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岁以后，身体每况愈下，自觉“精神日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以至于形神憔悴，怔忡健忘，“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

    更糟糕的是，他极其郁闷、沮丧、神不守舍。

    他为自己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江，竟然生心悸之感而羞愧、自责、无地自容；为多年相随的老臣相继乞休、谢世，带走了他最辉煌的黄金时光而痛哭流涕、茫然若失。他悲凉凄楚，痛苦得无可言状，甚至说：“为臣者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归养，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忧勤一生，却无偃息之地可退。诸臣视君‘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观，毫无一人怜恤，俾其更换休息者。’”

    连朝鲜君臣都已看出：“皇帝（康熙）诏书辞旨荒杂无归宿。”“皇帝所制歌词语甚凄凉，其志气之衰耗可见矣。”

    比较途穷的英雄、迟暮的美人，康熙晚年的心态也许要更为悲哀、痛苦、寂寞、复杂，这毋宁说是他内心无可排解的忧虑与困惑的表现。

    中西屏而对峙，暂无碰撞，然而最腐朽的毒瘤却在新的龙之躯扩散。

    康熙忧虑“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天灾人害杂然并至”，担心各级官吏“见朕血气精神渐不如前，因以为奸”，而使其五十余年太平天子的忧勤苦衷付于东流。

    他的忧虑和担心，太快地成为了事实。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土地兼并出现了迅速上升的势头。

    江苏“百年田地转三家”的俗语，变成了“十年之内，几易其主”。大官僚徐乾学仅在昆山一县便占田千余顷。

    浙江农民“多佃种富室之田，而私其租之半……其有田而耕者什一而已”，大官僚高士奇在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

    安徽淮南江北出现了“坐拥一县之田，安然食租衣税”的大地主，土地“为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

    广东有“田数十百顷的大地主”。

    山西有号称“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的大地主。

    河南有所谓“田连四邑，亩以万计，东西南北各十里”的大地主。

    ……

    土地兼并与资本主义的垄断，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立足于生产；前者立足于消费，或者说挥霍。

    土地兼并，是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危机的第一个链环，紧接其后便是：自耕农破产，流民增加，佃农队伍受流民挤压，田主“铲佃增租”，佃农随之破产，国家税源枯竭，经济生活窒息，社会危机总爆发。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正额钱粮之外的附加税——火耗加派出现了迅速上升的趋势。

    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度，一二品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岁俸银仅一百五十两至一百八十两。中下级官吏更低，一个七品县官一年只有四十五两俸银，区区官俸，本不足以维持官员的家庭生活及庞大幕府的费用支出。经济繁荣，更刺激了各级官员享受的欲望，区区官俸甚至不足以他们一衣一食的费用支出，于是州县官取一分为限的火耗，意在养廉。

    然而，火耗，能够养廉吗？火耗的数量，能够限制吗？

    江苏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湖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山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陕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

    山东河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八十。

    火耗加派加剧了国家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负担，加大了政权与人民的距离，成了爆发社会总危机的催化剂。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官吏贪污舞弊之风愈演愈烈。

    上层集团中的明珠、索额图，一个是“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一个是“贪侈倾朝右”

    。徐乾学、高士奇，一个是“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一个是“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又有如户部尚书希福纳等官吏贪污银两二十余万，其属下堂司官等贪污四十余万两等。

    中下级官员亦不示弱，凤阳知府蒋国正勒索下属银一万余两，阌乡县令白澄贪赃六万余两，宜阳县令张育徽贪赃四千余两等。

    康熙亦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九日，辛卯科江南乡试榜发。

    谢恩，进谒，歌《鹿鸣》，跳“魁星”，乱哄哄的“抢宴”……一阵喜怒哀乐的吵闹喧嚣过后，只剩下萧瑟秋风卷落叶，在略已破旧的桂榜前打旋。

    人们冷眼看到，文理不通，却有后台的吴泌、程光奎等赫然榜上，其余除苏州中式十三人外，多数为财大气粗的扬州盐商子弟。

    激愤之火在暗中蕴集燃烧，串连蔓延。

    终成熊熊之势，喷发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