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似乎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一座桥梁。张佩纶前述日记中还提到：“高阳师（李鸿藻）以余南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

    1880年1月2日，张佩纶与张之洞饭后高谈阔论，他们认为：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未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闻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不知将来孰作嗣音也。

    这是一个宏大的角度，与今人所论颇有不同。在这个视野中，二张认为李鸿章学陶澍之大而举措未公，可以说是有独到识见的。

    但在私下，张佩纶似乎跟定了李鸿章。1882年，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请假去武汉奔丧。行前，他安排张树声做自己的替手，在他丁忧守制期间，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佩纶私下同张华奎约定，协助张树声进行北洋海军建设。但当张佩纶得悉李鸿章获朝廷挽留，将夺情复出，而李对他与张家父子的接近颇不以为然的态度，就不惜与张树声翻脸，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张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限于史料缺乏，有许多事情我还一时理不出头绪。比如张佩纶1882年弹劾王文韶事件。张的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长期担任军机章京的朱学勤。朱学勤十几年中深得恭亲王的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李慈铭语）曾国藩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张佩纶在京时，一直寓居在北半截胡同朱家，这个地点与李鸿藻、陈宝琛居住的丞相胡同紧挨，走动极为方便，陈氏诗中，有“十载街西形影随”之句。而王文韶的儿子王庆桢1879年娶了朱学勤另一个女儿，张佩纶就与王庆桢成了连襟，张王二家结了“新亲”。王文韶与张佩纶交谈后，认为他“学识人品俱好，可敬也”，显然，他也可以成为张佩纶攀附的又一座靠山。什么原因使得张佩纶非要同王文韶反目呢?张佩纶在奏折中表示：“臣与洪良品、邓承修、景廉及其子治麟均无一刺往来，而王文韶究涉姻亲，并无嫌怨，揆之人情，即不欲稍自贬损以阿附之，亦断无从而下石之理。实以机务至重，时会方艰，若不决去贪人，无以儆惕有位。血诚披沥，不敢顾私”云云，他是否就是这样地坚持原则、坚持正义，内中没有其他隐情?比如李鸿藻是否愿意借此机会搬掉同僚王文韶?张佩纶难道就不可以像对待李鸿章那样，回避批评王文韶吗?

    政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利用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下谕，委派36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获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但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后人猜想的春风得意。

    朋友们在陶然亭为他送行，清流健将宝廷作诗曰：

    友朋久聚处，淡泊如常情。偶然当离别，百感从此生。

    人生各有事，安得同止行?各了百年身，甘苦难均平。

    古今几豪贤，畴弗有友朋。离别亦习见，别泪例一零。

    今日天气佳，有酒且共倾，勿作祖帐观，联辔游江亭。

    俯视大地阔，仰视高天青，余生尚几何，愿醉不愿醒。

    宝廷本人，官至侍郎，却在前年出学差返京的路上，买船妓为妾，自劾挂冠而去，论者多以为这是他自保的一种策略。晚清清流消长兴衰，不可解的疑问尚多，此即未解之谜也，暂且不作讨论，但从这篇诗歌的气氛看，送别的气氛是压抑和低调的。

    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开始主持福建海防。当时闽省官场“十羊九牧”，疆吏大员，有闽浙总督何、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船政大臣何如璋。论资历、论科名，张佩纶都比他们差，然而他是新贵，朝中大受宠信，于是大家对他恭恭敬敬，称他“幼翁”，将大局交他主持。

    关于这次任职，李鸿章曾私下分析“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张佩纶自定的方略是先“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这不失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谋求自保的一种选择。但到了福建，却又踌躇满志，准备一展抱负。殊不知，此行正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清政府对于中法越南冲突在处置方案上一直举棋未决，甚至当法国军舰开进闽江，同中国军舰交错停泊的时候，依旧和战不定。张佩纶虽是书生，也懂得先发制人的道理，可是军机处愣不同意，却又训令他“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不可放法舰出闽江。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中法军舰在双方的火力圈中对峙了一个多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顶，我想，无论谁都会绝望。依张佩纶之绝顶聪明，他自然预感到了。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他说：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果然，当法国人在8月23日开炮袭击时，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之际便被摧毁(船政局的造船设备连同技术，全部是从法国引进的)。在法国大炮轰鸣声中，张佩纶带人上中岐山上观战，亲眼目睹了江面上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开战必败的心理准备虽然早已有之，但败得这样快这样惨却是未曾想到。数月之前，京师之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何等潇洒气派。如今，他却体验到身败名裂、罪无可绾的绝望心情。后来，民间传说他一闻炮响，放弃指挥，跣足而奔，一气逃了几十里，行抵鼓山，乡人拒不接纳，只能匿居庙中，而遭北京言官弹劾。虽经左宗棠奉旨查核，力奏无此情节，最终仍被流放军台效力。福建人将他和另几位大员何、何如璋、张兆栋放在一起，做词讽刺：“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描绘得十分不堪。张佩纶从此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