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重负之下，百姓纷纷破产，贫乏之家，生子不能赡养，或弃于襁褓之时，或卖为奴婢，也有寄养于佛寺道观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说，吴越统治期间，米粟谷帛之价比旧日上涨了三倍，鸡豚菜茹薪炭之价上涨了五倍，田宅价格上涨了十倍，肥沃良田及其他珍稀之物的价格上涨了数十倍。在这种重负的压榨下，以至于百姓中最贫困的人家也负债累千金。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千百年来，古今不少学者却对吴越钱氏的统治多有溢美之词，说钱镠“自奉节俭”，钱氏子孙能“轻徭薄赋，奖励垦殖”云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钱氏归宋后，世代高官，声誉颇佳，因此宋人自然不便揭其祖上之短。另外，有些钱姓之人写书撰文竭力美化钱氏在吴越的统治，也掩盖了不少事实。当然也有正直学者敢于站出来说真话，可是却引来了一些诽谤之词。

    首先敢于站出来批评钱氏重敛的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他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中谴责了钱氏在吴越的严刑酷法、重税盘剥的政策。于是有一个名叫钱世昭的人在其所撰的《钱氏私志》毁谤说：欧阳修早年在钱镠的子孙钱惟演任洛阳留守时，在其手下任推官，曾经对一妓女非常亲昵，然此女却被其上司钱惟演占有，欧阳修因为不能染指，心怀怨恨，后来撰《新五代史》时，便对其祖上进行诽谤，诬其重税盘剥。后来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便采录了钱世昭的这种说法，遂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搞清，只要查一下宋人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欧阳修在洛阳任推官时与钱惟演相处甚欢，两人关系亲密，时常聚会，赋诗游乐，并无交恶之事。欧阳修后来写了一部名曰《归田录》的书，其中涉及到钱惟演的共有三件事，均为宣扬其美德之事，反倒对他书批评钱惟演之事只字未提。如同是宋人所撰的《东坡志林》、《清波杂志》等书，记有钱惟演依附丁谓，毁谤寇准，进贡洛阳之花以求宠等事，《归田录》虽然多记当年洛阳之事，但却对这些事只字未提，并且还对钱氏归宋之举多有褒奖。可见挟私毁谤的是钱氏子孙，而非欧阳修。

    其实记载钱氏重税的典籍还很多，只是撰者没有欧阳修声誉高、名气大，加之《新五代史》又是所谓正史，此说一提出来影响很大，所以钱氏子孙自然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欧阳修。

    需要说明的是，钱氏统治两浙期间，在修筑捍海石塘，兴修水利，发展商业等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方面是应该肯定的。

    钱镠死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三月，其子钱元瓘继位。数年后，钱氏家族内部发生了兄弟阋墙之事，钱元瓘杀死了其兄弟钱元球、钱元珦。

    之所以会发生钱氏骨肉相残的悲剧，还得从吴越国的政治格局说起。钱镠生前鉴于国内曾发生过部下将领主导的军事政变，因而对这些人很不放心，所以命其诸子分任各地军政长官，其中元球、元珦二人因为数次立有军功，钱镠遂授与他们兵权，让他们掌握一定数量的军队。钱镠死后，元球任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静江节度使、兼中书令，恃恩骄横，私增兵仗数千。面对这种情况，钱元瓘当然不能听之任之，派人劝其上交兵仗，并出任温州地方长官。元球不从。这时有人告元球派亲信向神祷告，求为吴越国王，又派人携带蜡丸与元珦密谋。天福二年（937年）三月，钱元瓘命使者召二人宴于宫中，其左右称元球有利刃藏在袖内，将元球、元珦同时杀死。这次事变未酿成大的动乱，也未造成重大的损失。

    此后吴越政局再未发生大的变故，钱元瓘死后，其子钱弘佐继立，弘佐死后，其弟弘倧继位。钱弘倧后来被统军使胡进思所废，改立钱弘佐的另一弟弟钱弘俶继位。北宋先后灭掉南方诸割据政权后，吴越迫于形势，自请归顺。在北宋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吴越是惟一没有经过干戈而归于一统的政权，从而使两浙地区避免了战火的破坏，有利于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吴越从公元893年钱镠任镇海节度使时算起，至公元978年钱弘俶归宋，共历五主，八十四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