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监狱，已经让人不寒而栗。而女子监狱，就更加让人觉得神秘莫测，扑朔迷离。我国有23所女子监狱，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角落，这里集中了一批溺水的女人。在司法部的支持下，我走南闯北对中国的12所女子监狱和外地罪犯遣送处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我觉得犯罪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涉及到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犯罪学的领域。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犯罪都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行为。要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就要按照法律法规办事。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期望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只要看它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就可以一目了然。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犯罪方式，建国初期的犯罪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犯罪截然不同，改革开放之初的犯罪与进入21世纪的犯罪又大相径庭。我在北京市女子监狱采访时惊讶地发现居然有我十年前曾经采访过的罪犯，当时她是因为偷了一个钱包而入狱的，而现在的女囚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涉案金额。她们在犯罪主体构成、犯罪动机、犯罪类型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

    犯罪学的丰富折射出犯罪种类的繁多。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感觉到中国监狱是一个份量很重的大题材，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当全面公正地去报道中国监狱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还历史一个清白。

    千百年来中国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一直是处于从属地位，很多女性受到伤害，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社会性别中，女性处于弱者的角色，当前我国女性反抗家庭暴力的杀人一般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忍无可忍而为之。她们本来可以寻求另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可是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法制观念的淡薄使得她们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而是用毁灭自我来达到复仇的目的。

    女性中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的增多，正是由于女性更多地参与了社会活动的结果。正是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才可能有女性的职务犯罪，她们的人生悲剧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在我采访过的每一所女子监狱里，女犯都呈爆满的状态，人满为患的现实使我深深感到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和多发期，犯罪问题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女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犯罪的，可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的女人铤而走险？我苦苦地思索着：经济的发展是否一定伴随着犯罪率的增高？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的腾飞时期是否都要走过犯罪率增高这痛苦的一步？

    现在的女人是怎么了，有些省份竟然整个村寨一起贩毒，有相当数量的卖淫女是出于自愿，这究竟是因为女人的堕落还是我们现在对犯罪的制裁还不够严厉？

    国际社会对犯罪现象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过大量调查研究，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谢利认为：犯罪现象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代价。对于一个刚刚进入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社会来说，这无疑是分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

    犯罪不仅和经济发展的增长密切相关，而且和地区经济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978年到1988年期间，广东广州、深圳、珠海、中山、顺德、东莞这些外向型经济地区，重大案件年增长速度为44.1%；浙江温州这样的个体型经济地区，重大案件年增长速度为25.5%；江苏苏州、无锡这样的集体型经济地区，重大案件年增长速度25.1%；湖北沙市、辽宁抚顺这样的全民型经济地区，重大案件年增长速度为11.4%。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十年。

    在我所采访过的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女子监狱中，犯罪率也和经济发展形势息息相关。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也是犯罪率最高的省份，广东省韶关监狱就是中国女犯最集中的监狱。在浙江省女子监狱采访时，我又发现有不少女犯是温州籍。

    社会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迅速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从二元封闭到多元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低风险、少机会到高风险、多机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犯罪的发生是和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的。每个女囚降临到人世间时都不是魔鬼，她们的犯罪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我们研究犯罪发生学，探讨女性犯罪的心路历程，正是为了促进立法的完善，更好地预防犯罪。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墨顿说过：“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

    解放初期，大家都很贫穷，穷嗖嗖的日子使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当时我国的犯罪率就很低。现在贫富相差悬殊，有的人一杯咖啡一千八，有的人一天只吃俩地瓜，这也是导致犯罪率增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究竟是哪些女人在犯罪，她们为什么要犯罪？我发现那些家庭生活不幸、情感遭受挫折、文化程度较低、流动性大、结交了坏朋友和法制观念淡薄的女人最容易犯罪。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一是为“钱”，一是为“情”。当我和这些形形色色的女囚谈话时，我不是用法官和检察官的眼光来观察她们，而是用作家的眼光和社会学家的视角来透视她们。在这种目光的对撞中，我听到了她们内心深处悲愤的哭声，我看到了封建传统观念和西方腐朽没落的文化对她们的扼杀和摧残。她们犯罪的原因固然有值得同情之处，而她们犯罪的结果却向世人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