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周围到处是雨水冲刷形成的沟渠，地表被野草覆盖了，杂草中有一条炉渣铺就的灰色大路，路两边是高挑的白杨树，挺拔秀美。

    炉渣路是由几十号政治犯新铺的，也就是一个小队的男犯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完工的。之所以用政治犯铺路，是因为这里是没有围墙和铁丝网的野外劳动，政治犯相对刑事犯而言可靠一些，极少逃跑。

    犯人们穿着单衣喘着粗气铲平了路基，又用炉渣拌石灰铺垫，然后手握木板槌，劈里啪啦拍打路面。那声音酷似父亲拿竹板打淘气儿子的屁股，然而知情的男人一定能听得出，那声音里充满了被压抑的男人对女人的渴望。

    传说男犯们之所以这样卖气力，是因为他们早打听出这条路是为女犯们铺设的，身上的男性荷尔蒙顿时勃发，“士”气大振。在几百米远的家属院我也能听到那拍打的声音，声声不息。

    女犯人要走了，许多男犯人在心里为女犯人默默地祝福。我早就听说有个犹太女犯人是他们的梦中情人。

    几天后，松软的炉渣路打硬了，打出了这条平坦而坚实的灰黑色的路面，政治犯们干完活后借机认真地瞅了一眼五女冢，惋惜五姐妹的夭折，然后排着队，恋恋不舍地开回了男院。

    早晨，女犯们背着行李，像娘子军一样排列着整齐的队伍，迎着东升的太阳开向五女冢。当时犯人没有囚服，全都穿自己的衣服。

    一群孩子过了小桥看热闹。我在小孩群中望着白杨树下排列着队形的女犯们，寻找那个最漂亮的犹太姐姐。

    我失望了，女犯人站在太阳下面，在阳光的沐浴下可谓亭亭玉立，大概是走路急的原因，她们的脸庞红扑扑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长发在春风的撩拨下，将脸庞映衬得生动妩媚……

    我像置身花丛中———眼花了，根本分辨不出哪个女犯人最漂亮。

    让我吃惊的是，女犯人迁徙的队伍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他们摆出战斗姿势，四周土包上架起了十几挺黑亮的机关枪，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无关人员不允许靠近犯人。我恐惧地联想起《南征北战》中的战场画面。

    女犯们显然看到了四周对着她们的密集枪口，那黑洞洞的枪管数量远远超过她们的人数，我觉得美女与枪口组合的这幅画面太不协调了，不好看，看了让人实在不舒服，尤其是女犯们正前方的那两挺张牙舞爪的机枪，像随时要向她们开火。几个少女大概没见过这么多可怕的枪口，脸色变得煞白。我觉得，女犯们即使不害怕也一定很伤心。

    我的心提到了喉咙口，真怕这些被冠以“反革命流氓”的“花儿”被毁，她们中可有我的犹太姐姐。

    我担心机枪手失手走火，营房里的枪走火可不稀奇哩。

    我曾玩过各种长短真枪，一发手枪子弹就足以将一块石头打碎，碎石头会像爆炸似的纷飞，枪子打出的情形是非常可怕的。

    小朋友们也不理解，抱怨这“画面”是大鼻子父亲“绘就”的，并说犹太人怎么对女人也不宽容。

    我替爸爸辩护，这是劳改局那个“乡巴佬”局长让这样干的，与犹太爸爸无关。心里却也觉得爸爸妈妈他们简直是小题大做，不就是些女人吗？又不是押送男犯人，怎么能调来一个整编连的兵力押送？百十个女犯人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吗？我不信她们会炸窝，说到天边我也不信。可父亲说，她们和劳教人员不一样，凡劳改队的犯人都属于敌我矛盾，这种押送方法是规矩。

    望着如此危险的情形，我真想扑进女犯人中寻找到那个犹太姐姐，然后将她拉离可怕的枪口。

    女犯们寂静无声，没有一个人说话，多数人大概看惯了这些常年“伺候”在她们面前的枪口，用淡淡的眼神望着瞄准她们胸膛的机枪，表情漠然。

    我最敬佩的人就是解放军，长大后也想当解放军，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解放军用这种方式对待美女犯人。

    她们打毛衣和绣花的手会拿起刀枪与解放军打一场遭遇战吗？

    我无法想象，根本不可能！

    相反，觉得她们可爱，我敢打赌，像许多小朋友说的，长大后我也敢娶她们中的一个人当媳妇。

    解放军的连长是一位四十岁了还没有转业的老兵。因为打篮球时喜欢用屁股撞人，所以大家称呼他“大屁股连长”。他自己曾经说早想转业，他解释转业的原因是，当兵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兵油子”，不想当“兵油子”应该尽快转业。他属于很开通的人，对小孩子叫他“大屁股连长”从不计较，我们学犯人见到哨兵的笑话，“报告班长，屁股发痒”，他也跟着笑；平时见到我也是嘻嘻哈哈，很随便地闹着玩。可今天他很严肃地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腰间枪套里掖着一支五四式手枪，我发现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女犯人，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像一只要争夺雌狮的雄狮。

    现在，大屁股连长站的是观察女犯人最佳位置的五女冢上，我则被哨兵挡在了桥头，这里地势太低，我想靠过去，哨兵不许过，我就说找连长有事。哨兵瞅瞅不远处的连长，不敢阻拦了，我趁机跑了过去，连长看我跑来了，黑着脸说：“我们在执行任务，你来干什么？”我从没见过大屁股连长对我这么不客气，有点胆怯了，哼哼唧唧地说：“这是，是我奶奶的坟。”连长一愣，忙招呼通信员和那个手持红绿小旗的信号兵下了坟包，快步登上左边的土窑上，对我说：“你就在这儿呆着，不准乱跑了。”大屁股连长的话正合我意。

    我一屁股坐在土窑上，看太阳下女犯人在女干部的指挥下点名报数，搬运行李，一个背了一件行李的女子还手抱一架手风琴，像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的文工团员，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干脆、麻利，充满活力。

    她是犹太姐姐吗？不能肯定，瞧着瞧着，我就发现了一个很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女犯人们为什么都比女管教们漂亮（但我妈妈除外）？

    过去真没有认真观察过女管教们的长相，好人哪能没有“坏蛋”好看，大概是距离远我看走了眼，趁连长不注意又跑到女院对面的一座土丘上，女管教和女犯人的眼睫毛都看清楚了。怪了，还是看不出女犯们哪点儿长得比女管教们“坏蛋”些，别说这些，她们的服装也比女管教顺溜，跟书里描写的“好人”与“坏人”恰恰相反，她们非但面目不可憎，而且不管怎么看都比女管教妩媚。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得怀疑大人们是不是抓错了人。

    太阳升高了，潮湿的草地在阳光的烘烤下让人不舒服。女犯们全部进入了院子，解放军在四周留了岗哨，其余战士收拾起枪支集合后就撤走了。

    这是座很简陋的院子，紧邻院子东边就是女犯人干活的石灰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