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下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很多，但知道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的人极少，甚至连博学多才的张爱玲本人，似乎也不太清楚。在近代史上，张佩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犹如张爱玲在现

    代文学史上一样。在后来的相当一个时期，他们祖孙二人都被冷落了，直到近年，张爱玲忽然被文学界热络地炒作起来，而张佩纶研究依然寂寞。朋友曾邀我写本张佩纶的传记，可惜我冗务在身，不敢贸然应允，但我内心中，却是真想抽出时间做点深入的研究。

    按《对照集》的说法，张爱玲仅仅知道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而她得悉祖父的名讳，竟然还是来自她的弟弟：

    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是哪个佩?哪个纶?”

    “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我很诧异这名字有点女性化，我有两个同学名字就跟这差不多。

    此外，她对祖父的了解，就完全局限在小说《孽海花》中的庄仑樵了，甚至以为李鸿章被张佩纶参劾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使我惊诧不已，正好印证了一句老话：“文学家是不读历史的。”

    张爱玲又说：“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其实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早在1819年中举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官居云南按察使和安徽按察使，与李鸿章有着生死之交，这是李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虽说当时恰逢战乱，张印塘又死得较早，但印塘的曾祖、祖父都是秀才，印塘本人，娶一妻二妾，生六子七女，想来张家应该不至太穷。此外，张氏老家，应是直隶丰润的齐家陀，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荒村“七家坨”云云，也是张爱玲自己的想当然。

    张爱玲把自己对祖先的无知，归结为父母“在思想上都受过五四的影响”，对子女绝口不提上一代，我以为这个理由是勉强的。她又称她对祖上的了解，都靠“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其实她只要抽空看看父亲张志沂出资刻印的祖父全集《涧于集》，哪怕是父亲在书后所附的跋语，就肯定会知道得更多且更准确一点。然而她既无兴趣，更不在乎，这恐怕才是受过五四影响的世家子对前朝遗事的态度。

    现在常见一些作者不经证，就按着《对照集》的说法去写张爱玲的家世，结果在许多地方都搞错了。

    二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0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入翰林院，年仅23岁。当时人说他“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人，读书目十行并下”。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纳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崇厚擅签《里瓦基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土地予俄国，张佩纶上奏极言其非。尚书贺寿慈、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称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之弟候补道宝森，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翁同侄子，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竞夤缘者引为口实。当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即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这样的评语由被批评的人讲出来，可见其立论及文字的把握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也有被骂得急了的时候，如张佩纶谈论丁戊奇荒，说河南数百万灾民不死于荒而死于部臣之心术，翁同就抱怨，“吾辈何苦在此席为人指摘唾骂耶？”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稗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张佩纶此照为流放归来后所摄，老友陈宝琛见照曾赋诗云：“梦中相见犹疑瘦，别后何时已有髭？”相貌大约和青年时代已有区别。

    总督，“见文卷中有张手笔，自谓愧对”。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我不知道，但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真是无与伦比。

    一般认为，前清流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面。然而，政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现存李鸿章与张佩纶间的数百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坦率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我确信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李鸿章回忆，“方江淮鼎沸，独君(张印塘)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扰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

    流腿”。李张接近，是他为之拉拢牵线。后来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章以资助营葬名义向其送钱。张佩纶在1879年9月10日日记中说：

    申刻，合肥（李鸿章）来答拜。承假白金千两，为营葬之需。并委四兄充津捐局绅士，月领三十六金。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