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政治中心的张佩纶依然关心着政治。及至翌年战败，李鸿章被迫东渡，在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遭到舆论的一致唾骂，张佩纶也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

    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耦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李鸿章出国之前，便知此行必是一生名节的毁灭，回国后果然朝野上下，弹章纷飞，国人皆曰可杀。这份激情，宛如当年清流之于崇厚。

    五

    张佩纶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从前的朋友，来往得不多。昔日的恩师李鸿藻在北京向李鸿章抱怨：“蒉斋不来一信，与我绝交!”李鸿章向他笑笑，却不忘记把这个细节写信告诉女婿。

    张佩纶买下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园中古木扶疏，生活过得颇为闲适，夫妇俩写过一本食谱，还合著过武侠小说。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中说，张佩纶“先娶某京宦女，女有兄，曾在曾忠襄公(曾国荃)幕，保至江苏候补道，太平军平后，饱搜典籍，至百余箱，大半皆宋元旧本，未膺大任而殁，孤子七人，长者未成童，幼者尚在襁褓。其弟以抚孤计，亦由顺天府治中改官道员，指省江苏。张好读，即移眷金陵，得饱观其书。出李夫人奁金，数甚巨，畀其弟，尽得之。在京本有书癖，至此收藏弥丰富，收藏家所藏宋元版位于南京海运学校内的张佩纶住宅。后来，这座房子还成为民国政府立法院的办公地点本，张特甲于天下。”按此说法，张佩纶曾用李夫人的陪嫁，收购前任舅子的宋元古籍以帮困，倒是两全其美的双赢买卖。

    张爱玲回忆说：“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座宅子，民国年间曾被改为立法院，即今天白下路273号南京海运学校院内。据说当时有三栋房子，南侧为主楼，东西两楼各连一个院子，东楼专为鞠耦居住。现在，这座二层砖木建筑的楼外竖着铜牌，叫作“小姐楼”。这真是奇怪的命名，李大小姐既然出阁，在此地便是主母，哪有将女主人居住的地方叫“小姐楼”的?抗战之中，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曾去看过张家老宅，他说那儿“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

    对于祖母，张爱玲同样了解不多。老女仆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老太太总是给三爷(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子”，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这些大煞风景的片段。胡兰成还说：“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解脱了兴亡沧桑。”

    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女。鞠耦不仅是个聪慧的才女，而且关注投资，她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曾提到“商局新股票已交仲兄存沪源丰润、庆善两处，候市价稍涨再售。电股遵谕不售”。她还深谙政治运作的秘密。八国联军之役，李鸿章奉诏北上议和，他的亲信盛宣怀以电报局总办的身份在上海居间联络。鞠耦给父亲的信中就提到盛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间的勾结串通。她指出张之洞在内部讨论求和方案时常常空发高论，“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拨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按，指全权大臣奕、李鸿章)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李鸿章对此当然十分讨厌，曾电告盛宣怀，电报每字收费四角，刘、张空论长电，转报时要删冗摘要，以免糜费。奕、李鸿章在给军机处的电报中曾评论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盛宣怀立即把这个密电泄露出去。鞠耦则劝告父亲：

    闻大人电内有讥香(香涛，即张之洞)语，杏(杏荪，即盛宣怀)即电鄂，香甚愠，以后乞留意。香杏交甚密，小人最不宜结怨耳。

    这个判断，同李鸿章在1897年告诉儿子李经迈，盛宣怀不过一个道员，家资已数百万，官未显而已反噬的看法完全是一脉相传的。李家人早已看出盛氏的不忠，却没有拉破脸面，利用盛又防范盛。只是远在南京的张太太，究竟如何在上海布下眼线的呢?

    1901年2月10日，清廷致电李鸿章：“革员张佩纶虽经获咎，其心术尚属端正，办理交涉事宜是否熟谙?”命李鸿章据实具奏。盛宣怀密告李鸿章：此事“闻出自慈意，因无人用，自可乘机切实奏保”。李鸿章立即致电军机处：

    张佩纶前在闽省，以船政木船当法国铁甲快船，宜其败绩。嗣在天津，并未参谋戎幕，言者妄加诬陷，其获咎实有可原。谕旨称其心术尚属端正，仰见知人之明。臣以至戚不便保荐。今蒙垂询，该员曾在总署行走，交涉事宜，尚肯用心。现年逾五十，阅历深稳，意气已平，若及时起用，不致蹈书生迂腐之习，或于时局稍有裨助，请代奏。

    次日，清廷赏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张佩纶回电，称翁婿例应回避，且身体不好，予以婉辞。李鸿章回电：“内意似怜我老病，派来襄助，义不可却。时艰交涉，有何回避可言?”4月13日，张佩纶到京。不久，在处理交涉事务中，二人观点不同，张佩纶遂乞假归去，从此不再复出。

    张佩纶死于1903年2月4日。他去世后，张之洞做诗《过张绳庵宅四首》，内有“劫后何

    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之句。张之洞晚年写了不少怀念清流旧友的诗篇，大约半是作秀，半是真情，历史上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倒也无须深究。

    如果说，像曾国藩、左宗棠可算是晚清知识分子入仕的成功者，张佩纶则遍尝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他的一生色彩斑斓，伴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跌宕，远较儿孙辈丰富得多。

    所以我想，张爱玲声称对此一概不知，真是有点儿可惜。