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功罪如今，世间已无李鸿章。今天的合肥人，不仅不再简单地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还策划打李鸿章牌，整合旅游资源，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与开放度。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李中堂是位给合肥人长脸的乡前辈啊！”前些年，合肥城区改造，动工的街坊涉及到李鸿章故居。经过有关人士多方呼吁，早已残破不已的故居终于保存下来，并修建成陈列馆供人参观。脚下这块李鸿章墓地，也将由故居陈列馆主持修复。故居陈列馆里，有一件带着长长血迹的黄马褂，这是复制品。上了年纪的人记得，在从前李鸿章的祠堂里，保存着李鸿章马关谈判遇刺时的原件血衣。陈列馆里，还有当年李鸿章为格致书院学生亲拟的考题：

    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往来营生起见。今设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证之欤？当人们读着这道意味深长的题目时，似乎感受到李鸿章思索的目光正端详着自己。无疑，李鸿章是清末官场最有世界意识的政治家，但在处理外患逼迫的复杂局面时，却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悲剧人物，甚至被视为民族罪人。这是他能力不济，还是中国的国运不济？经验告诉我们，国际交往中，依凭的是实力而不是口号，讲究的是审时度势折冲樽俎而不是激情冲动肆意行事。在李鸿章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俄国代表还逼迫他将东三省路矿及其利益全部让给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引发他激动、争辩、呕血，并导致死亡。李鸿章内心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的主旨，最后却只能发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哀叹，令人感慨良多。但现在又有一种观点，把一切历史责任统统推给别人，单纯来说李鸿章办事所受的掣肘，显然，这样做也是片面的。梁启超曾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又说，我不能说李鸿章不是英雄，但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不是造时势的英雄。至于因中法、中日战争而把李骂成秦桧，只能算是狂吠。他的结论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一百年来，学术界对李鸿章做了无数研究，但总体把握和评价，却没有超出梁任公的识见。现在重读梁氏所写《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历史学家是否感到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