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是一个小社会，每个女犯都有一段心酸曲折的人生历程。我要讲述的女犯叫做刘晴，她的父母都是云南省老地下党员，也是“边纵”的成员。说起“边纵”，云南人都晓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区纵队”的简称，那可是老革命了。

    解放前，刘晴的父母为革命出生入死，所向披靡。解放后，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云南省东川县支援矿山建设。

    1954年，刘晴出生在东川，她在东川读完初中，又来到昆明读了高中。高中毕业后，她来到晋宁县插队，那儿离玉溪红塔集团很近，她在那里一干就是一年。由于表现出色，她被抽调到昆明冶金供销公司当仓库保管员。

    在这个公司里，她认识了一个叫做甘和平的男青年，并且很快就坠入爱河。1979年，刘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便催促甘和平赶紧结婚。谁知甘和平却显得手足无措，这件事在刘晴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她觉得男人应该敢做敢为，应该对所爱的女人负责。

    虽然刘晴觉得甘和平不尽人意，可她肚里的娃娃决定她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匆匆结了婚，生下了一个男娃取名甘瑞。后来，云南省的电大首次招生，只有两个专业可供选择，一个是电子专业，一个是建筑专业，刘晴选择了前者。

    本来考上电大应该全脱产学习，可领导却不让她全脱产。刘晴对领导说：“你们只要同意我上电大，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学习！”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半天工作半天学习，经常学到半夜一点多钟。她忍痛把幼小的儿子送进幼儿园，没日没夜地啃书本。一天，她到幼儿园接儿子，幼儿园阿姨说：“唉呀，你可来了，甘瑞今天把手划破了，流了好多血！”

    她一把把儿子搂进怀里，看到儿子的三个手指头被玻璃碴子划出了三道深深的口子。那一刻她差点晕了过去，她甚至想为了儿子，干脆别念书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母亲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刘晴啊，你考上电大不容易，不管多困难一定要咬牙学到底。孩子你不要管，我帮你找保姆带，你只管把学习搞好就行了！”

    母亲的一席话说得她心里暖融融的，她咬紧牙关顽强地学着。有一次，她生病需要每天输液，医生让她住院治疗，她却说啥也不肯，白天到教室听课，晚上跑到卫生所输液。就这样，经过三年寒窗苦，她终于拿到了大专毕业文凭。

    电大毕业后，领导把她分配到综合管理科当干部，这个阶段对她锻炼很大，她甩开膀子干得很欢势。这时，她们单位划分为两个单位，一部分归中央管，叫做有色金属总公司云南昆明公司；一部分归省里管，叫做云南冶金进出口公司，她分在了省里的公司。

    这时，她的婚姻出现了裂痕，有时电大的同学约她出去玩，丈夫就给她冷脸看。有的男人不希望妻子的学历超过自己，也不希望妻子太能干，她的丈夫正是如此。本来电大毕业当上干部是好事，但是在家里她却尝不到这种欢乐。想起当初自己未婚先孕时丈夫的怯弱，她的心在隐隐作痛。1986年，她提出离婚，因为她和丈夫在一个单位工作，单位不给开离婚证明信，倔强的刘晴一纸诉状递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准许她离婚。丈夫家第三代只有甘瑞一个孙子，婆家说啥也不给她儿子，她只好放弃了儿子。在财产上她只要了一箱子书，一床被子和一个水壶，其余的都留给了丈夫。

    离婚时她32岁，虽然有不少男人追求她，可她却没有草草结婚，第一次的婚姻是不幸的，她盼望着能够在第二次婚姻中寻求到真正的幸福。在众多的追求者中，她看中了王民。王民是云南冶金进出口公司的子弟，在昆明果品加工厂当工人。他比刘晴整整小八岁，刘晴不安于现状，而王民却很安于现状，知足常乐。他有着浓厚的恋母情结，特别依赖刘晴。虽然刘晴晓得他们之间年龄差异太大，但觉得这种依赖她的男人总比大男子主义要好得多。再说自己已经是二婚的人，而人家却是个处男，她义无返顾地和王民结了婚，生下了第二个男孩儿王洋。

    刘晴的弟弟先是在匈牙利留学，后来又到捷克斯洛伐克开餐馆。他很需要厨师，便邀请姐夫王民到他的餐馆去工作。丈夫出国后，刘晴一个人带着儿子王洋，还要给判给前夫的大儿子买东西，经济上总有些拮据。她灵机一动，靠工资那点死钱是养活不了全家的，能不能想点什么新招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