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姐是个爱动感情的好姐姐，她经常对我说，她见过我在街头要饭，见过我学艺的艰辛，也见过潘老板对我的猥亵和欺辱。她言辞激昂地说：“我们都是穷苦人，穷人就该遭这样的罪吗?不，再也不能这样干下去了，要想法找个新的出路!”说到动情处，她的眼圈都红了。我发自内心地感激这位侠肠义胆的好姐姐。我在她家呆了一个来月，她每天为我的事东奔西走。

    这天，刘大姐兴高采烈地把我叫到跟前，说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给我找了一条生路。

    我忙问：“姐姐，让我去干什么?”

    “当养女!”她带着自豪的神情说。

    “养女是干什么的?”

    “养女就是给没孩子的富人家当闺女，吃香的喝辣的，这可是打着灯笼火把也难以找到的好事啊!”

    我听了，只觉心里美滋滋的。我感激地望着刘大姐，在我眼里，她那一个个浅麻子也变成美丽的梅花了。

    第二天，我告别刘家，坐在刘大姐给我雇的滑杆起程了。滑杆是我们四川的一种运输工具，中间一个能起能放的竹椅，穿着二根竹杠，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颤颤悠悠，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蛮舒服哩。我看着成都郊外辽阔的田野，苍茫的山峦，只觉心旷神怡，就像一只出笼的鸟儿，自由自在，真想放开嗓子唱几声。

    我坐着滑杆走了两天两宿，大约足有二百多里路吧，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四川渔江县桃花村。这个村子不大，村子里一片大花园，而村里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我未来的家了。

    原来，这家是个祖辈相传的大地主，主人现在是渔江县县长，他有两房太太，都有儿女，还雇着三个长工。

    当县长的主人不在家，管家领我拜见了两房太太，又指着大太太对我说：“这是你婆婆。”

    我听着心里纳闷：“为什么不让我叫母亲，要叫婆婆呢?”

    大太太领我到后院一间北屋里，只见床上躺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满脸黑麻子，母狗眼，老鼠嘴，叫人看了恶心。屋里点着熏香，可是，仍然压不住一股强烈的屎尿的臊臭味儿。大太太对我说：“这是你的丈夫，以后你要好好侍候他!”说罢，捂着鼻子走了。

    我只觉脑袋“嗡”的一声，就像五雷轰顶，一时间不知所措。天哪，为什么她不称兄弟，偏要说是丈夫?刘大姐明明跟我说好是当养女的，一定是这家人后悔了、变卦了，才设了这样一个骗局!我要寻找机会，回去跟刘大姐说。

    正在出神，只听那男人喊：“快拿盆来接着，我要拉屎!”我像在刘家公馆当丫鬟一样，只得惟命是从。

    这男人一会要吃要喝，一会儿要拉屎尿尿，一会儿要让我帮他翻身，一会儿让我帮他擦洗身子。他的脊梁上起了一身褥疮，给他擦洗，劲大不行，劲小不行，他那怪模怪样的脸一个劲地龇牙咧嘴。后来我才知道，他因患风湿病，下身瘫痪了，生活一点也不能自理，所以把我买来做童养媳。

    “童养媳”这个陌生的名称，我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的。

    在这里比在刘家公馆当丫鬟还要忙碌。白天，我像一个陀螺，围着他团团乱转。晚上，我厌恶而又无可奈何地睡在他身边，听着他没完没了的指派、咒骂。

    可能是病痛所致，也可能是他那习以为常的公子哥的颐指气使，他的脾气异常暴躁。刚来的第二天，他就歇斯底里地骂我：“妈的，你是我家用十石谷子（未脱皮的大米）换来的童养媳，买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指使任我打!”

    童养媳，好个下贱的童养媳，刘大姐若知道是让我来干这个，一定也不会答应的。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这个暴戾的男人，还有一套特殊的刑法：侍候得稍不如意，他就让我跪在床边，伸出那只鹰爪般的手，狠狠拧我的脖子、脊梁。这边拧完了，又让我转身，一下挨一下地接着拧那边，直到把我的上半截身子全部拧遍。我的上半截身子，除去脸蛋，全部青一块，紫一块，拧得没有一块好地方。

    我虽是一个无知的小女娃子，但对这污辱人格的摧残，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心寻找时机，逃出这龌龊的囚笼!

    一天晚上，我终于找到一个好的机会。

    这家地主平时戒备森严，又是高墙大院，一般很难出门。这天，偏赶长工们在远处地里干活，太太让我去给长工们送晚饭。我带着现做的巴巴(北方称作玉米饼子)，提上一个饭罐子，向地里走去。

    一到村口，我就转了弯子，寻找去成都的大道。我慌里慌张地走啊，走啊，只走得脚掌疼痛，再也不能向前迈步了，只好坐在路边。我借着月光，脱下草鞋一看，啊，只见两只脚的前掌后掌，都磨起了水泡。我肚里又饥又渴，便举起罐子，喝了足足半罐子稀饭。我惟恐后面有人追来，忙丢下罐子，不顾脚底的疼痛，继续向前赶路。

    这样，一直走了一宿。东方渐渐破晓，我忽然听到后头传来说话声，忙一闪身，躲进路边的山凹里。

    后面走来的是两个剃着光头、头上裹着一圈黑布的中年人，一看就知道是地道的四川农民，他们抬着一个空滑杆，一路有说有笑。

    我灵机一动，连忙几步跑上前，拦路跪下求两人帮忙把我送到成都。这两位农民问明我的身世，又见我递上一包巴巴，便慨然应允了。

    1944年七八月间，我稀里糊涂当了两个多月的童养媳，又逃回生我养我的地方——成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