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清军战场不利，云、贵、川、湘、鄂、闽六省尽失，中原动摇。数月之间吴三桂已占半壁江山。康熙十三年四月，吴三桂自以为有恃无恐，放还前扣朝廷使臣，使之传递“词语乖戾、妄行乞请”的奏章。康熙为了“寒老贼之胆”，“绝奸之望”，“激励三军之心”，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三日下令将吴三桂之子吴应雄及孙吴世霖正法，谕曰：“朕思乱臣贼子，孽由自作，刑章俱在，众论佥同，朕亦不得而曲贷之也。”

    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大惊失色，推案而起，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

    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又嘱托西藏达赖喇嘛为之游说，奏曰：“三桂若穷蹙乞降，可宥其死；倘竟鸱张，不若裂土罢兵。”企图迫使康熙承认既成事实，与之划江为国。不料康熙义无反顾，断然拒绝，凛然道：“吴三桂乃明时微弁，复死流贼，摇尾乞怜，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其子尚公主，朕又亲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朝臣，盖自古罕有。吴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其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

    康熙后来提起此段往事，还不无自豪地说：“三藩叛逆吴三桂，轻朕谓乳臭未脱，及闻驿报神速，机谋远虑，乃仰天叹曰：‘休矣，未可与争也！’”

    龙的自豪。然而，自豪的背后，是“没有料到”。

    康熙没有料到，至尊至圣的真龙天子、以龙文化代表立言行事的自己，在反叛的军民、心虚的臣子眼里，竟然仍是满族——凤文化的化身。

    这不能完全怪军民的误解，因为百战百胜、英勇剽悍的八旗军，骄傲而蓬勃向上的满民族，曾经在汉族身上施予了黑暗的手段。

    顺治初年，清朝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为由，三次下令圈占土地。

    一时间，直隶九府七十七州县广袤两千余里，直至山东德州、济南、临清州，山西太原、平阳、潞安、蒲州，江北徐州等处，烟尘四起，满人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跑马占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归屯有”。

    被圈之民“妇子流离，哭声满路”。有父母夫妻同日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女者；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鸟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几何矣”。

    被圈之地，八旗兵丁“因奉命出行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多至为荒，历年并未收成”，或斥为牧场。往日千里良田的华北大平原，沙压碱卤，荒草萋萋，偶见瘦牛劣马倦懒地咀嚼草皮，漠然注视迷茫的远方。

    贵族圈占的土地分为皇庄（官庄）、王庄、官员庄田。他们在庄田旗地上强制实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原来男耕女织、身份自由的小农变成了奴隶。接踵而来的是严重的逃人、逃人法问题。逃人遭鞭黥，交归原主。窝主被正法，家产入官。雇逃人做工、留逃人住店过十日等均为窝主。“年来秋决重犯，半属窝逃”，“或一人而株连数家……或一事而骚动通邑”，“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地方各官革职降级的不计其数。更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或借名告假还家，结连奸恶，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或原非逃人，冒充旗下在外吓诈，党指称，转骗不已；或有告到督捕，买主冒认，指诈名作真者；或有声言赴告，在地方官处禀拿，吓骗良民者”。

    顺治二年八月，清朝颁剃发易服令：“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毋赦！”

    一时间，清兵四出，游行于市。“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上示众。

    无数汉民或逃隐山林，或愤而自杀，或建发冢痛哭致祭。更有无数汉民兴师聚众，舍身拼命，前赴后继，抗拒清军。江阴因之被屠城，昆山因之被屠城，嘉定因之被三次屠城。其中江阴仅由一典史阎应元率民浴血奋战，整整固守了八十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又遇大雨城崩，清军大入。阎应元援笔题城门曰：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毕掷笔，率千人上马格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守城人民或战死，或自尽，无一降者。

    英雄的满族，剽悍的八旗军，在龙的故乡是怎样的形象呢？

    强盗！屠夫！北虏！夷狄！

    剃发令开首如是说：“今中外一家，君犹父，民犹子，天下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异心。”

    痛陈逃人法弊端的汉官如是说：“今则天下一家矣，其去旗而不为丁，则入于编户而为民，民与丁俱国家有也。”“皇上为天之子，而独东人为皇上之人？！”

    错位，认识与实际的错位，正义与邪恶的错位，龙与凤的错位。

    康熙陷入深深的困惑。

    然而日出的优势在于，即便往往有迷雾缭绕，也势必能够破云而出。困惑使康熙清醒而成熟，在平定三藩的进程之中，他便开始迅速调整统治政策。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特旨内阁会同翰林院，选送汉员张英、高士奇等入值内廷南书房。从此，南书房的地位日益显赫，成为后世中枢机构军机处的前身。南书房当值官员多为汉员，名义上陪皇帝琴棋书画、观花钓鱼，实际上备皇帝咨询军政，拟撰谕旨。

    康熙三十三年以后，南书房更成了汉官进身高位、参与军机要务的阶梯。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轮流入值，康熙“不时谘询”，“以备擢用”。而汉员一旦入值南书房，不管原来地位尊卑，一律授予翰林职衔，一律得到康熙的重用与眷宠，无异于感情融洽的同堂师友。

    如高士奇，原穷困潦倒，徒步来京，乡试落第，“秃笔破砚坐报国寺廊下，卖字糊口”。后因其写得一手好字，被大学士明珠发现，荐其于内廷，入南书房供奉。他权势显奕一时，不久官至礼部侍郎。而张英入值不满三年，即升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又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管詹事府事。从此张氏“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子孙五人入值南书房，其子张廷玉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等。他们完全是康熙亲手扶植起来的汉族新权贵。

    康熙十七年，正值三藩平叛、戎马倥偬之际，康熙却下诏开“博学鸿儒科”（又称“博学宏词科”），谕曰：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被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凡有文词卓越人才，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以副朕求贤右文之至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