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犯人组长听到吵嚷声，一边喊叫一边钻过一道道瓦架走了过来。一瞧到组长来了，我心里就有底气了。

    我认识这个组长，他姓秦，原来是大学里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也是个死不改悔的老右派，但在劳改队他很会配合他们，组长当得呱呱叫。干部曾经问他为什么如此配合他们，他解释说，我只是和你们政治观点不同，在做人方面不存在问题，我何必对抗你们挤压我的生存空间呢？因为他的诚实可靠又能干，很受干部的重用。

    秦组长看我们俩像一对伸长脖子要斗架的公鸡，吓了一跳。

    秦组长的确不是凡人，作为犯人组长，对上要应付干部，对下要“糊弄”住犯人，没有本事是当不了组长的，这种管理本领是具有牢狱色彩的软中有硬绵里藏针，有理也耍赖的“流氓”色彩（地痞们买这壶酒钱），精通“红白”两道，否则很难驾驭狱中那些不讲道理的家伙们。即便社会上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领导干部坐牢后，若完不成这种管理方式的观念转变也是不能胜任的，此前曾经有一名当过县委书记的中年犯人，统管过近百万人口，却当不好一个犯人小组长，三天就下台了，他承认他驾驭不了罪犯（当然现代化文明监狱到底该用什么手段管理犯人，还有待探讨）的行为。

    我根本不需要说什么。秦组长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明白监狱的性质，它就是磨耗人精神能量的机器，它反对的正是人的个性和能力的张扬，小犯人此时与我干架的行为显然是不自量力的。他首先在气势上压了小犯人一头，斥责道：“你是不是想罪上加罪？”

    小犯人果然收起了打架的阵势，像小孩子见着大人似的辩解说：“组长，他们这帮小孩子老是掰瓦坯，这可是国家财产，他还不听制止。”组长哪儿有兴趣听他说，继续打压他：“这个小朋友可是干部子弟，他想干什么是你管的吗？”他看小犯人不吱声了，才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说：“好了好了，我看你别插瓦了，推瓦车去吧，等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犯人噘着嘴坐在一边生气，组长这才转过脸，笑眯眯地对我说：“别看这小子张牙舞爪的，借他个胆儿也不敢打你。”我觉得这个组长不会把这件小事汇报给干部，他在给我灌迷魂药，可我听了他的话心里跟扇子扇似的舒服，反倒觉得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没想打架。”

    小犯人忽然看到韩队长巡视过来了，忙小声说：“没人想打架没人想打架。”

    秦组长回头一看，忙迎上前喊：“报告韩队长，有指示吗？”

    韩队长似乎看出来了什么，没搭他的腔，警觉地看了看我，试探地问：“怎么还不回家吃饭？犯人都开饭了。”我说不饿，韩队长又瞅小犯人，这家伙却故意死盯着被掰掉的瓦坯角，韩队长当然不含糊，立即发现了坏瓦坯，于是皱起眉头，批评说：“这瓦角怎么被掰掉了？”秦组长忙说：“乘凉的小孩子们贪玩，又撵不走。”他话锋一转，说：“干脆弄一车坏瓦坯放在这儿让小孩子们随便玩吧？再安排个人专门打扫地上的泥。”韩队长点了点头，说：“你看这瓦坯能烧吗？”组长马上对小犯人说：“你吃完饭检查一下，把所有的坏瓦坯抽出来，再换上好瓦坯，不能影响产量。”

    韩队长这才对我说：“你们小孩子如果想玩泥巴不要掰好坯子，瓦机房那么大一堆坏瓦坯，随便你们玩，不想搬的话我让犯人给你们搬过来，总行了吧？”

    小山子提了裤子回来了，看我受了委屈，说：“韩叔叔，我们可真没摸过瓦坯，你也别肯定就是我们小孩子掰的，也许瓦架下面是我们掰的，可高架上的瓦坯肯定不是我们掰的，我们费那个劲干吗？就不能是犯人故意破坏吗？”我已经开始怀疑是小犯人掰泥玩，甚至故意破坏生产，否则他干吗栽赃我？果然，我发现小犯人吓得脸色灰白。

    韩队长想了一会儿才判断说：“不会是政治犯搞破坏，倒有可能刑事犯溜过来乘凉的时候干的。”他说完，若有所思地走了。

    犯人的饭菜打来了，白菜粉条还有几块肉。小犯人轻松地吃了起来，碗里还有一块骨头，小犯人咬几下没咬动，又歪着嘴用大牙咬，像只贪婪的小狗。他似乎也顾忌我，往嘴里扒了几口饭就停了下来，突然问我：“我看韩队长对你挺好，哎，你也吃点吧？”我看他客气，也忙客气地说：“你吃你吃。”这一问一答的客气话像朋友问候，等到他的饭吃完后，我们就有点朋友的感觉了，可还没有说什么话，他便匆忙干活去了。

    小山子到隔壁晾瓦房玩牌去了，我有心事便没随他去，独自躺在破席上。隔壁大房里传来孩子们的吵嚷声，一群干部子弟在这里打牌正酣，感觉没过多久犯人休息的哨声就响了。正无聊，那个小犯人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蹲在我的身边拉话，我觉得小犯人真有点橡皮脸，刚才还一心栽赃我，这会儿又像朋友似的，可我也不好冷他，便与他胡说八道起来。扯了一会儿闲话我才知道他叫姚小毛，刚满十八岁，当初犯案后差一点送到少年犯管教所。他说话依然透出一股孩子气，碍于面子和兴趣我没有问他犯什么罪，因为不论是犯什么罪都扫兴，我们只是聊小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胡扯一通后我突然问他：“这里的犯人中有没有‘大鼻子’？”他不解其意，问：“啥叫大鼻子？”我说：“就是长了一个跟外国人一样的大鼻子。”他笑了：“这有啥稀罕的，大鼻子有好几个。”我发愁了，怎么判断犹太姐姐的男朋友是谁呢？

    我又问：“二十岁左右的大鼻子有几个？”姚小毛皱起了眉头，说：“这就不好说了，关键是多大的鼻子才算大鼻子，比如咱俩的鼻梁鼓得也不低，算不算大鼻子，还是只有鹰钩鼻子才算大鼻子？”我发现我没有大鼻子的标准了，干脆问：“男犯人中谁是犹太人呢？”姚小毛笑了，说：“犹太人又不属于少数民族，说这干吗？我只是听说我奶奶的爸爸是犹太血统，我家从爷爷那一辈就不再提犹太人这茬事了。”我惊讶道：“你家也是犹太人？”姚小毛冷冷说道：“什么犹太人不犹太人的，我爸爸就从没提过这茬事，提有何用，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耶路撒冷了。”原来这个家伙也有一点儿犹太人血统，可他的话让我心里冰凉凉的，这家伙已经没有一点犹太情结了，我觉得遇到了一个冷血动物。

    我伤心地想，也许我爸爸是黄河滩头最后一个有犹太人情结的河南人了。

    寻找大鼻子的念头动摇了。

    在制瓦车间的政治犯中，姚小毛年龄最小，又是喜欢张扬个性的青年，可政治犯中个个都是阅历深厚的老“江湖”，没人听他瞎侃，惟有干部子弟的我年龄比他小，能“谦虚”地听他诌几句，于是乎，只要看到我来乘凉，他便有了听众。

    这小子也算知趣，知道我嫌他身上有油污，从来不坐我的破席，老是一屁股坐在我脚头的地上，唾沫横飞地对着我吹牛。刚开始还拘束地谈论些捉鸟放鞭炮之类的杂事，后来就开始谈论爱情话题，爱情话题在当时是禁区，很少有人谈及，而我对这个话题很陌生又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