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一时难以统一，于是贵州省军区把杀与不杀的理由及陈大嫂的详细情况均呈报给西南军区。

    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要启程赴朝鲜参观，他指示把陈大嫂一案暂且放置一下，等回来时再研究处理。

    1953年3月下旬，李达从朝鲜归来，在北京住了几天，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专门谈及陈大嫂的情况。

    李达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

    毛主席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说完，他拿起一支烟，慢慢地划着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思索中。

    李达看出主席还有话说，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候指示。

    毛主席手中的烟吸到三分之一后，以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

    “主席的意思是？”李达试探地问。

    “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李达领悟了毛主席的话，非常认真地说：“主席，我们照您的指示办。”

    1953年4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来到贵州省军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达毛主席关于释放陈大嫂的指示。在省军区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上，李达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又谈了他的想法：“我们共产党人，比诸葛亮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更宏大的气魄。贵州的剿匪斗争虽然已是尾声，但工作更加复杂，有些地方的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更要注意政策，特别是宽、严有度，这才有利于尽快消除隐患，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了陈大嫂。就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女匪首，竟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长顺县做工作，后来又到惠水的老影院大会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为什么不杀，是毛主席直接指示的，要宽大处理，不允许任何人动她，有困难还要帮助她。共产党是有政策的，陈大嫂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她不愿意回长顺县，也不愿意在惠水街上，要到乡下布依寨去。最后省里研究，同意陈大嫂的要求，在赤土的一个布依寨给她分了一套房子，两层的，锅碗盆也都是共产党送的，陈大嫂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陈大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政府会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泪水，发誓要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没几天，她就到落草为匪时经常活动的惠水、长顺交界地带，找到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属，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还三番五次钻进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地劝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2名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群众说他们杀人就像杀鸡一样，连眼皮也不眨。尤其是岑正学、陈老毛、陈登安三个人，拒不投降，陈大嫂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均未奏效，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搜剿，将这三个顽匪一一击毙。

    以后，不仅惠水、长顺，连紫云一带潜藏很深的匪徒们，还有几个匪“首”，也闻风回头，相继向政府投降了。

    陈大嫂经常说，她的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她要做一些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事情。她一直想到北京去看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毛主席逝世了，陈大嫂得知后，在家里为毛主席设了灵堂，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

    1995年3月，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到贵阳来调研。陈大嫂知道后，就坐车到了贵阳去看毛新宇。

    毛新宇告诉陈大嫂，他是学历史的，现在在大学学习，他想多读一些书，准备将来把中国历史写出来。第二天早晨邵华请陈大嫂一同吃了饭，叮嘱陈大嫂要注意身体，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

    陈大嫂回来后对她女儿陈大莲说：“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他的孩子又关心着我，毛主席一家的恩情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陈大嫂的女儿陈大莲1969年结婚，当时别人送给她一尊毛主席像，陈大嫂就把那尊主席像供起来。由于底座上有林彪题词，林彪死后，陈大嫂就把那些字刮掉继续供奉。后来陈大莲一共搬了十次家，供奉主席像的那张桌子和主席像成了一体，怎么也拿不下来，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陈大嫂活着时有一个心愿，想到北京瞻仰一下毛主席的遗容。拍摄《蒙阿莎传奇》时，她跟剧组提过，剧组的同志也同意了。就在剧组准备请她去北京了却她的这一心愿时，她的胃大出血，下了病危通知，最终未能成行。

    陈大嫂去世后，2000年8月，陈大莲到了北京，专程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了却了陈大嫂的心愿。

    陈大嫂在世时是惠水县政协委员。县政协主席陆世明说：“每一次开政协会议，陈大嫂都积极发言。她文化不高，但对党、对毛主席很有感情，政协各种会议，她都积极参加，每一次组织活动，她都能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她常到街上巡视，见有些部门到个体户那里要这要那，她在一次开会时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县里很快下通知要求改正，个体户都很感激她。”

    秘书长刘豫鸣说：“陈大嫂在世时，县里组织政协委员到茶城视察，她已经70多岁了，不顾年老多病也到了茶城，听了茶城的同志介绍后，在如何创名牌上，她提了不少意见，这在当时很难得。有一次政协开会举办活动，是关于1997年香港回归知识竞答比赛的，问她的几个问题，她都答上来了，最后得了两个纪念奖。”

    陈大嫂去世后，省里给她开了追悼会，对她一生的功过进行了评价，这恐怕是她生前所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