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不应把慈禧简单划归为保守派之列。她早年曾力排保守权贵的势力，支持洋务运动，也曾对光绪的变法愿望予以赞同；她与光绪还是有亲情的。与其说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说更接近洋务派；她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溥仪《我的前半生》指出，“戊戌变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清政府各个派系之间妥协的产物，是他们面对清王朝所处的实际困境而共同寻求的解救之道。”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慈禧即曾对光绪道：实行变法乃是我一贯的主张，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国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如能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你可放手为之，我绝不从中作难。但如日本那样，连衣服皇历都学洋人，“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只不过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而已”。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时慈禧的态度不仅不反对，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情和支持变法。但由于政治变革过急过剧（三个月的变法措施足够当时中国消化三十年）而超出了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使社会秩序处于极端危机的状态中。加之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采取了错误的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结果使以怀塔布、刚毅、叶德辉等为代表的原先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有限地同意改革的既得利益派，以孙家鼐等为代表的原先曾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出于对激进的变法政策的共同不满而联合起来，最终导致了政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