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稳坚毅，满腹经纶，英气逼人。他自认为是龙，理所当然以龙文化代表的身份立言行事。

    同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专制君主一样，康熙决不能容忍权臣擅权、君臣错位。然而，权

    臣擅权、君臣错位已成现实。

    康熙即位之时，他的父亲顺治帝为他指定的辅政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并不能算是铁定的凤文化的代表，他们甚至全都坚决地支持过龙文化——索尼、遏必隆、鳌拜在皇太极去世后那个危机四伏的夜晚，作为两黄旗大臣，曾率护军围守本旗驻地，包围议立新君的崇政殿，闯入会场，亮出兵刃，宁愿以死争立先帝之子。多尔衮摄政期间，他们“不惜性命，与之抗拒”，遭到贬抑：索尼被削夺世职；遏必隆被革职，家产籍没大半；鳌拜先后破大顺军、大西军，却以功受罚，特别是平定大西军张献忠大功归来后，十日之内竟两次论死；苏克萨哈虽然隶属白旗，但因生性耿介，不善阿谀，先未卷入满族上层贵族斗争的漩涡，后未受到多尔衮的眷宠，成为孝庄文皇后与顺治分化两白旗、打击多尔衮的最佳人选。顺治七年（1652年）十二月，多尔衮一死，顺治立即特颁谕旨，命苏克萨哈袭父世职（其父世职前已因故被削），不久又擢为议政大臣。顺治八年二月，苏克萨哈首告多尔衮生前谋逆之状，使顺治名正言顺地追论其罪，使多尔衮一党彻底覆亡。他们坚定地站在顺治帝与孝庄文皇后一边，同分权势力作过斗争。

    四大臣辅政甚至可以说是龙凤文化碰撞后的一种进步。首先是从摄政到辅政的变化。摄政，是代行皇权；辅政，是佐理政务，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而四大臣“凡欲奏事，共同启奏”的原则，又保证了辅政大臣不能擅权，必需共同协商，得到太皇太后和皇帝的许可后，方以谕旨名义发布。其次，辅政大臣的人选，没有依照旧制由宗室诸王担任，而是选用了上三旗异姓重臣，这就可以避免宗室诸王倚仗辈分权势，轻慢幼主。

    正因为如此，顺治把冲龄践祚的康熙托付给了他们。

    但是，人并不是时时清醒，并不是时时自觉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更不会想到自己是在代表一种什么文化。尽管自己实际上时时处在某种文化的包围之中，受某种文化的影响。这样，便潜移默化、出人意外地发生了错位。

    这一切，似乎源于四大臣之一鳌拜的骄横跋扈、居功自傲。

    鳌拜姓瓜尔佳氏，隶属满洲镶黄旗，其人孔武有力、武艺高强，在太宗、世祖时期亦即清朝开国时期骁勇善战、屡立大功，从护军校累升至内大臣，位至公爵。他的性情极其专横暴躁，加之居功，史载他“意气凌轹，人多惮之”。

    一个人的性情如何并不是酿成悲剧或喜剧的决定因素。然而如果一个人性情的发展，偶合或者影响了某种历史的潮流（无论正逆），则至少成为可能“定位”的因素。而这种“定位”，往往并不是人们，甚至往往并不是他本人的初衷。

    在辅政四大臣中，鳌拜位居第四。位居首位的索尼是四朝元老，居三的遏必隆是开国元勋额亦都之子，前者年老多病，后者庸懦附和，且二人与鳌拜同为两黄旗，于是位居第二、又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就成了鳌拜的眼中钉。

    为了拉拢两黄旗大臣，打击属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挑起了换地事件。

    顺治初年圈地时，多尔衮利用权势将本应划归镶黄旗的土地，划给了自己的正白旗。事隔二十余年，两旗军民已安生立业，鳌拜却重提此事，“立意更换”。

    户部尚书、正白旗大臣苏纳海上疏：“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

    鳌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于三月矫旨，开始硬行勘换地亩，在顺治初年圈地恶政平息二十余年之后，重掀圈地狂潮。

    旗民惊惧，消息渐传禁中。十一月，康熙问安之时，向祖母奏报了辅臣圈地扰民之事，遭到“太皇太后切责”，“事将中止”。恰在此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请罢圈地”。与此同时，户部尚书苏纳海以屯地难于丈量，正白旗不肯指出地界，镶黄旗不肯受地等原因，决定撤回换地官员，“候明旨进止”。

    鳌拜震惊暴怒，他深感事态的严重。虽然也许他并不知晓他本从个人恩怨、利益、权欲

    、野心出发，却已不自觉地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面。

    错位，然而，他只有走下去。

    鳌拜再次矫旨，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革职禁守，交刑部议处，罪名是苏纳海拨地迟误，朱、王纷更妄奏，三人结党抗旨，违背祖制，俱论死。

    其时康熙年仅十三岁，他清楚鳌拜因苏纳海始终不阿其意，朱昌祚、王登联疏奏旗民不愿圈换地亩，坚守不移，阻挠其意，必欲置之死地，于是特召四辅臣赐坐询问，试图亲自调停。

    不料，鳌拜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他厉声咆哮，以至攘臂伸拳，坚奏三人应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附和，唯苏克萨哈愤愤独坐，不发一语。苏纳海等三人竟被处以坐绞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