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父亲在台上义正词严，这会儿我还是看得出来男人管教女人的确不太方便，我已经发现父亲的眼睛一直不看下面的女犯人。

    父亲不知道心里有鬼还是怎么着，总觉得女犯人火辣辣的眼睛老主动与他“套瓷”。也许这是父亲的错觉，不过的确有女犯人给台上的父亲抛飞吻或挤眉弄眼。父亲的眼神没地方放了，干脆盯住院子里女犯们晾晒的花红柳绿的衣服，一会儿发现会场又不对劲儿了，细瞧女犯晾的衣服中有内裤等敏感用品，急忙转移目光，却又看到了女犯人的厕所，这地方也落不得目光，看房子也不行，里面有女病号。总之，女犯院子里瞅了一圈也没有落眼的地方，只好仰脸朝天喊。

    女人们觉得父亲像大男孩一样好笑却又不敢笑，笑料憋在肚子里，父亲喊完也不停，扭头就走。女人们看到父亲身后的门关上了，哄然笑出了声，连郑指导员大概也早憋不住了，看大家都笑了，也控制不住大笑起来。

    我站在大门口，望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泛出怪怪的味道。

    母亲下午四点才回到中队。女犯人住院了，是马车送去的，原因并不是汽车不能跑，而是汽车老趴窝，让人恐惧了，万一汽车把摔伤的犯人撂在路上怎么办？犯人在医院急诊室处理后，就送到骨科住院了。女犯人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就安排两个干部去照料女犯人，一切忙碌完毕就到了下午，这才回到了中队。女干部们就给母亲讲了父亲上午来训话的事，说毕就问：“素梅，大队长在家爱发脾气吗？”

    母亲就对女干部说，“老石在家也是这副德行，就跟孙猴子似的，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食人间烟火，那张孙猴脸从来没笑过。”

    父亲果然不食人间烟火。三天后，那个女犯人在医院过了危险期，正当女干部们松了一口气，又为抽不出人力护理那个女犯人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父亲却为女犯人摔伤之事给了母亲一个警告处分。

    母亲是在办公室接到的通知，身心疲惫的她当然不服，你既然是代表组织处分的我，那么咱就公事公办，于是她没有回家，当即找到父亲办公室与他理论：“我能一天二十四小时跟在犯人屁股后面吗？”父亲也板起一副公事公办的脸，严肃地说：“幸亏女犯人没有死，否则就不是警告处分了。”母亲听父亲这么说，气急了，说出了伤感情的话：“你如果嫌弃我是资本家的女儿，还来得及。”

    母亲与父亲争执起来，机关里许多人听到吵嚷声都来劝解。犯人自杀大家都有责任，哪能只处分林素梅一个同志？在中队里指导员是一把手，大家都知道中队长只是党支部副书记，可父亲死抓住一句话：“谁叫她是中队长呢？就处分她。”

    我当然不赞成处分妈妈，警告处分可是政治生命上的污点，况且妈妈出身资本家，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处分会摧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郑指导员坐不住了，下午她也去找父亲说情，要求处分她一个人，不要牵涉别人。父亲哪能收回成命，郑指导员也无力扭转乾坤，只好不再安排母亲去护理女犯了。

    我在替母亲担忧。每天父母争吵的声音不绝于耳，母亲闷闷不乐地去上班的背影，让我痛苦不已。

    我的家为什么像一艘漏水的航船？

    慢慢地我发现问题了，父母矛盾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处分问题，处分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索，根本原因是两个人在父亲去西天取经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父亲说他老了，该考虑离开人世之前做点什么，既然祖先让他们离开耶路撒冷，驻足在黄河滩头，又将犹太人血脉和华人的血脉搅和在一起，就是让他们担当犹太人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的纽带，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如今这个交流的管道还不通，犹太文化就要枯萎了，我怎么能眼看中原的犹太文化消失而无动于衷呢？这是不行的。我必须在活着的时候去耶路撒冷走一遭，就像海外的华人回大陆祭拜黄帝一样，免得死后无颜去耶路撒冷面见列祖列宗。

    母亲却说犹太文化是否丢掉是整个犹太人的事，况且黄河滩头又不是我们一家是犹太人。

    父亲坚持说，我一定要去耶路撒冷走一遭，免得死后去耶路撒冷串亲戚找不到路。

    母亲说父亲已经走火入魔了。父亲强调说能否找到羊皮卷是黄河犹太人能否延续下去的文化支架。母亲只好对我说：“你爸爸跟你姥爷一样被犹太情结弄糊涂了，走火入魔了，耶路撒冷那么远如何去？那儿的人承认他们是犹太人吗？简直是异想天开，弄不好取不回来经还会丢了老命，五女冢就是先例！孩子，将来你可不要学他们。”

    我被母亲说动了，父亲干吗非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你还上班吗？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给你饭吃吗？我们在黄河滩不也过得好好的吗？

    我想找个机会劝劝父亲，爷爷埋在五女冢里的那套羊皮卷下劲找一找就算了，不要去西天取经了。

    我忽然从一个小孩子的角度发现，人生幸福的大小，并不在于物质世界的变迁，而是在于人生的感受。一个敏感的乞丐与一个麻木迟钝的皇帝相比，乞丐的饭更香，人生更充实，更激动人心，也更伟大。对我而言，犹太文化和父母的亲情对我而言可以对立，我也当然会毫无疑问地选择后者。

    我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父母身上。不管怎么样，我也必须保证这艘船不沉没，如此我的小船才能有依靠，而办法或许只有一个，阻拦父亲去西天取经。

    怎么才能说服父亲呢？父母的婚姻对我来说是个悬念。他们是在解放前的天津认识的。母亲是资本家出身，父亲则是母亲家扛长活的伙计。母亲作为资本家的女儿，有文化有气质又那么漂亮，年龄比父亲小十多岁，怎么会看上当时的穷小子父亲呢？父亲曾经透露，是革命和犹太人血统将母亲给了他，假如没有犹太人血统，姥爷绝对不会将母亲嫁给他。

    这是怎么回事呢？

    冬天就要过去，母亲受处分的风波就像渐渐驶去的季节。可我依旧从母亲回家后闷闷不乐的神态中，读出了她心中的芥蒂，是否西行的矛盾以往事的形式浮出水面，父母的感情经过了这场“地震”，变得不堪一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