我说回来了。他们开始不了解我是怎么回去的，还很欢迎：欢迎你回来。我说你先不要欢迎，我没有经过组织同意回来的，我档案也没带回来，现在还在空军。他们一听有问题了，就报给了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叫彭国山，他一听火了，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回来了，要处分撤职。让干部部门转告我。我一听，心情反而轻松了。为什么轻松呢？撤职了，肯定要把我送部队了，那就不用回空军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就这么个问题，当时脑子里面想，下部队以后，什么职务不职务的，靠我以后打仗从头再来！有什么能力就干什么。以后我就很高兴。我说撤职查办，我都接受组织的决定。我静下心来等待处理。过了两天，干部部的部长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军政委，政委一听，就说，不要这么简单，这样子，我找个时间跟他谈。结果有一天干部部长来了，他说姚政委要找你谈谈。去了以后坐下来，说了一些很客气的话，他说你回来我们应该很欢迎的，但是你已经到空军了，一切关系都到了空军，我们要是把你接收下来，我们军领导就要犯错误。我一听这个话当时感到很惭愧。我一个人的事情要让军领导犯错误，我绝对不能干。我马上就说：我马上回空军。我就买了火车票，那个时候脑子转来转去很简单，很干脆，我就回去了。这样又回到了空军，空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也没有处理，也没有固定工作。当时只有一个老航校，组织科派了一个人跟我说，张伟良同志，给你安排工作，沈阳有一个横河油库，安排你去当油库主任。当时，我一接手这个工作就感到无法干。我当油库主任，不是怕苦，那时候，工作都很苦，总觉得自己跟打仗彻底决裂了，就是说，将来再打仗没有我的份儿了，在感情上很不能接受，有这么一种情绪。但是，组织的命令不能不服从，我还是带着我那个通讯员一块儿到了沈空后勤部，我就到了沈阳的横河油库当了主任。
　　当主任干什么呢？一个是到各个地区去跑，那时候全国刚解放，国民党走的时候留下了很多设备，其中有不少飞行后勤保障的物资，包括油管什么的，我就组织地方人员收集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油桶、油管都不够用，就搜集这些。再后来就是收发过往的油料，什么卸车、装车就搞这些东西。我们军队的传统是这样的，领导干部带头干，火车皮来了都规定时间，若不能在限定时间之内卸车，要罚款的，装车也是这样，都要争取时间，这样的任务一来以后，从主任开始到战士，所有的人出动搞装卸。油弄得满身脏得很。因为跟大家一块儿干，群众关系各个方面都不错。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生命的痛苦，一到了晚上之后，满脑子想：我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我应该回去，哪怕回地方去。当然不敢再回陆军了，组织上也不接受我。后来下了决心，豁出来了，给空军领导写信，主要就是把我简要的经历写了一些，把我的想法，渴望飞行的情绪、要求都反映到这个信上。另外也讲了讲自己的条件，说我打了很多仗，年纪也很轻，我有什么什么经验，说了不少，因为想学成飞行嘛，也不怕别人说我吹，不顾一切地吹上去了。
　　这封信不知道怎么的，转来转去，转到刘亚楼手里了，他是空军司令员。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信批回来了，沈空后勤部根据刘司令员的批示找到我，要我到空军医院再次体检。刘司令是这样写的，他写的很简单啦：对陆军来的营团干部在身体的要求上不能跟普通的飞行人员一样，这些人主要是培养他们担任组织指挥工作的，身体不要过份要求。
　　这封信回到了沈空后勤部，后勤部领导也写了一个一个批语，让我再次进行体检。我带着这封信又到长春空军医院进行体验。这次也碰上了比较巧的事，体检组的副组长我一看就觉得面熟，原来是我到天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招待所住过，时间不长，一两天，但是大家一起吃过饭。第一次体检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第二次体检的时候碰到他了，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说我到这里做体检。他说那好啊。我说我第一次体检没有过关，在外科就把我卡下来了，我又把后来写信的这个事跟他说了一下。他说这样吧，我陪你一块儿去。他也问了问我，看了看我的伤口。那时候伤口缝的线都还是红的。他看了看，摸了摸，他说你行动有没有障碍？你得给我说老实话。我说确实没有障碍。我腿负伤后，很长一段时间腿伸不直，后来经过锻炼，伸直了。他给我仔细检查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障碍。然后又到眼科耳鼻喉科，一关一关的，他陪我检查，最后终于过关了。我的心情简直痛快得不得了，那顿饭我都没吃，高兴的。我跑到副组长那里，我认为他给我帮了大忙。我说怎么说也表达不出这种感谢，你看看你陪我一体检我就通过了，我说我能飞行，我身体可以。这样，我就从那里直接到了一航校。
　　到我学飞行的时候已经是1950年的深秋了。那时候我们的文化水平很低，我只读过两年小学，九岁就不读了，读过的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也谈不上文化水平。一直到当了基层干部，跟书记等人一块儿学，看个报看个通知，这些没有问题。但是数理化根本不沾边，当飞行员讲航空设备、原理都要涉及到数理化，困难是相当大。那时候全靠硬背硬记，真正接受了多少说不清楚。但是考试都考过去了，考试每次都考过去了。这样进入了训练。一开始从教练机开始飞起，我们干部班四十八个人，一边学一边淘汰，到最后航校毕业的时候只剩二十二个人。有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淘汰了，有的是因为事故牺牲了。我记得我的飞行总时间只有八十个小时，就是从初级教机到中级教练机到战斗机，总共飞行八十个小时。到了1951年的冬天，毕业了，我们第一批是六、七个人。空军在1952年底组建空军第20师，我们就到20师去了。那时候团里、师里还有苏联顾问，团长顾问、师长顾问，每个级别里面有一个顾问。因为我在航校飞行的时候成绩就比较靠前，所以整个飞行时间我都比人家少，学得快，飞行时间就少一点。
　　有一件事把我吓得不轻，飞特技的时候，有一次查出我的血压高，不让我飞行了，我吓坏了。但是我的苏联教员不同意，因为我飞得比较好，我是他的重点培养对象，他舍不得我停飞。他说：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没什么感觉。他就带我去飞，飞特技，什么横旋，翻跟斗就带我做。每做一个动作就问问我的反映怎么样，以后回来了，都很正常。他就找医生说，他可以飞。为了证明我的血压是不是高，就跑到哈尔滨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一检查，我的血压正常，我回来以后就向教员报告。可是，航校一检查就高，到地方检查就不高。以后苏联教员说是一种心理状态。我想想确实是，到航校检查时，我就对自己说，血压千万不要高，结果偏偏血压高，到地方检查就很放松，血压就正常。苏联教员就通过苏联的医务顾问说，这个飞行员可以飞。到毕业时我的血压果然不高了，一直到现在我的血压还很好。这样到了二十师。
　　到了二十师以后，我们一个师两个团，我在60团一大队当大队长，我们这个大队以后在两个团当中飞行技术是比较靠前的。1952年的国庆节，参加空中受阅，空军十师一个师的兵力不够，要二十师抽一个大队参加国庆检阅。二十师就选了我们一大队。当时师里担心，编队、跟进难度比较大，国庆检阅不是闹着玩的，不是一般的飞行。但是我们的飞行人员情绪特别高。能够参加国庆阅兵多光荣啊，求之不得的，我们一定要加强训练，争取圆满完成任务。在大家的努力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训练，进度很快就上去了，都飞得不错。到了八月份，我们到唐山集中，进入大编队训练。我们有一个飞行员，是别的大队调来的，有一次在预演过程当中撞到另一架飞机，两个飞机都掉下去了，有八个同志牺牲了。这个事情大了。十师领导本来就担心我们这个大队不能胜任，果然发生事故了。发生事故以后，十师的同志提出来，不能让我们这个大队参加检阅。我坚决不同意，我当时有这么一个考虑，一个部队执行重大任务，如果因为出了点问题就把它撤下来，这个部队就完了，今后就没有培养的必要了，没有士气了。出了事故，就要找出事故原因，接受教训，把部队训练得更好才对。这样的部队将来打仗才有希望，才能够经得起复杂艰巨任务的考验。我坚持这个道理。十师给我做工作，那时候他们派了一个工作组来，我就讲我这个观点。空军刘亚楼司令很欣赏我的道理，他说：那好啊，有这样的决心，那就继续飞。这样，我们继续参加检阅训练，最后顺利地参加了国庆检阅。以后60团这个部队始终比较妥当，我们到广州等地执行过几次任务，天气都很复杂，在复杂天气情况下我们也飞了，飞得都很好。
　　我们执行作战任务是在1954年初秋，正好我同王天宝他们到广州执行任务以后，中央军委7月份给华东军区下了一个命令，由华东军区组织陆海空三军解放浙江的沿海岛屿。根据这个命令，华东军区成立一个指挥机构叫做华东前指，设在宁波，由张爱萍同志担任司令员，下面由空军、海军、陆军组成几个前线指挥所，空军就是由聂凤智担任司令，那时候他是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前指确定我们空二十师参加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战役，还有担任高空掩护的歼击机部队，这样组成了解放沿海岛屿的空军力量。
　　我们到前线机场后，首先要配合海军和空军的航空兵部队对敌人海上的舰艇实施突袭，争取在攻岛战役开始以前夺取海上制空权、制海权。当时的制空权已经在我们手里了，经过几次碰撞，国民党的飞机轻易不敢到浙江沿海岛屿附近活动，掩护、巡逻都比较少。但是，它海上舰艇活动比较活跃，因为没有受过什么大的打击。最重要的一次是我们的鱼雷快艇打下了它的“太平号”，那是给国民党海上力量一个打击，也是一个震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海军继续对海上目标进行突袭，控制制海权。我们就加紧了海上巡逻。
　　当时，我们上去之后心里也没有底，平常，我们进行的都是面上的突击轰炸，这样的训练比较多。对于点上目标的突击轰炸训练基本上没有搞过。作为作战对象来说，我们更是没有接触过，见也没见过，只在图片上看到。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部队没有经过复杂气象训练和夜间飞行训练。经过夜间训练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在内。经过一段训练以后，一般复杂的气象还能对付，但是整个部队还没有进行过复杂气象训练。所以，无论是在驾驶技术上还是轰炸技术上，都是比较差的。
　　针对这两个弱点，我们到了前线机场以后，抓紧这方面的训练。一个就是适应海上的训练，因为海上飞行训练跟陆地飞行训练不一样，在海上飞行训练容易天空海面分不清，海水是蓝的，天空也是蓝的，有时候发生错觉。另外，也进行了突击点上目标的训练。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以后，部队的技术水平有了一些提高，但是没有检验。为了打击国民党海军的力量，夺得制海权，另一方面也锻炼我们的部队，上级确定：加大对国民党军舰进行突袭，使用空军十一师和二十师的一部分兵力。当时，我已经当了二十师的副师长了，是1954年10月下的命令，原来我是60团的团长。我带了九架飞机，在八架歼击机的掩护下，进入大陈港湾进行突击。那时候是第一次，我们入海以后，港湾里面没有看到军舰。大概在轰炸航路上飞了一分钟以后看到了活动的军舰。敌人也发现情况了，有的已经开着跑了，从大陈湾跑出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空中看到军舰。我就讲：前面有一条军舰！旁边还有没有比它大的？来回看，还有一个是炮舰。我说就打这个军舰，看准了不能犹豫了，再犹豫时机没有了。结果就轰炸这个军舰，炸弹一投下去，没有在军舰上爆炸，大概在军舰后面五十多米爆炸了，离军舰最近的炸弹也有五十多米，炸弹投光了，一个也没投中。我心里想，这下子糟糕了，我们出征时很隆重的，还进行了宣誓，全团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